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園生態旅遊規劃方法探索（規劃理論與實踐學者熊國平）

2023-10-16 06:40:10 3

來源：【中國民族建築】

民族建築「大家」談

文/熊國平

2017年發布的《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首次提出依託長城、大運河等重大歷史文化遺產，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形成中華文化重要標識，長城、大運河、長徵、長江、黃河等國家文化公園規劃建設陸續開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促進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有效銜接，可見文化生態保護區將發展為國家文化公園。

自2007年設立我國首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以來，全國目前已設立24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其中保護民族文化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佔一半以上，包括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區、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黔東南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格薩爾文化（果洛）生態保護實驗區等，可以預見，這些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將進一步建設成為保護民族文化的國家文化公園，國家民族文化公園將在國家文化公園中佔有重要地位。

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是指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對歷史文化積澱豐厚、存續狀態良好，具有重要價值和鮮明特色的文化形態進行整體性保護，並經文化和旅遊部同意設立的特定區域。經過十五年的探索，基本實現「遺產豐富、氛圍濃厚、特色鮮明、民眾受益」階段性目標，實驗區呈現出「見人見物見生活」的社會景象。

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推進實施的重大文化工程，通過整合具有突出意義、重要影響、重大主題的，實施公園化管理運營，實現保護傳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遊觀光、休閒娛樂、科學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開放空間的公共文化載體，集中打造中華文化重要標誌，以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充分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持久影響力、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強大生命力。

儘管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目標相近，但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具體而言：內容更豐富，從保護非物質遺產為核心轉向保護文物和文化資源,包括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多種文化資源；功能更完善，從保護傳承利用轉向文化教育、公共服務、旅遊觀光、休閒娛樂、科學研究等的綜合功能；定位更高端，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保護特定區域上升為中華文化重要標誌。在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基礎上建設國家民族文化公園是發展趨勢，亟需開展國家民族文化公園規劃設計關鍵技術研究，為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轉型發展提供技術支撐。

國家公園最早起源於美國，後為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所採用，1872年，美國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成立，目前，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管理的國家公園共有20餘種類型、413個成員，其中282個成員是依託文化遺產而設立，屬於文化遺產類國家公園，近年來國家公園系統中文化遺產類成員數量增加最顯著。

國外文化遺產類國家公園規劃設計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價值闡釋、遺產地遴選和社區參與等。展示與闡釋的概念與內涵則隨著時代發展與進步而越發完善，對遺址闡釋與展示的認識也從公共教育逐漸向多元化方式呈現。

Uzzell D（1989）、LowenthalD（1985）、Lynn D（1998）等學者從歷史學的角度對遺址闡釋的必要性、原則、方式和內容展開探討，強調在保證遺址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礎上，藉助多學科交叉融合為公眾揭示各遺址間的內在聯繫，促進公眾對於遺址及文化遺產進行了解。在遺產地遴選上，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通過系統、科學地篩選擬加入國家公園體系的申請，確保把最有突出價值和意義的資源納入國家公園系統。吳麗雲，常夢倩（2020）指出美國國家公園體系基本入選標準有國家重要性、適宜性、可行性、管理的不可替代性，德國則更注重群眾意見徵詢。JimuraT（2011）指出日本是亞洲最早建立國立公園的國家，提出了無形文化遺產理念。範銀蘋（2014）等學者指出國外有關國家公園社區參與的研究內容集中於社區參與資源及環境的保護、參與國家公園的規劃管理、國家公園對居民的影響、居民對國家公園的態度、利益分配等方面。Smith G（2011）認為取得社區支持，讓他們積極參與進來的前提就是使其獲得實際利益。

國內國家文化公園規劃研究集中在價值評估、傳承利用、文旅融合等方面。文化公園價值評估研究方面，王健（2019）指出國家文化公園是吸收國家公園、世界文化遺產以及大遺址保護之後的一種傳承性質的創新概念，強調國家文化公園的內涵與特色建設。程惠哲（2017）指出國家文化公園是公共文化空間形態發展演變的結果之一，其建設要牢牢突出自身文化特色。李飛（2021）指出國家文化公園的作用主要在於塑造國家象徵、促進全民族文化認同以及建設多功能大尺度的線性空間等多個方面。在文化公園保護傳承研究方面，趙雲（2020）指出完整的國家文化公園價值評估框架便是由核心遺產價值評估、公園整體價值評估以及品牌價值評估三方面構成。王克嶺（2021）指出在保護理念強調歷史價值核心地位的同時，兼顧藝術或審美價值。文化公園的文旅融合研究則在近年來逐漸增加，杜凡丁（2018）圍繞長徵文化公園整體規劃，提出「步行沉浸式體驗」為長徵文化線路的主要體驗方式，李樹信（2021）、李珂（2021）等提出要強化長徵文化旅遊與教育的深度結合、與多種旅遊業態的深度融合，完善基礎和公共服務。

總體而言國家文化公園規劃設計研究處於起步階段，國家民族文化公園研究更為鮮見。針對保護民族文化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發展成為國家民族文化公園的趨勢，開展國家民族文化公園的規劃設計技術研究，完善民族文化遺產保護體系，豐富國家文化公園規劃理論，指導國家民族文化公園規劃建設實踐。通過國家民族文化公園的價值評估、保護格局，文旅融合技術研究，應用於國家民族文化公園規劃實踐，打造民族性世界性兼容的文化名片，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黔東南國家民族文化公園範圍覆蓋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境，轄1市、15縣，總面積3.03萬平方公裡。保護區境內居住著苗、侗、漢、水、瑤、壯、土家布依等44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佔總戶籍人口的81.3%，其中苗族人口佔43.2%，侗族人口佔30.4%，是全國苗族、侗族最大的聚居區。長期以來，多民族在這塊熱土上繁衍生息、和諧共存，形成了以苗侗民族文化為代表，多民族文化交相輝映，具體鮮明地域特色的黔東南民族文化。現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8處，有中國歷史文化名城1座，中國歷史文化名鎮2座，中國歷史文化名街1條，中國歷史文化名村4座，有409個村落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是全國傳統村落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

「苗嶺山區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黔東南六洞九洞侗族村寨」23個（2006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有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1項3處（侗族大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53項72處，位居全國同級地州市前列。快速城鎮化、現代化背景下，黔東南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受外來文化衝擊，傳統生活方式改變，人口外流加速，文物和文化資源保護傳承面臨著嚴峻挑戰，黔東南國家民族文化公園規劃和建設任務緊迫，開展黔東南國家民族文化公園規劃，分析文物和文化資源，找出苗、侗等民族文化特色，構建價值評價體系，確定文物和文化資源重點保護項目，劃定管控保護、主題展示、文旅融合、傳統利用4類主體功能區，提出傳承利用方式，提高傳承活力，文旅融合深度體驗遊傳承利用民族文化。

熊國平，東南大學江北新區創新研究院國土空間規劃與設計研究中心主任，東大江北萬物雲美好生活場景營建實驗室主任。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專家，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鄉規劃實施學術委員會委員，南京歐美同學會理事，《城鄉規劃》雜誌編委，《規劃理論與實踐叢書》主編。主持規劃設計項目100餘項，主持項目獲國家、部委等多項獎勵，第一作者發表中英文論文40餘篇，SCI和建築學科最高級期刊7篇，主持國家自然科學、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項目各1項，主持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子課題、城鄉建設部科技計劃項目子課題各1項，主持江蘇省科技支撐計劃1項，江蘇省社科研究課題2項，授權國內發明專利3項，第一作者出版中文著作8本，譯著1本。

（本文經作者授權，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信息宣傳部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