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六個孩子的現狀（焦裕祿誕辰100周年）

2023-04-21 07:51:33 2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祿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日。

焦裕祿1922年8月16日出生於山東省淄博市北崮山村，194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3年6月到洛陽礦山機器製造廠（以下簡稱「洛礦」）參加工業建設，曾任車間主任、科長。1962年6月任尉氏縣委書記處書記。同年12月，焦裕祿調到蘭考縣，先後任縣委第二書記、書記。他帶領蘭考人民治理風沙、內澇、鹽鹼「三害」，鑄就了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因肝癌去世，年僅42歲。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2014年3月，在調研指導蘭考縣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指出：「要特別學習弘揚焦裕祿同志『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僕情懷，凡事探求就裡、『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鬥精神，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2017年5月，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說：「焦裕祿同志的事跡歸結到一點，就是堅定跟黨走，他一生都在為黨分憂、為黨添彩。焦裕祿精神跨越時空，永遠不會過時，我們要結合時代特點不斷發揚光大。」

近日，焦裕祿次女焦守雲接受「政事兒」專訪，回憶與父親的相處經歷和對焦裕祿精神的傳承與弘揚。焦守雲多年來致力於宣傳焦裕祿精神，現為焦裕祿幹部學院名譽院長，著有《我的父親焦裕祿》一書。

焦守雲。受訪者供圖

談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他拿吃的『引誘』我讓我喊他『爸爸』，我沒喊，後來願意喊了，他卻再也聽不到了」

政事兒：小時候父親給你留下怎樣的印象？

焦守雲：如果從我記事算起，我父親能給我留下記憶的時光並沒有幾年，所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些片段。我2歲就開始在老家山東淄博，此後我跟著奶奶每年會有兩次去看我的父母，然後再跟著奶奶回山東老家。

我印象中小時候很少喊「爸爸」。我還記得有一次他拿著吃的「引誘」我讓我喊他「爸爸」，但是我也沒有喊出來。我11歲的時候父親把我帶到蘭考，那時候我也不喊他，我當時說的是山東話，跟他們的口音都不太一樣，另外也是跟我父親有點生分。到後來，我能喊出「爸爸」了，也願意喊了，可是他卻再也聽不到了。

政事兒：你最近在重走父親走過的路線，去了哪裡？

焦守雲：我最近去過洛礦，洛礦其實我是經常去的，然後又去了尉氏縣。尉氏縣我父親去過兩次，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也是在那裡和我母親結成了伴侶，尉氏縣是我母親的老家。

我父親去洛礦的時候是農業支援工業，後來工業支援農業，我父親作為工業幹部，又回到了尉氏縣。我父親就是需要他做什麼，他不講任何條件和代價，完全服從組織的安排。父親第二次去尉氏縣，大概待了半年。當時蘭考縣需要一個縣委書記，但是選來選去沒有合適的。

談焦裕祿赴任蘭考「當時父親的肝炎已經很厲害了，如果以這個為藉口，組織也絕不會難為他」

政事兒：焦裕祿是在什麼背景下去的蘭考？

焦守雲：當時的開封地委書記是張申，他跟我的父親是老相識了。1948年他是尉氏的縣委書記兼縣長，我父親是他的部下，他對我父親的品德、能力特別了解，知道他是有膽識不怕苦、不怕困難的人。他在94歲的時候我又見過他一次，他喊我「寶寶」，他說：「『寶寶』啊，我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給黨培養了一個好幹部；也做了一件壞事，把他派到了最艱苦的地方，我當時真的不知道你爸爸有病，如果知道，絕對不會讓他去蘭考。如果當時不去，可能他也會活到現在。」

尉氏縣和蘭考縣都是開封地區的，所以我父親對蘭考的情況是了解的。其實當時父親的肝炎已經很厲害了，如果他要以這個為藉口，組織也絕不會難為他。可是我父親二話沒說，當即表態：「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越是鍛鍊人。請組織放心，不改變蘭考面貌我絕不離開那裡。」

我父親到了蘭考以後，就拼了命地幹。他是一個看不得勞動人民吃苦的人，老想著趕快改變蘭考的面貌。我父親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道：「拼上老命大幹一場，決心改變蘭考面貌。」

焦裕祿手跡「拼上老命大幹一場，決心改變蘭考面貌」。圖片來源：新華社

政事兒：當時你母親對這個決定支持嗎？

焦守雲：其實當時我母親是不想去蘭考的。原來我父親在洛礦，雖然工作很忙，但我們生活條件還是挺好的。父親在洛礦是中層幹部，當時一個月工資有170塊，這在當時屬於比較高的收入了。當時的學徒工每月只有18塊錢，我媽媽也是新中國成立前參加工作的，當時是普通的幹部，每個月工資是40多塊。後來父親到了蘭考，工資是130塊。單這一條，就是一個考驗。

父親剛去蘭考的時候，母親並沒有跟著一起去，思想上也彆扭。後來母親還是心疼父親，幾個月後也跟過去了。

談焦裕祿的親民愛民精神

「他兜裡只要是有錢或者糧票，都會掏幹掏淨，救濟窮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說弄丟了」

政事兒：焦裕祿最後一次回山東老家是什麼時候？

焦守雲：父親最後一次回老家是1964年的春節，當時他就明顯感覺身體不太好了，他心裡大概已經知道，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回去了。臨走對著我奶奶招手的方向，磕了三個頭。

當時回去的時候他手裡沒什麼錢，還跟蘭考縣委互助組借了300塊錢。其實父親當時的工資並不低，可仍然不夠花。用我母親的話說，他出門兜裡就不能帶錢，特別是下鄉的時候，看到誰家裡過得不好，他兜裡只要是有錢或者有糧票，他都會掏幹掏淨，救濟窮人，甚至把衣服都送人，回到家就說弄丟了。他去世後，有兩個農民哭著來到家裡，拿著衣服說：「這是焦書記給我們的衣服，當時看我們凍得不行了，就把他的衣服脫下來給我們了。」這時候我母親才知道他的衣服不是丟了，而是給別人了。

政事兒：你如何看焦裕祿的「親民愛民」，他與老百姓是如何相處的？

焦守雲：我父親有一個習慣，就是訪貧問苦。他到比較貧困的人家裡，有時候對方會排斥，我父親一進門先衝人家笑，然後看到跟我奶奶年齡差不多的老太太，就喊人家「娘」，這一聲「娘」，一下就拉進了與群眾的距離，慢慢就成了「自己人」了，好多事情就好辦得多了。近期河南杞縣檔案館發掘重現了我父親1952年在杞縣土改工作中寫下的手稿，裡面也有類似內容的記載，這都是我父親自己寫的，就說明這是他一貫的作風，他不是到了蘭考才這樣做，他這個作風是走到哪帶到哪。

我給電視劇《焦裕祿》寫主題曲，名字就是《喊了一聲娘》，就是根據我父親喊「娘」的這個習慣。我們老家山東淄博，特別講究孝道，我父親受這個思想影響還是很大的，在他的觀念裡最好最親的人就是娘。而且我父親在工作上特別講究方法， 比如當時我父親為了召集老百姓來開會，就拉二胡，吸引大家前來。等到我父親看人來得差不多了，就開始講黨的方針、政策。我父親二胡拉得特別好。父親在小學四年級時參加了學校的雅樂隊。二胡、小號，他都勤學苦練。特別是對二胡，更是弓法嫻熟。

政事兒：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怎樣誕生的？

焦守雲：1966年，也就是我父親去世兩年以後，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原本計劃帶著另外兩名記者到豫東去採訪，但是另外兩名記者馮健和周原當時坐錯車了，坐成了到蘭考的車，當時就將錯就錯，就地在蘭考採訪。蘭考縣委宣傳幹事劉俊生看到他們非常激動，就拉著他們不讓走，連哭帶說，就跟他們描述我父親的事跡，兩名記者也是非常感動，就給穆青報告了這個事情，隨後穆青也到了蘭考，後來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父親的事跡就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談父親的形象「他不是那種『苦行僧』式的人，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熱愛文藝」

政事兒：在你心裡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

焦守雲：做人講感情，做事講擔當，這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要是不講感情，他會衝老百姓喊「娘」嗎？這也不是隨便喊的，他對老百姓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苦過來的，他知道勞動人民的苦。他臨終前交代我們說，你們眼睛裡要能看見受苦人的眼淚。

再一個就是做事講擔當。別人不願意到蘭考去，他不僅去了，還拼了命地在蘭考幹。1958年，當時他所在的車間承擔試製新中國第一臺2.5米雙筒卷揚機的任務。在蘇聯專家撤走的情況下，他作為車間主任，領著大家把整臺蘇聯機器上的上千個零件全部拆解下來，一件一件熟悉，僅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就成功完成了研製任務。

其實我父親並不是那種「苦行僧」式的人，哪有人天生就喜歡吃苦受累的呢？我父親在生活中有很多愛好。他是個非常有魅力的人：身高一米七八，在那個年代算是高個子，性格非常隨和，待人真誠，有幽默感，情商很高，而且熱愛文藝，有些文藝「範兒」，會拉二胡、會跳舞，曾在哈爾濱、大連、洛陽這樣的大城市工作，接觸過很多新潮的東西。父親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身上衣服雖然很舊，但是洗得乾乾淨淨。他文章也寫得好，在大連起重機器廠時，經常給他們的廠報、廣播電臺寫文章，我父親這輩子最高檔的一件衣服就是我母親用他的稿費給他買的。

每次回憶父親的往事，就感覺父親永遠是我們的榜樣。我講的話都是實事求是的，我也不抬高，也不說我父親有多偉大，我也不說我有這樣一個父親有多驕傲。我們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在我們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這是我們一輩子的悲哀，不是我們一輩子的驕傲。

政事兒：你認為在焦裕祿的人生中，哪段經歷對他的影響最深？

焦守雲：我認為有兩段，一是在撫順，二是在宿遷。我父親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後被押送到撫順煤礦當苦工。1943年秋天，他終於逃出虎口，到江蘇宿遷給地主當長工。

撫順是著名的煤炭基地。為了節省成本，侵略者用「人肉開採」的辦法，毫不顧惜礦工的生命。我後來去他下煤窯的那個地方，再想往前走周圍的人就不讓我去了，說不安全。但我是特別想看看我父親在那一段時間受的什麼苦，怎么九死一生又逃出來的，我站在那裡的時候就一直在發抖。

父親逃回家鄉之後，因為沒有良民證，寸步難行。家鄉實在待不下去了，就去了江蘇宿遷逃荒。這段經歷父親自己有記載：「1943年，我21歲，逃荒到宿遷縣城東15裡雙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黃臺村幾家老百姓家住下……我在胡家當了2年僱工，第一年掙五鬥糧食（每鬥14斤），第二年掙一石五鬥……」

我父親的這兩段經歷是讓我最有感觸的。父親在那裡受的那個罪，我回想起來心裡都是一顫一顫的。至於後來在洛陽、在蘭考，我都沒有這樣的感覺。

談對母親的印象

「你們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說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說這是焦裕祿的孩子。」

政事兒：在你心中，你的母親是個怎樣的人？

焦守雲：我母親性格比較內向，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她笑。她的文化水平比我父親高，我姥爺過去是教書先生，當初父親學俄語還是我母親教他的。那是他在洛礦工作的時候，當時洛礦也屬於蘇聯援建廠礦，圖紙符號用的都是俄語。不過很快我母親就教不了他了，他就去跟蘇聯專家學。蘇聯專家說白天上班，晚上就去跳舞，沒有時間教。我父親就去學習跳舞，跟蘇聯專家套近乎，一邊跳舞一邊學習俄語。

我母親屬於我們焦家家風的第一繼承人。她說我們兄弟姐妹幾個說的最狠的一句話，也是我們當時都有點接受不了的一句話：「你們在外面惹了事，人家不說是我徐俊雅的孩子，人家只說這是焦裕祿的孩子。」這句話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多年來我們兄弟姐妹幾個都恪守家風。

政事兒：你的父親去世後，母親的生活是怎樣的？

焦守雲：母親對父親的感情極深。1966年長篇通訊發表以來，母親是哭著過來的。多年來看過她最多的場景就是對著我父親的遺像流眼淚。每次搬家，她首先把父親的遺像擦乾淨，再抱到屋子裡。

那時候到我們家去的人特別多，今天來一批，明天又換一批，問我父親的事跡，我母親幾乎天天講，講一次哭一次。當時我就已經懂事了，天天看著我母親哭。有人去看她，一提起我父親她就哭。後來就把眼睛哭壞了，年紀大了以後不哭的時候也流眼淚。

政事兒：在母親眼中，父親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焦守云：我媽媽曾經對我說，我父親有兩個最大的特點：一是聰明，二是刻苦。母親說他不是一般的聰明：「你們兄弟姐妹6個，加起來都沒有你父親聰明」母親半開玩笑地說，但是能看出來她很崇拜我父親。

我父親聰明和刻苦的特點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時候就能看出來。1954年，父親被選派到哈工大深造，只有高小文憑的父親白天上課晚上學習，熄燈以後打著手電筒討論數學題。儘管學習的時間不是很長，但是他也通過了考試，還是優秀學員。他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卻能在極短的時間裡突擊學習工業知識，成為車間生產工作的行家裡手。

談宣傳焦裕祿精神「既然事情總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

政事兒：有人說你是焦家的「外交官」，當初你是如何承擔起焦裕祿精神的宣傳工作的？

焦守雲：長篇通訊發表以後，我們家人就一直在宣傳焦裕祿精神。我母親在世的時候主要是由她來做這個工作。2005年我母親去世以後，這個任務主要就由我來做了。為什麼是我呢？我母親從50多歲的時候，都是我跟著她。我母親有比較濃重的口音，我在無意中也充當了翻譯的角色。再加上我母親本身就不善言辭，有時候也需要我做一些補充。時間長了之後，對於我父親的一些事跡我也比較熟悉了，對我母親講話的風格，哪些想說哪些不想說，都比較了解。比如有一次，有個記者問及她當年跟父親談戀愛的情況，母親就權當沒聽見，隻字不答。我母親那一代的思想，她心裡大概就想：「我們怎麼談戀愛，怎麼能跟你說呢。你這小孩子，怎麼也打聽這事兒？」

後來關於我父親的事，我們家基本都讓我來講。我的性格比較外向，愛與人打交道，話比較多，所以有人說我是焦家的「形象大使」。但其實也談不上什麼大使，既然事情總要有人去做，那我就把事情做好。我一直致力於宣傳焦裕祿精神，也確實把宣傳焦裕祿的事跡當成自己的責任和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不管是生活還是學習，我始終都銘記著父親的教誨。

政事兒：焦裕祿身著毛背心的照片成為了他最經典的一張，這件衣服背後有什麼故事？

焦守雲：那件毛背心，是我母親織的。後來扮演我父親的演員，李雪健、王洛勇、郭曉冬，我每人都給他們織兩件毛背心。一是鼓勵他們，相信他們能演好。他們心裡都是七上八下的，擔心焦裕祿這個形象演不好沒法交代。二是劇組裡也沒人織這個毛背心，這個必須得手工織，不能用機器織的。我織得很快，兩天就能織好一件。

焦裕祿資料照片。圖片來源：新華社

談焦家家風「父親臨終前囑咐我母親不要給組織添麻煩，不要向組織伸手，不能跟組織要救濟、要補助」

政事兒：你對父親臨終前有什麼印象？當時對你們說了什麼？

焦守雲：這個問題很多人都問過我，那時候其實我們都還小，對一些事情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姐姐焦守鳳是記得的，父親臨終前對我姐姐說：「我沒有什麼可留給你的，只有家裡的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我父親把唯一值錢的物品留給了我姐姐：一塊羅馬牌手錶。他說：「這個我已經用不著了，你現在已經是工人了，你戴上它，上班不要遲到。你是老大，你要幫著媽媽帶好弟弟妹妹。」

那塊表是父親唯一值錢的隨身物品，是他買的二手羅馬表。姐姐對這塊表愛若珍寶。2009年的時候，姐姐把這塊表捐贈給了蘭考的焦裕祿紀念館。捐贈的時候，姐姐抱著這塊表大哭了一場，她說：「這是我父親留給我唯一的念想，但是你們覺得想讓全國人民都看看，那我就交給你們。」她當時是很不舍的。

父親的事跡確實是感人。從我的角度，並不一定要說他有多麼偉大，但是父親對我們的影響越來越深，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感觸也越來越深。一開始是珍惜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現在非常珍惜回憶父親的日子。我每次談及父親，都是對父親的一次回憶。

政事兒：你如何看焦家的家風？

焦守雲：焦家家風這些年一直都在提。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還小，其實並不理解，後來大家說得多了，我們也慢慢長大了，逐漸理解了。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印象中跟我們說得比較多的主要是熱愛勞動、艱苦樸素，再就是不能搞特殊化。

父親是勞動人民，小時候趁我們的假期，父親會帶我們下鄉參加勞動，撿紅薯、拾麥穗，然後顆粒歸公。

艱苦樸素這也符合父親在世時的作風。從小我們的衣服就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到徹底沒法穿了。1966年我在天安門受毛主席接見的時候，穿的衣服補丁摞補丁，還是大姐穿過的衣服。當時連襪子都沒有，鞋子是我舅媽做的。

父親生前一直要求我們，領導幹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父親臨終前囑咐我母親不要給組織添麻煩，不要向組織伸手，不能跟組織要救濟、要補助。他對我們要求很嚴。父親在蘭考工作的那段時間，我大哥焦國慶年紀還小，不懂事。有天晚上他高高興興地回來，說自己去看戲了，父親問他誰給的錢買票，哥哥說沒買票，售票員知道他是焦裕祿的兒子就讓他進去了。父親當時就批評了哥哥：「演員叔叔阿姨在臺上又唱又演的，滿頭大汗，不買票就是看『白戲』，你現在會佔小便宜，長大了就會佔大便宜。」第二天父親就領著哥哥去補上了2角錢一張的票。

政事兒：你認為應該如何讓焦裕祿精神在新時代發揚光大？

焦守雲：有時候我也會看到關於我父親的電影片段。新時代下，我們還是需要老一輩艱苦樸素、艱苦奮鬥的精神。我兒子有一次跟我說：「媽媽，我現在遇到事情做決定的時候，我就先想想，如果是我姥爺，他會怎麼做。」我當時聽到這個話，淚水唰就掉下來了。

現在年輕人有他們的優點，接受新鮮事物很快，學歷也普遍比我們那一代都高。但是同時還是要向老一輩學習他們的長處，焦裕祿精神不能丟，要傳承和弘揚。

「政事兒」（微信ID：xjbzse）撰稿/李京統 校對 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