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墓西周（4000年前的石峁古城）

2023-06-05 12:31:52 1

□ 孫周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石峁遺址考古隊隊長）

2018年10月，皇城臺考古工作現場。 劉忠雄攝

1995年從廈門大學一畢業，我就到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沒有換過地方。剛到單位，老所長讓我們幾個年輕人出去找周王陵。

中國歷史上，周秦漢唐，只有西周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然是個謎題。於是，我和一個同事，每天劃定一個範圍，騎著自行車，踏遍青山，在溝溝坎坎裡找線索。同事比較有經驗，能在中午12點前返回老鄉家裡趕上午飯，而我有時候路線畫長了，飯點了也回不去，只能餓肚子。文獻上記載，周王陵大概在萬年縣（今西安市西北）附近，但我們找了3個月，也沒找到任何蛛絲馬跡。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是一個謎。

考古就是這樣，也許終其一生，面對的依然是未解之謎。石峁，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矗立在陝北的高山臺塬之上。2011年，石峁遺址開啟全面系統考古工作，作為考古隊隊長，10多年過去了，我仍在這裡。

名字中的「周」，是周原的「周」

我的老家是陝西寶雞岐山縣，距離周原遺址非常近。周原是周人的發祥地，也是建都豐鎬之前的一個重要都城。我的名字裡有一個「周」，而我母親並不姓周。我們那一帶的人，骨子裡崇尚著周的遺風，很多人名字裡會有一個「周」。這也許註定了我和歷史、考古的淵源。

孫周勇

我是70後，小時候對歷史感興趣，不過在那個年代，一般人並不了解考古。我外婆家在扶風縣，就在法門寺塔附近。1987年法門寺地宮開展考古發掘，當時我上中學，進不去，就在外面圍觀，但沒想到自己將來會從事這個工作。

我本來是90級的，當時高考有預選，預選時我考了全縣文科的最高分，但到了真正高考時，沒考好，只能複習一年。我不好意思見人，每天就沿著牆邊溜到學校去上課。第二年高考，我就想，要跑遠一點上大學。

當時填報高考志願沒有現在這麼先進，就靠一張報紙提供信息，我就選了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專業。就這樣，我從陝西跑到了廈門。

真正愛上考古，是大學期間的幾次實習：江西吳城遺址，是江南首次發現的較大規模的商代文化遺址；為了支援三峽工程，在重慶萬縣參加了三四個月的考古實習，這讓我覺得，考古是一個接地氣的學問。

1995年大學畢業，我到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工作4年後，我到西北大學念碩士，當時選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關於陝北地區龍山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其中就包括石峁遺址。我在十幾年後主持石峁的考古工作，也許是命中注定。

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石峁遺址「石破天驚」

禿尾河中遊，陝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東側的臺塬山峁上，有一處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遺址——石峁遺址。石峁遺址之所以重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時間節點，距今約4000年；第二是地理位置，位於中國北方地區；第三是與世界其他幾大文明有很多共性因素，比如中國罕見的早期石構建築、地表之上還有城牆、巍峨的皇城臺……這與同時期印度河流域屬於哈拉帕文化的摩亨佐-達羅城，兩河流域的烏爾王城，有很多共同點。

皇城臺出土的骨口簧

2016年召開石峁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很多國際知名考古學家，站在石峁遺址的外城東門上，非常激動地說：「這是中國文明！」

我們能感受到它的偉大、它的氣勢磅礴，它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建立的前夜，代表了北方區域最重要的社會集團。它「石破天驚」，超出了我們以往的認知範圍，很多不可想像的事情在這裡發生了。

在4000多年前，石峁的整體環境，包括植被與水文，比現在要好，水位比現在要高至少20米，但依然是溝壑丘陵地貌。就是在這樣一個溝壑縱橫的地方，石峁先民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立體城池。

我們現在看到的儘管已是斷壁殘垣，但蜿蜒的兩道城牆加起來仍長達10公裡，最高可達70米；核心區域是金字塔狀的皇城臺，固若金湯，臺基全部用石頭包裹，石峁的「王」和貴族們，就生活在臺頂近8萬平方米的空間；在宮室建築周邊，鑲嵌著體量巨大、題材豐富的石雕，還有類似圖騰柱的石柱，至今仍矗立在4000年前的地面上。

石峁有著發達的玉文化，考古發掘的一部分玉器，受到同樣以玉器著稱的良渚文化的影響。比如，良渚的典型器物玉琮，在石峁被切成了薄片，原因尚未知曉。石峁的玉料來源比較龐雜，也說明它與周邊文化交流頻繁。

古人的上層交流網絡，在4000多年前就是暢通的。在中華文明的滿天繁星中，星星的光芒照亮了彼此。石峁處在歐亞草原南端的廊道，向西與齊家文化、向東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均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員團隊的古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主要起源於陝北本地早期人群，與位於黃河中遊晉南地區的陶寺人群，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遺傳聯繫。她的結論與我們從考古學角度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國北方，他們從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續而來，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

皇城臺出土的雙神面大石雕

我個人認為，石峁族群因受到環境等外部力量的影響，從原來生活的北方地區，向南遷徙到臨汾盆地，而陶寺文化恰恰就分布在臨汾盆地這樣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兩者年代幾乎完全一致。

所以，石峁與陶寺，特別是石峁與陶寺中晚期，是一種「非兄弟即父子」的血脈相融關係。從文化因素看，比如生活用器、喪葬禮儀等，兩者都有非常大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在其他遺址中沒有發現。

石峁文明是如何衰落，乃至在歷史中煙消雲散，至今沒有定論。

石峁古城是當時的「國家工程」，石峁先民已經脫離農業生產

正史中沒有對石峁遺址的準確說法，明代的地方志誤以為是唐代城址，而在高家堡的民間傳說中，皇城臺是石峁女王居住的「女王城」，皇城臺下曲折的城門道為關押犯人的「地牢壕」，而東門城外的恓惶梁墩地點，則是埋葬女王的「女王墳」。

1927年，天津《大公報》發表通訊《陝北發現漢匈奴古物》，報導了「陝北神木縣高家堡東十裡許有崔家峁山頭，四邊隱有朽腐石牆……」「北大考古學會得此消息後，業已轉囑神木學生韓益（應為蔚，此為筆誤——編者注）生旋裡調查」。這段歷史被視為石峁遺址考古調查的發軔。

我第一次到石峁是1995年，當時的山路非常險峻。我們開著老式的北京212吉普車上去，如果對面來一輛車，就必須有一方往後退才能走，而車的一邊就是懸崖峭壁。聽1981年主持石峁遺址首次考古發掘的鞏啟明先生說，當時去石峁，食物要自備，在遺址待多久，取決於那袋麵粉能吃到什麼時候。

2011年，石峁遺址啟動大規模發掘，考古隊條件依然很艱苦。我們住的是老鄉廢棄的窯洞，喝的是窖水，用的電不太穩定，手機也沒信號。考古隊駐地先後換了3處地方，現在條件好多了，自己建了一個院子，有辦公室、會議室、整理間，還能洗澡！

如今，考古隊的成員來自國內外多所高校，有研究植物的、動物的、人骨的、環境的、建築的……多元學科的視野、現代科技的介入，為我們復原古代社會添上了一對翅膀。

2017年8月，孫周勇在石峁遺址。

目前我們的工作集中在石峁遺址最核心的區域，剛剛在皇城臺上發現了一個大型宮殿建築。它建在一個三四米高的高臺之上，高臺用人工夯土築成，四圍全部用石頭包裹，石峁遺址現在發現的大型石雕，絕大部分就是用來包裹夯土的。

對石峁遺址的考古發掘，讓我們感受到，石峁是一個頗具凝聚力的強勢王國。在地貌險峻的高山臺塬之上，營造如此宏大的工程，這一定是一個「國家工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小集團小部落能完成的。

石峁遺址瀰漫著濃厚的「聖城」氛圍：玉琮被切成薄片，在修築城牆時被埋藏在石縫之間；發現大量佔卜遺存，從皇城臺上棄置下來的卜骨有數百片之多；發現了口簧，這種樂器至今仍流傳在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傳說有著「通天」的功能。

石峁不是一座孤城，考古調查已經發現，僅僅在禿尾河沿岸，就有100多處龍山遺址，其中石城近20座。包括玉器在內的很多生產生活資料，從四面八方運來石峁，那些中小型聚落，就是它的衛星城。

經過多學科綜合研究，我們認為石峁當時的部分居民也許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一個很小的範圍內就發現了近兩萬枚骨針，其中很多還處在生產加工的階段，說明石峁人精於骨針製作。骨針數量遠遠超出了僅供本聚落使用的需求，這說明當時掌握核心技術的手工業生產者，很可能與聚落的「巫」與「王」，是三位一體的身份。

從冰冷破碎的遺物中，復原沒有文字記錄的社會

現在網上說我是「自費」留學生，其實那時候很窮，哪有錢自費。2002年碩士畢業，2003年我拿到澳大利亞的獎學金，覆蓋學費和生活費，到墨爾本拉籌伯（LA TROBE）大學念博士，跟隨劉莉教授。

劉莉教授師從海外知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在拉籌伯大學培養了一批學生。我的同門師兄弟中，有現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戴向明、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

這段留學經歷，對我最大的影響是開拓了研究視野。考古學的方法與理論源於西方，中國現代考古學從新中國成立到本世紀初，仍然以建立文化譜系和時空框架為主要目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受到追捧也受到質疑，中國考古學界進行著激烈的思想碰撞。

2022年6月，孫周勇在陝西鹹陽陶家墓地發掘現場。

而這個時期，我恰好在留學，得以系統地學習考古學最新的理論與方法。如果說此前的考古研究停留在物質文化史層面，那麼博士期間的訓練，讓我多了一個觸角，向已經消失的古代社會去延伸，如何用考古資料去解釋、復原沒有文字記錄的社會狀況——也許並不那麼準確，但我相信它迫近歷史的真實。

特別是關於早期手工業的研究，從冰冷破碎的遺物中，除了研究生產技術，我們還可以從作坊被廢棄之前的堆積情況，分析當時的生產有沒有分工，從墓葬可以分析當時工匠的社會等級。

使用這種理論和方法，我們發現，西周初年的很多手工業者很可能是殷商移民，即文獻中記載的「殷民六族」，他們掌握著制繩索、燒陶器等手工業技術，被周王朝接收了。我們從考古資料中復原了歷史。

我們做一線田野考古的，學術研究天生要跟「皇天后土」打交道。淡泊明志、堅守田野，這是考古人的一如既往。但同時，考古是一門國際學科，可能是社會科學中與國際交流最頻繁的學科。我曾經統計過，我們單位的年輕人，進來不到一兩年，就會出去參加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

現在年輕人對考古的興趣越來越大，從去年到今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就新進了30多名碩士研究生。他們不像我年輕時候，迷迷糊糊地就來了，現在的年輕人有興趣、有主見，真的熱愛考古，也願意為此付出。

記得1997年，我和現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長李崗同在一個考古隊，在榆林發掘一處龍山早期遺址。考古隊駐地旁邊有一條河，還有一條穿河而過的鐵路。我們幹完活，就去河裡洗澡，看每天一兩趟的火車。遺址旁邊的水泥廠，煙塵很大，廚房蒸出來的饅頭都是青的。日子雖然苦，但每天能發現新東西就很享受。

考古的「明星遺址」就那麼幾個，可能大部分考古工作者終其一生也不被大眾了解。我遇到石峁，已經很幸運。只要能把手頭工作做好，把近30年的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好、研究好、公布好，就很滿足。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蔣肖斌根據孫周勇口述整理）

除標註外，其餘均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責任編輯：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