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高級文明（文明是如何演進的）

2023-10-08 01:22:11

人類文明的歷史演化問題，晚近以來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追溯其思想源流，蘇格蘭啟蒙思想，尤其是亞當·弗格森的啟蒙思想，是一個重要的線索。作為與休謨、斯密同時期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他的思想觀點同樣影響巨大。不過，與休謨、斯密相比，弗格森的思想理論又有所不同，在蘇格蘭啟蒙思想中構成了另外一種聲音。某種意義上說，弗格森所代表的蘇格蘭思想中的文明演進史觀，既與休謨、斯密等人分享著蘇格蘭歷史主義的共同淵源，也具有自己獨特的文明論特徵，呈現出蘇格蘭思想的多樣性及其張力性關係。弗格森的思想在英美主流思想中，初時並不佔據重要的地位，只是對於德國歷史主義各派有著重要的影響，但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多元文化和文化認同理論的興起，弗格森的文明演進論開始受到英美思想界的廣泛重視，他提出的文明與歷史、民族與文化、演進與衰落等問題，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討論。

弗格森的文明社會觀，主要還是體現在《文明社會史論》一書中。他所提出的文明演進論的歷史社會觀，對於後來的歷史學和政治社會學影響巨大，而且還產生了溢出效應。換言之，從文明演進論還開闢出一些不同於弗格森觀點的其他思想論說，也都被歸納在文明演進論的路徑之下。例如，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的社會演進論，主要是來自休謨和英格蘭法律傳統，但也被視為文明演進論。因此，蘇格蘭思想總體來說屬於文明演進論一脈，弗格森不過是最早予以理論界定，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論述。

蘇格蘭啟蒙思想有兩個顯著的理論特徵，那就是歷史主義和情感主義，分別對勘自然權利論和大陸唯理論。其實，在這兩個特徵之外，還有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特徵，那就是文明史論或者歷史文明演進論的特徵。這個文明史的視野，在卡姆斯、休謨、斯密、布萊克、羅伯遜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有非常明確而豐富的討論，他們的道德情感論、國民財富論、政府起源論、法治國家論等，都滲透著對於文明歷史的考察與關懷，都屬於歷史文明的演進論。不過，相對來說，只有弗格森對此有過專門的系統化論述，並且以文明社會史為主題，集中考察與分析了為蘇格蘭思想界所關注的文明社會及其歷史階段論問題。所以，他就成為這種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在法國和德國，此後反饋到英美思想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並且在文化多元主義甚囂塵上的當今思想語境下，又引發廣泛關注，被視為文明社會史學的開創者，他的《文明社會史論》因此成為一部經典。

應該指出，弗格森文明社會史的提出在蘇格蘭思想界不乏獨創性。此前的思想家們雖然也重視文明的重要性，但是如何理解文明，以及文明與文化、文明與社會、文明與經濟和政治，尤其是文明與道德等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給予細緻的分析與研究，很多思想觀念是糾纏在一起的。相比此前英格蘭政治思想家的觀點，蘇格蘭思想家們強調了文明的視角，而不是像霍布斯、哈林頓、洛克等人只是重視政治層面以及道德層面，蘇格蘭思想家把啟蒙與文明聯繫起來，賦予自由的經濟秩序和國民財富的激情以文明論的意義，從文明的角度考察政府與法律的起源，認為現代工商業社會是一種遠比傳統農業社會更為高級的文明社會，但究竟文明是什麼，文明的性質如何，並沒有人深究。也就是說，沒有人像斯密寫出《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那樣，探索文明社會的性質與原因，像休謨寫出《人性論》那樣探索文明社會的構成。所以，弗格森的《文明社會史論》不啻具有斯密「國民財富論」的特性，他還對於文明社會尤其是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文明演進，給予系統性的論述。當然，弗格森的文明史觀不同於休謨和斯密的社會史觀，休謨的英國史重點是英國的政治史，斯密的法學講義提出的是社會形態的四階段論，偏重於經濟史論，雖然他們的論述具有文明史的內涵，但畢竟不是文明史觀。弗格森與他們不同，他的文明社會史論既沒有考察政治史，也沒有關注經濟史，而是集中於文明史，凸顯文明社會的歷史演變。

弗格森的首要問題便是對「文明是什麼」給出定位。弗格森認為，文明不同於文化，文化一般是指衣食住行、琴棋書畫、行為操守等，而文明多與社會制度有關。《文明社會史論》所討論的文明，其英文是civil，這個詞來自拉丁文公民civis；如果再往希臘古典政治思想追溯的話，這個詞便與polis和ethos有關。從civis到civilization就是一個文明化的過程，即一個由公民構成的有自己法律並依照法律實行自治的城邦國家或政治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具有自己的制度以及公民精神，所謂文明的古典含義就是由公民主體、法律制度和公民精神三者的結合所構成。從古典文明的視角來理解弗格森的《文明社會史論》，他所謂的文明社會，顯然不是文化或文學意義上的文明社會，而是偏重於制度意義的文明社會。在弗格森看來，諸如對於詩歌、音樂、戲劇、舞蹈的歷史考察，均屬於文化史，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的歷史考察，也都屬於文化領域，他的文明社會史論不屬於這類文化史的考察，而是文明社會史的考察，主要是關注於公民生活與政治制度層面的歷史演變的考察分析。

弗格森有關文化與文明的分辨，即便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常深刻的含義；而在18世紀，無疑是前所未有的，澄清了很多易於被混淆的問題。所以，弗格森可被視為現代文明論的創始者。在對於文明社會的認識上，要比同時代的休謨和斯密更加深刻，當今依然是令人關注的理論焦點問題，無疑具有思想的穿透力。那麼，弗格森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為什麼無法與後者比肩而立呢？這就涉及一個重大問題，弗格森所謂的文明社會之制度，究竟是指何種制度？因為制度具體又分為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由於弗格森對於其中的任何一種制度都沒有深入的研究，對這些制度的歷史演變也沒有深入的分析討論，再加上他對於現代工商業社會之制度基礎的拒斥，就使得他的文明社會史論，雖然提出了深刻而重大的文明論問題，但並沒有給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當然，作為18世紀的蘇格蘭思想家，我們不能要求弗格森像19世紀之後的理論家們那樣，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法律制度給予專業化的分析和研究。但是，現代文明制度的一些基本結構和原則，以及相關的歷史演變的綜合分析還是必要的。在這些方面，休謨和斯密的著作就顯得非常卓越與精湛，弗格森則表現得比較膚淺和零碎。更關鍵的還是他反對現代工商社會的基本立場。他對於蘇格蘭併入英國所導致的整個大不列顛社會的政治改良、市場經濟、自由貿易、法律制度以及國民財富的追求和商人階層的興起等新生事物，表現出拒斥和反對的態度，對斯巴達的集體主義和傳統尚武精神則表現出由衷的喜好，從而有礙於他對現代文明社會之制度根基的理解與接受，致使他所追慕的文明制度主要還是古典城邦社會制度，加上一些蘇格蘭遠古歷史的想像性的共同體意識和氏族部落體制。我們看到，他的《文明社會史論》的主要內容就是這些古典城邦（古希臘和羅馬）的政治內容摘取以及中世紀蘇格蘭部落社會的想像，外加他那個時代歐洲各國面臨古今之變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諸多方面的變遷之要點對勘。

儘管如此，弗格森的這部《文明社會史論》仍然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文明社會史經典著作。因為他不是從民風習俗、詩文歌賦的層面來討論社會文化的變遷，而是力圖從制度文明的角度考察人類社會的變遷，尤其從政治制度的演變來考察西方社會的變遷，揭示其文明史的意義。在此，我們只要看一下此書的章節結構，就可以理解他的理論用心。弗格森並非討論古典政治史，既不是古希臘羅馬政治史，也不是蘇格蘭政治史。像羅伯遜寫過多卷本《蘇格蘭史》，但並不具有文明史的意義，伏爾泰寫過《風俗論》，也不具有文明論的意義。弗格森的《文明社會史論》與之不同，他試圖提供一種人類文明史通論。全書共分為六章，分別是：第一章，論人性的普遍特徵；第二章，論野蠻民族的歷史；第三章，論政策和藝術的歷史；第四章，論民用藝術和商業藝術的進步所產生的後果；第五章，論國家的沒落；第六章，論腐化墮落和政治奴役。

從章節標題和論述內容來看，弗格森探討的基本上是古希臘羅馬和蘇格蘭的歷史，主要關注歐洲古代史及其向現代的轉變，這是當時歷史考察的學術風尚。所不同的是，弗格森並沒有像其他歷史學家那樣，以法國或英國為中心，以當時莫衷一是的君主制、共和制、君主立憲制、議會民主制等為主要內容，而是把文明社會的內容向古典社會延伸，重點考察古代城邦國家的制度形態，特別是斯巴達、羅馬軍事體制以及古蘇格蘭的歷史演變，從中汲取文明社會的內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弗格森另闢蹊徑，把蘇格蘭的社會現狀和未來展望與古斯巴達及早期羅馬體制聯繫在一起，而其中便隱含著一個不同於併入英國之不列顛、融入英法現代國家的另類道路。如此，就凸顯出一個關於蘇格蘭民族自覺性的思想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弗格森的蘇格蘭意識，是把啟蒙思想家們深埋在心底的一種潛意識激發出來，像休謨與斯密等贊同和主張蘇格蘭併入英國的思想家們，其實心底也有一種蘇格蘭民族性情結，其內在的思想張力在於，如何從傳統蘇格蘭獨自走向現代蘇格蘭？是否一定要藉助英格蘭的拐杖，通過併入英國之不列顛，蘇格蘭才能完成這種轉型？這是一個重大挑戰。弗格森與其他啟蒙思想家大不相同的是，他認為借鑑古典城邦尤其是斯巴達之興衰得失的經驗教訓，蘇格蘭可以獨自走向現代文明社會。

文明與歷史演進

弗格森的文明社會論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強調歷史。細究起來，歷史在他那裡具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歷史中的古典政治社會，另外一層是從古代向現代政治文明的演進，兩層含義又存在著某種矛盾或弔詭。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弗格森的問題意識有關，即處於變革中的蘇格蘭所面臨的兩難困境：蘇格蘭既要進行現代意義的變革，又要防止在變革中丟失蘇格蘭特性。弗格森試圖在古代政治社會中尋找可資借鑑的資源和路徑，這樣一來，他就既要論述古代政治社會的要義，又要指出從古代步入現代的途徑，所以就構成了弗格森文明社會論的古代與現代的張力關係。

為什麼在弗格森那裡這種張力關係如此突出呢？這與他應對蘇格蘭古今之變的趨向有著密切關係。針對蘇格蘭啟蒙思想的共同問題，大多數思想家選擇的是加入英國現代化大潮的主流道路，與英格蘭合併共同組成不列顛聯合王國，接受英國君主立憲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文明）層面進一步拓展法治政府治理職能；尤其是深化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推進國民財富的全面增長；並從情感主義的角度構建一種現代工商社會的道德哲學及其正當性證成，在文化或文明領域倡導漸進改良主義的啟蒙運動。這是休謨、斯密等思想理論家所開闢的道路，雖然不是一帆風順，但畢竟與現實的蘇格蘭及英國發展的大趨勢密切相關，推進了一條英美主義的國家發展之路。所以，古今之變在他們那裡是明確的，指向是可期的，道路是付諸實踐的，成果是無比豐厚的，回過頭來看也是非常成功的。

相比之下，弗格森等人面對蘇格蘭的古今之變問題，採取的卻是一種效法古典政治的道路，這樣就面臨雙重困難：一方面，他們心目中的古典政治究竟是什麼，這需要予以辨析，因為古典政治有多種形態，何種古典是他們要學習借鑑的古典，這個古典政治究竟與蘇格蘭有多少相關性，都是大可存疑的；另外一方面，即便如此，古典政治又是如何走向現代的？也就是說，古典政治社會畢竟已然衰落或消亡，蘇格蘭的道路不是回歸古代，而且也不可能回歸，那如何找到從古代走向現代乃至未來的可行道路？這個文明歷史的演進故事是需要勾勒清楚的。所以，弗格森的文明演進論要解決的文明與歷史的問題，就顯得格外糾結和疑惑重重，他的理論在蘇格蘭啟蒙思想中的創新點也正在於此。

1.有限度的文明進步論

從大的方面來看，弗格森在處理文明社會問題，尤其是處理上述兩個層次的文明與歷史的關係時，所採取的文明歷史觀，還是一種有限度的文明進步論。換言之，雖然蘇格蘭啟蒙思想中的各家各派對於文明與歷史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基於經驗主義的歷史方法論，他們採取的都是有限度的文明進步論，而不是基督教興起之後產生的絕對一元論的歷史終結論或進步論，也不是古希臘主義的歷史循環論。蘇格蘭思想的歷史觀可以說是相對的歷史進步論或歷史演進論，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發的社會擴展理論是其現代版本。

既然是有限度的進步論，就難以回答人類歷史的幾個終極問題，即從哪裡來，到何處去。這又可以稱之為歷史的不確定論或懷疑論。弗格森分享著這種有限度的進步論，但其具體的觀點與休謨和斯密等人的有限度的進步論又有所不同，大致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弗格森思想中的歷史進步是以古典政治而不是以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為標準，這是他與休謨、斯密的歷史進步論的主要區別。在後者看來，所謂有限度的歷史進步，是從傳統社會走出來，一是從政治上走出來，那就是英國的「光榮革命」及其君主立憲制；二是開闢出一個傳統未有的現代工商業社會，即從英格蘭到蘇格蘭進而納入不列顛的自由市場經濟秩序；還有就是在道德哲學方面為現代市民社會的財富生產提供正當性辯護，這些才是歷史進步論的基本內容，也是蘇格蘭古今之變的本質。弗格森與此相異，他雖然也講古今之變，也認同歷史的有限進步，但其衡量進步的標準是古典政治文明，是如何在蘇格蘭重塑古代公民政治共同體，如何打造一個現代的古典精神新載體。這才是弗格森所謂的歷史進步的內涵，所以辨析何為古典政治文明就成為其思想的一個要點。

基於上述目的，弗格森對於古典政治文明的理解與汲取，難免摻雜著意圖針對性，而非純然客觀。雖然他非常讚賞孟德斯鳩指陳的斯巴達政治體制以及公民精神，但又把古典希臘羅馬，尤其是古蘇格蘭的內容加入其中。從他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到多種古典社會的匯合，當然它們不是「沙拉拼盤」，而是有意圖的篩選，優良與低劣相互對照，構成了一個古典政治文明沉浮起落的圖景。例如，他在《文明社會史論》的若干章節中，討論了諸如野蠻和半開化民族的歷史狀況，揭示為什麼斯巴達、羅馬能夠通過公民精神和政治體製成就一個穩固的國家；為什麼一些看似強大的邦國由於沉湎於享受且因腐化侵襲而解體消亡；還有古蘇格蘭社會，為什麼還停留在氏族部落階段，政治文明如此匱乏；等等。這樣一來，歷史中的古典政治在弗格森那裡就鮮活了起來。顯然，為了呈現他以古典政治文明為依託的目的，對歷史進行了有意圖的編選。但也因此，弗格森關於古典政治的論述就具有相當大的片面性，古典社會很多實際上的惡劣內容被他忽略了。

第二，弗格森歷史進步論還存在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既然古典政治社會在他的心目中如此美好，為什麼他還要主張歷史進步論，直接回到古代豈不更好？這就涉及如何理解弗格森的有限度的歷史進步思想。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他知道蘇格蘭回到古典政治社會是不可能的。其一，這個古典時代並非為蘇格蘭自身所秉有，而是弗格森轉手斯巴達而賦予的；其二，即便如此，蘇格蘭乃至人類也無從回到過去，「復古論」不過是一種說辭而已。所以，他的進步論才是可行的。也就是說，他主張的乃是有限度的進步，這個進步參考的是古典社會的標準，不是直線的進步，而是曲折的進步，或者是倒退的進步、復古的進步。這樣一來，弗格森就賦予「進步」以新的含義，即倒退式或復古式進步。這是一種辯證法的邏輯，這種邏輯在英美語境中難以被接受，但確實也是一種主張，且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弗格森在德國思想界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這種倒退式的進步歷史觀，對於德國思想潮流中的歷史辯證法是有促進作用的。

也是基於此，弗格森對於歷史演進的得失自有理解與論述。他把古典政治文明的失敗或衰落歸結為公民精神與公民美德的喪失，理解為國家能力的潰敗以及腐化墮落。他沒有能夠深察到這種公民國家和公民美德本身就是有著重大局限性的事物，就是導致專制與暴政的溫床，必然引致古典政治文明的衰落。他仍然按照這套理想模式來考察中世紀乃至近現代歐洲社會的興起與發展，一方面看到了這是一個歷史的實然進程，不得不予以接受，並且視為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種倒退式的歷史進步論，指向的仍然是古典政治文明。在他看來，近現代歷史進步中缺乏的還是古典文明的實質內核。

第三，問題在於，弗格森有關近現代歷史進步的總結，並不符合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工商社會的文明性質。弗格森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工商業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全新變量的出現，對於現代文明的根本性作用和意義；相反，弗格森只是看到了它的副作用，即商業社會導致腐化墮落及兩種奴役的弊端，卻沒有覺察到它在財富創造、制度形成、政治治理，尤其是自由經濟方面帶來的全新的歷史進程，甚至經由它而創造出一個更高級的文明社會。這個新的文明社會不需要復古式、倒退式的表面進步，而是超越古典社會的實質性的歷史進步，尤其是在政治、經濟、法律和文明上的全面進步。對此，弗格森沒有或不願看到，這不能不說是他的蘇格蘭懷舊情結的短板所致。

在此，我們還是以他最具原創性的政治奴役的觀點來舉例討論。弗格森重視古典政治文明，主要是由於古典政治存在著政治自由，而現代社會的最大危險恰恰在於陷入政治奴役，即不自由的受宰制狀態。看上去，弗格森關於政治自由與政治奴役的思想很是深刻，也符合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和現代社會的實踐進程，因此廣為各派現代人物所喜愛，其中既包括自由主義，也包括保守主義的信仰者，甚至更深得社群主義、共和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者的喜愛。但是，這只是表面招牌，如果予以深究，弗格森的政治自由觀則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誤導性。因為他所謂的政治自由，主要是集體性的政治自由，諸如可以演變為國家主義、社群主義的集體自由，這種自由的主體不是個人，而是國家、集體或民族。也就是說，政治奴役不是來自別處，恰恰是來自弗格森所推崇的政治自由，它們是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淵源，而與現代文明截然相反。

2.有限進步論中的悲觀主義

由於弗格森的思想弔詭，加上經驗主義的折衝，使得他的文明社會的歷史進步論，與休謨的樂觀主義的有限度文明進步論迥然有別，而呈現出一定的悲觀性。這裡的悲觀色彩又是由兩個層面疊加而成。

第一，弗格森對於時下工商業社會的前景多少持悲觀態度，他看到現代人越來越被私己的物慾貪念所束縛，成為個人利己主義的俘虜，導致公民美德喪失殆盡。另外，他還看到商業社會的金錢和財富的力量，這些物質性力量越來越左右公共生活甚至國家權力，使得國家為財富和金錢所利用。為了財富的最大化，國家可以無所不為，國家權力的腐化墮落致使國家自身也隨之瓦解，政治自由轉化為專制的牢籠，最終導致政治奴役。應該指出，弗格森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尖銳而深刻的，直接啟蒙了一大批現代自由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20世紀產生的各種批判理論和權利平等理論，大都受惠於弗格森之於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商業社會的這些負面的看法，致使弗格森的理論有了某種悲觀主義的色彩，他對於經由現代工商資本主義達成一種高級的文明社會，抱有深深的懷疑態度和否定傾向。

不過，雖然弗格森的這種悲觀主義在19世紀末年和整個20世紀，對西方的悲觀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的沒落以及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在18世紀的蘇格蘭乃至英美世界尚未引起重視。當時資本主義還處於上升時期，有著蓬勃發展的廣闊空間，樂觀主義佔據著主導地位。至於斯密晚年的悲觀色彩，與弗格森的悲觀色彩性質有所不同，斯密回歸的還是斯多亞主義的審慎和沉思，他並不完全否定現代工商業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而是旨在提醒人們不要過於樂觀，要警惕和防範其可能的弊端，由此他提出公正旁觀者的合宜性情感，這符合斯密的道德哲學原理。

第二，弗格森的悲觀主義還有另外一層，那就是古典政治文明的無所複製，這種悲觀主義對於弗格森的理論乃是致命打擊。弗格森自以為找到了克服現代社會病症的道路，那就是進步式的回歸古典政治，但他又感到這個回歸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性寄託，這樣的悲觀主義情緒深埋在他的思想理論中，甚至具有某種絕望的色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弗格森既錯誤地理解了現代社會，又錯誤地理解了古代社會；現代既不像他所說的那樣不堪，古代也不像他所說的那樣美好。現代思想中的「錯置時代性的謬誤」的情況在弗格森那裡發生了，他的悲觀主義某種意義上是他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好在這兩種悲觀主義的疊合在弗格森那裡，被他用有限度的進步主義予以稀釋，而沒有成為極端的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恰恰是20世紀悲觀主義的必然結果，弗格森的思想理論雖然有悲觀主義的色彩，但尚不屬於虛無主義，這要歸功於蘇格蘭有限度經驗主義思想的節制。凡事不走極端，即便是對於歷史與文明的關係問題，無論是休謨的樂觀主義還是弗格森的悲觀主義，都在人的常識範圍之內，都不是追本溯源的形而上主義。

歷史中的文明社會猶如一江流水，時而雄渾浩渺、一瀉千裡；時而曲折迴環、迂緩塞堵。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所謂的歷史演進論或歷史進步論，只能是從總的態勢來看，至於具體到局部的某個區段，則很難一概而論。弗格森所處的蘇格蘭，不過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他提出的迂迴式文明進步論，只是他考察蘇格蘭所處變革時期的一種主張。或許可以說，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蘇格蘭時刻」，都有一個在歷史中獲取自身文明定位的抉擇問題。18世紀的蘇格蘭思想家們，從各自的理論視角出發，創造性地回應了這一問題。相比之下，弗格森的文明社會演進論是最明確地從文明史的高度，對於「蘇格蘭時刻」的理論回應，他通過區分文化與文明之異同，重點把制度文明的屬性問題提煉了出來，創造性地構建了一套旨在回歸古典政治文明的有限度的歷史進步論。儘管弗格森的理論包含著內在的弔詭，但其凸顯文明的地位、作用和意義的理論探索，無疑補充了休謨、斯密等人的某些理論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