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常升起姜文語錄（姜文談太陽照常升起）

2023-04-15 06:08:49 1

作者：Anjali Rao

譯者：鳶尾花

校對：易二三

來源：CNN（2007年7月31日）

問：姜文先生您好，歡迎來到「對話亞洲」，很榮幸能邀請到您。首先想請您談談新片《太陽照常升起》。

姜文：很難用語言來描述這部電影的內容。當我拍一部電影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用言語來表達它。如果一個故事可以用語言和文字很輕易地表達出來，那還有什麼必要把它拍出來呢？可以透露的一點是，《太陽照常升起》由四個相互獨立但又彼此聯繫的故事組成，要說主題的話，它們依次關於「瘋狂」、「愛情」、「槍」還有「夢境」。一共有六個主角出場。

《太陽照常升起》

問：為什麼這個故事對你來說如此重要？

姜文：因為在我進行了視覺化的想像之後，我覺得這真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它在我腦子裡邊存了很多年了，因此我也希望讓更多的觀眾看到我的想法，它真的讓我感動，這就是我拍這部電影的原因。

我認為，作為一個導演，尤其是在寫劇本的時候，我是第一個將這個故事視覺化的人，我能夠將一個故事的精華，很好地轉化為一部可以在影院上映的電影。這樣一來，如果觀眾也能看到我腦中的好電影，那麼我認為這也算對電影業的貢獻。

問：這部電影馬上就要上映了，對於可能引起的影響，你感到緊張嗎？

姜文：我有一點緊張，但沒有過度緊張。

問：您執導的上一部影片《鬼子來了》獲得了2000年坎城電影節的評審團大獎，這是常常被人們視為僅次於金棕櫚的獎項。您講述這個故事的靈感來自於哪裡？

姜文：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人會忘記我們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抗日戰爭。儘管這場戰爭已經過去了60多年，但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和破壞，給中國人帶來的損失，以及給中國人留下的種種不好的東西，至今仍然可以被感受到。所以作為一個導演——當時我還是一個35歲的青年導演，我覺得是責任感和良心讓我拍了這部電影。

問：您為什麼決定使用黑白攝影？

姜文：因為黑白攝影很美。

問：我想這一點很重要。

姜文：當我們去看那個時候的紀錄片資料時，除了紀錄片的形式之外，黑白的色彩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用黑白的方式拍攝60年前發生的戰爭，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因為我們在片中拍了中國人，也拍了日本人，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偏頗，沒有藍眼睛，也沒有金髮。黑白影像會讓電影本身更加自然。

《鬼子來了》

問：您如何看待這部影片在中國引起的反響？

姜文：那是一部七年前的電影，而我現在正專注於《太陽照常升起》，所以我可能還需要兩周的時間來恢復和回憶那部電影的影響。但從我所記得的情況來看，影響是相當巨大的，雖然它從未在中國上映。

問：直到現在都沒有上映嗎？

姜文：我覺得它就像一瓶好酒，你把它放在地窖裡的時間越長，它就越有口感。

問：作為一名電影導演，您在講述心儀的故事的時候遭遇了多大的阻力？

姜文：該怎麼說呢，從我個人的經驗出發，我導演了三部電影，一部沒有上映過，一部不允許上映，還有一部就要上映。所以通過比例是3比2或者3比1。

問：您的導演首作《陽光燦爛的日子》描述了您所經歷的十年動亂時期的混亂局面。這部電影中有多少內容來源於您的個人經歷？

姜文：很難通過一部電影來展現整個社會的面貌和經歷。但從個人角度來說，可以通過一個小的方面來展現社會，而且可以用一種相當有趣的方式來完成。如果拍攝社會的全面，那就是在浪費時間。所以我從自己的角度拍了這部作品，並且把重點放在我熟悉的生活方式上，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其中一些角色也反映了我的生活。可以告訴你的是，故事中一些主要人物要比當時的我大個七八歲。

問：在很多人口中，這十年的生活是悲慘的、混亂的。您自己很享受那段時期的生活嗎？

姜文：我只關注我這一代人的真實感受。當我拍完這部電影，在經歷審查的時候，人們問我可不可以不要起《陽光燦爛的日子》這個片名，因為那是一個黑暗的時期。他們還會問我，作為成長於十年動亂期間的孩子，你的感受真的那麼重要嗎？難道你不應該用更官方、更大眾的方式來講述故事嗎？的確，不可否認的是那十年裡社會上發生了很多慘劇，很多人死亡，那是一個範圍巨大的政治運動。但如果我想通過經歷那個時代的孩子的視角來講述故事，我必須用這樣的方式來拍。我認為的解決辦法是，不同的人應該根據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生活方式來拍電影。如此一來，十年動亂期間的敘事才是完整的。

《陽光燦爛的日子》

問：高考恢復以後，您考入了中央戲劇學院，您對那段歲月有什麼特別的回憶嗎？

姜文：在我填報中央戲劇學院之前，我都不知道這所學校，我的朋友和我提到了它，問我想不想去。我準備並且通過了考試。在這之前，我還曾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但沒有被錄取，他們不想要我。所以在1980年，我來到了中戲。四年後，我開始了我的職業生涯。

問：您母校的一位老師曾表示，您是個很難教的學生，因為您喜歡質疑一切，不願意循規蹈矩。相比於一名「聽命者」，您可能更想成為一名「施令者」，您也是因為這一點才從演員轉為導演的嗎？

姜文：我覺得事情的改變來源於很多因素，你剛剛說的是一個原因。很多時候，是我在腦中有了一部電影的視覺畫面，但沒有人把它拍出來，所以我主動想做這件事。另外，在我很小的時候，大概6歲到10歲左右，我自己做了一個燈，我可以把它的光投到牆上。我手邊還有大概10張紙，上面是我畫的畫，我用它們製作了一部屬於自己的電影。這部電影的內容主要關於戰爭，因為我小時候看到的大部分電影都是戰爭片。我翻出了父親又厚又大的藥箱，給它做了一個把手，把燈和紙都放了進去，我把藥箱上的標籤撕了，在上面貼了一張白紙，寫上了我拍的電影的片名，當然還有我的名字。我想正是這一經歷影響了我，讓我對製作自己的電影更感興趣。

問：我們現在正在北京的太廟，也就是您工作室的所在地。我覺得這很奇妙，您為何選擇在這裡工作？

姜文：因為我想讓工作室被樹木環繞，這是北京城裡少有的一片森林。每一棵樹都有上百年的歷史。

問：您想過去好萊塢發展嗎？

姜文：我不會拒絕去好萊塢的機會。我認為在好萊塢製作電影非常有意義。好萊塢面向非常廣泛的觀眾。我認為留在中國和去好萊塢並不矛盾。不僅如此，中國也正逐步開放，很多電影公司都會來中國拍攝。不論在哪邊，機會都會越來越多。

問：很多人經常將您比作中國的馬龍·白蘭度，您如何回應這一標籤？

姜文：喔，這真是莫大的榮幸，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馬龍·白蘭度代表了一個時代。他是一個英雄，親手締造和結束了一個時代。把我比作「中國的馬龍·白蘭度」讓我很開心，但我也會覺得有點誇大了，所以很畏懼這一標籤，恐怕我接受不了這種稱呼。

問：您與著名導演張藝謀多次合作。您會把你們合作的成功歸功於什麼？

姜文：我和他有過兩次合作，第一次是他的導演首作《紅高粱》，第二次是九年後的《有話好好說》。我覺得這兩部電影拍的都很好，尤其是《紅高粱》，不論是過去是現在，這都是一部傑出的中國電影。

《紅高粱》

問：聽說2002年的《尋槍》是您最喜歡的個人作品之一。您對這部電影最後的效果感到驚訝嗎？

姜文：事情是這樣的。這部電影的導演給我寫了一封信。他當時非常年輕，只有30歲。他想讓我執導他的電影，信中的內容非常感人。他說他找不到我，所以他給我寫了一封信。當我拍我的第一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時，我也30歲。我看到一個導演想拍他的電影，但找不到錢，也找不到人，這讓我產生了共鳴。我非常願意幫助他。所以我帶著他和他的劇本去找製片方。我們最終成功地拍完了這部電影。我想我之所以願意幫助他，是因為我覺得他的想法至少是值得追求的。

問：您覺得威尼斯、坎城電影節給世界電影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姜文：到現在我拍的三部電影中，《陽光燦爛的日子》和《太陽照常升起》去了威尼斯電影節，《鬼子來了》去了坎城電影節。《陽光燦爛的日子》獲得了當年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男演員獎，但我發現這部電影沒能在美國上映。與此同時，《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影評人理察·科利斯撰寫的文章，列出了七部應該在美國上映但卻沒有上映的全球電影，這對無法看到它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陽光燦爛的日子》位居榜首。

《鬼子來了》雖然獲得了當年坎城電影節的評審團大獎，但幾年後它才在美國上映，而且觀眾也不多。所以我的電影從「沒有上映」，到小範圍的上映，再到現在《太陽照常升起》能和更多的觀眾見面，我覺得這是一個進步。但我還是想說，《陽光燦爛的日子》沒有在美國上映真是美國觀眾的損失，因為我帶著這部電影去了舊金山電影節。而且我注意到，很多年輕的美國觀眾非常喜歡這個故事。

問：您的導演風格十分獨特，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原創力的？

姜文：我只是導演我在腦海中的作品。如果我不能在意識中「看到」它，那麼我就不會導演它。我不會執導一部我沒有想像過的，或只被別人想像過的電影，所以我的原創性和風格可能與此有關。也許因為我只導演了三部電影，所以我還不能真正地去談原創性。當我執導第四部電影時，也許我會更加關注你所說的「風格」。

問：您曾說，亞洲地區缺乏真正的好演員。您如何看待亞洲電影的未來？

姜文：我對中國電影和全世界電影的未來肯定是樂觀的。我認為，電影業還很年輕，而且太年輕了。和一個國家古老的文化或哲學傳統相比，電影依然是一門年輕的藝術。電影是否能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延續到未來？我認為電影還沒有做得足夠好。但我認為在未來，電影會更有意義，會有更多有意義的電影。我不知道那些電影會是什麼樣，但我能感覺到它們會因為人們的關係而變得更有意義。電影業可以變得更偉大，無論是來自故事的內容還是電影的聲音，一切都會變得更真實，更有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