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條約誰最有話語權（德法一笑泯恩仇）

2023-04-21 20:02:51 1

文 | 界面新聞德國特約撰稿人 錢伯彥

7月14日這天，法國一年一度的閱兵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舉行。除了吸引現場所有的「鋼鐵俠」飛行表演和馬克龍雄心勃勃的法國太空軍計劃之外，當天慶典的另一大主題無疑是歐洲合作。

從馬克龍力推的、包含法英德在內的「歐洲幹預倡議」（IEI）10個籤約國組成的聯合方陣走過香街，到包括德國A400M運輸機在內的歐洲多國機隊低空掠過巴黎，再到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歐洲合作和德法友好大加讚賞，歐陸各大國、特別是法國與德國之間的距離從未如此之近。

在德法友好的大背景下，或許是為了顧及德國人的情緒，兩周前的巴黎凡爾賽宮舉行了一次低調的慶典活動。紀念的是正是一百年前的1919年6月28日籤訂的《凡爾賽條約》。

條約背後的法德恩仇錄

過去長久以來，民間和歐洲史學界都存在著一種主流觀點，即《凡爾賽條約》作為協約國——特別是傷亡最為慘烈的法國——對德國刻骨仇恨的載體，苛刻的條款和刻意的羞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這哪裡是和平，這只是二十年的停戰」，法國一戰時期陸軍統帥福熙的名言似乎就是最好的佐證。

誠然，法國人作為《凡爾賽條約》談判的東道國，的確在幾乎每個細節上都力圖做到羞辱德國人。

《凡爾賽條約》的談判開始於1919年1月18日，這一天也正是1871年普法戰爭後德意志第二帝國皇帝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加冕的日子。德國代表團不僅無權參與談判，法國人在德國代表團入境法國之後更是特意安排了專用列車，載著德國外交官參觀殘酷的西線戰場，目的僅是為了讓德國人認識到德軍在壕溝戰中的反人類暴行。

在凡爾賽，六位德國代表不僅被限制自由，旅館內的服務人員也不允許和德國人進行任何言語交流，德國代表們的日常起居要求僅能通過紙條和外界交流。在1919年3月的《凡爾賽條約》草案中，當時甚少會出現的「交出戰犯德皇威廉二世」也赫然在列，儘管該主張最後並未列入條約正文，但是此舉在德國代表團團長原帝國外交部長烏爾裡希·馮·布魯克多夫-蘭祖伯爵（Ulrichvon Brockdorff-Rantzau）看來無疑是為了最大程度羞辱德國。

6月28日條約正式籤訂時，德國代表團首先要面對的不是法國或英國外交官，而是五位毀容的法軍士兵（Gueules cassées，法語原意為下巴破碎者），意圖仍是要讓德國人深刻認識到自己的戰爭罪行。

或許，在一戰之中損失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法國的確在仇恨的驅使下有著集體情緒化的傾向。不過隨著德法友好愈發深入人心，以及越來越多德國歷史學家對這段歷史的重新認識，簡單地用仇恨去解釋《凡爾賽條約》後德法關係、乃至將納粹上臺歸罪於此越來越顯得有偷懶之嫌。

事實上，德國人、尤其是當時執政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寬大合理和平條約」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之後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可能才是導致仇恨泛濫的根源。

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8年10月的一封信件中曾經提到，美國只會與民選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對於帝制國家只有投降兩字可言。威爾遜的表態無疑是推翻德皇、建立魏瑪共和國的重要助力劑。

就在1918年10月30日，之後成功預言了只有二十年和平的法軍元帥福熙還主張不宜對德國施加過於苛刻的條款。儘管敗局已定，但是當時德軍的前線仍在法國和比利時境內，而德軍於1917年已經取得東線戰場的全面勝利。在戰場還有些許籌碼的德國人，從政府到庶民，都相信所謂條約僅僅是割讓些波蘭領土。

但是僅僅九天之後的11月8日，當革命者在慕尼黑宣布奪權建立共和國時，福熙顯然不再顧忌那些群龍無首的德軍前線部隊，其態度也變成了「你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和我們談的了」。

1919年5月，當《凡爾賽條約》草案在德國被公之於眾時，從上至下的驚愕與憤怒使得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領導的本就脆弱不堪的共和國政府迅速垮臺。倉促新成立且更弱勢的古斯塔夫·鮑爾（Gustav Bauer）政府更加沒有與協約國討價還價的餘地。

除了「寬大處理」幻想的破滅之外，更令全體德國人激憤的則是《凡爾賽條約》第231條。

第231條並沒有涉及割讓領土或者巨額戰爭賠款，而是迫使德國承認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儘管一戰的確由德國最先挑起，但是德軍參謀總部的官方說法始終是「自衛戰爭」。對於遠離殘酷前線的德國民眾而言，捷報不斷的正義戰爭突然變成了反人類罪行；而對於協約國而言，坐實了德國的戰爭罪行才能為賠款和割地奠定法理基礎。正如法國總理克列孟梭所言，德國只是個披著個文明國家外皮的國家。

從心理落差到集體創傷

縱然《凡爾賽條約》與預想有著太大的出入，沒有任何籌碼、且面臨被協約國封鎖而國內物資開始匱乏的社民黨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籤字。

不出意外，賣國賊和「條約執行政客」（Erfüllungspolitiker）成為了貫穿魏瑪共和國政府的標籤。

不解、憤怒、壓抑佔據了《凡爾賽條約》籤訂後第一個十年的德國社會。

1919年初起，數百萬在前線鏖戰四年的德軍士兵開始陸續歸國。儘管其中大部分士兵樂意回歸正常生活，但據德國歷史學家克魯邁希（GerdKrumeich）統計，當時仍有大約四十萬士兵不願意放下武器。對於這些榮譽感強烈的老兵而言，歸國後等待他們既不是理解更不是凱旋門，僅僅是漠視。沒有給予犧牲士兵的追念，也沒有針對傷殘士兵的特殊補貼，所有傷殘士兵待遇均和殘疾人相同。

刻意迴避紀念文化（Gedenkkultur）和忽視一戰戰敗結果一時間成為了德國社會的政治正確。即便是最後負責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的德國代表團成員們也在其回憶錄中對這一過程語焉不詳。例如，條約籤字現場的五位傷殘法軍士兵這一史實巧合地沒有出現在六名德國代表中任何一人的書信或回憶錄中。最終這一幾乎被人忽略的細節直到本世紀初，才被法國歷史學家在一張舊明信片上發現。

集體性心理創傷——是克魯邁希對一戰老兵以及同時期在壓抑環境下成長的一戰兒童世代（Kriegkinder-Generation，泛指一戰時的青少年）群體心理的總結。事實上，這兩大群體也正是納粹黨以及黨衛軍的首批擁躉和成員。

而《凡爾賽條約》意想不到的巨大缺陷很快便將集體性心理創傷放大了。

正如魏瑪議會黨團主席之一的阿道夫·格魯伯（Adolf Gröber）所預言的一樣，《凡爾賽條約》中隱藏著德國的機會。隨著對奧地利帝國的《聖日耳曼條約》、對匈牙利的《特裡亞農條約》以及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色佛爾條約》分別籤訂完畢，頂在德國東方的奧地利、土耳其、俄羅斯三大帝國全部解體崩潰。東方競爭對手的消失、東方巨大的空白市場和政治真空使得德國獲得了比一戰爆發前更好的地緣和經濟環境。

在挺過了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後，德國迎來了著名的黃金二十年代（Goldene Zwanziger）。從包浩斯為代表的魏瑪文化大爆發，到愛因斯坦為代表的德國科學界壟斷諾貝爾獎，再次抬起頭的德國人終於開始正式一戰為何會失敗這一嚴肅問題了。

1928年，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在德國受到熱捧，對戰爭的追思似乎本來能以反戰思潮畫下完美的句號。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粗暴地打斷了這一進程。猶太人和共產黨在背後捅刀子（Dolchstoßlegende）的陰謀論適時地填補了這一空白，並構成了納粹黨的核心宣傳噱頭之一。

至此，歷史的慣性已經無法阻擋。1932年，納粹黨通過合法選舉順利成為國會第一大黨；1934年，希特勒通過全民公投確立了元首頭銜；1935年到1936年，英德兩國媾和並恢復德國海軍艦隊，德國亦在在法國默認下開進萊茵蘭，《凡爾賽條約》正式成為廢紙；1938年，德軍在夾道歡迎下吞併奧地利；1939年，德軍閃擊波蘭，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正式爆發。

就像「《凡爾賽條約》是仇恨的產物」這一結論稍顯片面一樣，「魏瑪共和國在《凡爾賽條約》的陰影下必然走入死胡同、納粹必然掌權」的宿命論也遭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質疑。

普法戰爭之後的法國也同樣面臨著《法蘭克福條約》中50億法郎和割讓阿爾薩斯-洛林的苛刻條款，交惡德法兩國卻難得保持了五十年的和平，而不是一戰後的僅二十年的休戰。或許普魯士人「寬容」地幫助鎮壓巴黎公社、為時僅三個月的戰爭歷程不足以留下的群體性心理創傷，加上戰後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共同造就了這段難得的和平。

對於如今的德法兩國而言，相信曾經標誌著仇恨的《凡爾賽條約》更大程度上只是特殊時代背景下、處於不同立場而做出的不可避免的決策，這或許才是兩國永修和平的最好註解。

（文中所述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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