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中華歷史文化的象徵（中華文化符號解讀）

2023-10-13 07:15:15 2

黃河中華歷史文化的象徵?《中國民族》雜誌2021年第4期封面「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地理是人類活動的基礎天人關係，在中國文化中是起點也是終極的主題人類傍水而生、沿河而居，大河文明是文明古國共有的故事模式但大河不同的特徵和個性，又使文明的故事和命運截然不同，需要作一番山河判斷，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於黃河中華歷史文化的象徵?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黃河中華歷史文化的象徵

《中國民族》雜誌2021年第4期封面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地理是人類活動的基礎。天人關係，在中國文化中是起點也是終極的主題。人類傍水而生、沿河而居，大河文明是文明古國共有的故事模式。但大河不同的特徵和個性，又使文明的故事和命運截然不同，需要作一番山河判斷。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溫床，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孕育、流淌的，是一個偉大文明的命運。觀察這條河，要放在整個東方文明的大背景下。從採集到農耕、從狩獵到遊牧，是早期人類發展的基本線索。在漁獵、採集、遊牧向農耕定居的過渡中隱約可見一種轉化模式，往往出現在資源條件相對多樣的丘陵與平原的交界區域。在中國，這個區域便是黃河衝出的第二級階梯邊緣——晉陝豫交匯之處，亦即黃河中上遊平原、丘陵、淺山、峁塬之地。

黃河兩岸的先民仿佛跟隨著奔湧河水，奪路而出，魚躍龍門，衝出中華大地的第二級階梯，登場亮相。他們「因陵丘挖穴而處」，築穴而居，躲風避雨，其所處地理空間逶迤曲折，進退有據，左右逢源，順勢而生。隨著原始農業在黃河水滋養的黃土地上穩步發展，先民們逐漸走向寬闊平坦之地，「（黃河水）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人類第一次革命是農業革命，農業革命使「遊蕩的人」變成「聚落的人」、弱小分散不穩定的群變成集中穩定較大的群，發展出定居模式和複雜社會。哪些地方最適合開闢和拓展農業革命？是河流泛濫所形成的衝積扇平原。早期的刀耕火種，更適合這些節理疏鬆、易於耕耘的土質。在漫長的地質年代，黃河曾奪淮入海，不斷泛濫改道，開合衝撞，源源不斷地噴灑沉澱重濁的泥水，塑造了地球上北溫帶最大的衝積扇平原。這渾樸莽莽的大場域，為農業革命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黃河為什麼有如此之大的塑造力？這要感謝黃土高原。黃土高原曾經是一片汪洋，西起青海日月山，東到河南洛陽，南至陝西秦嶺，北到陝北長城，湖面遼闊，面積有如今的6個渤海之大，可稱其為黃土原湖。大約1500萬年前，地殼運動使湖盆推升陷落，漸漸形成黃土高原如今的樣貌。黃土高原的黃土層厚度普遍達到50～80米，最厚處可達250米以上。這麼厚的黃土是怎麼來的？研究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風成說」。「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在距今300萬至200萬年前的第四紀冰期，氣候乾冷，不息的西北長風擄掠黃土高原以西廣闊沙漠和戈壁地區的黃土，吹向東南，飄至這片地區，風力減弱，塵埃落定，年復一年，最終形成黃土高原。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首千古傳誦的《千字文》起首一句，潛意識裡表露了黃河流域先民們基因深處的集體心理積澱。類似的傳說，還有女媧摶黃土造人和黃帝、炎帝在這一帶的活動。這一切，就好像是黃河中上遊的先民們天眼初開，面對天地，懵懵懂懂，目之所見正是迷濛一片的降塵景象：青黑色的天，黃色的風、黃色的土，黃色的風土，於是在曠塬高峁，面朝黃河，唱出這句刻骨銘心的話語。

黃河中上遊流域的先民們，最早的時空秩序和底層邏輯是「五行」觀念，把天下、把周遭環境、把腳下之地作為觀察、沉思、推演的中心與起點。「金、木、水、火、土」的「土」，所對應的首先是黃河中上遊區域，是黃土，是天地之中的黃土。這黃土，天地通，正對著天穹中群星拱之的北極星，從而協調四方，璇璣玉衡。「五行說」出手即是頂天立地的大文章，取象喻理、睃巡天下、思無際涯，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中華故園的時間、方位、尺度、材料、顏色、結構和樣貌。五行相生相剋，循序漸進，求中建極，把中國之「中」、天下之中，留給黃色、黃土、黃河中上遊這片區域。「宅茲中國」， 中原、中庸、中和、大一統……中華先民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地理和心理的精神原點、坐標及演化的淵藪，萌發衍生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形成休戚與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命運共同體，成為懸升在中國人心靈世界的「萬有引力虹」，成為群己合一、家國同構、和諧團結、愛國主義的深沉基礎。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中國大地西高東低的三級階梯，為中華民族登高行遠、為黃河母親提供巨大勢能。咆哮不息的黃河流過黃土高原，深深切入黃土高原表層疏鬆的土質，攜帶的大量泥沙使黃河成為一條泥河，一條世界大河中含沙量最多的河，這也可以看作大河文明中最為猛烈的受孕。黃河有著世界大河中最偉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也是世界大河中性格最為複雜的河，行跡無束，泥水兩性，至剛至柔，陰陽合體，集嚴父慈母於一身。以質樸遼闊的胸懷，繁衍無限、庇佑廣大、絕無偏私地穿行於農耕和遊牧兩翼，養育了最多的農耕和遊牧的子嗣。也如有著眾多子女、無暇細顧的母親那樣，絕不溺愛嬌慣自己的兒女。黃河是溫馴早慧的農耕大河，也是率真野性的遊牧大河，以雄渾不羈的衝決滌蕩，疾聲厲色，揮舞戒尺，考驗、錘鍊、磨礪，培養兒女們向死而生的勇氣、膽識和意志，開放、包容、創新的品質，還有勤勞節儉、從不懈怠的憂患意識。

在黃河身上，中華先民們學到的最早、最多，體悟的最深、最透。奔騰不息的黃河，凝滯如塑的黃河，給我們以最初的胎教，也是萬世叮嚀的老師。中華民族從蒙昧進入文明，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夏、商、周三代的第一個王，即是「理水」的大禹。大禹是最先讀懂黃河的那個人。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最早的中國之思在哪裡？在黃河中上遊的煙波裡。最早的中國之思是什麼？是「河圖洛書」，是《易經》。「易」字上「日」下「月」，是日月合體、陰陽交泰，是載舟覆舟、危機生機，是生生不息的交往交流交融、文明天下。《易經》是闡述天地人世、萬象變化的古老經典，上古之人遊目騁懷，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細覽品類之盛，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符號和文字總結上古之思。《易經》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第一縷曙光，也是中國觀念的最早範式，塑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體現了中國人最初的價值選擇。

《易經》仿佛是黃河濃縮的影印本，黃色的泥水斑駁漫漶，古奧難析又曲徑通幽。沒有哪一條大河，比黃河更像《易經》演繹的玄牝之門，萬古江河亦是人文巨流。《易經》講交流變化，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和自我設計，就是在雙方、多方、全方位的交流中，作為己方的「我」，如何自處、如何相依為命？應處在什麼位置、遵守什麼原則、採取什麼行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中國人從黃河水中看見自己，「上善若水」，以水為師，從水的柔弱、活潑、包容、自潔，處其下、乘其勢、浩浩湯湯的自然物性中，生發無窮智慧。老子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這樣的思想，滋養著中國人愛好和平、謙遜好學、平等待人的品格。

「九曲黃河萬裡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風水」「氣數」「時運」這些詞，是上自帝王、下至黎庶，埋於心底、掛在嘴邊的一個詞。中國大地的三級臺階所帶來的偉大勢能、不息的西北季風和地球板塊撞擊所創造的黃土高原，從天而降、永不言敗，莽莽寫出一筆「幾」字的黃河——是風、水、土的傑作，是天作地合，如陰陽、如父母，如偉大的受孕、化育和成長，為中華文明的誕生、壯大，提供了大河文明農業革命的最大場域。

以黃河為軸線，向西是絲綢之路，是綠洲、沙漠、雪山、高原、喀喇崑崙，向北是長城、漠北、遊牧社會、無盡寒林和凍土帶，向南是後來居上、日益富庶的江南和亞熱帶，向東是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和大海的萬頃波濤——這個四圍如屏，形勢完整，內部廣袤多樣、融匯貫通的廣大場域，為多元一體的大結構、大體量奠定了自然基礎。

《大唐西域記》描述亞歐所在的贍部洲娑婆世界，西為「寶主」、北為「馬主」、南為「象主」、東為「人主」，「南象主則暑溼宜象，西寶主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它認為「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概。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在這個「四主」結構中，「人主」之國鑿空西域，納西域文化，開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以通中亞、西亞、地中海、東非，連通「寶主」之國，滋染商業文明、海洋文明；又去天竺取「象主」之經，解「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鑄儒釋道於一體，遂有補全功能、自洽心意之大成。至於「毳張穹廬，鳥居逐牧」的北方「馬主」，以黃河為媒，與「人主」相接相貼，交流、碰撞、融合最烈。秦以後漸有「馬秦」之稱，與「人主」「馬主」為表裡結構、生死相依，確為一體。

其實，「人主」之國的文明、歷史和民族，也如同一個5000年生生不息的東方巨人，是有機活體，也有兩個心室、兩片肺葉、兩個腎臟以及不斷生長的骨骼、血肉和經絡；有它深藏遠設的腎氣、吐納呼吸的節奏、噴湧跳動的脈搏；有它聚變裂變、火力最旺、燃燒最早最久最多最激烈的核心區域；有它冶煉、結晶、成型、壯大，秘不示人的原點和坩堝。黃河、黃河文明，就是這樣的燧石、光焰和坩堝，最能體現多元一體。

大場域必有大結構，大結構必生大功能，大功能必成大命運。如同太陽，它的引力會俘獲一系列行星，它不竭燃燒的高溫高熱，穿透黑暗、散播光明。多元走向一體，一體吸納多元。這個多元一體的「體」，是歷時形成的，但從地理環境的規定來看，又是先天的共時結構——它從一個誕生於黃河中上遊的胚胎，慢慢發育成什麼樣子，最終能長多大，反覆不斷地朝哪些方向生長、折斷又修復再生，最終出落成形神完備的大模樣，則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宿命般的共時性。從河西走廊打通、立足到漫漫西域的歸於一統，從黃河、長江的溯流而上的「雙腎」之源，到一攬青藏於懷中，從南北結構的力量模式到漠北、東北和華南、海南，以及明以後愈益興盛的海上絲綢之路所串連起的臺灣、南海、南沙……「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中華文明是「天命玄鳥」的「卵生」，之所以一次次鳳凰涅槃般不斷新生，綿延不絕，是因為在她的東西南北有一道道天然屏障，如天造地設的護衛性「蛋殼」，在文明誕生、發展、壯大中起到保護作用。

歷史力量的方位、節奏和力道，文明結構的布局、功能和機制，價值體系的開放、創新和熔鑄，一次次升華躍進，大道直行，九曲迴腸，質樸剛貞，纏綿悱惻，行行復行行，好一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青春永駐的不朽旋律。重重複重重，多元拱一體。這個多元一體的結構、功能、命運，是重瓣花朵、加量加倍、成雙入對，是一遍遍工筆重彩的鴻圖華構。我們的農耕文明系統，不僅有萬裡長城王冠般鑲嵌其上的黃河流域，還有華滋繁盛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我們的遊牧文明系統，不僅有漠南、漠北，還有東胡、西胡；我們不僅有縱貫南北，串起黃河、長江的大運之河，還有鑿空西域、橫亙東西的玉石之路、絲綢之路、草原之路、茶馬古道……它們縱到底、橫到邊，通其變、成其數，乃是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的榫卯結構。

文明如水，百川匯流。倔強的黃河，不容分說地衝出幾字形的遼闊地域，進入深廣稀薄的遊牧世界，猶如長弓巨矢，蓄滿勢能、繃直震蕩，一次次發出文明變革的鳴鏑。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多元一體的碰撞、交流與競合。這個多元，可以細列無數，但最重要的歷史力量，是農耕集團和遊牧集團。中國，包括整個亞歐大陸，一個基本的歷史模式就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碰撞、交流與融合。這一點在中國最為明顯和突出。這是因為黃河不僅源於遊牧的青藏高原，她在一路東流中，南北相顧，沿鄂爾多斯高原，兜了個大圈，串起六盤山、賀蘭山、陰山等歷史上經典的遊牧地帶，使南耕北牧更加犬牙交錯、毗鄰相接。黃河不僅流淌著農耕的血脈，還流淌著遊牧的血。她是一條混血的河，一條基因複雜的河。她把歐亞大陸東部最成熟、最典型，規模、體量、尺度最龐大的農耕集團和遊牧集團，牢牢地焊接成一體，從而使這對性格迵異的夫妻，打打鬧鬧、親親愛愛，再也無法分離。

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分野，由自然地理規定的生產方式決定。在中國，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為分界線，大致區分了溼潤和乾旱兩個區域，形成農耕生活和遊牧生活。黃河毅然決然的幾字臂，如同母親，同時養育了農耕與遊牧一雙兒女。從此，農耕與遊牧相生相隨、相爭相成、「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矣」。一部分萬裡長城大致就在這條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上。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撞擊、交流和融合，使黃河、長城、絲綢之路成為中國歷史的「高溫區」，成為中國歷史大熔爐裡火力最旺、受熱最多、變化最烈的坩堝的鍋底。

中國歷史基本的力量結構，與黃河、長城垂直相交，呈現南北方向。也因為這一點，古代中國曆朝歷代的都城，多在黃河一線。「天子守國門」，猶如一桿巨秤的秤砣，似乎只有押上中央王朝的最核心的分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樹立決心、應對挑戰，從而取得統一、平衡和穩定。大運河的因運而生，正是延長的砣繩、加量的砣重。如果沒有後來居上的長江流域農耕力量，這杆巨秤就會傾覆。如果它一時傾覆，退守長江流域，農耕的種子就再次向南播灑，積蓄翻盤和再次平衡的力量。因此，我們看到，正是在黃河、長城、絲綢之路一線，堆壘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大融合中那些最先、最快、最結實、最美妙的結晶體。

萬裡長城既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本質上也是由農耕與遊牧兩種力量共同築就的。自構築的那天起，它就成為中華民族大一統的象徵。2000多年來，任何人都不可能從認識上割裂萬裡長城，因而也就無法割裂中華民族。長城對中國人來說，是意志、勇氣和力量的標誌，象徵著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在近代，西方列強從海上而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使中國的命運跌入谷底。歷史力量在沿海一線，開始呈東西方向展開。在這時，黃河、長城一躍而起，瞬間放大為中國人精神的共相。這長河與巨石的兩座紀念碑，燃燒出民族精神的最強光焰，《黃河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從此成為中華民族的不朽心曲。

如果說農耕和遊牧是攪動歷史的兩條旋臂，絲綢之路則不失時機地為這架轟隆隆的攪拌機增添了一條長臂。這三條旋臂牢牢焊在黃河軸心上，使它的轉動更加平穩、均勻和細膩。黃河和絲綢之路、和西域，註定難解難分地融合在一起。黃河從何而來？「崑崙之丘……河水出焉。」崑崙是農耕遊牧共有的地理和心理的坐標。「河出崑崙」，崑崙之地虛虛實實、雲繞霧罩、神行千裡、出沒不定，一直在草蛇灰線地向西推移。在陸權時代，中華民族的目光是向西的。崑崙地望之迷，不是一般的「地名搬家」，而是觀念、信仰、族群、制度、精神、想像，以山為器的成長與遠行。黃河和崑崙，這一山一河，成為天下、山河、江山的重重隱喻。崑崙始終保持著與黃河的黏合力，天命所歸，它們必須連在一起，有著精神上的息息相通。張騫鑿空西域，開拓了中原對西域的認識，再次把崑崙向西推，推至蔥嶺，同時念茲在茲，不忘把崑崙和黃河連在一起。《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採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雲。」漢武帝時，「河出崑崙」與深信不疑的天命觀相一致。《漢書·西域傳》記載：「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裡，廣袤三百裡。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雲。」在這裡，黃河與塔裡木河、羅布泊，以及西域的族群和文化連在一起。公元前60年，西漢王朝設西域都護府，將西域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管轄。歷朝歷代關於崑崙、關於黃河源的探尋、記載、想像和敘述，同天圓地方，同中心化的空間建構，同天命觀、大一統，有著文化上的一致性，拓展著中華文明的尺度，把西域文明納入一體之中，並通過絲綢之路建構起與世界的聯繫。穹宇茫茫，河漢渺渺。數千年來，這巨大的、多向度的旋臂，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日夜不息，旋轉、吸附、攪動、融合成星雲般燦爛的文明體。

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又經歷春秋戰國，在農耕文明內部、在漢民族的內部，這個中心化組織結構不斷升級換代，由血緣組織起來的封建萬邦到歸於一統的郡縣制，最終在秦漢之際形成穩定的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天下觀，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確立文官制度的國家。正是經歷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才有隋唐之際的農耕文明、遊牧文明、西域文明、儒釋道合為一爐的升華熔鑄。胡化、漢化的反覆攪拌與發酵，重重累累，不分彼此，漢族天子從身體到文化上的混血，也成為遊牧民族的「天可汗」。元朝和清朝，則更進一步整合著這樣的秩序。在近代，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面臨前所未有之大危機，一時之間，也曾手忙腳亂，連最能代表文脈的漢字亦生存廢之議。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盜天火以照前路，引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源頭活水，結合中國實際，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之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不斷擴容升級、精神面貌愈發煥然一新。

中華文明自身的生機、氣象和景觀，給我們以智慧，給我們以力量。中華文明是大河文明，是黃河、長江一北一南並轡而行、交替驅動，是空間和時間上的大尺度的文明。文明、文化的生發、演化和壯大，從點滴到汪洋，從涓涓細流到浩浩湯湯，從來不是一成不變、墨守成規的，而是在不舍晝夜、匯聚百川千流和九曲十八彎時的吞納、容受、淨化中的奔流。其間，有「潮平兩岸闊」的舒緩從容、靜水流深，也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縱身一躍、決絕孤行。因此，才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才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滄海洪波、英雄本色。

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明之所以氣韻悠長、連綿不絕，也是由於這個文明的尺度、場域、體量、結構和功能，給她以強大的生命力，使她在各種危難和挑戰中擁有足夠的韌性，使她很難被扳倒、打敗，使她始終保有一口綿綿不絕的元氣，向死而生、反敗為勝，渡過重重劫難。中華文明之所以青春永駐、長生不老，也是因為這個巨型文明的尺度、場域、體量、結構和功能，使她始終處在內部和外部能量的交換當中，多元多樣、風雲激蕩、相輔相成……大海生巨鯨，高天起鯤鵬。這大尺度、大場域、大體量、大結構、大功能，帶來雲蒸霞蔚、氣象萬千的文明大景象。

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可以說，維系統一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56個民族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

黃河文化、長城文化、絲綢之路文化、大運河文化、長江文化、長徵精神……這是我們最醒目的文化足跡。遼闊的土地上，悠久的歲月裡，這巨大、輝煌、縱橫交錯的足跡，構成一個大大的「國」字。這是我們民族的標識和徽記，是我們家園的門楣和梁柱，是我們文明結晶的大塊堆壘，是我們縱到底、橫到邊、引以為傲的燦爛文脈、鴻圖華構……從北到南，自東至西，橫平、豎直、彎折鉤，每一筆都光彩萬裡，每一划都寫在血脈靈魂裡。

黃河流淌出中華文明最初的身形與氣象。在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黃河流域居於軸心地位。正如指出，「在我國 5000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黃河流域的文明在唐宋之前一直處於相對先進的領跑者地位。正是在黃河這個巨大的時空場域之中，文明發展、觀念演進、分合治亂、民族融合，波瀾壯闊的歷史運動造就了不斷成熟的文明體，也孕育出偉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支撐。進入新時代，高度概括和科學闡釋了中華民族偉大精神，即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這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大。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改變了近代以來中國面臨列強瓜分、國破家亡、跌入谷底的悲慘命運。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遠大眼光觀察歷史與現實，重新發現中國、激活中國，為中國發展找到了空前寬廣的戰略空間，為扭轉近代以來連續沉降的歷史軌跡開發出無盡的上升勢能。

在近現代中國史上，平靜、內向、保守、貧瘠的西北曾經與開放、活躍、進取、富庶的東南形成鮮明對比。東南往往是各種政治力量的首選之地。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主要以南方、特別是廣州為中心。蔣介石違背孫中山遺志，破壞國共合作，背叛革命，以江浙財閥、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支撐，建立起南京國民政府。可以說，近代以來，廣袤的中國西北處於漫長的沉潛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破了這一歷史的沉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從國際國內形勢出發，確立了工農聯盟、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在國民黨反對派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邊緣區域建立根據地的思想，走出一條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長徵中，我們黨領導紅軍縱橫捭闔，從東南到西北，從長江流域到黃河流域，一路播灑革命的火種。這條革命紅飄帶，把廣袤的中國串聯起來，「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黃河岸邊、陝北高原成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成為中國革命、民族精神和先進文化的高地，吸引著世界的目光。「千裡的雷聲，萬裡的閃。」無數進步青年和文化人，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跋山涉水來到這裡，追求光明，燃燒生命。這片貧瘠、沉寂、壓抑的土地，這條凝滯、沉重、嗚咽的大河，迎來她從未有過的新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華。中國革命戰略主場的轉換，使中國的革命和思想文化，在一個更大更完整的時空中展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古老的黃河迎來新主人，奔湧流淌出中國革命精神的青春力量和先進文化的強盛基因。

偉大的實踐創造偉大的文化，偉大的文化催生偉大的實踐。《毛澤東選集》四卷共收錄159篇文章，有90多篇寫於黃土高原的延安窯洞，佔總數的近58%。毛澤東之所以將執筆著述作為這一時期的核心工作，是因為他和全黨不僅面對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新局勢新任務，而且還在於他下定決心要總結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革命的正道。正是在這雙重動力下，毛澤東殫精竭慮，以如椽之筆，寫下中國革命史上最輝煌的系列篇章。這一時期，他寫下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軍事著作，分析戰爭規律，謀定革命戰略，為民族民主革命擘畫藍圖。這一時期，他寫下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剖析天下大勢的理論傑作，闡明了統一戰線思想，為民族民主革命引路導航。這一時期，他寫下了《五四運動》《〈共產黨人〉發刊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思想文化名篇，指明革命文藝前途和青年運動方向，激發出了革命文藝的高潮。這一時期，他寫下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規劃革命道路，指引革命航船。這一時期，他寫下了《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悼人紀事的有情之文，生動地傳達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展露了共產黨人的襟懷抱負。這一時期，他寫下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整風文獻，改造了黨風、文風、學風，使我們黨風清氣正、蓬勃向上。尤其在這一時期，他更是寫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名篇《矛盾論》《實踐論》，抓住「方法論」這個牛鼻子，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難題。

正是在黃河岸邊，在黃土高原，在延安，全黨最終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了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使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們黨達到空前的團結，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期間所產生的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灣精神、張思德精神、勞模精神等，匯聚成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中國道路浮出地表，中國命運豁然開朗。難怪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在延安看到了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希望；難怪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經歷延安之行後禁不住感慨萬千，發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肺腑之言；難怪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不無自豪地寫下「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的詩詞金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黃河兩岸的山溝裡孕育出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陝北土窯洞裡的燈光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革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提供了典範案例。

歷史是有深意的。恰恰是在九曲黃河突破關山桎梏、一躍千裡的陝北，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中國革命文化創造了自己的高峰。可以說，正是由於延安精神的形成，使得中國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以譜系的方式存在，中國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也如黃河一樣，上下貫通，奔湧不已，吐故納新，開創新境。也恰恰是由於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譜系性存在，特別是由於其燦爛輝煌、生生不已的成果，賦予了黃河文化以新的品格、新的生命。黃河流域文脈深厚，經由延安精神交接、融貫，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徵精神等交匯成為滾滾巨流，壯大、滌蕩、升華了黃河文化。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次第展開，在黃河中遊的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用自己的實踐闡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諦，用生命書寫了「焦裕祿精神」；在黃河下遊的山東，一代代沂蒙人通過不懈的犧牲和努力，在黨的精神譜系中，續寫出「沂蒙精神」的新篇章。

文藝走過的，是時代之路。歷史上，黃河是一部打開的大書，以黃河為書脊，以萬裡長城、絲綢之路為頁面，形成了中國古典文藝史中，主題、題材、形式、作品質量和社會影響等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也最為輝煌的富集區，書寫了最為華美深刻的不朽篇章。這有一個重要的啟示，真正偉大的文藝作品，總是更多更好地誕生於歷史溫度最高、精神結晶最美的「第一現場」，總是與歷史文化的基因、與當下的時代精神同頻共振。

革命文化是在苦難輝煌的歷程中誕生的，因此不僅具有獨特的精神內涵，而且具有獨特的美學底色。剛健是其重要的美學風格，這種風格在社會主義文藝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自中國共產黨立足陝北，開創中國革命新境，革命文藝井噴般湧現，其代表首推《黃河大合唱》。歷史上吟詠黃河的文藝作品數不勝數，名篇眾多，但由於《黃河大合唱》吸納、提升了包括前輩詩人在內的中華兒女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心聲與意志，因而展現出千古未見之剛健風骨與闊大氣象。在這樣的歌聲和曲調中，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哀怨、悲涼，而是奮發振作和鬥爭崛起。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沉重凝滯的黃河水，而是翻滾而來的鋼筋鐵骨，一切阻擋的障礙都被擊為齏粉。我們仿佛也變成其中的一朵浪花，與整體緊抱在一起，向前、向前。

這種文化浸透著質樸黃土，是人民之詩。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岡山上，在二萬五千裡長徵中，在黃土高原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歲月裡……中國共產黨紮根人民，吸收蘊藏於大眾中的樸素精神，樹立人民立場，創造人民文化。大概這也是毛澤東不贊成一般地說城市進步、農村落後的原因，這也是他要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轉變情感的原因，這還是他看了京劇《逼上梁山》後給主創者的信中表揚他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把被統治階級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的原因。正是人民立場，使歷史上不被重視的民歌、木刻、民謠、秧歌、曲藝等樸素的民間文藝形式成為新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使西方舶來的話劇、歌劇、芭蕾、交響樂等，能迅速為我所用、落地生根、轉化創新，出手即不凡，一舉奠定中國風格、中國特色、中國氣派。《東方紅》《兄妹開荒》《白毛女》《小二黑結婚》《黃河大合唱》以及《長徵組歌》《創業史》《平凡的世界》……這些震撼靈魂的作品，竟然具有這麼樸素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這種革命的新文藝使創造了歷史卻又曾被歷史屏蔽的勞動人民，走上舞臺中心成為主角。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以黃河為主題和題材的文藝創作，要想具有史詩品質，還必須架起通往新時代的長橋。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與以往相比，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生活，是在一個更快、更大、更深、更複雜、更遼闊、更激動人心的尺度上展開的，要想從整體上認識、理解她，用全部的心靈情感去體驗她，用完美的藝術形式去表現她，有一個更加艱辛的創造過程。當今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專業文藝工作者，其工作和生活的範圍、人生經歷和心靈體驗，因為專業、行業的局限，與遼闊的社會生活、浩蕩的時代洪流多少有點距離。只有橫下心、不浮躁，深入生活、紮根人民，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板凳甘坐十年冷，扎紮實實架起通往現實和時代的長橋，才能為作品注入強大的時代力量。

打造中華民族新史詩，更是一條從「高原」向「高峰」衝刺的艱難之路。美是艱難的，少走一步，都可能會半途而廢。歷史上，以黃河為中心的區域，包括長城和絲綢之路，是民族、文明和歷史的「高溫區」，文化的結晶、民族精神的結晶、文藝作品的結晶最多、最集中。也就是說，在古典時代，這個區域文化和文藝的「高峰」最多。如今，所有想要衝擊文藝「高峰」的人們，必須欄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頭，披瀝俯察波瀾壯闊的現實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黃河這條偉大河流的精品之作，才能捧出配得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進程的心血之作。

黃河壺口瀑布

後記：

2019年12月，文化和旅遊部在河南洛陽市召開沿黃省區「學習貫徹關於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重要論述精神座談會」，為準備交流發言，我撰寫了《黃河：一部中華民族的偉大史詩》的發言材料，會後經修改，發表在當年12月26日的《光明日報》上。

2020年，為貫徹闡釋宣傳好黃河文化的要求，我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部分專家學者開展「黃河文化」「長城文化」「大運河文化」「長徵精神」的研究工作，撰寫主編4部論綱。中國藝術研究院的10餘位學人，面對高山仰止的大題材、大主題，反覆討論、發揚民主，確定提綱結構和主要觀點，用一年時日，傾心竭力，不揣淺陋，拋磚引玉，撰寫出4部論綱。「嚶嚶其鳴，求其友聲」，意在以爝火引巨光，求更多如椽巨筆的加入與呼應。

敝帚自珍，為使《黃河：一部中華民族的偉大史詩》一文更盡心意，我將討論提出的一些重要材料、觀點和文字補充其間，對該文作了較大修改和增補，從六千言擴展到一萬二千餘言，使論證和敘述更為集中、充分和豐滿。感謝我的同事祝東力、周泓洋，感謝「黃河論綱」執筆者任慧、李靜、肖懷德、魯太光等對此的付出。

難以忘懷、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2020年，就這樣成為過去。「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值此充滿命運感的時刻，願將此文獻給所有熱愛黃河、熱愛中華文化的人們。

（本文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藝術基金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和旅遊部「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館特約研究員。曾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等獎項，出版文學評論、文化研究，散文、隨筆、詩歌等20餘種專著、文集）

文：韓子勇

來源：《中國民族》雜誌2021年第4期

責編：龍慧蕊

流程·製作：實習生 劉夢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