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遁身

2023-10-05 10:47:54

　2003年12月的一天，美國聯邦調查局西雅圖辦公室，資深調查員凱奇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的第一句話就深深吸引了凱奇的目光：「我是D·B·庫伯，32年前那樁轟動全球的劫機神話的製造者。你們追了我32年，其實，我一直就在你們的眼皮底下……」。

　　D·B·庫伯!凱奇幾乎要跳了起來。這是個曾經在幾代FBI探員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名字。儘管這是個假名，但它仍然成了世界航空史上最為傳奇、也最神秘的一次劫機行為的代名詞。難道在事隔32年後，這個神秘人物竟會自動現形?!

　　凱奇興奮不已，思緒萬千，那個已經成為經典的故事細節仿佛又栩栩如生地浮現在他眼前……

　　「這可不像是個玩笑」

　　那是1971年11月24日下午，正值感恩節前夕。天氣陰冷低沉，一個黑髮褐眼、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出現在波特蘭國際機場西北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前。他花了20美元，用丹·庫伯之名購買了一張去西雅圖的機票。半小時之後，庫伯就坐在了西北航空公司305航班機尾18E的位子上，他面無表情，感覺不出任何異常。

　　305航班使用的是當時剛剛投入運營的波音「727—100」，飛機有94個座位，在那個特別之夜，該次航班共載有37名乘客和5名機組成員。機長是51歲的斯哥特，還有兩名年輕漂亮的空姐，22歲的蒂娜和23歲的弗倫絲。飛機起飛前後，並沒有誰向那位衣著平常、身高1.80米的庫伯多看一眼，他隨身帶著一件黑色的雨衣和一個手提箱。當他朝身材婀娜的空姐弗倫絲招手時，上帝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幹什麼。

　　飛機起飛後不久，庫伯就遞給弗倫絲一張字條。通常，在飛機上，有些愛尋花問柳的男人常常會把自己的電話號碼或酒店房間號寫給那些迷人的空姐，弗倫絲以為這次也不過是個男人追求她的小伎倆，所以只是笑了笑就將紙條塞進衣袋走開了。庫伯臉色頓時像打了霜似的。當弗倫絲又一次走過來時，庫伯嚴肅地說道：「你最好看一看字條，我這有枚炸彈。」說完，他打開手提箱，赫然露出一大堆電線和雷管之類的東西。

　　弗倫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迅速拿出紙條跑到駕駛艙，機長斯哥特將字條看了一眼，立即就將情況向機場控制塔作了匯報。很快，西北航空公司高層就通知斯哥特：答應劫機者的所有要求，全力保證飛機的安全。

　　庫伯遞給空姐的那張字條上寫的是：一、要求20萬美元現鈔，而且全部是20元面額的小鈔，不能連號；二、要四具降落傘。他要求飛機在西雅圖著陸後，這兩項要求必須立即到位，否則，他將引爆炸彈。斯哥特在看過條子後，嘀咕了一句：「這可不像是個玩笑。」

　　機長命令弗倫絲重新回到劫機者身邊去，這位年輕的姑娘儘管心怦怦直跳，但還是回到了庫伯身旁的位子上。庫伯此時已經換到了靠窗的位子上，他將手提箱裡的炸藥和電線再次露了出來，然後要弗倫絲通知機長，除非西雅圖機場已將錢和降落傘準備就緒，否則飛機將只能在空中盤旋，不得降落。

　　弗倫絲這時心裡突然全沒有了先前的驚恐，她要求庫伯冷靜，不要幹傻事。庫伯只是冷笑著。不久，斯哥特通過廣播鎮靜地說：「飛機出了點小毛病，我們將不得不在空中盤旋，請大家放心，問題很快就能解決。」斯哥特的話在飛機上引起了一陣小小的恐慌，不過，已經有幾個人意識到飛機被劫持了。

　　 高空遁身 人間蒸發

　　與此同時，地面上的各方人馬已經緊急動員起來，西雅圖警察、聯邦調查局、聯邦航空局紛紛展開行動，他們必須在半個小時之內滿足庫伯的要求。

　　聯邦調查局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弄到全是20元的且不連號的小鈔，很顯然，庫伯對這一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知道1萬張20元的美鈔總重量為21磅，因為如果太重將會使跳傘變得危險；而大面值的鈔票又容易被警方做上記號，將來難以使用。

　　但儘管庫伯要求的是1萬張不連號，且隨意弄到的20元鈔票，可聯邦調查局還是做了手腳，他們派出大量警員，爭分奪秒，在極短的時間內給這1萬張美鈔全部拍了照，記下了它們的號碼。

　　沒想到，尋找降落傘的任務比找錢更難辦。一開始，FBI從一個空軍基地那兒找到了幾具軍用降落傘，可庫伯說他不要軍用的，要民用的，FBI終於從一個跳傘運動學校弄來了四具供學員練習用的降落傘。

　　當然，在庫伯的「條子」上並沒有寫上他將攜款跳傘的計劃，但人們完全可以作這種猜測。他們只是奇怪他為什麼要四具降落傘?後來，人們不得不佩服庫伯計劃的周密：他要求四具降落傘，其實只是一種手段，讓有關當局以為他會強迫人質跟著他一起跳傘，以免當局在降落傘裡做手腳。

　　當地面人員將一切準備好後，他們通知了機長，飛機在17時39分降落在西雅圖機場。庫伯命令除非經他的允許，所有人不得接近飛機，然後，他要求空姐蒂娜打開飛機後艙門，讓一名地勤人員在無任何人陪伴的情況下，將錢和降落傘送到飛機上來交給蒂娜。待他將那個裝在銀行鈔票袋裡的20萬美元及降落傘「驗明正身」後，他讓36名乘客通過後艙門離開飛機，但他除了將乘務人員扣作人質外，還要求乘客留下一位，最後，一名勇敢的醫生自告奮勇地留了下來。

　　現在，機艙變得空蕩蕩，庫伯通過空姐的電話給機長發出指示，飛機再次咆哮著衝入茫茫夜空之中。接著，他開始詢問弗倫絲開啟機尾艙門的操作程序。弗倫絲拿出一張操作卡片遞給庫伯，但是強調在飛行中從沒有人開過艙門，庫伯依然表現得泰然自若，用低沉的聲音說：「我知道怎麼做。」

　　那名惟一留下來的乘客、醫生約翰生以極大的勇氣試圖用心理戰術降服劫機者，他向庫伯談著劫機的危險及可能面臨的死刑的懲罰，但庫伯顯然屬於那種「立場堅定」之人，他對約翰生苦口婆心的勸誡置之不理，又不慌不忙地指示機長怎麼飛。他要求飛機飛行高度不超過萬英尺，速度不超過150節，他還補充道，他的腰間掛有高度測量儀，能測出飛行速度，任何人都休想耍花招。

　　此時機長斯哥特已經知道，自己今天遭遇的絕不是個無知莽漢，庫伯對一些飛行知識顯然十分熟悉，他知道對於一個有經驗的跳傘者來說，150節的飛行速度是個可接受的極限，飛行速度過快，對跳傘者將會極其危險，而太慢，飛機則有危險。他也明白，在1萬英尺的高空，如果離開了飛機，人尚能正常呼吸，而且在這個高度，機艙內外的壓力相當，當他跳出飛機時，也不會因巨大的壓力差造成危險。但是，斯哥特卻非常擔心飛機的安全，因為如果按庫伯所要求的飛行高度朝前飛行，飛機將經過幾座海拔超過1萬英尺的山峰。在經過幾輪交鋒後，庫伯同意飛機可以稍稍偏離他原先指定的方向，但不得超過他定下的飛行高度。

　　飛機重新起飛後不久，庫伯命

令空姐和醫生都到駕駛室去。當時，機艙門上沒有窺孔，客艙裡也沒有監視器，沒有人知道此時那個孤獨的劫機者正在幹什麼。

　　機長斯哥特竭盡全力以前所未有的低速在超低空飛行，對於這架加滿了油的飛機來說，要達到這一切可是個不小的挑戰。大約在晚上8點鐘，駕駛艙指示盤上的一個紅燈亮了起來，表明機艙後門被打開了。通過對講機，斯哥特問道：「先生，我們能為你做什麼嗎?」「不!」回答很乾脆，這是飛機上所有的人聽到庫伯說的最後一句話。接著，斯哥特感到機尾震動了一下，他懷疑有什麼東西已經從飛機上掉了下去。他記下了那個地方：波特蘭以北約25英裡，勞維思河附近。

　　此後，客艙中再也沒有任何動靜了。飛機在晚上10時15分降落在雷諾機場，機組人員等了5分鐘後，打開連接客艙和駕駛室的門，客艙已空無一人，劫機者已經消失了，並且還帶走了他所能帶走的大多數東西：帽子、雨衣、據稱裝有炸彈的手提箱，當然，還有那包20萬美元的鈔票及四具降落傘中的一具。

　　斯哥特可以想像剛才空中出現的那驚險的一幕：庫伯站在後艙門前，他用從備用降落傘上割下的尼龍繩，將他的戰利品一一那個裝滿鈔票的袋子綁在腰間，然後拉開了艙門，冰冷而刺骨的寒風撲面而來，幾乎要將他吹倒。在這1萬英尺的高空，外面的溫度大約是－2℃，而飛機的飛行速度比他要求的其實要高——大約170節(每小時195公裡)，他咬咬牙，朝著黑暗而未知的天空跳去。他可能並不知道，迎接他的將是道格拉斯山的危巖峭壁和渺無人跡的荒野、急流。

　　庫伯留下的少數幾件物品包括備用降落傘和一截雪茄菸頭，此外，FBI刑偵專家還採集到了他的66處指紋。接下來就是大規模的搜尋，感恩節當天，大量警員在庫伯可能跳下的區域進行了地毯式的空中和地面搜尋。然而，幾個星期過去了，所有的行動都宣告失敗，庫伯仿佛從人間蒸發，除了留下一個永久的劫機神話，他沒有留下任何能表明身份的蛛絲馬跡。

　　在此後的許多年裡，FBI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尋找庫伯的線索，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庫伯似乎根本就不屬於這個世界，因為如果庫伯是死了，但卻從來沒有誰報告說他們失去了丈夫、兒子或父親；而如果他活著，也沒有見他使用那1萬張20元鈔票中的任何一張。FBI曾印了一本厚達34頁的冊子，將庫伯竊走的那1萬張20元的鈔票序列號一一列出。發給各地警察局，並且懸賞10萬美元尋找這些鈔票中的任何一張，可沒有發現一張在市面上出現過。

　　自從庫伯扮演天外飛仙成功之後，眾多膽大妄為者紛紛效仿，但都沒有庫伯幸運。最慘的要數2002年5月25日，一位名叫阿古斯脫的「勇士」想重塑庫伯式的「輝煌」，他為「解決」自身的財政危機，腰間別著一枚雷管及手槍，將一架載有277名乘客的菲律賓航班劫持，可憐這位「仙人」並非航空專業人士，當他在6000英尺的高空帶著他的自製降落傘縱身一跳時，上帝都沒法憐憫他。不久，人們在離馬尼拉以東10英裡的森林裡找到了他的屍體。

　　真假難辨　懸念猶存

　　凱奇從沉思中回到了現實，他知道，這些年來，曾有數千名美國人曾舉報說他們的朋友或者親屬或者同事就是那個著名的高空遁身的庫伯，也有不少自稱為庫伯者。1995年，一位佛羅裡達古董商在患腎病臨終前對妻子說：「我就是丹-庫伯」。古董商死後，他的遺孀向警方報告說丈夫在1971年感恩節前後的確有過一次道格拉斯叢林遠足的經歷，但經過仔細核對後，FBI發現，這位「坦白」的自我暴露者與以前的那些人一樣，至多不過是個庫伯的「崇拜者」。

　　那麼，這一次是真是假呢?凱奇饒有興致地將信繼續讀下去：「我是一位越戰老兵，在70年代，那些幻滅低沉的日子裡，我從戰場上返家，滿腦子裝的都是曾朝夕相處的戰友們血肉橫飛的記憶，然而，等著我的並不是英雄凱旋的榮譽，而是深深的失落和對那場我們為之捐軀流血的戰爭的質疑：等著我的是老婆改嫁，找不到工作，被人遺忘，被戰後抑鬱症纏繞。一念之下，我決定鋌而走險，我並不想傷害誰，只是想證明我的勇氣和自信，同時要回本應屬於我和我的戰友們的那一筆補償。儘管我後來才明白，其實我永遠也無法使用那一筆錢。

　　「如今，我已是白髮暮年、靜臥病榻、行將就木，但心態平和，與世無爭。你們也不用找我了，這一場漫長的貓鼠遊戲也該結束了，願上帝原諒我吧。」

　　凱奇放下信，他無法肯定這是真的丹·庫伯，還是又一個庫伯的「崇拜者」。但他似乎悟出了些什麼，他相信，不管這個人是否真是庫伯，在個人對抗社會的近乎悲壯的行為中，社會往往要負很大的責任。而那些鋌而走險者所製造的所謂犯罪傳奇，其實既是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