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鬱汪曾祺的語言之風（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次自新）

2023-10-13 21:33:28 6

孫鬱：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的一次自新

本文選自《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總序

歷史遺蹟模糊的時候，我們可能迷失於精神的時空裡，保存那些已有的行影便顯得異常重要。但面對同樣的遺蹟，人們得出的印象及結論又往往不同，學術研究所以連綿不斷，乃是我們認知對象世界的時候，都有著康德所言的有限性。儘管如此，遠去時光裡的餘物依然是我們精神判斷的基礎，如果說進入人之歷史存在著諸多環節，那麼史料的保護與整理當為其一。我們離開這些原始的遺存發言，自然會誤入言說的歧途。

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算起來已有百年，關於彼時的風風雨雨，後人的記錄甚多，可考辨、溫習者不可勝數。但是關於那時候的史料，因了學科劃分的原因，人們興趣不一，很少在大的框架下整理、還原，還不能在普通讀者中引起立體的印象。把這些遠去的遺蹟做一個較為系統的梳理，是了解過去的基礎工作，對於欲知曉其間原委的人而言，提供了不同的參考。

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六卷九冊）

孫鬱 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文化的誕生，是中華民族的一次自新，中國社會的轉型於此開始。學界普遍認為，它的發生，乃是明代以來的西學漸進的結果，鴉片戰爭後已經在內憂外患裡形成了變革的潮流，尋求新的精神坐標糾纏了幾代人。這是陣痛裡的選擇，也是生命裂變的一次涅槃，歷史給了中國人一次重新選擇自我的機會，而諸多思想者的登臺，恰是文明演進的必然結果。

清末民初的報刊十分活躍，這些與結社自由慢慢出現頗多關聯，那些新的民間組織打造的平臺為新一代知識人的登場創造了條件。報刊的言論催促了時風的變化，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的回憶與總結性文字裡可以看到，主要的變化如下：一是新知識的介紹，自然科學與哲學思潮紛紛亮相，各類思想佔據一些媒體的先要部分。二是在新知識基礎上的新的世界觀的表述，在進化論基礎上的人生哲學和價值觀主導一些專欄作家的思想。古老的幽閉的文化空間被撕裂了一個通口，孔學語境被一遍遍衝刷著，西方新思想有了生長的空間。三是對於社會改革的訴求，人們關心政治，熱衷於對時局的判斷，家國的情懷和變革衝動於斯，隨著那些言論空間的建立，士大夫的精神也隨之易轍。人們突然意識到在古老的東方之外的另類文明有許多優長，而關於存在與時間的表述又往往不同。這些潛在的意識到了晚清已經不可阻擋地湧現出來，傳統士大夫文化的形態被慢慢更色。我們看清末民初無數的新載體，其間輸送的思想與藝術品，都與傳統書寫的文風有別，新式思想以不同的姿態出現在各類媒體，討論與辨析，爭鳴與說服，形成多樣的生態。到了《新青年》雜誌的出現，新知譯介力度之大，思想之鮮活，都超出了以往。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文章，給讀書界帶來顛覆性的衝擊。這些人的言與行，比梁啓超那一代人更為激越，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託爾斯泰主義、社會主義諸種思潮被多角度敘述著，異於儒道釋的詞章一洗舊塵，舊的文明在新的現實面前顯出自己的局限性來。思想的革新，在那時候破土而出。

《新青年》的初期並未有明確地提出新文化的概念。陳獨秀的文章多是意見的表達，還不能說是一種學理的描述。雜誌主要在譯介域外的思潮和點評時弊，法蘭西文明、俄國思想、日本文化、美國社會制度都在編輯的視野裡閃動。但譯介引發的思考，在後來越來越多，借著西方文化的參照討論中國問題，有意味的思想才形成氣候。《新青年》的特點是，在開闊的視野裡討論問題，每期都有大量的各國政治和文化的介紹，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及時刊登出來。那些作者也是在世界的眼光裡討論問題，中國的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世界格局裡思考自己的存在，我們的短長、優劣便面目清晰起來。也恰恰是這樣的開闊的平臺，才有了《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文學改良芻議》《叔本華自我意志說》《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以美育代宗教說》等重要的文章的問世。而一些基本話題的確立，也是在不同對話之間才建立起來的。

陳獨秀、胡適所談的新思想、新觀念，其實是晚清新學的延伸。晚清學人喜談「新」字，梁啓超的《新民說》《新史學》，精神深處呼喚的是異於傳統的思想，隨後新知、新學、新女性、新道德、新文學紛紛出現。這裡既有知識人的心理需求，也與經濟生活變化多有關係。以婦女雜誌為例，那時候關於性別話題的討論，是有很大的接受空間。新思想也漸漸對世風有所影響。在知識層面求新和制度層面求新，是新文化基本訴求，這也符合傳統易學「變則通，通則久」的理念。不過陳獨秀、胡適與梁啓超那些人不同的是，他們討論文化問題可能更為具體，儒學問題、教育問題、國語問題、白話文問題、性別問題、民俗問題、心理學問題、科學問題等，具有了較為專業的眼光。舊時代混沌的、朦朧不清的問題被以知識邏輯的語言清晰地敘述出來。

新文化涉及如此豐富的內容，但流於空泛的時候在所不免。在文學、美術、戲劇、音樂諸領域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陳獨秀善於考慮宏觀理念，他關於孔教的批評，關於教育方針，關於法律與言論自由的觀點，關於舊思想與國體問題的沉思，都涉及新的國家的走向和命脈。而一些基本言論，是與舊思想隔膜的。在人權、進化論、社會主義的描述中，氣象上高於常人，帶來的不僅僅是新的理念，還有一種新的詞章的韻致。易白沙《我》、吳虞《消極革命之老莊》、章士釗《經濟學的總原則》、馬君武《赫克爾之一元哲學》、劉叔雅《歐洲戰爭與青年覺悟》等流露的觀念，都在修補著讀者的認知盲點。不過那時候的許多思想還只能在紙上流淌，對於西學的本質的認識也未必精當。但他們對於本土問題的揭示倒是深切的。比如文學領域的改良，則有著針對性，當胡適從語言的表達開始介入時代話題時，東西方審美意識有了一次深入的合流。

較之於陳獨秀的激進式話語，胡適關於文學改良的看法，顯得委婉、溫和。他試圖在一種漸進式的邏輯裡更改國人的書寫習慣。不妨說，文學只是一個載體，而背後有許多深的意旨。《文學改良芻議》主要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學和文章可能出現了問題，要把僵硬的話語剔除文學的世界，將現代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引入詞章之學。他關於文章的八事，其實是文章學裡的話題，並無多少新意。但陳獨秀接著發揮的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卻把話題引向深處，溫和的改良變成變革的渴念。他的《文學革命論》是新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文獻，這些命題背後有現代人文思想裡的本然之音，當時的文人並非皆能領會。而後來周氏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的加入，從不同層面豐富了新文學的思想，看法也越來越接近西方的人文理念。應當說，這些精神的互動，催促了現代性的生長，新思想與新觀念移入國民精神之中，已不再是夢想。

應當說，胡適、陳獨秀的文學觀念，基本從外在的層面涉及問題，新文學究竟如何展開，還沒有確定的經驗，而從主體性的角度思考問題的人依然很少。只是到了周作人《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的問世，才使新文學思考落到實處，而白話文核心的話題則有了一直延續的可能。魯迅在那時候發表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則以創作方式帶來了新文學的實績，其審美意識與現代感受的深切，溢出了同人們的視界。陳獨秀、胡適難免沒有本質主義的痕跡，但到了周氏兄弟那裡，無論詞章還是內蘊，都顯出與以往文人不同的體態，新文化的「新」才有了真正的樣式。

文學改良和革命的口號的提出引起了新舊之爭，許多人捲入到論辯之中。那些不同思路的交鋒如今看來亦耐人尋味。辜鴻銘、林紓、梅光迪等人對於白話文的質疑，都有學理的支持，而後來馬一浮等對於胡適學術邏輯的微詞，實則也看到了進化論中的價值觀的問題。陳獨秀、胡適等人在不變中求變，而反對者則在變中保持不變，即認為中華文化有一個基本穩定的表徵系統，實用主義化的過程可能導致心學的本然的流失。這種警告並非沒有價值，我們看陳寅恪、熊十力關於中國文明的思考，其有意味的部分也恰是陳獨秀、胡適諸人所缺失的。

但辜鴻銘、林紓、梅光迪的聲音在轉變的時代畢竟太弱小了，舊文化如何面對今天的社會，僅僅堅守還不能解決問題。儒道釋的許多遺產在現代遇到了難題，即在精神的層面不都能滿足人道精神的渴念。科學與民主，系傳統社會最為缺少的存在，當人的價值、尊嚴和自由、平等缺失的時候，一種新的文化的可能性也隨之產生。從嚴復、章太炎到陳獨秀、胡適、魯迅，思想在新學的衝擊下漸漸泛出新綠，士大夫傳統的根基開始動搖。章太炎的復古主義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古之前的社會，在另一種歷史語境闡釋舊的遺存，思維的方式大大改變，到了周氏兄弟那裡，這種復古主義形成的遠離當下語境的歷史靜觀，導致了與流行思想的決裂。在這個決裂的空隙裡，域外的人文理念才有了立足之地。明末以來傳教士帶來的西洋學術理念得以在更為開闊的空間流轉，個性主義、社會主義思潮在知識人那裡有了廣泛的響應。

《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由著名學者孫鬱主編，內容分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卷》（季水河編）、《新教育卷》（上、中、下）（程方平編）、《婦女與性別卷》（上、下）（楊聯芬編）、《域外文學思潮卷》（李今編）、《新舊之爭卷》（範國富編）、《文學改良卷》（徐紀陽編），計六卷九冊，四百餘萬字。每卷收入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原始史料，從民初直至1923年前後，力圖完整再現新文化運動的整體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