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什麼時候給富士康收購的（三星LG富士康產業轉移紛紛選擇越南）

2023-10-20 03:10:46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23期，原文標題《全球產業轉移，越南的位置》

利好的政策因素，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持續改善中的基礎設施，似乎都構成越南這一新興經濟體複製中國經驗的充分條件。但以全球產業轉移中固有的「雁行」現象作為參照，中等國家越南遠不是國際貿易環境劇變的最終答案。北雁南行中，越南創造的並非新模式，它折射出的更多是21世紀初亞洲經濟的共性。

文/劉怡 攝影/李亞楠

在越南最大高端出口家具製造商凱勝股份位於平陽省的1號廠區，工人正在板材車間內準備切割作業

三星的「城」

時針指向下午3點整，三星顯示公司1號廠區灰藍色的柵欄背後，隱隱約約已有身著帆布制服的身影在聚集。阮氏香（Nguy?n Th?H??ng）把口罩從脖子上提回到了正前方，擰開燃氣開關，開始朝鍋裡倒油。

與河內—北寧公路兩側最常見的小吃攤一樣，阮氏香這家有四張桌子的小店只出售最簡單的本地食物：河粉、法包、炒飯，價格統統是4萬越南盾（約合1.73美元），也兼賣啤酒和香菸。嚴格說來，這甚至不算是一家真正的「店」，而只能被稱為「攤」——它由幾摞撐開的防雨布、兩臺二手冰櫃、一具小燃氣爐以及不到20把最便宜的塑料靠背椅組成，可以迅速收納成一堆不起眼的道旁物。但這樣一家沒有招牌和菜單的街邊攤，卻維持著和一街之隔的韓國電子業巨頭相當的工作節奏：24小時不打烊。兩臺摩託車讓阮氏香和丈夫、妹妹、妹夫可以每隔幾小時便返回附近的家中稍作休息，同時又不至於錯過永遠在交替往復的上下工客流。

我們所在的位置是越南北寧省（B?c Ninh）安峰工業區，距離河內不過40多公裡，卻有著與首都截然不同的氣象。從公路、廠房到電子門禁，這裡的一切都是嶄新的，新到還沒有準備好成為全球電子產業版圖上的重鎮。在初夏的午後，建築工人正忙著給呆板的灰色外牆塗上紅黃藍三色油漆標識，打著綠色領帶的Grab網約車司機需要時常停下來、向在道旁小吃攤的員工打聽某個廠區的具體方位，為外籍員工新建的幾幢宿舍樓也是剛剛才接上水電。若不是一群高聲談笑著的換班女工正從阮氏香的小吃攤前經過，我甚至會懷疑自己在統計報表上看到的數字：過去兩年裡，全球有將近1/4的電腦、液晶電視和手機安裝的顯示器面板是從馬路對面那幾座龐大的廠房中生產出來的。在佔地25平方公裡的安峰廠區內，有4萬人在日以繼夜地工作著。

北江省安豐工業區的三星顯示器公司1號廠區附近，小吃攤主阮氏香正在清點零鈔

42歲的阮氏香並不是一街之隔的韓國巨頭的目標客戶。她使用的是一臺4年前上市的本土智慧型手機Bkav Bphone 1，摔裂的屏幕還沒來得及修理。「三星顯示」（S-LCD）和「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之間複雜的股權關係並不在她的關心範圍之內，但她依然感激韓國企業的擴張給她的小吃攤創造了源源不斷的客流：2015年夏天，當三星顯示公司投資10億美元興建的安峰1號廠房投入使用之後，阮氏香和她的家人便結束了農民生涯，做起了面向外省工人的飲食和摩託車維修生意。在那之後，僱員超過2萬人的2號顯示器廠房以及經過擴建的1號手機廠房也陸續投入全速運轉，帶動了工業區周邊一系列廉價餐飲、房屋租賃乃至休閒娛樂產業的興起。髮型屋、文身店、卡拉OK房和小診所夾雜在密密麻麻的集體宿舍之間，與中國東南沿海諸多地區的情形別無二致。唯一的不同在於，巷道內張貼的廣告上大多標註有韓文，暗示著這裡的流行風尚。

「一年多以前，有傳聞說韓國總統要來這裡參觀，我曾想當面向他表示感謝。」阮氏香的語氣裡帶著些許遺憾，文在寅總統2018年3月的越南之行最終只停留在了河內市，沒有抵達稍嫌偏僻的北寧。不過今年2月河內「特金會」前夕，一個朝鮮代表團在本地政要陪同下的來訪，還是令這位小吃攤主感到了難得的好奇。「我父親參加過抵美救國戰爭，當時和他一起作戰的就有朝鮮人。」阮氏香回憶道，「現在他們也開始對韓國在越南設立工廠感興趣了。或許朝鮮也希望建立幾座『三星城』，畢竟他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對不對？」

與阮氏香的父親並肩從事抗美戰鬥的朝鮮軍人中，有14位把他們的生命永遠留在了越南。他們被安葬在北江省（B?c Giang）的一處烈士陵園中，受到當地政府的高規格禮遇。但在歷史記憶之外，韓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機會和利稅收入才是今天的越南人更看重的——除去與北江省相鄰的北寧省有一座「三星城」外，在位置更靠北的太原省（Thái Nguyên），三星電子投入巨資修建的2、3號手機廠房僱用了超過6萬名員工，每天僅食堂消耗的大米就重達13噸。長期關注三星集團在越經營業績的《商業韓國》雜誌記者金允辰（Kim Eun-jin）告訴我：截止到2019年初，三星系企業在越南的累計直接投資額已經超過173億美元；其全球員工總數的35%被配置在越南分公司，創造了集團總業績的30%以上。而在2018年全年，三星越南分公司的營業收入創造了65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相當於越南全國GDP的28%，連續兩年位居該國百強企業榜單第一位。

不只是三星，更不只是韓國企業：隨著全球貿易環境2018年以來的劇變，越南作為亞洲對美出口避風港和產業轉移橋頭堡的角色正變得愈發突出。今年第一季度，韓國LG電子宣布將在2020年1月以前關閉其位於京畿道平澤的手機工廠（年產能500萬臺），將現有的訂單全部轉移至越南海防的新廠區。加上北寧、太原的兩處三星手機工廠以及臺灣鴻海科技（富士康）位於北江省的HMD諾基亞手機代工廠，預計到2020年底，「越南製造」在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中的份額將會突破10%，這一比例剛好接近2008年前後韓國本土手機產能在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版圖中的比例。換言之，短短12年時間裡，韓國智慧型手機產業的製造環節幾乎被完全轉移到了越南，連帶引發了亞洲、乃至全球電子產業的供應鏈分布調整。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同樣不遑多讓：從運行歷史超過20年的紡織、服裝加工業，到方興未艾的汽車、摩託車製造業，再到經由東北亞轉移而來的鋼鐵和冶金工業，面向全球市場的越南經濟表現出了足夠充沛的活力，也吸引了全世界投資者的關注。

「假使能將GDP增長率始終穩定在不低於6%的水平，越南的經濟體量有望在10年內超過新加坡。」星展銀行（DBS）執行董事謝光威（Irvin Seah）在5月下旬的一次演講中預測，「這其中，對美出口的增長無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事實上，進入2019年，和GDP增速出現放緩的泰國、馬來西亞等鄰國相比，越南經濟幾乎完全是靠對美商品出口額的激增維持了強勢表現。今年第一季度，美國從越南進口的商品總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整整40.2%；倘若維持這一速度，到今年年底，越南將以690億美元的規模超越英國成為美國第七大貿易進口夥伴。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新一波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湧入，則預示了隨後的進一步變化：在全球貿易規則可能出現較長周期波動的背景下，移師越南不僅是應急之舉，更有可能成為一種長期選擇。

在全國總人口即將突破1億之際，中等國家越南，是否正在成為下一個可能創造增長奇蹟的國家？

在胡志明市近郊的光中軟體園，幾名結束工作的程式設計師正在等待同事共進午餐

南行的北雁

1974年12月20日，78歲的一橋大學榮休教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因患腦溢血病逝於東京家中。直到去世之前兩天，這位「日本經濟政策學第一人」、20世紀亞洲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還在修訂他的最新論文《海外投資與雁行形態論》，希望為彼時日本的產業升級之路以及日企進軍東南亞提供宏觀指導。

從20世紀30年代初涉外貿問題開始，赤松要的一系列研究就沒有脫離一個元命題：作為全球經濟循環中的後發國家，日本及其亞洲鄰國需要通過何種方式才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繼而在變化著的世界經濟版圖裡獲得一個穩固而有後勁的位置？在長達近40年的思考中，赤松要及其弟子小島清、山澤逸平等人經過反覆爭論，最終形成了一套關於全球經濟發展和產業變遷的系統論述——「雁行形態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

完整的雁行形態理論由三個基礎模型構成。模型一通常用於描述一國自身的雁行式發展路徑：在工業化初期，後發國家獲得資本積累和技術經驗的方式是向發達工業國出口初級產品，同時進口工業製成品。一段時間過後，隨著本國產品與進口工業品逐步趨於同質，產生了進口替代效應，進口工業品趨向減少。到了最終階段，國內工業品在成本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日趨凸顯，於是轉入大量出口，先是向更後進的國家，最終則會進入發達國家市場。進口、生產、出口三項指標的變化曲線彼此交叉，猶如正在列隊飛行的大雁。

模型二則被用於描述產業據點的轉移，即「地區級的雁行形態」。根據這一模型，由於後發工業國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比較優勢最顯著、投資回報也最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當它度過進口替代階段之後，勢必要淘汰比較優勢逐漸縮水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此時，這類產業便會以FDI的形式進入該國周邊發展階段更加滯後的國家和地區，形成生產據點的外移，繼而推動周邊區域進入模型一描述的成長周期。在亞洲範圍內，日本淘汰的落後產能可以就近轉入韓國和中國臺灣；當這兩個地區也實現高質量的工業化之後，比較優勢不足的產業又會把東南亞國家當作新的轉移據點。如此便會帶來整個亞洲範圍內後發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周期性變化與升級。

至於雁行理論中的模型三，它試圖解答的是整個分析框架存在的最大漏洞：倘若模型一、二的適用範圍被無限擴大，最終，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將實現產業結構的最優化，被淘汰的產能將再無可落腳之地。屆時國際貿易活動豈不是喪失了進行的必要？對此，赤松要提供了一種解釋：儘管在理想狀態下，產業結構優化的最終結果將導致一切發達工業國優勢出口商品的同質化，但在實際環境中，各國由於區位、幅員、資源等天然稟賦的差異以及人口、政策等不確定變量的影響，會更傾向於進行協作，在一個互通有無的全球貿易體系中各取所需。只要發達工業國不以實現一切工業製品和原材料的自給作為出發點，產業轉移就可以持續。

儘管赤松要的理論遠非無懈可擊，但它恰恰精準地預見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洲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大致順序：第一階段是「雁頭」日本向「雁身」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以及新加坡轉移產能，形成的階段性成果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進入90年代，「雁身」的一部分產業又開始向位於「雁尾」位置的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以及東協諸國疏散，使「亞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成為直接受益者。而東協中的第五隻「小虎」越南，則順理成章地成為新一波產業外移的目的地，在21世紀初呈現出上升勢頭。

河內還劍湖公園附近，一名摩的司機正在等待客人。摩託車依然是大部分越南人最常用的通勤工具

按照赤松要和小島清的看法，「北雁南行」並非自然可得的結果，它需要以後發國家和地區積極奉行出口主導、善於利用外資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作為前提。並且處於「雁身」「雁尾」位置的國家和地區，在通過接收低附加值的轉移產業完成初始積累之後，同樣必須實現自身產業的優化升級，才能使「雁行」序列繼續傳遞下去。例如，「四小龍」中的韓國和中國臺灣最初是通過承接日本外移的鋼鐵、化工、機械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完成了經濟起飛階段的初始積累。爾後在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陷入泡沫經濟泥潭的收縮期，首爾和臺北當局當機立斷，決定大力扶植當時方興未艾的半導體產業，從而提前佔據了未來20年的優勢制高點。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則是針對本地區土地資源緊缺、人口規模缺少增長空間的先天劣勢，將金融服務業作為了進一步的轉型方向。反觀東協「四小虎」，由於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長期無法恢復元氣，實際上至今未能完成支柱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升級，在全球貿易體系乃至亞洲產業的雁行序列中依舊處於相對弱勢位置。

不過，雁行理論畢竟是一種建立在對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的生產方式的理解、並且相當程度上從日本的特殊經驗出發的分析框架。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通過研究美國汽車、電機、化工等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向海外轉移的軌跡，就提出了一項與赤松要的理論大不相同的判斷。按照弗農的解釋，全球範圍內的產業轉移並非總是始於技術上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那些部門；相反，發達工業國完全可以在依舊佔據技術壟斷地位的基礎上，通過FDI的方式提前將前沿產業的部分環節（例如電子工業中更依賴勞動力的組裝部分）轉移到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海外地區。轉移的目的地由於尚處在缺乏定價權的「雁尾」位置，每每樂於承接這類對優化產業結構幫助不大的非核心部門，結果反而進一步延長了發達工業國對尖端產品市場的控制權。換言之，即使是在雁行理論設想的「非同質化」市場空間中，來自「雁頭」的產業轉移也絕不會必然導致「雁尾」地區的高附加值出口優勢，相反還可能對後者造成破壞。

不僅如此，雁行理論實際上一直忽視了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大洲級強國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力，與適用「雁行」模型的中等強國並不處在一個等級上。被赤松要用作主要研究樣本的19世紀英國、20世紀日本以及一系列東南亞國家，在領土面積、人口數量和資源規模方面其實都存在極為明顯的缺陷。這使得它們對世界市場，尤其是全球工業製造品市場的影響力存在一個可估量的上限，並且更傾向於縮短產業轉移周期。但這一模式並不適用於體量和潛力超過了整個「雁陣」的中國或美國——在1997年和2008年兩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中，受創最重、恢復最緩慢的恰恰是對外貿市場依賴程度極高，同時顯著缺乏抗壓能力的「小龍」和「小虎」們。而在危機之後的復甦周期中，具有更強資源動員能力的中國不僅進一步鞏固了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面的優勢，還主動進軍高附加值的信息技術（IT）、生物和新能源產業。這使得木場隆夫、黑田篤郎等日本經濟學者不禁驚呼：「大鵬」衝入了「雁陣」，赤松要設想的模式已經宣告瓦解。另一方面，2018年以來全球貿易環境的劇變顯示：美國以其手中的高附加值產業作為槓桿，依舊具有快速幹預世界市場、打亂「雁陣」排序的能力。經濟學家設想的「最優」模式，再度為複雜的現實所擊破。

河內市中心的聖若瑟主教座堂前，一群放學的少年正在踢足球

「越南模式」

和三個多月前第二次「特金會」期間人山人海、舉世矚目的情形不同，在這個細雨綿綿的下午，河內萬豪酒店（JW Marriott Hà N?i）以及一湖之隔的越南國家會議中心多少顯得有些冷清。除去大廳懸掛的川普籤名照以及咖啡廳內作為裝飾物的峰會新聞照外，一切都回到了不溫不火的舊態。全球500強企業瑞士ABB集團的自動化部門正在這裡舉行小型閉門會議，此外便只有河內街頭出現頻率最高的韓國和日本商社職員不時進進出出。「主要是韓國人，偶爾也有美國人。」一名服務生搭了個腔。畢竟，這裡依然屬於亞洲的「雁尾」。

儘管早在1986年，越南政府就宣布開始推行以建立市場經濟為導向的「革新」（??i m?i）路線，但直到將近20年後，河內才完全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全球市場，並在2007年獲準加入世貿組織（WTO）。已故歷史學者、原越南駐廣州總領事楊明易（D??ng Danh Dy）曾經反覆提及一個細節：1999年9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出訪河內，與越南黨政領導人舉行會談。在茶歇時間，女國務卿信口問及幾位越方代表的年齡，這隨即被解讀為美方懷疑越南政權的穩固性，兩國雙邊關係因此裹足不前長達5年。在2018年因病去世之前，楊明易依舊公開對英國BBC記者抱怨：「如果越南在2002年就能夠加入WTO，一切會有多麼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美好的假設，但也僅僅是假設。身為中等國家的越南，在經濟現代化路徑上恰恰更服膺於赤松要的「雁行形態理論」。作為東協諸國中基礎設施和市場法規完善度相對滯後的「雁尾」國家，越南在大宗FDI方面只能指望處於「雁身」位置的「四小龍」；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遭遇重創的韓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2002年前後尚未徹底恢復，根本無暇在東南亞做大規模投資布局。而以從市場化轉軌啟動到人均年收入突破1000美元花費的時長作為指標，越南花去了整整22年，是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將近3倍，這正是該國外向型經濟基礎的真實寫照。而為了達成這項指標，越南本幣在這22年裡實際貶值了整整34.8%。

在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江林看來，所謂「越南模式」相較此前的「四小龍」「四小虎」並無多少新鮮之處，不過是再度印證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的成功，也同樣遵循著工業產值比重持續上升、農業產值比重下降的一般規律。實際上，受居高不下的通脹率和國企連年虧損拖累，越南經濟在「入世」前後甚至出現了反常的逆工業化現象，製造業產值一度出現萎縮。但這一困境最終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獲得了解決——越南政府宣布在全國開闢超過300個專注於製造業的工業園區，允許外商直接參與規劃。

在光中軟體園內的一間咖啡廳，兩名女職員正趁著午休時間商討工作

趙江林認為，在吸引FDI方面採取如此激進和冒險的主張，恰恰是越南市場經濟轉軌不充分的寫照之一。她指出：「一般而言，對外開放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是緊密聯繫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對外開放水平也相對較高，反之亦然。越南卻並非如此，它的開放起點低，但後來的開放水平提升速度卻是最快的，超過了之前的『四小虎』。」政府主導的「過度」開放政策，隱隱有孤注一擲之勢，卻踩在了意外契合的時間點上：「入世」前後的3年裡，東協相繼與「雁陣」上遊的日本和韓國締結自由貿易區協定，為東北亞資本的登陸鋪平了道路。為吸引國際知名企業入駐，越南政府在新設工業園區方面推出了優惠程度空前的政策：凡在當地投資於製造業的國外企業，自廠區投產之日起4年內可免徵企業所得稅，隨後8年裡也只按5%的優惠稅率徵稅，北方部分內陸省份甚至一度宣布免繳廠房租金。政府同時還承諾，將出資為工業園區修建公路等配套設施。

空泛的口號當然不構成外資爭相搶灘的充分理由。真正的奧秘存在於勞動力結構和河內當局做出的實際努力上：人口將在2019年突破1億大關的越南，國民年齡中位數剛剛超過30歲，其中有2/3是尚待進入城市的農民。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投入的資金規模，以及甘冒債務風險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實績，都給外國投資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地理上靠近中國以及港口眾多（擁有東協國家中數量最多的20個主要商港）的天然優勢，意味著「越南製造」可以繼續向此前已經形成良性循環的東北亞跨境物流網絡借力，從而在減少磨合的情況下迅速成為全球製造業網絡中的新據點。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餘波在2012年前後逐漸消退，建設越南「後院」開始成為東北亞製造業南下的動力來源。全球電子消費品市場的大舉擴張，以及對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業成本上升的憂慮，推動韓國企業成為進軍越南的主力。從2010年開始的短短5年間，累計有超過250億美元的韓國資本進入本地市場，到今天已經進一步增加至350多億美元。與歐盟之間的雙邊自貿協定在2016年最終達成，則為主攻歐洲市場的臺灣紡織、石化企業的南下添上了「臨門一腳」。群雄逐鹿之下，北方部分省份的政府甚至決定將外商籤署協議後並非實際投資的工業園區土地重新收回，出讓給願意啟動立竿見影的項目的競爭者，這讓謝光威感到目前的越南正處在東亞FDI的紅利周期內：「連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投資者也開始青睞越南，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趨勢。」

滙豐銀行（HSBC）越南籍經濟學家鄭阮（Tr?nh Nguy?n）並不諱言，在2018年以來全球貿易環境的劇變中，她的祖國成為了直接受益者：「倘若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考慮移出中國，就近前往越南會是自然而然的選擇。即使全球市場需求不再有大的增長，一方的流失也將直接導致另一方的獲利，這是時勢使然。」

北江省安豐工業區的三星手機工廠門前，換班的工人正在排隊等待通過電子門禁

「富士康小道」

佔據全球電子代工業市場半壁江山的臺灣鴻海集團（富士康），在這場登陸越南的競賽中趕了個晚集。

距今12年前，2007年初春，鴻海系創始人郭臺銘率公司管理層從深圳龍華出發，驅車300多公裡，經廣西南寧抵達河內，論證在當地設立富士康手機組裝工廠的可行性。據臺灣《天下》雜誌報導，當時郭臺銘判斷從南寧到河內的陸路交通有望縮短至6小時左右，加上從深圳到南寧的車程，僅需13個小時就可以將深圳富士康工廠生產的元器件陸運至越南，在當地完成最後組裝，而彼時越南電子業流水線工人的平均工資不過是廣東的1/3。雄心勃勃的富士康因此在北寧省拿下400公頃土地，計劃將鴻海精密至少1/3的產能遷移至此。一年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富士康的越南攻略陷入停擺狀態。

到2019年春天為止，鴻海系僅僅將從微軟手中收購而來的子品牌HMD諾基亞（內含老式非智慧型手機）的組裝安排到了北寧和北江的3處廠房內，最受市場關注的iPhone生產廠依然留在中國大陸。不過，郭臺銘當初規劃的那條「富士康小道」，如今已然成為連接越南北部一系列電子產業園區與中國大陸供應鏈的生命線。「雁尾」越南，依舊和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

臺資跨國物流企業中菲行（Dimerco Express）的越南分公司經理陳皎麟在河內機場與我們匆匆一晤。這是他在越南度過的第四年，也是最感繁忙的一個春天。「中菲行在本地的客戶涉及機械、汽車、紡織、印刷等多個行業，但主要是電子業」，陳皎麟介紹說，「其中有臺灣企業，也有新近前來試水的中國大陸商家，大部分過去在廣東開展業務」。放棄在中國東南沿海經營多年、妥善可靠的供應鏈，勉強擠入群雄逐鹿的越南北部，既無可能，亦無必要。但國際貿易環境驟變，在北美市場客戶的施壓下，各大廠商實際上不得不把越南當作備份據點和避風港。而在東南亞市場深耕8年的陳皎麟要承擔的任務，也遠不止包攬運輸那麼簡單。

「北越的主要產業園區已經有人滿為患之勢。好在如果只涉及組裝環節，土地和工人問題目前還可以解決。」真正的麻煩是供應鏈廠商的匱乏——即使是已經決心紮根越南的三星電子，目前也只和不到30家本地企業籤訂了合作協議。好在陳皎麟有他的獨門武器：自1991年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以來，中菲行物流已經和東南沿海臺資電子代工企業的上下遊供應鏈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如今這部分業務被打包移交給了越南分公司。「根據不同客戶的需要，我們會為他提供整套服務方案」，陳皎麟介紹說，「從陪同選擇越南工廠的廠址，到計算出性價比最高的運輸方案，最終把廣東的上遊業務和越南終端徹底打通。」用於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的核心元器件等基本物料依然在廣東訂購，經深圳—南寧公路陸運至廣西憑祥，由友誼關入境越南，只需24小時便可送抵北方工業區內的組裝廠。待成品下線之後，再根據不同客戶的需求，選擇空運或海運發往目的地。

位於胡志明市第一郡的「大曼哈頓」精品公寓是越南本地開發商針對韓國投資者推出的高端地產項目

在2019年春天，平均每天有超過800輛貨車載著45英尺（13.72米）長的標準貨櫃從友誼關入境越南，並且仍在以每年超過20%的速度增長。駛入越南北部之後，車隊會首先前往距離河內30多公裡的北寧省新加坡工業區，在那裡將整箱的電子元器件卸至海關監管倉。中菲行的負責人員則在監管倉完成分貨作業，由不同的車輛將其分頭送往北寧、北江、太原各省的50餘家組裝廠。反過來，裝配完成的手機和電腦也會首先被運回監管倉，再藉助不同的交通工具運達銷售地。隨著四車道新公路的竣工，從這裡前往河內機場的時間已經縮短到了40分鐘。

在擁有4萬名員工的富士康北寧工廠附近，一位經歷過深圳龍華設廠時代的臺灣籍員工笑稱：「還是那幾家代工企業，還是那幾撥管理層，只不過見面的地點從廣東挪到了越南。」據他介紹，鴻海集團越南分公司在當地的生產線主要負責組裝伺服器等網絡通訊設備，部分模具仍需從深圳陸運而來。考慮到未來運銷北美市場的筆記本電腦可能被加徵關稅，臺灣老牌「電子五哥」之一、全球最大筆記本電腦製造商仁寶工業也已經考慮重啟此前外租的越南永福省（V?nhPhúc）廠房，作為江蘇崑山工廠的後備。無獨有偶，總部設在廣東的iPhone供應鏈廠商立訊精密、藍思科技以及德賽電池已先後在北江省掛牌設廠。製造AirPods無線藍牙耳機的山東濰坊企業歌爾聲學（GoerTek）則啟動了耗資2.6億美元的新廠房建設計劃，準備將生產線悉數移至北江。

位於北江省廷蘸工業區的富士康科技越南一期廠房

與鐘錶、塑料製品等遭遇關稅加徵的出口商品相比，消費類電子產品由於迭代周期較短，被迫在第一時間採取應變策略，以免流失訂單。短短半年時間，越南北部憑空多出了超過10萬人級規模的用工需求和同樣驚人的廠房土地剛需，部分工業區的地租直接上漲了50%，這令陳皎麟感到格外吃驚：「越南只有1億人口，即使其中半數可以視為合格勞動力，也不過和廣東省持平。如果把中國沿海廠商的出口訂單全都轉過來，以越南的體量是吃不下的。」2014年5月越南排華暴亂的影響依然令他心有餘悸——「從廣東帶熟練的班組長和管理人員過來，薪水至少要加50%。僱用本地員工要和其他廠商搶人，在基準工資基礎上也得加20%。新廠的生產效率要想達到廣東老廠的水平，至少要花兩年，兩年後人工只會更貴。何況還有不確定的政治風險。」

在這位老練的物流經理看來，如果說「中國製造」的紅利周期已經延續了超過30年，那麼在中等國家越南，衝刺般的高速增長至多只能維持10年。在趕回位於胡志明市的辦公室之前，陳皎麟幽默地揶揄道，「到了第六年，我就要開始尋找下一個有潛力的據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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