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學教會了我們做人（我的同學梁從誡）

2023-10-17 02:35:59 4

1980年春，本文作者周清澍與方晶、梁從誡（右一）攝於乾麵胡同寓所。

1957年6月8日《這是為什麼？》社論發出反擊右派的信號時，我正好從長春進修結業回到學校，看到滿校園都貼著大字報。學生中最冒尖的是物理系的學生譚天榮，團委組織了一次批判譚天榮的大會，一群崇拜譚天榮的女孩子跑到團委找兩位女領導人辯論，團委就將當年在燕大附中初露鋒芒的梁從誡和張磊等人請來，這些能言善辯的幹將不僅解了暫時之圍，而且在以後不斷召開的批判大會上，成為不可或缺的批判主力。不過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有的「幹將」也被打成右派。梁從誡等人後來也遭到批評，同他一起在反右中建立功勞的杜經國同學差一點戴上帽子，但仍被從輕發落往青海。

本文作者與研究生同學合影。左起：吳乾兌、梁從誡、何玉疇、周清澍。

雲南大學的四年

我在東北師大進修兩年，回校後畢業分配留校，9月又改調新成立的內蒙古大學，但仍留在北大進修。1958年元旦，我還到小梁住的25齋與研究生同學歡聚。12月，我奉命回內蒙古大學，並直接下放到土默特旗農村。與我同屆的世界近現代史、中國近代史研究生，因1956年開始實行蘇聯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已改為四年制，因此，他們皆遲至1958年夏畢業，小梁分配到雲南大學。

據我後來了解，他初到雲大頗受重視，在他以前，從未有北大畢業生分配來校，何況他是全國首屆副博士研究生。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原來是清華大學副教務長，早就認識他這位清華園子弟，因此對他特別器重。小梁給我來信說，他剛到校不久就帶學生下鄉搞運動，閒下來學生要求學習，老師只有他一人，手頭又無參考書，他居然開出三門課，包括不是他主講的課。

1959年8月11日他給我來信說：

寒假我回北京一趟，把如枚和梁建都接來了。……系裡給了我很重的教學任務，一個人教三、四年級兩個年級、三個班的世界現代史，還要給另一位先生代一年級的課。……這學期中間有一段我真是焦頭爛額，三個班進度都不同，我是忙了上頓沒有下頓的，……禮拜天都不敢出去玩（這種情況在我這一輩子中都是少有的），多少次上課前夜只睡三四小時，……因為叫苦多了點，支部上還挨了一頓批評。

他後來還對我回憶起在雲南的往事，也談到他和周如枚、梁建的小家庭生活，特別是周如枚充當中緬邊界談判翻譯的趣聞。

1962年10月24日他來信說，1961年「科協」通過組織部將周如枚調回北京，10個月後小梁的工作也有了新的安排。1962年7月初回到北京，調到外交部，又轉到國際關係研究所，跟著副所長陳翰笙搞美國農業問題。他信中說：「在昆明教了整四年世界現代史，對昆明、雲大、現代史和昆明人都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回顧這四年，沒有什麼值得向老友報喜之處，但自問也不是碌碌無為，至少空手建起了這一門課程，我教過並經我幫助的兩位助教現在也總算接下了我扔下的攤子。」「回來，當然有回來的好處，業務上搞點名堂出來的條件無疑是好得多了。有老師，有資料，看得多，聽得多，不似在昆明那麼閉塞。但是在昆明那種獨自負擔一方面責任，一切靠自己努力的鍛鍊卻相對地少了。生活上，北京遠不如昆明，無論吃的，住的，更不用說天氣、風景，都是昆明好。到所之後，分配給陳翰老當學徒，……翰老是趕鴨子上架，給了我一個題目：《美國剩餘農產品出口和國際關係》。限年底交初稿。現在每天和翰老學英文，我們辦公一般是提倡 No Chinese speaking,……總之，跟著這些大專家，只要自己努力，我相信總能有所成就的，幾年內，對美國農業問題取得發言權我是有信心的。」

從這封信中，洋溢著他將在新的崗位上大幹一番的喜悅心情。

在國際關係研究所

1963秋，中華書局邀我駐書局讀書寫作，因此，我在翠微路中華書局長住數月之久，同小梁分別五六年後，我們又重聚在一起。當時，他住在東單外交部街老外交部對面的四合院裡，是周如枚所在單位的家屬宿舍。他告訴我，如枚已同他分居，只留下他這個家屬一人獨居。原因是小梁出了男女關係問題，老同學傳出各種流言，我也不追問他。他主動向我承認是自己的錯，表示對不起如枚，可是如枚不原諒他。後來終於離婚，兒子隨母並改姓周。

我一人在京,常晚上到他宿舍造訪,長夜敘談,往往是趕末班地鐵才回翠微路住處。他言談中，已不是過去那麼滿口革命言辭，對所在單位也頗有看法：一個專門研究國際關係的龐大研究所，居然沒幾個通外文的人，很多人根本不能適應研究業務,照樣能混日子。有位女幹部，口口聲聲標榜她是童養媳出身，他譏笑學術研究只問出身而不考慮業務水平。

梁思成的再婚與逝世

他告訴我,父親梁思成又再婚了,對象是建築系教師程應銓的前妻。他和姐姐都反對這門親事，隔幾禮拜就回清華園大吵。他說可憐的人是外婆，原來外婆一直在女兒家過，林徽因去世後，他倆在大吵一番之後，就將外婆接出來孝敬一番。

1968年10月以後，中央和地方都舉辦五七幹校，1969年他隨外交部幹校下放到江西上高縣勞動。「九一三」事件以後，各種幹校的人員已陸續抽回。1972年1月6日陳毅逝世，毛澤東出席10日的追悼會。恰巧這月9日梁思成逝世，周恩來總理在陳毅追悼會的兩天後，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名義，為梁思成舉辦隆重的追悼會，消息發在《人民日報》上，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帽子備受壓抑的高級知識分子頗受鼓舞。小梁也因奔喪回到北京。

他告訴我，追悼會雖只有李先念、郭沫若參加，實際上是由周恩來總理安排的，甚至還關心到梁思成的家屬。總理還記得林徽因的母親是隨女生活，詢問她是否還健在，得知林母在世時，就批給她每月50元養老。

俄語翻譯班同學合影。左起：諸光明、徐連達、某某（忘記姓名）、張志斌、周清澍、李祚焮、梁從誡。

小梁的「再就業」

同年,我因參加中華書局校點《元史》，他得知我在北京，就來中華書局找到我，告我他已同方晶結婚，並邀我到他東直門的住處吃飯。我們重聚時他向我吹噓：他在農村不僅適應了艱苦的勞動，還學會扶犁趕牛耕地的高級農活，得意地向我袒露身上健壯的肌肉。後來聽人說：他曾遭到批判，稱他為「梁三子」（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但對我卻毫無流露。

1973年冬,我被借調到社科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寫《中國通史》，長住北京，我們有機會經常來往，這時才得知他已不是外交部的幹部，等待尋找新的崗位，而且新婚夫婦也無自己的住房，幸虧得到金嶽霖先生的幫助。當時金老住在乾麵胡同，單身擁有社科院最高級的四室宿舍，騰出兩間讓他們居住，從此他們也像親生子女一般，盡到了侍奉老人直到送終的責任。

小梁回到北京，直到「文革」後期，大學重新複課，若干學術單位恢復正常，我們老同學積極幫他聯繫工作單位。首先是我所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當時正接受國家編寫《沙俄侵華史》的任務，需要引進熟悉世界近現代史和國際關係及外語熟練的人才，我的朋友劉存寬積極向所推薦他，研究室負責人雖與他同為清華教授子女，但對他似乎印象不佳，予以否定。接著同班同學龍盛運向劉大年所長推薦，劉所長對他1955年批判胡適時的表現還留有良好印象，同意將他調入。近代史所管人事的幹部往外交部調取檔案時，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卻建議不要接收他。人事幹部回所匯報，領導也不敢堅持調進他了。

直到「文革」結束，百廢俱興。1978年，我們的同班同學殷敘彝，在中央編譯局工作，得知他的老領導副局長姜椿芳正在籌建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於是向他推薦小梁，他終於調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負責創辦《百科知識》雜誌，從原來的專攻世界近現代歷史改行為無所不包的百科知識編輯。

在《百科知識》任編輯

雜誌編輯對他是不熟悉的工作，他上任後卻幹得非常投入並很出色。他不同於一般編輯，還能改正作者的來稿。有次我去看他，見已有客人在坐，原來是一位投稿作者在聽取他的意見，我就旁坐恭聽。來稿本來不屬小梁的專業範圍，但他就其內容提出了補充和修改，當向作者徵求意見時，只見客人頻頻點頭虛心接受，由此可見這些年來小梁學識大有長進。

小梁為了擴大《百科知識》稿源的廣泛性，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主動聯繫作者。因我當初曾學習亞洲史，他向我詢問有關研究中東的學者，我就舉薦我們的老同學彭樹智，他正在西北大學主持西亞史的研究。

他觀察問題政治敏銳性很高，《大百科全書》本不屬他的工作範圍，但他從外國文學卷中發現「土耳其文學」的辭條有問題，將唐朝在外蒙古樹立的闕特勤、毗伽可汗等碑說成是土耳其文學，這兩碑刻的是突厥、漢兩種文字，是唐玄宗派遣「高手工六人」前往，繪寫刻制，與遠隔萬裡的小亞細亞何幹。為此他來徵求我的意見，我同意他的看法，在蔡美彪先生的支持下，借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會議室召開座談會，外國文學卷的編輯主任馮至和副主任季羨林二位先生親臨參加，聽取有關專門研究者的意見。作者也出席會議，原來他是一名駐土耳其的記者，並非專業人士，由於他懂土耳其文，就請他撰寫辭條。他不知土耳其有泛突厥主義的政治和歷史背景，經過澄清，原稿的錯誤得到了改正。

《大百科全書》在中國屬於首創，邀請老牌《大英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來華交流，事後他得意地告訴我，鄧小平接見時是由他擔任翻譯。

在中國文化書院任副院長

1984年，北京一些學者發起成立民辦的中國文化書院，他也被網羅進去。學院中的導師，都是高校的教授或社科院的研究員，在文化書院是兼職，他是一位有日常工作任務的雜誌編輯，不可能兼職。1988年，他毅然辭去公職，應聘到中國文化書院任導師，出任處理常務的副院長。

小梁調入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是由副總編輯閻明復去外交部辦理的調動手續，原來他倆曾是重慶南開中學同學，現又在同一單位工作，自然就熟悉了。1986年，閻明復出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他主張將知識界社會精英作為重點統戰對象，小梁也名列其中。1989年3月，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五次會議增補梁從誡為特邀政協委員。5月4日北大校慶，我們同班同學相約回校聚會紀念畢業35周年，我應邀來到北京，但在聚會時，卻不見小梁的身影，據說他有活動出國了。

此後他又活躍在全國政協，並曾來呼和浩特視察，順便看我。有意思的是，同屆政協委員中，還有同班的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殷敘彝，廣東社會科學院院長張磊是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三位同班同學同時出席1993年全國兩會。張磊還當選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曾發起與梁從誡合編《梁啓超全集》，因小梁去世而作罷。

我去他家，發現他正忙於寫作，在金嶽霖先生故去後，金老的臥室變成了他的工作室，寫作工具已不用紙筆，而是用電腦。他向我解說：用電腦寫作，補充修改非常方便，不用謄抄。並介紹他用的五筆輸入法。因此也讓我萌生學用電腦的想法，但實現已在他這次介紹近十年之後了。

自然之友

此後數年，我們很少見面，突接他的來信，說在1993年，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他利用自己的廣泛社會聯繫，聚集許多社會名人，特別是文物考古界的老同學——時任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等。我國的社會團體多屬官辦，即使是純學術團體也掛靠在企業、學校等單位，才能獲得經費和辦公場所。他得意地在信中說：我們是國內第一個純民間的社會團體，成立大會沒有開會場所，只好借公園在室外舉行。

「自然之友」成立以來，不斷聽到他開展環保行動的消息，如來內蒙古植樹，保護川西洪雅天然林、滇西北德欽縣原始森林、滇金絲猴和藏羚羊，在可可西裡地區反盜獵行動等。

我一次在看電視新聞時，突然出現梁從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還是當年那麼伶牙俐齒，侃侃而談。查對當日的新聞，他是在作加強環保的發言，也是歷次政協首次以環保為主題的大會發言。此後，他在歷次政協會上都提出了有關環保的重要提案。

小梁雖沒學成建築，然因家庭的耳濡目染，積累了中國古建築的知識，也產生了感情，自然將環境保護擴及保護古建和古文物。學世界史專業的他竟被學考古的老同學推舉為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

自從小梁創建「自然之友」之後，他已成為社會名人，不斷聽到他的各種傳聞。美國總統柯林頓訪華，他曾代表自然之友在桂林與柯林頓座談；英國首相布萊爾訪華，曾會見他，他以個人名義向布萊爾遞交了要求在英國禁止藏羚羊絨貿易的公開信。由於他對環保事業所作的貢獻，不斷得到國內外的各種大獎，如國家林業局頒發的「大熊貓獎」等等。

2004年，我從僑居洛杉磯的女兒家回到北京，前往乾麵胡同看他。好些年不見，發現他有了很大的改變，言談中離不開環保，而且身體力行，家中衛生間馬桶旁擺著幾罐用過的水，為的是節約用水，準備衝馬桶之用。年過古稀的他，還騎自行車去自然之友上班，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他來近代史研究所看我時，是戴頭盔、騎摩託來的，當時還是時髦罕見的行頭，現在為了節約能耗，減少汙染，古稀老人又改用自行車上班。他還得意地告訴我，他去人民大會堂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只有他騎破自行車，被門衛阻擋，驗過證件才能入內。中午留我在燈市口一家小館吃飯，自備碗筷，吃完有剩全部帶回，不用一次性餐具，一切都體現環保和節約。他還告訴我，中國文化書院停辦後，他已不是公職人員，既無鐵飯碗工資，也無退休待遇，生活已顯拮据。

2004年「五四」北大校慶，是我們畢業50周年，在京的同班同學又回校聚會了一次。這是我們這群年過古稀的老人的聚會，也是小梁和老同學最後一次聚會。

2006年，他騎自行車出行時遭遇車禍，此後健康每況愈下，連走路也困難，後來甚至頭腦糊塗。

2010年4月21日，我從洛杉磯回到北京，決定結束十年僑居美國的生活，準備終老於故國。抵京後，立即想看望闊別數年的小梁。打電話過去，是方晶接的，她告知我小梁患老年痴呆的消息，已不能認人，甚至對新來的人反感，建議我不用來了。10月28日小梁去世，11月2日舉行告別儀式。老同學周承恩等傳來不幸的消息，在呼和浩特的我，已無法參加弔唁了。

周清澍 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