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技術與人文研究（數字人文研究與語言期刊建設）

2023-04-16 23:38:46 1

感謝您關注「永大英語」！

陳 勇

01引言

作為數位技術與人文學科跨界融合的研究領域，數字人文創新了人文學科的研究範式，實現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深度融合，在各個學科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新文科建設的背景下迎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而數字人文正發端於語言學和文學領域的人文計算，隨後向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蔓延和滲透。語言期刊不能與數字人文漸行漸遠，而應該繼續承擔並持續深化引領數字人文研究的歷史責任，藉助活動組織、平臺搭建、專欄策劃、話題設計等多種形式，支持大數據環境下以語料庫語言學為代表的語言學相關領域數字人文研究在資源建設、技術應用、範式創新、方法拓展、工程實踐等方面實現新的發展。

02數字人文的源起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亦稱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或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它是一個將現代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深入應用於傳統的人文研究與教學的新型跨學科研究領域，它的產生與發展得益於數位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科學領域的普及應用。(王曉光2009)作為學科領域，數字人文是將計算機和數據科學等方法和手段應用於傳統的人文研究與教學的新型跨學科研究領域，它將數位技術運用於人文闡釋，是由媒介變革引發的知識生產範式的一次轉型。作為研究範式，數字人文是各人文學科採用數位化方法所體現出的「方法論共同體」(Methodological Commons)，具有範式的特徵。作為研究方法，數字人文是將現代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應用於人文研究的一種新興研究方法。

數字人文的奠基者是義大利神父羅伯託·布薩(Roberto Busa)。1949年，布薩在IBM公司託馬斯·J·沃森(Thomas J. Watson)的幫助下，用計算機成功為託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和相關人員多達1100多萬中世紀拉丁詞語的作品編制語詞索引(index verborum)，並且使用計算機對於每一個單詞進行了詞目還原(lemmatization)，也就是把文本中實際出現的經過形態變化的單詞還原成原形詞。他們把全部的書面文本轉移到穿孔卡片上，輸入計算機，編製程序進行檢索。此後，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學者相繼利用計算機編制了系列英語詩歌語彙索引、高地德語機器索引、法語文學檔案庫等，語詞索引、詞典編纂成為了數字人文產生的直接源頭。1979年，武漢大學在國內率先將老舍、葉聖陶、曹禺、茅盾、趙樹理、巴金、夏衍、魯迅、郭沫若等9位現代知名作家的33種小說和戲劇共527萬字鍵入計算機，用RD-11微型計算機編制了索引。

與此同時，計算機技術在身份判定領域發揮的獨特作用為數字人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64年，莫斯特勒(F. Mosteller)和華萊士(D. Wallace)採用統計方法對《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12篇作者有爭議的論文進行分析，最終證明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最為可能的作者。這一結論被普遍接受，以至於《聯邦黨人文集》的分析方法被用作檢驗作者身份鑑別的新方法。1981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講師陳炳藻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從詞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作者的問題》，從字、詞出現頻率入手，通過計算機進行統計、處理、分析，對《紅樓夢》後40回系高鶚所作這一流行看法提出異議，認為120回均系曹雪芹所作。這項研究首次藉助計算機進行《紅樓夢》研究，轟動了國際紅學界。

此外，機器翻譯領域的開拓和進展有力地促進了數字人文的發展。1949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自然科學部主任韋弗(W. Weaver)發表了一份以《翻譯》(Translation)為題的備忘錄，提出了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問題。1954年，美國喬治敦大學在IBM104電子管計算機上進行了第一次機器翻譯試驗，演示了第一個機器翻譯系統原型，將60個用拉丁字母轉寫的俄語句子自動地翻譯成英語，證明了機器翻譯的可能性。20世紀五十年代中葉文化解凍初期，在莫斯科結構主義語言學傳統的影響下，俄羅斯學者伊萬諾夫(Вяч．Вс．Иванов)、列夫津(И．И．Ревзин)和烏斯賓斯基(Б．А．Успенкский)創建了機器翻譯協會，提出了一般符號通訊論，在機器翻譯領域也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

03數字人文的發展概貌

3.1數字人文的研究內容

2001年4月，義大利比薩大學的計算語言學教授、國際文學與語言學計算協會主席扎波裡(Antonio Zampolli)召集多個學科的研究者在義大利的比薩召開了一次綜合性的人文計算研討會，隨後發布了「比薩報告」(Pisa Report)。在該報告中，羅貝(David Robey 2001)教授繪製並發表了一幅有關人文計算的全景知識地圖。

該全景知識地圖上中下三個區域分別清晰地指明了數字人文研究所面向的各種學科領域、所持有的方法論共同基礎、所涉及的不同學科及其子學科的具體內容。其中，圖中央區域方法論共同基礎包括各種可計算的基礎數據對象，如自由文本、格式化數據、圖像、聲音等，針對這些數據而進行的計算活動包括文本分析、資料庫設計、數字繪圖、音樂檢索等(王曉光2010)。國內學者馮志偉(2022)認為數字人文至少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個層次是人文資料庫或數據集的建設，一方面是把非數字的人文資料加工轉化為數字內容，另一方面是對非結構化的數字文本內容按照特定的使用目的進行規範化標註;第二個層次是人文數字工具的開發使用，一方面是使用或設計數字工具與平臺解決傳統人文問題，另一方面是使用或設計非人文領域研究的數字工具來理解和分析數據集;第三個層次是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式的創新，主要是將人文學者較多採用的定性研究轉變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輔助的形式;第四個層次是人文領域和文化遺產的數位化重建，主要指通過數位技術切入人文領域，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傳播、全球化和創新提供新的方法。由此可見數字人文研究內容鮮明的跨學科本體論屬性和方法論共性。

3.2數字人文的典型研究

埃雷茲·艾登(Erez Aiden 2015)等在《可視化未來——數據透視下的人文大趨勢》(UNCHARTED: Big Data as a Lens on Human Culture)中以「谷歌圖書」項目為背景，通過500多萬本電子書詞彙歷時使用頻度的變化，展示了大數據在研究歷史文化、人類語言、社會名望、群體記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從宏大的歷時性角度凸顯了大數據對人文學科研究的變革意義。馬克西米利安·施奇(Maximilian Schich 2014)等通過獲取公元前600年到2012年間150000名不同領域的歷史傑出人物的出生和死亡空間數據，描繪了這些著名人物的空間遷徙模式，從宏觀的角度繪製了3000年歐洲和北美的文化史圖，使用大規模可視化和定量工具獲得了文化中心空間發展的歷史趨勢(歐陽劍2018:67)。金觀濤與劉青峰兩位學者依靠全文共一億兩千萬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資料庫(1830—1930)」，運用長時段複雜數據的可視化圖片，對「公理、社會、經濟、個人、共和、天下、萬國、世界、國際」等各種中國近代重要基本概念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揭示出了重要基本概念及概念群在資料庫中的百年使用頻率變化。(邱偉雲2020:25)

1999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成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從2001年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哈佛燕京學社、澳大利亞格林菲斯大學亞洲空間數據中心、數位化文化地圖集行動計劃(ECAI)等機構合作開發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ina Historical GIS,CHGIS，又稱「禹貢」)。2016年1月，哈佛大學、北京大學和臺灣地區「中研院」三方合作組建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項目組在北京大學舉辦「數字人文工作坊」，定期進行培訓和宣講，更是將數字人文研究推向高潮。該國際合作項目運作超過十年，目標在於系統地收錄中國歷史上所有重要的傳記資料，並將數據開放供學術研究之用。此外，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教授研究團隊「清代縉紳錄量化資料庫」項目，香港中文大學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開發的「民國時期北京都市文化歷史地理信息資料庫」，臺灣地區「中研院」的「清代職官資料庫」「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CCTS)和臺灣文化歷史地圖(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THCTS)，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領銜的「清代舉人資料庫」，南京大學梁晨參與的「民國上海大學生信息資料庫」，上海圖書館的家譜平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知識庫，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開發的「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息開放平臺」(Silk Road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Platform)等，均是數字人文建設的重要成果，為開展各項研究提供了豐富可靠的資源。

3.3數字人文的平臺建設

2015年3月1日，在數字人文領域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學與語言學計算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1973，後更名為歐洲數字人文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 EADH〉)、人文領域計算機應用聯合會(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in the Humanities)、數字人文學會(The Society for Digital Humanities) 3個學術組織聯合組建了全球最大的數字人文組織——國際數字人文組織聯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ADHO)，該聯盟每年召開一次數字人文年度大會。該聯盟擁有4本同行評審數字人文研究期刊:文學與語言學計算協會會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出版的電子期刊Text Technology;在線預出版物Computers in the Humanities Working Papers;國際數字人文組織聯盟的專業電子期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全球有影響的數字人文中心主要分布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如倫敦國王學院的人文計算研究中心、美國史丹福大學的計算機輔助人文研究中心和斯坦福人文實驗室、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字人文實驗室、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數字人文研究中心、馬裡蘭大學的人文技術研究機構、伊利諾伊大學的科學與學術情報研究中心、日本立命館大學的京都數字文藝研究中心等(王曉光2010)。截至2020年11月，數字人文中心網絡(Center Net)上已擁有全球203家數字人文研究中心成員單位。

在國內，2011年4月，武漢大學成立了中國第一家數字人文研究中心，該中心是CenterNe亞太聯盟5大創始成員之一。2019年以後，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紛紛成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與此同時，清華大學、中華書局2019年12月聯合創辦了中國大陸第一本數字人文學術集刊《數字人文》(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該刊以文史哲等傳統人文學科為中心，涵蓋社科、藝術、教育、新聞傳播、法學、管理等多學科，發表運用數字資源、方法和思維解決人文問題的優秀成果及國內外相關資訊。2020年7月31日，中國人民大學創辦的專業期刊《數字人文研究》(Digital Humanitics Research)由國家新聞出版部門批准獲國內統一連續出版物號，2021年開始在國內外公開發行。

3.4數字人文的期刊發文

進入21世紀，數字人文研究論文的發表數量呈現迅速增長態勢。選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SCI-ESSCIA&HCICPCI-SCPCI-SSH以及ESCI作為數據源，檢索表達式為TS=((「digital humanit*」) or (「humanit*computing」) or (「digital NEAR humanit*」) or(「digital NEAR computing」) or (「humanit*NEAR computing」) or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顯示2001—2019年發表的數字人文論文數量為1887篇。(王靜靜、葉鷹2021:46-47)。在國內，學界一般認為，「數字人文」作為一個舶來概念是2009年由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王曉光教授正式引入中國學界的。2009年，王曉光在「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論壇」上發表了「『數字人文』的產生、發展與前沿」一文，此文隨後於2009年12月3日發表在「科學網」上。同一年，臺灣大學舉辦了第一屆數位典藏和數位人文會議，提出將數字人文與數位典藏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在中國知網中以「主題=數字人文OR人文計算」為條件進行檢索，數據顯示，第一篇直接談「數字人文」的論文是廖祥忠發表在《現代傳播》2005年第6期上的「超越邏輯:數字人文的時代特徵」一文，而2005年僅檢索到這一篇，2006年檢索到1篇，2007—2010年沒有檢索到，隨後的2011年檢索到3篇，2012年4篇，2013年4篇，2014年11篇，2015年22篇，2016年47篇，2017年109篇，2018年179篇，2019年204篇，2020年348篇，2021年480篇。可見，2017年以後國內數字人文主題發文數量開始大幅增加，標示著數字人文研究在國內開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04數字人文視域下語言學研究的重點方向

當前，人文知識的可計算性快速從文學和語言學領域向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音樂學、藝術學等多個領域擴展。在這一進程中，數字原生數據越來越多，如數字地圖、計算機圖像、在線網頁、虛擬人物等，它們的產生極大地豐富了人文研究的對象，同時也對人文計算的定義產生了深刻影響。人文學者開始越來越頻繁和深入地使用各種新型的數位技術處理人文資料，並進行人文知識生產，如創作電子文本、掃描古籍圖書和繪本、使用虛擬技術復原古建築模型和歷史上的都市、開發和建設各種在線的文本聲音視頻資料庫等。應該強調的是，作為數字人文之發端的語言學和文學領域的人文計算，理應繼續擔負數字人文研究引領者的角色。事實上，根據柯平、宮平(2016)的一項文獻計量學研究，從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集檢索到的2015年前的373篇數字人文研究文獻中，詞頻高於10的關鍵詞僅有19個，其中排第一位的就是「計算語言學」，此外，「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語義學、話語、語料庫、自然語言、自然語言處理」等語詞也位列其中，佔高頻關鍵詞的42%。王靜靜、葉鷹(2021)一項關於國際數字人文研究中跨學科知識擴散趨勢的研究，基於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集相關數據源中數字人文研究文獻的引用數據，認為在知識擴散過程中計算機科學、圖書情報學兩個學科的知識流動較為頻繁，語言學領域的論文越來越受到其他學科的廣泛關注。這些都凸顯了語言學在數字人文研究中的獨特地位。事實上，數字人文從最初語言學領域以語料庫為核心、圍繞文本計算展開的人文計算，慢慢延展到人類學、文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歷史學、檔案學、圖書館學、管理學、藝術學、文化學等諸多學科，廣泛吸收來自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資源，打破了學科壁壘，但語言學領域的文本分析與文本挖掘等仍然是數字人文的主要手段。

關於數字人文視域下語言學的研究指向，羅貝教授2001年提出的數字人文全景知識地圖就顯示，數字人文的語言學(Linguistics)研究的具體內容包括語料庫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語言產業(language industries)等。王曉光(2010)認為數字人文實踐前沿包括歷史學方面基於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歷史地理可視化，文學方面的文本挖掘與TEI標準(Text Encoding Initiative)，語言學方面基於大型語料庫的語料庫語言學，舞蹈方面的視頻捕捉、運動分析與虛擬實境再現，考古學方面的圖像分析、色彩還原和數字重建，數字圖書館和網絡資料庫等6個方面，其中語言學方面強調的是語料庫語言學，顯示語料庫語言學是數字人文視域下語言學研究的首要方向。事實上，數字人文是數位技術與人文學科的跨界融合產物，語料庫語言學是語言學在計算機技術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新興學科，與數字人文學科的誕生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在諸多方面有交融之處。奧伯黑爾曼(D.D.Oberhelman)認為數字人文和語料庫語言學均實現從元學科領域的「近讀」到「遠讀」模式;布魯克(J.Brooke)等認為在文學計算分析的語境中，數字人文學者和計算語言學家是天然的共生關係，兩個領域重疊度的升高為彼此發展產生了強大的驅動力。語料庫語言學與數字人文在處理對象、技術依賴、方法轉變、研究導向等方面都表現出共同趨勢(徐彤陽、王霞2021:92)。

語料庫是外國語言文學學科領域首先需要倚重的數字人文研究工具和方法。在機器翻譯發展歷程中，正如英國著名學者哈欽斯(J.Hutchins)在1993年7月第四屆機器翻譯高層會議(MT Summit IV)上指出的那樣，機器翻譯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紀元的重要標誌是在基於規則的技術中引入了語料庫方法，認為這種建立在大規模真實文本處理基礎上的機器翻譯是人文計算研究的一場革命，它將會把人文計算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馮志偉2022)。語料庫語言學正是計算機語料庫技術在大規模語言描寫中的運用，主要研究機器可讀自然語言文本的採集、存儲、檢索、統計、自動切分、詞性和句法標註、語義標註、句法語義分析，並研究具有上述功能的語料庫在詞典編纂、語言教學、語言定量分析、詞彙研究、詞語搭配研究、語法研究、多語言跨文化研究、法律語言研究、作品風格分析、自然語言理解和機器翻譯等領域中的應用。事實上，中國在20世紀下半葉就開展了語料庫相關研究，最早的如1976年武漢大學語言自動處理研究組利用計算機統計老舍《駱駝祥子》的字頻。從1979年到1983年，有4個大型的現代漢語語料庫項目在中國大陸發展成型:武漢大學的漢語現代文學作品語料庫(1979年，527萬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現代漢語語料庫(1983年，2000萬字)、北京師範大學的中學語文教材語料庫(1983年，1068萬字)、北京語言學院的現代漢語詞頻統計語料庫(1983年，182萬字)。目前，國內語料庫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類型多樣、規模空前的一大批語料庫建成並投入使用，為語料庫語言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如國家語委現代漢語通用平衡語料庫、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清華大學TH語料庫、北京大學CCL語料庫、人民日報標註語料庫、清華漢語樹庫等通用單語語料庫，中國科學院漢英平行語料庫、南京大學英漢雙語平行語料庫(NJU-BDRCBC)、清華大學中英平行語料庫、北京大學計算語言研究所雙語平行語料庫、北京外國語大學雙語平行語料庫、南京農業大學典籍平行語料庫等雙語平行語料庫，北京語言大學的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北京語言大學的HSK動態作文語料庫、中國傳媒大學的有聲媒體文本語料庫、名著漢英平行語料庫、少數民族語言語料庫等特色語料庫。這些語料庫的成功構建和不斷擴展，為語法學、語義學、語用學、詞典學、語言風格學、對比語言學、語言類型學、翻譯學、修辭學等不同研究方向的語言研究提供了真實的海量語料，極大地推動了語言研究範式、語言研究方法、語言研究路徑的融合創新。

05語言期刊的歷史責任

正如《數字人文》創刊詞所提到的那樣:「數位化浪潮無所不在，也正在改變著包括人文研究在內的學術領域。數字環境下可以發現前數字時代難以發現的現象，提出前數字時代下難以提出的設想，開展前數字時代難以開展的工作，解決前數字時代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不再屬於人文領域的某一學科，人文學者需要打通自身的學科壁壘，還需要與計算機、統計學、信息情報等領域的學者深度協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數字人文從方法論角度顛覆了學科的固有問題和基本邊界，為人文學科提供了搭建新型研究方法、知識體系、呈現方式和理論框架的途徑。通過跨學科的數字人文研究，加強不同領域學者的跨界合作顯得尤為重要:人文學科研究者提供原始資料與問題導向;數字人文技術專家提供數據分析與算法技術;可視化設計師進行視覺、敘事與互動設計。以此探尋以數據驅動的人文學科研究的新方法以及人文學科與數據科技有效結合的方式，從而實現文理科之間的資源優勢互補與共享(魏婧婧2022)。

面對數字人文建設如火如荼、數字人文研究風起雲湧的盛況，學術期刊界應該做出積極回應，立足期刊的辦刊宗旨和學術定位，引領、支撐數字人文研究的蓬勃發展。事實上，2015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清史研究》《史學月刊》《中國史研究》《圖書館論壇》等期刊紛紛開設研討數字人文或者數字學術等方面的專欄。作為立足於數字人文研究之發源學科——語言學的語言期刊，更是應該繼續承擔並持續深化引領數字人文研究的歷史責任，藉助平臺搭建、專欄策劃、話題設計、活動組織等多種形式，支持大數據環境下語言學相關領域的數字人文研究在資源建設、技術應用、範式創新、方法拓展、工程實踐等方面實現新的發展。在這方面，支持語料庫語言學研究應該成為語言期刊服務數字人文研究的首要任務。正因如此，《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4個常設欄目「語言與語言學研究」「外語教學研究」「翻譯研究」「外國文學研究」均優先刊發語料庫相關研究論文。據統計，從刊物2014年改版以來，刊發語料庫相關研究論文104篇，佔總刊發論文12.2%。這些論文涉及語料庫構建、跨語言對比、構式研究、詞彙研究、情感/態度分析、話語研究、隱喻研究、語義研究、接口/界面研究、語法化、文體學問題、語言障礙、語言信息處理、語料庫翻譯學等不同研究領域或研究方向。與此同時，刊物先後推出了語料庫與話語分析專題、語料庫與翻譯研究、語料庫語言學研究、語料庫應用研究、語料庫翻譯學研究、基於語料庫的語言/語篇對比研究等語料庫相關研究專欄11個，收錄論文45篇。

除了應用日臻成熟的語料庫技術之外，語言學數字人文研究領域所倚重的技術含蓋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個層面的技術手段。孫輝(2018:10)強調了常被引入數字人文的量化分析、文本分析、GIS空間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知識組織技術等5種數位技術;劉煒、葉鷹(2017:34-37)將數字人文的技術體系歸納為數位化技術(構造數字人文的資源基礎)、數據管理技術(構造數字人文服務系統)、數據分析技術(構造數字人文應用平臺)、VR/AR技術(構造數字人文的交互環境)、機器學習技術(構造智能系統實現智慧服務) 6個方面。綜觀數字人文技術體系日新月異的動態發展及語言研究範式和方法不斷創新的發展趨勢，我們應該看到，除了語料庫技術之外，文本向量模型、社會網絡計算、知識圖譜構建、數字地理空間分析等多種數據管理和量化分析方法在語言學數字人文研究領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應用，特別是近些年虛擬實境(VR)/增強現實(AR)、人工智慧(AI)、雲計算、元宇宙、大數據可視化交互等前沿技術也日益廣泛地應用到語言本體研究、語言信息處理、語言教學設計等各個領域。在這種情況下，語言期刊應因勢而為，支持問題跨界、學科融合和工具共通的數字人文研究理念，通過組織高端學術活動、開闢特色專欄、推送標誌性論文等方式推動數字人文領域下的語言研究。為此，《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近年來重點推出了運用眼動測量技術、ERP技術、鍵盤記錄技術、可視化技術開展的二語習得和加工、語碼轉換、詞語表徵、翻譯過程、語篇閱讀和理解等方面的研究論文。我們認為，適應數字人文研究的不斷拓展和數字人文技術的不斷發展，語言期刊應緊緊把握數字人文背景下語言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的演化，加大對基於數位化技術的多模態語言資源建設，基於語義技術的語言學本體構建，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信息抽取、情感態度分析和網絡輿情監測，基於知識圖譜的文本挖掘，基於GIS技術的譯者群體、語言學家、作家、詩人時空演化研究，基於數據可視化技術的語言文化概念分析，基於語料庫技術的修辭風格、文本風格、作者風格研究，基於人工神經網絡的文本、語音和圖片機器翻譯研究，基於語料庫技術的對比語言學和語言類型學研究，基於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和方法的應用語言學研究，基於知識組織技術的外語教學與二語習得研究，基於虛擬實境(VR)/增強現實(AR)技術的語言教學場景設計與實現等數字人文研究領域的關注和支持力度。

（參考文獻 略）

（本文首次發表在《當代修辭學》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