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的我們仨讀後感
2023-10-23 01:11: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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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的我們仨讀後感【篇一】
楊絳先生,於九十二歲高齡,寫就一部近十萬字的《我們仨》,我猜讀者中最抓狂的一群人,當屬「錢鍾書迷」了。雖則,這幾年來,坊間也出版了些研究錢鍾書生平與學術諸方面的書籍,然而有關錢鍾書生平的第一手資料,份量還是太少了些。楊絳先生以前出的《將飲茶》、《幹校六記》等書,對於錢鍾書生平研究者來說,早已是最不容忽視的頭等史料,然而於愛好散文的讀者來說,楊絳先生洗鍊、淡定的文風,始終在他們心目中佔據著頗為「神聖」的地位,連文章大家董橋,也直稱楊絳的文章是第一等文章。基於上述原由,《我們仨》一書的出版,堪稱是今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看完全書,讀者才了解楊絳寫《我們仨》一書的由頭,應當是為了完成先於他們夫婦去世的獨女錢瑗的遺願。錢瑗生前,曾打算寫同名的《我們仨》一書,還起好了寫作大綱,終因病早逝未果。現在楊絳以她的視角寫出的這本《我們仨》,內裡充斥著對丈夫錢鍾書與女兒錢瑗的深情追憶,文筆悲傷,讀之令人惻然。
自1998年錢鍾書去世以來,這幾年,楊絳先生時有筆仗纏身,如與宗璞、與林非等人。顯而易見,世上最偉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人。所以,對錢鍾書生前言行或有異議,或對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這是一件正常的事,它們也有利於讀者了解到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錢鍾書。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去尋找,楊絳先生是如何藉此書對近年的一些「非議」,來作出回應的;然而,我們還應注意到,楊絳先生作為「局內人」,亦有一改往日下意識地為錢鍾書「添魅」的習氣,在書內批露了一些非「傳奇秩事」的細節,來為錢鍾書的「聖人」地位「脫魅」,還原其成為一個也存在弱點的普通之人。這也許是《我們仨》一書,最有價值的地方。
眾所周知,奠定錢鍾書在中國文化界顯赫聲名的最基礎的原因,是他寫出了《圍城》、《談藝錄》、《宋詩選注》及《管錐編》等幾部著作。前二者完成於1940年代,然而只為錢鍾書在較小的讀者圈內,贏得了一些知名度。為他贏得文化明星般的世俗知名度,是1990年代初,電視連續劇《圍城》熱播以後的事了。同時,鑑於《管錐編》一書裡展現出的令人驚佩的博學,種種為錢氏「添魅」的文章,一時紛至沓來。錢的同學鄒文海在《憶錢鍾書》一文中,說錢氏大學入學考試,「算學零分」,仍為清華大學破格準其入學。雖則錢鍾書自己承認數學分數不高,否認只考了零分,然而這則「偏科傳奇」,似乎影響頗大,大約被認定是錢氏少時即現異秉或天才的徵象,而被選入了剛建成的無錫錢鍾書故居展示,供後人觀瞻。再有如許淵衝的《錢鍾書先生及譯詩》一文,提及諸多有關錢氏的秩聞,如錢鍾書在上大學時,即與夏鼐和吳晗並稱清華文學院「三才子」,又說外文系「三傑」中的「龍」是錢鍾書,「虎」是曹禺。鑑於這些言論的先知先覺,頗使人懷疑當初最早道出此論的某先生是否即是上帝本人。然而,此類「添魅式」的傳奇言論,於讀者來說,並無多大助益。相反,一個平凡的人,是如何經自身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坎坷與困頓,進而成為一個博學大家的生命歷程,也許是值得讀者更真切關注的所在。
《我們仨》的第二部分,無疑會成為楊絳先生以前寫的《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的補充,兩相對照讀來,是頗有收益的。在後面一文中,楊絳先生將錢鍾書在牛津得的學位,寫作副博士(B.Litt.)學位,有論者考證後,認為應譯作「文學學士」更恰當。此回出版的《我們仨》一書中,楊絳先生亦改稱作「文學學士」。關於這個學位,楊先生說,錢鍾書「常引用一位曾獲牛津文學學士的英國學者對文學學士的評價:『文學學士,就是對文學無識無知』」,調侃了一番。由此聯想及《圍城》裡關于洋野雞大學博士文憑的那節,楊絳先生一上來寫成「副博士」學位,至少可看出,楊絳於錢得的學位不高,還是有些遺憾的。這樣的學位,一回國即獲清華大學教職,確屬「破格任用」。等到錢鍾書任職不滿一年,因了其父錢基博要其轉去藍田師院「陪侍」任職,錢楊兩人為此發生爭執。楊絳顯然不贊成錢丟棄清華前程,去湖南藍田任職。楊應當有這個資本去力勸錢,從書中可看出,楊絳的留學英法生涯,更象現今所言的「陪讀夫人」。她因了經濟束手及需照顧錢鍾書、撫育孩子等原故,並未在牛津大學及巴黎大學取得學位。可以說,她的留學生涯,全靠自學;更可以這樣解讀,錢鍾書的牛津學位的獲得,有楊絳作出的犧牲在裡面。從楊絳簡練含蓄的文筆之下,讀者更可以看出,這次爭執亦有涉兩人間的性格差異。似乎錢鍾書平時持才傲人、言談或有直陳他人短處,與清華元老葉公超及聯大外文系系主任陳福田,相處並不洽,而為人精細、出言謹嚴的楊絳,肯定亦會對錢氏此種行狀有看法。然而,楊絳行文至此,亦只說:「鍾書這一輩子受到的排擠不算少,他從不和對方爭執,總乖乖地退讓」,沒有對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從1941年夏開始,至1949年,是錢鍾書這條清華之「龍」困頓於上海之時。他丟失了工作,要靠嶽父讓出學校授課的鐘點,及私授學生來謀生。反觀清華之「虎」曹禺,此時早已是聲名大噪的劇作家,而此時的錢鍾書,甚至連其父錢基博,亦不看好他,以為沒有出息,不受寵愛。這一段時光,錢鍾書從31歲到38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歲月,楊絳說他們「擠居辣斐德路錢家,一住就是八年。」楊絳接著又很坦然地說,「我在小學代課,我寫劇本,都是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來維持生計,讀者很易猜到,此時錢鍾書的心情,當有多麼鬱悶。然而正是在此段時間,他寫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說,及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圍城》,更有初現他博學與抱負的論著《談藝錄》。鑑於楊絳提到,錢鍾書對《圍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滿意,我不得不作這樣的猜測,錢氏當初寫小說的動機之一,或多或少與楊絳寫劇本一樣:「是為了柴和米。」錢鍾書在《圍城》一書的《序》裡,提到此書寫了兩年,據楊絳說是「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可見錢氏絕非是類似寫《在路上》的凱路亞克之流的創作天才,一揮而就即完成大作。錢氏又說「兩年裡憂世傷生,屢想中止」,他的這種鬱郁不得志的心態,對《圍城》一書的諷刺連篇的基調,及渺視「某一類人物」的文風的形成,會有很大的影響。
1949年後,錢鍾書得遇兩位「貴人」照應——喬冠華與胡喬木,他們都是他的清華同學。先是剛解放時,由喬冠華提名,錢得以進入了毛選翻譯小組。相較解放前,解放後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員的錢氏夫婦,在經濟上、治學環境上、社會地位上,都算是一種境遇的改善。同時,因錢氏有過「口舌之咎」的經歷,故而在往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而過關。文革後,錢鍾書又獲胡喬木青眼,既幫其解決了住房問題,又提名錢做了社科院副院長。這些內容,都在《我們仨》一書中,由楊絳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這方面是較少披露的。顯然,不得不承認,上述事項,也是如今錢鍾書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個要素。全書亦體現出了這樣一個主題,即是展現了錢氏夫婦不與人爭、淡泊名利的風貌,這是最可令讀者敬佩的地方。據楊絳回憶,錢鍾書曾對她說:「有名氣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為一個常人,成名之後的喜悅,是無論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時見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紹自己的簡介中,總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譯成了哪些國度的文字,並不厭其煩的羅列出來。其實,作家這種想要得到更多的讀者讀到自己作品的最樸素的喜悅,就連「高蹈」的錢鍾書,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圍城》一書的《重印前記》裡,錢氏藉機巧妙地點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譯本,暗裡偷著自得其樂了一把。
說實話,在我的眼裡,近年來讓錢鍾書「脫魅」的眾多指謫言論中,無論是楊絳在書中應對的「不相投的人就會嫌鍾書刻薄了」一事也好,還是上面提及的加入毛選翻譯小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強鄰而打架一事,這些只能讓我覺得錢鍾書越來越從被人為供奉的「聖人」的罈子上走了下來,還原成為了有七情六慾的凡人,讓人更覺可親。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這樣一種「脫魅」言論,即錢鍾書不設體系的學術作品,在拓展人類文化及知識領域,創新度究竟有多少?這裡邊似乎還涉及到如何評價一個學者型知識分子的問題:他們在文化界和學界的地位,是以博學,還是以創新,來作為首要條件進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吹毛求疵的批判,因為錢鍾書在上個世紀中葉後留在大陸的頂級學人中,是受知識屏蔽這一歷史局限性影響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個,他應當承受這種指責。
最後要提一下的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即是,《我們仨》一書,展現的是楊絳眼裡的錢鍾書。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錢鍾書生平研究者,當然要考量到楊絳敦厚的傳統文風下,所書事跡與史實的距離;還要注意到記憶的遺誤,這對一個九十高齡的老者來說,都屬正常之事。一如錢鍾書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現存無錫錢鍾書故居)中,質疑八十高齡的錢穆所寫的《師友雜憶》記憶有誤,內中提到的錢穆曾與錢基博鍾書父子同赴常熟作講演,並同住一旅館事,實為子虛烏有。
楊絳的我們仨讀後感【篇二】
終於慢慢地安定下來。
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終於也無聊起來,我是最怕閒下來的,也最怕被別人甩下。於是不斷的找可以豐富自己的方式,好好撿起書來。
曾經看過一句偉人說過的話,只看經過至少幾百年沉澱依舊流傳,受人吹捧的書籍。這句話讓我對很多現當代的作家以及作品嗤之以鼻。殊不知自己錯過了很多經典。
知道楊絳是在錢鍾書之後,大學時代她的《我們仨》總總擺在最顯眼的地方,我卻從來沒有為它駐足。近幾年陸陸續續從報刊雜誌網絡得知她的名氣。這個滿頭銀髮的世紀老人安詳的坐在書桌旁,讓人頓生佩服。
況且人一長大,總會更傾向於家庭,處理家庭的藝術。特別想了解這樣一位偉人是怎麼在最親的兩個人(丈夫和女兒)死後寫的回憶錄,怎麼安定的過餘生。
這本書楊絳以一個妻子,一個媽媽道來家庭的瑣碎,三個人平淡中的小幸福。完全沒有你想像中的遙不可及,有的只是小日子,夫妻之間的相互扶持,共同前進,女兒與父母的成長與陪伴。
我從外界知道的錢鍾書是一個高傲,不可一世的作家。然而在妻子筆下的他僅是一個與世無爭,不太諳世故,很多事情還是需要妻子幫忙的普通的丈夫,只是默默的學習,默默的教導學生,傳授知識的文人。
楊絳是一位偉大的女人,本也是出生書香門第,大家閨秀,想來很多事情都無法料理卻還是跟著鍾書從英國到法國,再回到國內不停的奔波,作為一個妻子,還要漸漸的熟悉柴米醬醋油鹽之事。一定是相互的愛情才讓這繁雜的家務變成生活的樂趣吧。
錢媛,知道她也是由於他們的父母,總覺得她沒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優秀,應該過得很自卑,錢氏夫婦也可能會不太認可這位孩子。我是多麼的膚淺,一個人的美好豈能用所謂的外界的功名來概括呢。她這個乖巧的,有天分的孩子,在楊的筆下就是她的丈夫錢的化身,很多時候像極了她的爸爸。這想必是愛的一重高境界吧,因為我也會經常從我媽媽的耳邊幸福的說我和爸爸的很多相像之處。
我原本以為如此有名的一對作家應該過著殷實的生活,可是並沒有,我也以為他們不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就可以隨隨便便的成功或者更加的知名。他們在國外省吃儉用,還不斷地想盡辦法努力豐富自己。回到國內也是經常性的兩地分居,為生計奔波。生活的苦並沒有壓倒這樣一個美好的家庭,他們有的只是樂觀的面對與迎接,三個人共同的扶持,這是個多麼偉大與和諧的家庭。圓圓這個美好的女兒曾經還為了要照顧父母要終身不嫁,最終還是父母勸服了她,你就完完全全沉浸在這個美好的幸福的家庭中。
晚年的錢氏夫婦過得並不好,看著讓人非常的辛酸。由於時代的關係,兩位老人體弱多病還居無定所,顛沛流離。這也只能怪時代給予那時人民的苦。
曾經以為轟轟烈烈才是生活的本色,也聽過看過太多的曬幸福,過分歪膩與爭吵,於是植根於腦底的就是這個婚姻與家庭的模板。殊不知平平淡才是真的真。
走過這些,楊絳是多麼辛苦,看著女兒和丈夫在兩年內相繼離世,這世界上自己最最親近的兩個人永遠的離開了自己。即使現在有了固定的房子也只是一個旅舍般,心卻沒有了歸宿。她心裡是經過了怎樣的翻江倒海,才達到如今的心如止水。
願這位百歲老人,安安穩穩,靜靜地享受最後的時光。
楊絳的我們仨讀後感【篇三】
今天逛書店,喜得錢鍾書夫人楊絳新作《我們仨》,三聯書店這七月份剛剛出版發行。回家後迫不及待地一口氣把書讀完,按捺不住亢奮之情,當即寫下點讀後心得。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錢鍾書與楊絳唯一的女兒)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第165頁)在痛失親人之後,九十二歲高齡的楊絳用清新幽雅的筆調、冷雋幽默地追記了他們這三口之家的風風雨雨、點點滴滴,集結成回憶錄《我們仨》。他們仨性格迥異,卻志趣相投,都把讀書治學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們善良、智慧、正直,他們對生老病死看法透徹豁達——所有這些在楊絳傳神的筆下,平易自然娓娓訴說,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親切如故,愛不釋手。其中描寫錢鍾書先生的章節,尤為耐人尋味。
我們近距離地看到,錢鍾書先生是一位憨態可掬、誠摯厚道、調侃幽默、平易可親的學者。你看他,「笨手笨腳」地老是「做壞事」,今天「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過兩天又「把檯燈砸了」,接著還「把門軸弄壞了」(第87頁),但對別人卻體貼入微:妻女離開產院回寓所,「他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裡,盛在碗裡,(87-88頁)」端給妻子吃。回國後,他聽從父命回藍田教書,「經常親自為爹爹燉雞」(第101頁)。他與楊絳幾十年相濡以沫,恩愛如故,對朋友「口劍腹蜜」(第75頁),「肯幫忙」(第124頁),坦誠相待。他詼諧風趣,書中有兩段文字頗有趣:「我表姐的妯娌愛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來語去。我大姐姐聽到吵架,就命令我們把臥房的門關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鍾書耳朵特靈,門開一縫,就能聽到全部對話。婆媳都口角玲瓏,應對敏捷。鍾書聽到精彩處,忙到爸爸屋裡去學給他們聽。大家聽了非常欣賞,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第97頁)他「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在等待上菜的時候,」他總是「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儘管他眼睛近視,「但耳朵特聰」,能聽到他們談話的「全文」,邊聽邊看邊評論——「那邊兩個人是夫妻,在吵架……」「這一桌是請親戚」,他能說出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麼關係,誰又專愛說廢話……令人忍俊不禁(第140頁)。環顧周遭一些「學者」——他們孤傲怪僻、詭譎狡詐、表裡不一、道貌岸然,令人退避三舍——更使我們感到錢鍾書先生是如此單純樸直、「像水晶珠似的遠近自然,外內如一」(吳忠匡),人見人愛。
我們還近距離地看到,錢鍾書先生才逾八鬥,學貫中西,但他總是把個人的成就、威望榮譽置之度外,從來不擺出一副大學者的派頭,令人望而生畏。眾所周知,錢鍾書先生的文學創作,幾乎譯成了所有的西方文字;無論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在文藝鑑賞方面,在比較文學方面,他都有許多超越前賢的創見和貢獻;他精通中國古典文學,舊體詩當行出色,寫得極為精妙;他無疑是當代最有影響、最具權威和最引人注目的學者之一。《紅樓夢》有一首《好了歌》,其中唱道,「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錢鍾書先生就是一生不愛名不愛利的學者。他「在工作中總很馴良地聽從領導,同事間他能合作,不冒尖,不爭先」(第124頁)。他「與世無求,與人無爭」(第67頁),不願拋頭露面,沽名釣譽。因此,就連一九七五年國慶日他接到國宴的請帖(這是人們夢寐以求的榮譽)也不動心,反而託詞「請了病假」(第152頁),沒有出席。因此,小說《圍城》改為電視劇後,「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採」,但「他不願做動物園裡的希奇怪獸」,結果妻子楊絳「只好守住門為他擋客」(第164頁)。聽說中央電視臺要拍他的專訪節目,這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有的機會,可他卻斷然謝絕了。書中第71頁還提到:錢鍾書先生在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學士時,有一位英國富翁勸說他放棄中國的獎學金,由富翁資助改行讀哲學,然後留校當漢學教授,做富翁弟弟漢學家的助手,研究老莊哲學,可是錢鍾書先生「立即拒絕了他的建議」,因為放棄自己國家微薄的獎學金而投靠外國富翁他是「決計不幹的」。環顧我們周遭有些「學者」——他們把「學問」掛在嘴上,貼在臉上,尋找一切機會到處忸怩弄姿做騷表演,有名就爭,有利就奪——就越發令人感到錢鍾書先生的偉大。
上述這些章節,雖然都是樁樁小事,而且掛一漏萬,但足以映襯出一位學者的高風亮節。回憶錄中寫道,他們一家三口平時總是詳盡地把自己「瑣瑣碎碎的事」記錄下來,並稱之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滯留海灘上的石子」(159-160頁)。石子雖小,卻經得起巨浪的拍擊,泰然留駐沙灘,矢志不移。「石子」記事,事事有石,石堆成山,巍巍魁岸。「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莊子《秋水》)在大山面前,石子藐小微細,是大山的顆粒,當然無可匹比,但小石樸素無華,堅忍不拔,能積成大山,亙古萬年。《我們仨》就是由這樣一粒粒「石子」鑄成的大山,錢鍾書先生屹立在我們面前——他「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語言」,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選擇去留問題時他「不願做外國人」,寧願做「倔強的中國老百姓」(第122頁)——頂天立地,光芒四射,長駐人間!記得四五十年前讀過臧克家的詩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至今印象還很深刻。是的,錢鍾書先生並沒有作古,「他還活著」,他在我們眼裡首先是一個真正的人,然後才是一位學者,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