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最大的石頭古村（嶺南古建或發現寧波梅園石造物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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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5 21:42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通訊員 曾楠

寧波市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和寧波市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辦公室聯合組織的「匠•海絲遺產與古建營造尋訪行旅」於本周在寧波市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啟動，由寧波市文化志願者與高校學子代表以及主要新聞媒體記者組成的考訪團已整裝待發，遠赴廣東、福建兩省開展為期六天的研學考訪，體驗一次追尋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的匠心之旅。

這是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繼2017年成功組織赴山西朝聖東方木構建築遺產之後，又一次以古代木構建築為主題，緊緊圍繞學術性、凸顯普及傳播性的行旅活動。與去年相同，考訪團將通過實地考訪，聽取當地古建文化研究專家的現場解讀，感悟古代建築匠師的匠心、匠技、匠藝和匠韻，同時，還將比較保國寺北宋大殿與我國現存為數不多的幾個長江以南早期木構建築，探究他們之間存有怎樣的淵源和差異，從而對保國寺北宋大殿的歷史價值、學術地位作出更加準確的判斷。

據了解，考訪團在六天行程中，將走訪我國江南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福州華林寺大殿、留存宋代建築規制和彩繪藝術的道觀建築——莆田元妙觀三清殿、號稱閩地三大宋代木構之一的宗祠民居——羅源陳太尉宮、兼具唐宋遺風和濃鬱嶺南特色的千年古剎——肇慶梅庵大殿，領略與北方傳統古建截然不同的江南營造技藝。

而今年行旅活動還有一個明顯不同於去年山西之行的特點，就是增加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主題。串聯上述幾個擬考訪的早期木構建築所在的城市，不難發現，從寧波到福州，從莆田經泉州到廣州，這些都是近年來積極參與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江南古建之路與海絲經貿之路的重合併非偶然，這正體現了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商品貿易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融匯的紐帶。為此，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今年特邀寧波市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辦公室聯合組團，針對沿途海絲古邑的建築文化傳播遺產點，交流其價值定位和內涵挖掘的最新研究成果，學習古建遺珍的保護管理、陳列展示以及社會參與等做法，以期增強保國寺等寧波海絲遺產點的文化認同，為寧波海絲申遺工作提供經驗借鑑。

14日，海絲遺產與古建營造尋訪行旅第一站來到廣州老城區，探訪嶺南第一名剎光孝寺，它與保國寺同在1961年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保單位，2016年被列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預備遺產名錄。建築結構嚴謹，文物史跡眾多，使得光孝寺聲名在外。立於南漢大寶六年（963年）的西塔是中國現存鑄造年代最早的鐵塔，而立於唐寶曆二年（828年）的石經幢則是國內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有確切記載的經幢實例，不由得讓考訪團成員想起了保國寺天王殿前立於唐開成四年（839年）、浙東最古老的石經幢。

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專家認為，廣州和寧波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單從建築文化角度來看，光孝寺與保國寺作為海絲遺產點具有相似的價值地位。兩者的建築布局都是坐北朝南，以一組沿中軸線布置的建築群為主體，兩側布置若干附屬建築，各單體建築的形制、結構、構件也基本類似，這正是印度佛教傳入我國後與中國傳統文化交融進行本土化之後結出的果實，隨後又藉助海絲東傳海外，促進了東亞建築文化圈的發展。

據介紹，光孝寺大雄寶殿原殿面闊五間，清代擴至七間。「大殿外簷柱20根，內簷柱10根，金柱8根。柱網整齊，分內外兩周。這種木結構構架為典型的『金廂鬥底槽』，是宋朝官方建築典籍《營造法式》列舉的四種空間劃分方法之一。相比較而言，保國寺大殿柱網雖布局規整，但不求嚴格對稱，其近於宋式廳堂型構架，又具有宋式殿堂型構架的特點，是北宋早期特有的構架形式。」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專家向考訪團成員介紹了兩寺大殿構架的不同之處。

「光孝寺大殿和保國寺大殿的舉折相近，都介於宋《營造法式》規定廳堂舉折為四分之一和殿堂舉折為三分之一之間，即比宋殿堂建築規定的舉折要小些，屋頂坡度較為平緩。但這種高於廳堂式構架的舉折作法實則是為了能更好地適應江南多雨的氣候。」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專家說。此外，光孝寺大雄寶殿和保國寺大殿從不同方面呼應吻合著《營造法式》的記載，如用拱制度、用材制度等。

此外，考訪團意外地發現了一塊疑似寧波梅園石造物遺存。這塊梅園石造物為方形磉墩上置覆盆狀柱礎，現存放於大殿東側，應為光孝寺歷代建築修繕所置換下的廢棄構件，從其雕刻外觀、風化情況、殘損斷面等可以粗略判斷為梅園石質。

據考訪團隨行的寧波文史專家們猜測，該石造物可能是從寧波出發，沿著海上絲綢之路抵達或途徑廣州，被當地人用於古建而留存至今。這一發現或可說明當時寧波梅園石不僅僅輸出至日本等東亞國家，而且很有可能也向南遠銷東南亞甚至更遠的國家地區，為保國寺古建築博物館正在開展的寧波梅園石分布調查課題又提供了一個關聯性線索。

本次考訪活動發現《營造法式》的種種規定並不拘泥刻板，它始終貫穿著「隨宜增減」和「因材施用」的原則，正是種種獨特之處才使一座座建築顯得鮮活而富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