1874年俄國沙皇考察團漢中之行（1874年俄國沙皇考察團漢中之行）

2023-09-24 00:22:35

本文轉載自Chingtien

1874年3月中旬，俄國沙皇為「探訪茶路」，向中國派出了一支科學考察團，由索思諾夫斯齊帶隊，從聖彼得堡出發，取道蒙古烏蘭巴託、北京、天津、上海，沿長江抵達湖北漢口。1875年（光緒元年）3月底，考察團一行順漢江水道，進入了漢中府境內的黃金峽...這場前所未有的科學考察活動，不僅有博宴爾斯齊拍攝的珍貴老照片（筆者曾對其中的漢中老照片作過一些解讀），還有科學官員皮斜斯齊博士寫下的日誌——《在蒙古利亞和中國的俄羅斯旅行者》。

2005年6月，學者沈弘在《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國》一書中，曾以「俄國探險家陝南印象」為題，節錄翻譯了皮斜斯齊博士考察日誌中的興安府（即安康）部分。《在蒙古利亞和中國的俄羅斯旅行者》原書，由俄文寫就，一經出版就風靡西方，先後被翻譯成法文、英文，還在刊物上連載。筆者此次嘗試在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基礎上，對皮斜斯齊博士考察日誌中的漢中府部分進行整理翻譯，算是接續「俄國探險家陝南印象」一文。本文的作者皮斜斯齊博士還是一位素描高手，文中的插圖均出自其手。以下為翻譯的中文版第一部分，文中藍字部分為筆者添加。

（1875年）3月27日。雖然石泉縣（Che-Tsouen-Chien）的人們都勸我們換乘兩艘更適合在這一段漢江航行的船，但我們還是決定繼續用之前的。就連船主也請求不要繼續前行，因為他們的船將不適合接下來的航行。

思諾福斯齊（Sosnowsky）派我們的哥薩克人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今天，當他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在測量漢江的深度時，他問道:「我們每天都在測量嗎？」這個問題就像他問哥薩克人，我是否還在畫畫一樣不合時宜，哥薩克回答說，我還在畫畫；他又說：「好吧，注意別忘了。」幸運的是，我們的哥薩克人夠聰明，知道這些測量是在沒有隊長命令的情況下也要採取的。

3月28日。美好的一天；空氣清新而純淨。就在我們要出發的時候，有人請求我們等一等，因為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的船主拒絕僱傭船夫。於是，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開始去尋找騾子，並離開了那艘船。我們的船員休息了一會兒，我們的船主平時總是沉默不語，現在卻說，如果不是那艘船耽擱我們，我們早就到達目的地了。

科學官員皮斜斯齊博士肖像

就在我們要離開的時候，來了三個官差，其中一個拿著鐵探針。他開始和我們的隊長談話，聲音越來越大，還吵了起來。兩個翻譯，一個啥也聽不懂，另一個連翻譯俄語都不會。後來，我們弄明白了，他們把我們當作走私貨物的走私犯了。只需要給他們看中國當局給我們的護照就行了，但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卻固執地拒絕了，結果發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官員們堅持要檢查我們的行李。我們懇求他們上我們的船，親眼看看我們是不是商人。禮貌和冷靜的舉止立刻緩和了局勢；他們環顧了一下艙房，馬上宣布我們可以安心離開了。

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總是站在他的船前面，周圍都是中國人，大家很驚訝一艘麻秧船（ma-yan-tchouan）竟敢在這樣的地方冒險。哥薩克人也在說：「所有的中國人都說這艘船永遠不會到達漢中府（Han-Tchong-Fou）。」「隊長知道嗎？」「是的，他知道！」他自己也害怕，在每次過險灘前，他都會上岸，他一次也沒有坐船經過。

我今天為我的植物標本館採集了一些花——紫藤和月季花。我採摘的數量足夠裝飾我們的小船艙了。這讓喜愛鮮花的中國人大為高興。荒涼陡峭的巖石現在變換成了平緩的山坡，山坡上的土壤經過耕種，變得很肥沃。我們又看到有人在淘沙金。一個博物學家可以在這個地區收集大量的鳥類標本。

隊長的船在後面，晚上到達時，並沒有發生任何意外，這使我們有了一些信心。可是誰知道呢？也許我們會幸運地到達漢江之旅的終點。

兩個半月以來，我們一直在逆流而上，河水上漲，略高於海平面。在這個季節，漢江水位很低，航行確實不那麼危險，因為相對於高水位時，我們更容易看到礁石。

3月29日。在通過幾道險灘後，我們早早地停了下來，因為王（Van）告訴我們，60裡內沒有其他合適的停泊點。

河岸上的居民非常熱心地為我們提供麵團、家禽、雞蛋、甜食、大米、糖和芝麻。這些食物不錯，我們吃得很開心，因為沒有更好的了。

我們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和高昂；船隻和纜繩都被徹底檢修過，準備通過龍灘（Loun-Tan），這是迄今為止我們遇到的最危險的險灘。

3月30日。從黎明開始，大家都忙碌了起來。我們的船先出發。第二艘船上的縴夫，以及其他臨時來幫忙的人，分成了兩隊；一隊在左岸，另一隊在右岸。兩支隊伍各有一根纜繩固定在桅杆的底部，另一條則系在頂端，以備不時之需。王（Sin Van）站在船頭，一隻手拿著鉤杆，他舉起另一隻手，準備發出出發的信號，因為河水的湍急聲讓人什麼都聽不清楚。其他一些手持鉤杆的人也站在甲板上準備行動。

最後，王（Van）看了一眼，下達了出發的信號。我們慢慢地向險灘前進。洶湧的浪花將我們團團圍住，水浪不斷地拍打著顫抖的船舷，仿佛要把船身撕碎，以懲罰它敢於在這裡冒險。我害怕得不行，這艘船好像突然停了下來，我開始後悔我們沒有把所有寶貴的財產都提前運上岸。但為時已晚；如果纜繩斷了，我們所有的財產都要喪失——筆記、地圖、植物標本、鳥類標本、圖紙、礦物、絲綢樣本——一切都會沉沒。

時間似乎過得非常緩慢…王（Van）一聲不吭，表情嚴肅，他向我們保證，他對這艘船充滿了信心，河水到不了甲板上；他之前已經檢查過纜繩，可以相信它們的強度。河水的噪聲如此之大，以至於我聽不到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在我耳邊的尖叫。這場面既壯觀而有趣。在我看來，王（Van）是在尋找最危險的地方，但沒有人敢給他提建議，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敢進行觀察。每個人都對他充滿信心。

在這緊張的時刻，我忘記了我們進入險灘的時間，在我看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四分之一的進展。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才穿過它。最後，我們把可怕的龍灘（Loun-Tan）甩在了身後，我們進入了一個水流相對平緩的河段。航行了大約四分之一俄裡後，我們把船停到左岸的一個沙洲後面，大家都開始幫助隊長的船。哥薩克人獨自留下來看守我們的行李。

「麻秧船（ma-yan-tchouan）可能過不去了。」王（Van）說道，我們一邊走，一邊聽著這句死刑令般的話語，這讓我們驚愕不已。就在此時，那艘貨船進入了險灘，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慢慢地跟在後面，至少有20個縴夫拉著纜繩。按照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的習慣，他帶著蘇伊（Siuï）上岸；其他人留在船上。

我們被可怕的恐懼攫住了，盯著那艘在險灘中的小船。水浪拍打著寬闊平坦的船尾，船身左右傾斜；河水越來越洶湧，水浪猛烈地撞擊著船身，一個大浪打進了右舷。大水衝了進去，船上的人全都飛到了左邊，隨著右舷的下沉而上升；船的阻力越來越大，纜繩一根接一根地斷裂。

有人認為，這艘船可能會像箭一樣地被河水衝走。什麼也沒有發生。船在側翻後，向著河流的一側，慢慢地下沉。一時間，船尾離岸很近，翻譯、攝影師和哥薩克人帕沃洛夫（Pawlow）抓住時機跳上了岸。我還能看見船主，緊緊抱著妻子，準備迎接他們的死亡。哥薩克人斯捷潘諾夫（Stepanow）和掌舵的中國人似乎不相信危險，依然堅持留在船上。

我和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向他們跑去，完全沒有意識到那是多麼的徒勞；我們都失去了理智，到處亂跑，什麼也做不了…船已經破碎了；它越來越傾斜，直到完全側翻。幸運的是，這四個人都趁機爬到了船身在水面之上的部分。甲板被石頭撞成成了碎片，所有的行李都掉進了河裡。箱子和手提箱被水衝走。一陣恍惚過後，我們開始行動；哥薩克人帕沃洛夫（Pawlow）脫下衣服，追著纜繩遊了過去，徒勞地希望能將船停下來。對岸的一名中國人也做了類似的努力，這次更成功，因為經過幾次嘗試後，他順利地抓住了纜繩並將其固定。其他人也幫他拉住了纜繩；但由於水流對船的衝擊力，纜繩在幾個地方斷裂了。

爬在沉船上的哥薩克人斯捷潘諾夫（Stepanow）抓住了第二根纜繩的尾部，並用牙齒咬住它，遊向了水流較緩的地方，將它牢牢地綁在一塊石頭上。船就這樣被攔住了，三個人奇蹟般地獲救了。

洋縣黃金峽，龍灘，船難現場

「一切都完了！」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說。「預言應驗了，中國人的建議被忽視了，這就是懲罰，多麼嚴厲的懲罰啊！所有的東西都丟失了，我們的遠徵結束了。我們只剩下不光彩地返回家鄉；同時，我們必須看看我們失去了什麼，以及我們還剩下什麼？這很有必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艘船是在對岸被救下來的，我們必須回到自己的船上過河。我對險灘的長度感到震驚，我現在發現它大約有一俄裡（1067米）長。

我們從一塊巖石跳到另一塊巖石上，其他人涉水而過，終於到達了岸邊的沉船。兩隻綁在一起的公雞奇蹟般地逃了出來，各種物品散落一地，完全被水浸溼。

不幸的船主看著災難現場，一動不動，臉色陰沉而憤怒；他可憐的妻子，坐在旁邊，痛哭流涕。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回過頭來，鎮定自若地說：「謝天謝地，文件都保住了！」

「什麼文件？」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驚訝地問道。

「關於中國的商業資料和一般說明。」

談話就此停止。這可能不是談論「中國筆記」的時候。

我們感到悲傷和羞愧，但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對這場巨大的不幸並沒有感到不安。很快，他就開始用俄語向中國人發號施令，但中國人聽不懂。哥薩克人斯捷潘諾夫（Stepanow）在河中，忙著打撈還留在沉船中的幾個箱子。「你看，中國人是對的，你應該聽從他們的建議。這有什麼好說的？」隊長大聲地發號施令，先是對聽不懂的修伊（Siuï）喊道，然後是對最聰明和精力充沛的哥薩克人斯捷潘諾夫（Stepanow）嚷道。「你裝什麼傻？」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尖叫道，「你為什麼不能把船翻過來，把東西弄出來？」

把一艘「能載滿15個人連同所有行李」的船翻過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接著，他開始追著胖廚子大喊大叫，胖廚子更不明白，然後他又轉向我們，責備我們沒有給他派去我們的哥薩克人斯莫克尼（Smokotnine）。

「他守著船，我們是來幫您的。」

「幫什麼忙？斯莫克尼（Smokotnine）至少可以給我翻譯；我下不了命令。」

我回到船上，把斯莫克尼（Smokotnine）派了過去。

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留下來查明我們的損失情況，看看還能從沉船中打撈出什麼。我開始著手填充早上殺死的鳥類標本，很高興這是一個完全機械的操作，因為面對已經席捲我們的災難，我根本不想工作。

我的思緒飄向了未知的未來。現在，船夫的船永遠毀了；他的船既是他的家，也是他唯一的生計。我們的錢、我們的武器、我們的火藥都在水裡。我們該怎麼辦？晚上，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回來了。我們給可憐的船難同伴送去了晚餐：一些肉和大米、茶、糖、還有蠟燭、菸草等等，作為急需。我們的船和沉船現場之間的溝通有些困難；所以我們想乘船越過險灘返回，但中國人拒絕了。

深夜，我們的哥薩克人也回來了，他告訴我們，王（Van）在鄰近的村莊找到了幾名潛水員。儘管困難重重，他們還是成功地從水中鉤到了一些物品；然而，這只是為了展示他們的力量。中國人警告我們，如果他們沒有得到豐厚的回報，他們可能會自己找到銀子並將其瓜分，而我們並不比他們更聰明。因此，有必要向他們保證每個箱子給他們100盧布，經過長時間的討價還價，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同意了。潛水員們立即在沉船的地方進行打撈。他們用長長的船鉤在水底探測，當他們認為自己找到了什麼時，其中一個就潛入水中。一旦到達水底，如果物品很重，他就將其固定在船鉤上，並用繩索發出信號，拉起船鉤和他們所系的任何東西；較輕的物品，他們會帶著自行浮出水面。

他們已經打撈出了一個裝有300磅重物的箱子。銀器、一支步槍和一把完全沒有被水損壞的左輪手槍、所有的彈匣、鉛、14吊銅錢（sapèques）、幾袋大米，等等。

哥薩克人對潛水員表現出無限的欽佩，並在這個問題上以非常原始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哦！閣下，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聰明的人！其中一個突然潛水消失了；我們等著等著，心裡說，完蛋了，我的小中國人；你永遠不能抽菸了，更多的鴉片。但是不！他又浮出了水面，幾乎喘不上氣；再遲一點，他就會把自己的靈魂交給上帝。明天他們將再次繼續打撈；在巖石之間，他們潛入水中，就在最洶湧的河段。我的上帝啊，真是不幸！經過如此多的警告，卻沒有引起我們注意，」哥薩克人嘆了口氣。「這些小中國人不知道會怎麼笑話我們？」

3月31日。早上，我先去了船難現場。所有打撈出來的物品都堆積在岸邊。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晾乾它們，以防止進一步的損失。我們在秋門（Tiumen）拿到的15箱照相器材，恰克圖（Kiachta）商人送來的各種樣品：床單、毛皮、皮革和織物，狀況非常糟糕。在雜亂的物品中，有我們在漢口（Han-Keou）的同胞提供的茶箱，其中有屬於我們的，但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拒絕給我們。還有成堆的書籍、絲綢、官員的禮物，有些是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和我的；各種各樣的亞麻衣服、音樂盒、罐頭、給官員的禮物，魔法-燈籠、紙漿製品、彩色石版畫等。此外，我們還看到了科學儀器，其中一個是銀箱（另一個是後來發現的）、子彈、現在被用作避難所的帳篷——總之，像一個普通的集市——處於多麼好的狀態！

丟失的東西，包括價值200盧布的銀錠、40磅重的火藥和中國政府籤發的護照。大家都忙著把東西拆開，攤平晾乾；在目睹了這一悽慘的景象之後，我回去了，很遺憾這又要浪費大量的時間。

4月1日。雨下了一整天，這必然延長了我們在這裡的逗留時間。與此同時，我們的糧食也快吃光了，我們不得不去很遠的地方買些吃的。晚飯後，我拿著步槍四處遊蕩。這次散步徹底讓我明白，我必須說服自己面對所有的困難；在漢江的兩岸，只有無法攀登的巨石。當地人只在白天來，還帶著燈籠。如果夜幕降臨時，沒有燈光，他們就會躺在原地過夜。

就這樣，我來到了一個村莊。我的到來給村民帶來了明顯的樂趣，尤其是婦女，她們被「外國人」的樣貌逗樂了。

也許是我穿著的歐式服裝看起來很可笑；但在中國人眼裡，歐洲人無論穿沒穿制服，總是可笑的。

從村莊走出來，我沿著一條通向河流的小路繼續前行。我注意到幾處險灘，在很短的距離內依次排開，巨大的礁石突出水面。

我身後還跟著3個中國人，他們在沒有被要求的情況下幫助我克服了各種障礙，而且似乎對我的步槍很感興趣。我射殺了一隻翠鳥（tzei-tzou），它有漂亮的藍色羽毛，被女人追捧為裝飾品。我必須補充的是，中國人從不殺翠鳥（tzei-tzou），他們通常會用陷阱誘捕這些鳥，再拔掉一些羽毛，會恢復它們的自由。這種羽毛與黃金一樣，但並不是很貴重，因為它們實在太輕了。

天色漸晚，夕陽照亮了對岸的群山。我已經離船大約4俄裡，我樂於助人的同伴提醒我不要再耽擱。這提醒很合理，因為當我到達我們的停泊點時，天已經黑了。稍晚一點，我們的哥薩克人回來了，他告訴我們，潛水員當天收到了承諾的200盧布（32英鎊）的打撈費。他們已經撈到了一支槍、火藥和照相器材，這些都完好無損，多虧了我們在秋門（Tiumen）得到的箱子。隊長非常感謝哥薩克人的服務。

4月2日。沒有什麼值得記錄的。

4月3日。我們的船主和他的工人開始抱怨長時間的停工，以及隨之而來的費用。他們所有的費用都將由我們報銷。我們自己也有些受夠了；食物短缺；然後，我們的廚師還失去了他所有的盤子，把我們的盤子都拿走了，儘管這並不是他獨有的；我們甚至沒辦法泡茶，只能向船夫借。

在過去的兩天裡，溫度計在陰涼處一直保持在列式26度，為了避免烈日曝曬，中國人戴上了巨大的寬簷草帽。他們玩著窄紙牌（有點像多米諾骨牌），自娛自樂，蹲在當成桌子的石頭周圍。船主的3個孩子赤身裸體地在沙灘上跑來跑去，玩著拖船的遊戲，小船用繩子繫著。

晚上，當哥薩克人回來的時候，我們問他行李是否打包。「什麼都沒做，」他說，「我們沒有得到命令，隊長整天忙著擺弄樂器。直到晚上，搬了幾件東西；一切都是幹的，我們本可以收拾行李離開的。中國人想知道他們在河灘上做什麼，如果他們想進行貿易，他們會嘲笑的。」

4月4日。最後一天的停留。經過4天的被迫延誤後，現在又租了一艘船，大家都在船上安頓下來。它比我們的船小。他們本應該在石泉縣（Che-Tsouen-Chien）換船，此時船主已經勸我們不要往前走了。這對我們是有好處的，不然也不會淪落到這種地步。離開時，他和家人得到了30盧布（4英鎊16先令3便士），儘管他的船花了他400盧布（64英鎊3先令4便士）。我不想描述那些可憐的、身無分文的人獨自站在岸邊，在船的殘骸中所發生的令人心碎的場面。雖然這不幸的部分原因是他們自己的過錯，但我相信他們會對俄國人留下不好的回憶。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做得不對。

4月5日。烏雲密布的天空，小雨。我們做好了準備，十點鐘的時候，我們遠遠地看到了隊長的船。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走在岸邊，跟在後面；船上是照相機的箱子。然後，船停了下來，隊長非常小心地上了船。很快，我們航行到了另一處險灘，這是我三天前看到的，它比龍灘（Loun-Tan）要危險、困難得多。我記得一位名叫勒孔特神父（FatherLecomte）的旅行者在哪裡說過，他在10個月的時間內，在地球上的各大洋航行了12000英裡，但從來沒有像他在中國的河流上度過的10天那樣危險。

這種比較當然是誇大其詞，但卻說明了可能遇到的困難。我們的船用了50個人才渡過險灘，這裡被稱為鱉灘（Bie-Tan）。有些人拖著纜繩，有些人操著船鉤；兩個人掌舵，隊長站在我們船艙的頂上。這場面有些怪異；波濤聲和人們的叫喊聲奏出了一場可怕的音樂會。我們覺得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們就這樣順利地通過了三個險灘，我們看到了一艘滿載菸草的船失事了。

21天前，漢口（Han-Keou）派來的一個信使和我們會合，給我們帶來了同胞的消息。

我們在王爺廟（Van-E-Miao）（即洋縣黃金峽中楊泗廟，舊時往來船隻，船主必到王爺廟宰雞獻匾額以敬神。現僅剩遺址）前停了下來，每個船主都必須在那裡繳納300個銅錢（sapèques）的供品，還會收到一張登記收據；因此，它不亞於一種稅收，儘管人們努力賦予它一種宗教性質。

4月6日。船夫們急急忙忙地通過險灘，生怕下雨導致河水上漲。礁石現在完全淹沒了，河道變得更加危險。在每一處險灘中，隊長都會從船上下來「從遠處發號施令」。至於我，對於王（Van）充滿信心，他的冷靜和勇敢，即使最害怕的女人也能放心。他觀察著一切，隨著纜繩的輕微移動，用他的鉤杆把船從石頭上推開。渡過險灘後，他坐下來，拿起他的菸斗，靜靜地抽著，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似的。他沒有抱怨，也沒有自誇。終於，我們通過了最後的險灘，群山漸漸遠去，河岸失去了野性，我們開始遇到類似於我之前描述過的牧場、田野、村莊和堤壩。漢江變寬了，不再危險，只是水位很淺。

4月7日。隨著我們前行，風景逐漸改變；山脈逐漸消失在地平線，河流可以澆灌平原和耕地。房屋越來越多。家畜，比如馬和騾子，在它們附近吃草；牛讓人想起了蒂羅爾（Tyrolean）的品種。在每天只能看到光禿禿的巖石和山脈之後，這風景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解脫。

我們到了離漢江不遠的洋縣（Yan-Sien）。我進了城，身邊跟著一個很沒用的衙役。人群將我包圍，他一點也不知道如何維持秩序，有時他還不見了，只留下我一個人。我派他去衙門（ya-myn）再申請兩個衙役。我進了一個寺廟，人群跟在我的後面。有的孩子為了能夠看清我，毫不客氣地爬上了神像的頭和手臂。最後，我回到了船上，有幾個病人還在等我回去。在城門口，我遇見了衙役。他陪我到了船上，我在那裡諮詢了一些事。

1875年4月，考察團隊員博宴爾斯齊拍攝的洋縣縣城

4月8日。隊長下令暫時不會離開，因為他還沒有寫完報告，他要讓幾天前加入我們的一個信使把報告送回漢口（Han-Keou）。

4月9日。在信使拿到沉船報告後，下午4點，我們出發了。我有幸閱讀了這份報告的副本，這是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寫了很長時間。它是這樣開頭的：「我們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然後就是從漢口（Han-Keou）開始的整個旅程。隊長稱這種展示為「敢於公開」，他非常嚴肅地建議我們要一直如此。因此，在「嚴峻的考驗」之後，出現了對漢江，這條相對於揚子江呈「對角線（diagonale）」的道路的描述，這也是此次考察的目的之一。

接著，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陡峭的巖石，林立如雲中的森林」，不同名稱的激流和險灘，數量有360個（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在地圖上標出了大約80個險灘）。還描述了當地居民的特徵，比如：「湖北（Hou-Pe）的居民有方形的頭和扁平的鏟形鼻子，他們阻止我們觀測天象」等。最後，報告談到了嚴峻的考驗，即沉船事故，分散的船工、經過航道的領航員、遠徵隊的成員、作為義務的勞役；只有一個想法，即打撈一切對國家有用的東西；哥薩克人斯捷潘諾夫（Stepanow），不懼死亡；到我們剩下的物品，等等。

漢江（Han）變得很寬闊，但水位很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的沙底，並且可以在水不及膝蓋的情況下涉水過河。

洋縣（Yan-Sien）對面是一個大村子，名叫江壩村（Tian-Bao-La），隱藏在堤壩下。兩者之間的交通聯繫緊密。有兩艘大船，不僅可以載客，還能放下轎子，甚至還運有馬和騾。小麥的成熟時間和我們的一樣，是在7月。我們的船前行緩慢，經常擱淺在沙灘上。

4月10日。磚瓦製造是這些地區的主要產業之一，因為粘土質量上乘。磚很容易製作，但瓦的製作過程就比較複雜。屋頂、飛簷和建築的其他部分還有木製裝飾。粘土在原始狀態下就是通常的顏色，烘烤後呈現出灰色或黃色。

今天，我們遇到了一隻竹筏，竹筏的主人正躺在上面睡覺，臉被一頂巨大的草帽遮住，完全不考慮自己會漂向哪裡。王（Van）在我們經過竹筏時，用水潑了他，但這個中國人只是微微抬起頭，沒說什麼，轉身又睡著了。

漢江上的竹筏

接下來，在我們的左邊，出現了一條漢江支流，河口淤塞著沙子，叫做湑水河（sinschoui-ho），很特別，它的左岸平坦多沙，右岸則非常陡峭，上面覆蓋著巨大的花崗巖塊。然而，這並不影響這些斜坡被耕種，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小麥和罌粟田等。

因為水位低，漢江航行變得非常困難。船夫們徒勞地尋找了一個還算輕鬆的航道後，船就被拖著穿過了沙灘。我們快到城固縣（Tchen-Kou-Sian）了。河岸變得更加生機勃勃；許多又寬又平的船停泊在那裡，等待著水位高到足以讓他們出發的時刻。

我們停下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我立刻出發去看了這座縣城，它距離漢江有四分之一俄裡（大約270米），周圍環繞著美麗的農田。一條由花崗巖和斑巖板鋪成的古道，通向它；在過去，它一定很漂亮，但現在，它已經被無數的獨輪車壓出了深深的車轍。在城門口，我遇到了成群結隊的乞丐，他們似乎已經奄奄一息；這些瘦骨嶙峋的人擁擠在我身邊，散發著麝香、大蒜和鴉片的氣味。所以，我加快了步伐；但看到一個雕刻精美的花崗巖凱旋門（即城固縣石牌坊，已毀於文革）時，我忍不住想勾畫它。我花了兩個小時來做這件事——在這些骯髒、患病的生物的陪伴下，他們總是把手指放在我的畫紙上，用草帽的寬邊擋住我的視線。當我用鉛筆碰到其中一個時，人群就喊著把草帽摘掉。很明顯，沒有人想阻礙我畫畫，但聚集的人群在不知不覺地困擾著我。

在城門附近，有一個戲院，我們可以聽到音樂和演員的聲音，他們注意到了「外國怪物」的存在，對我說了一些笑話，引起了人群的歡呼。推搡的力度越來越大，我們無法承受，被擠到了門外。我擔心——對於許多小孩子來說，他們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窒息而死。

兩個搬運工要離開這裡，來向我們送別。我想知道他們在這個陌生的小城會去哪裡，他們告訴我們，有旅店，每天支付70個銅錢（sapèques），他們有吃住，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

4月11日。低淺的水位讓航行變得非常困難。船主、士兵、我們的僕人周（Tjchou）和哥薩克人都竭盡全力讓船前行了一碼，之後，他們需要休息；然後，再次努力，再前行一碼；這簡直就是在陸上行舟！隊長的船比我們航行得更加艱難，因為船上搭載了太多的人和行李。

一個在河邊散步的中國人，看見我們在船上，摘下帽子，很有禮貌地向我們打招呼，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回應了他的問候，這個陌生人搭著我們勞役的肩膀，被帶上了船。他用中文問我們：「你們是法國人嗎？」—「不。」—「英國人？」—「也不是。」—「俄國人？」—「是的。」他最沒有想到的就是俄國人。由於哥薩克人暫時不在，談話幾乎無法繼續。然而，中國人繼續喋喋不休地告訴我們，他們在漢中府（Han-Tchong-Fou）等了很久；我們的住處已經準備好了，而且錢是從北京（Pékin）寄來的。他見我們不明白，就指了指他脖子上的十字架，原來他是個基督徒，然後他拿出了裝在書包裡的一些書給我們看。

哥薩克人很快就到了，然後我們得知這位新朋友是個醫生，12年前就信奉了基督教。從那以後，他開始學醫。他正在去見病人的路上。

馬德度斯齊（Matoussowsky）問了他許多問題，問我們要走哪條路線穿過哈密（Khami），他對這條路線的安全性提出了非常不利的看法。我本想和他談談我們的職業，但哥薩克人讓我意識到，我想問他的問題不可能翻譯成中文。然而，我了解到，在中國，疥瘡（舊時代的漢中曾有「神仙難逃漢中疥」的說法。）是通過大量的內部療法治療的，但通常效果不佳。他離開了我們，還期待著再次見面，而我們則繼續前行，像烏龜一樣。他住在漢中府（Han-Tchong-Fou），不久就會回來了。

被轎子抬著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船上被拖過沙灘卻是聞所未聞的。儘管如此，當剩下的路很容易走的時候，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為什麼還要呆在船上？我們要幹什麼？但那不關我們的事，去漢中府（Han-Tchong-Fou）的旅費是預先付過的。

4月12日。天氣很熱。兩天來，濃霧遮蔽了太陽的光芒，把它變成了一個紅色的圓盤。我們的航行和昨天一樣艱難，有時不得不掏空沙子才能讓船移動。我很少看到馬像我們的勞役那樣工作，但他們從不抱怨或生氣；相反，當他們把船拖了四分之一碼，然後休息時，他們彼此說說笑笑，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

掏空河道的沙子才能讓船行進

幸運的是，漢中府（Han-Tchong-Fou）並不遙遠；我們已經看到了郊區的十八里舖（Chi-Pa-Li-Pou）（即今漢臺區鋪鎮），周圍人山人海，有的涉水過河，有的沿著江岸行走。我們看到搬運工在一個非常實用的設備上拖拽著貨物，重量被平衡在兩個肩膀之間。

四個搬運工抬著轎子過河，轎子裡坐著一位抽著菸斗的女士，好奇地看著我們，當我把望遠鏡對準她時，她並不在意。

出乎我們的意料，突然颳起了順風。我們趕緊張開了船帆，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航行。船夫很希望在天黑前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但我們沒有成功，我們不得不在晚上中途停下，而王（Van）則在尋找足夠深的停泊點，以避免船隻撞到沙洲上。

與此同時，我看到遠處有一個人在河邊行走，穿著歐式服裝。我們對這樣一次會面的前景感到著迷，問自己那可能是誰；但幻想很快就破滅了，那只是我們的一位同行人員，已經走到漢中府（Han-Tchong-Fou）的翻譯。他舉著一個包裹遞給我們，大聲說他給我們帶來了信件,問隊長的船是不是很遠。我們告訴他，船還遠遠地落在後面，請他上船來，等他追上我們。

很快，一艘小船把他送到了我們這裡。他實在是太餓了，無法回答我們向他提出的關於城鎮、人口或住宿的各種問題。他吞了幾個煮雞蛋，連鹽都沒加，又喝了一些不加糖的茶，說他習慣了後者，因為他身上沒有帶糖，一般的商店也沒有糖。「事實上，」他說，「當人們快要餓死的時候，糖是小事；你可以理解，一隻雞被分給八個人，還不夠他們吃的。」

由於害怕挨罵，他很快就離開了我們的船，我們現在停下來過夜；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小木屋裡度過的時光，我們在這裡住了將近兩個月。天氣暖和得像夏天；野鴨、山雞和其他鳥類的叫聲在空中迴蕩。

（1875年）4月13日。復活節的第一天。我們以一種普普通通的方式度過了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我們遇到了比平時更多的麻煩，因為我們必須卸下船上的所有行李，並把它們搬運到城裡。

早上7點，船最後一次停了下來。我們不得不收拾行李，並用手推車把所有的東西都運到一個半俄裡（大約1.5千米）遠的城裡。最後，一切都辦妥了，小船又恢復了原來空蕩蕩、髒兮兮的樣子。我們告別了已經習以為常的船夫和他的家人，告別了漢江，我們走在手推車後面，車輪嘎吱作響，發出可怕的呻吟聲。搬運工跟隨著我們，他們帶著我們的一些行李。

去年（1874年），漢中府（Han-Tchong-Fou）遭受了一場地震，許多居民在地震中喪生。城市與河流之間的空地上布滿了小房屋和耕地，還有盛開的罌粟田、野生藏紅花和大蒜。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都保持精心的安排和維護；作物的形狀和排列——有些是方形的，有些是三角形的——表明了園藝家的細心。這些不同的安排，都是根據作物的習性來考慮的——例如，罌粟需要充足的陽光，而大蒜則只能在陰涼處生長。

1875年4月，皮斜斯齊博士繪製的漢中府城門，即南門

穿過郊區的街道（即南關正街）非常狹窄，兩輛手推車無法在裡面交會通過；成群的婦女聚集在門口看著我們經過。高大、宏偉的城門非常古老，在它漫長的一生中，一定目睹了許多激動人心的事件。城門內襯鐵板，抵抗了許多敵人，有時它也會讓敵人滲透進來。在太平軍起義（Taï-pings）期間（即1863年），叛軍圍攻8個月後，進入了這座城市。穿過狹窄的街道，我可以想像可怕的屠殺，以及戰爭的所有恐怖場面。

兩個穿著考究的年輕中國人，擠過人群，向我們走來；他們表達不了別的意思，就劃了一個十字架的手勢。在這群與我毫無共同之處的陌生人中間，這個簡單的舉動給我留下的印象很難描述。這個手勢，不需要其他的解釋，告訴了我——他們是兄弟。在他們的保護下，我們被帶到了留給我們使用的房子的門口。從他們的談話中，我了解到城裡還有其他的中國基督徒，其中一個會說拉丁語。

我們的翻譯，我還以為他在船上，已經到了院子裡，手推車載著我們的行李。他告訴我們，將要在這裡呆兩三個星期，以便能夠對在船難中受損的物品進行必要的修理。這意味著我們至少要停留六周，所以我們必須安排好一切。

一共有9個房間是為探險隊成員準備的；分配給我們的3個房間在院子的盡頭，面向著入口；其他6個在兩側。它們更像是雞舍或骯髒的棚屋，沒有天花板。風從屋頂呼嘯而過，牆壁上布滿了灰塵、蜘蛛網和黴菌。蠍子、土蝨、蜘蛛和老鼠早就在那裡定居。格子窗戶非常小，貼的是紙，光線微弱，大白天的需要使用蠟燭才能閱讀。整個房間封閉而又潮溼，一切都散發著黴味。床鋪跟小縣城監獄裡的一樣；事實上，它並不比監獄好，這就是自己租房的缺點。

但這不應該使讀者認為漢中府的所有房屋都是這樣，這只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遇到的不幸之一，它之所以被採用，是因為租金適中。我們討論過是否有必要尋找別的住處，但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最好還是住在這裡，因為這個地方的一切都很便宜。

我們選擇了三個房間中最乾淨的一間，搬了進去，儘量使它適合居住。不管怎樣，它與所有其他的中國房屋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那就是儘管外面很熱，即使在陰涼處也無法忍受，但它始終保持著涼爽。

安頓好了之後，我們就派人去餐館吃晚飯；搬運工在隔壁房間卸下了行李，來向我們告辭。我和這些人沒有來往，但看著他們離開很是難過。我們彼此無法理解，但他們卻試圖揣測並熱切地執行我的所有想法。

作為一個歐洲人——西方文明之子，我無法相信他們的動機可以是無私的，或者他們不希望得到回報，但如果他們的細小服務沒有得到回報，他們從未表現出任何不滿。這些可憐的搬運工真的很真誠，與貪婪格格不入，為我提供了完全無私的服務。不幸的是，我無法向他們表達我的感受；他們答應如果找不到另一艘船上的工作，就會回來找我們。

不久之後，我們的隊長和其他人也到了，大家都忙著安頓下來。中國基督徒帶著另外兩個人回來，捎了一封來自維羅納（Vérone）的義大利傳教士維迪神父（Père Vidi）的信件，神父對我們的到來表示親切問候，同時還告訴我們，他已經在這裡呆了7年，非常想認識我們。這封信是用拉丁文寫的，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請求我給神父回信，我立即答應了。然後，我們繼續拆包，大門關上了，這讓圍觀的人群非常失望，如果不是有衙役守衛的話，他們會強行進入的。

晚飯後，我在城裡閒逛，前後跟著兩個衙役。地方當局的好意並沒有就此結束，他們還為我們送來了豐盛的晚餐。

附近的街道很寬闊，而且鋪設得很好。我看到了一些作坊、一個磨坊和幾座寺廟。據我判斷，這裡的居民安靜祥和。

4月14日。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我們決定今天去拜訪當局。因此，我們按照常被描述的儀式，穿上全套制服，前往知府（Tchi Fou）居住的衙門（Ya Myn）。會客廳是一個大房間，有很多窗戶，一半是紙，一半是玻璃，很是奢華。知府是一個矮小的、有點佝僂的老頭，有著一雙銳利的黑眼睛，正在為皇帝服喪；也就是說，他穿著白色衣服，帽子上沒有扣子。在例行的介紹之後，他讓我們坐在貴賓席上，並讓兩名翻譯協助他。

考察團隊員博宴爾斯齊拍攝的漢中府衙門，即今漢臺區委大院

談話是這樣進行的：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與安德列斯齊（Andreïewsky）交談，安德列斯齊（Andreïewsky）將隊長的話翻譯成蘇伊（Siuï）的恰克圖（Kiachta）方言，蘇伊（Siuï）再把它們翻譯成中文！兩個翻譯相處得非常糟糕；愚蠢的老蘇伊（Siuï）經常按自己的方式翻譯，受到了幾次粗魯的指責，但他並沒有得到幹擾。儘管如此，知府（Tchi Fou）還是了解了我們遭遇的不幸，他雖然對我們蒙受的損失深表遺憾，但並沒有提到任何我期待的補償。

然後，我們端上茶，開始抽菸。老頭子（即知府）喋喋不休，大家都笑了，不知道為什麼。儘管如此，他還是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關於我們接下來旅程中的令人心安的信息。

第二次拜訪的是軍事指揮官——總兵（tzoun-biun），同樣的船難故事，同樣的深表遺憾，我們失去了向他贈送禮物的樂趣。

之後，我們去拜訪了道臺（dao-tai），他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頭，面容舉止讓我想起了我們自己的老文官。

我們第四次拜訪的是知縣（tchi-sian），告訴了他我們的不幸。喝茶時，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問紫陽縣（Tsy-Yan-Sian）產什麼茶？是否是紅茶？以及漢中府（Han-Tchong-Fou）是否有白毫茶（bai-ho）。知縣回答說，紫陽縣（Tsy-Yan-Sian）不產紅茶，漢中府（Han-Tchong-Fou）的白毫茶（bai-ho）也很少（當時中國銷往俄國的茶葉最主要的就是白毫茶）。

隨後，翻譯蘇伊（Siui）和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之間發生了爭執，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抱怨蘇伊（Siuï）告訴他在這裡買過紅茶；蘇伊（Siuï）很肯定地說他沒有買過。我們的主人（即知縣）肯定想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在他家裡爭吵。他們都衝著老蘇伊（Siui）大喊大叫，老蘇伊（Siui）嚇得不知所措。

「你翻譯的是什麼？」安德列斯齊（Andreïewsky）說，「你不需要添加你的意思；如果我們說紅茶，重複紅茶，即使你知道它是綠茶。」

當我們回到住處時，這個話題又被提了起來，但蘇伊（Siui）想起了安德列斯齊（Andreïewsky）給他的建議，他同意了我們隊長提出的一切。與此同時，知縣已經來回訪我們，正坐在門外的轎子上等著。在激烈的爭論中，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到來，他沒見我們就走了。發現這個錯誤為時已晚，蘇伊（Siui）被派去道歉。

4月15日。知府（tchi-fou）來訪，我們再次講述了我們的不幸，並補充說，我們所遭受的損失使我們無法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招待大人（mandarins），因為我們破產了，但我們感謝他們的照顧，等等。

大人（mandarins）回答說，大家都會儘可能地幫助我們。事實上，在我們悲慘遭遇的影響下，他們開始給我們送來各種食物——烤鴨、水煮雞、麵食等等。然而，我們的不幸並不嚴重：我們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當我們到達時，我們發現從北京寄來了一大筆的錢。但是，船難的精神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蘇伊（Siui）帶著禮物去了大人（mandarins）的家，告訴了其中的一個，說我們的損失高達4萬盧布。

「為什麼要撒謊？」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問他，「我們沒有損失4萬盧布。」

在我們最終安頓下來後，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就想方設法打聽東幹（Toun-Gan）起義的消息。為此，他吩咐在城裡找個老頭給他，因為他說，每個老頭都是一本活的編年史。我想，這本活的編年史就存在於我們的院子裡，據我所知，他擔任了看門人的職位。當然他年紀大了，很難從他身上獲取有用的信息。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參加了審訊。

他坐在那裡；我們給他端上了茶，並在兩位翻譯的幫助下向他提問。

「好吧！蘇憲成（Siui-Siancheñ）兄弟，」安德列斯齊（Andreïewsky）開始說，「注意，準確翻譯，不要添加你自己的東西。問他是否知道東幹（Toun-Gan）（即回民）這個詞？」

「東岸（Ten-Gan）我知道，但不知道東幹（Toun-Gan）。」老人答道。

「是一樣的，」索思諾福斯齊（Sosnowsky）回答說。「只是發音上的不同，讓他告訴我Toun這個詞是否代表『東方』？這就是我所需要的。」

「Toun 的意思是『東方』，」老人說。

「很好。現在問他是否認識撒拉人（Salars）和西番人（Sifans）（即藏族人）？這些人是什麼人？他們的女人穿褲子還是裙子？打起仗來，西番人（Sifans）是東幹人（Toun-Gan）的盟友還是中國人的盟友？」老人回答了幾個問題，但對這些詞源含義一無所知。他鼓起了一點勇氣，開始胡說八道，時而自相矛盾。不得不承認，問他的問題，他都很難回答，比如，這裡是否能找到中國最古老的皇帝之一的伏羲（Fou-Si）墓。他還被問及苗人（Miao-Tzy）及其政治組織、當地的俄國或西藏商品貿易範圍等。鑑於這次審訊毫無用處，我在其他場合沒有進行類似的嘗試。

4月16日。維羅納（Vérone）傳教士維迪神父（Père Pie Vidi）與一位名叫常（Tjchan）的中國基督徒一起來訪。神父還很年輕，可能不超過35歲；但他的手顫抖著，步履蹣跚；他打扮得像個中國人，剃了光頭，戴著一條長長的假辮子。他在中國生活了7年，一定很了解中國，但很難和他相處，因為他只會講義大利語，而我不太擅長用拉丁語表達。他對中國人評價很高，稱讚他們的善良和勤奮，但他批評了官員——特別是下層官員——非常的妄自尊大。

他詢問我們旅行的目的，幾乎無法掩飾對我們東部鐵路的恐懼，他很想知道它們是否正在接近伊寧（Kouldja）。在中國的7年時間，並沒有讓他對歐洲政治和西方對東方問題的關注程度有所減弱。他對伊寧（Kouldja）感興趣，也許是因為3年前一位訪問這個地區的傳教士失蹤了。無論如何，他真的很高興見到歐洲人，並邀請我們第二天共進晚餐。（未完待續）

原著：[俄]皮斜斯齊(Piasetskii) 翻譯：田 金

來源：Chingti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