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頂級寫作大師納博科夫（一個不夠複雜的作家可能是有問題的）
2023-06-05 06:56:19 2
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流亡意味著什麼？是再也回不去的家園，還是踏上新土地的迷茫和困頓？
阿卜杜勒阿扎克·古爾納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出生於東非桑給巴爾，上世紀60年代移居英國，流放和難民是他重要的文學源泉和主題。他的作品一半書寫了東非的殖民地時代，一半以移民英國後的經歷為主題；一部分用來追溯「來世」，另一部分用來展望「餘生」。
古爾納在諾獎獲獎感言中提到，移居英國以後，他開始意識到，作為逃亡者，殖民主義在他身上留下的影響：「我漸漸認清了有一些東西是我需要說的，有一些悔恨和憤懣是我需要挖掘和推敲的。」 但是假以時日，他發現了另一件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學者和作家們正在用一種單一的解放和進步敘事來觀察他們，以適應當下的真理。」於是，古爾納決定自己去寫那些充滿迫害和殘忍的回憶。
上海譯文出版社在今年引進了古爾納的五本著作，第一次將其完整引入中文讀者視野。在日前的新書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作家徐則臣、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圍繞著「離散的人，尋著故事回家」這一主題展開了討論。
對於中文世界甚至全世界的讀者來說，古爾納或許都算不上一個熟悉的名字，不僅捧得諾獎稍顯意外，他耕耘的後殖民題材也與我們較為疏遠。但是譯文文學室主任馮濤卻認為，古爾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大城市裡漂泊是現代人的共同經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是古爾納筆下的離散者，找尋著已不存在的往日故鄉。
在今天，一個不夠複雜的作家可能是有問題的
難民一定是刻板印象中飽經風霜、令人同情的樣子嗎？陸建德並不這樣認為。和2017年的諾獎得主石黑一雄相似，古爾納在書寫記憶的過程中不斷重塑自己，讀者要自行判斷哪些敘述可靠或不可靠。他提到了小說《海邊》中從桑給巴爾來到英國的政治難民，「我們假定這位敘述者會贏得我們的尊敬和同情，進入這個故事中，會發現完全不是這樣。」
在《海邊》中，難民奧馬爾並不是傳統意義上殖民統治的受害者，他無意中也」迫害」過其他家族的人，故鄉不再意味著歸屬感，而布滿恩怨情仇。陸建德認為古爾納的手法非常老練，他讓我們看到每個人背後的歷史包袱，並且始終和敘述者保持距離。
徐則臣同意這一看法，他說，「在今天，一個不夠複雜的作家可能是有問題的。」——畢竟今天的世界就是複雜的。他認為好作家必須同時擁有兩種能力，一種是單純、尖銳、陡峭的，另一種是開闊、駁雜的——兩者古爾納都具備。
在徐則臣看來，古爾納的寫作縫合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這正是諾獎頒給其的重要原因。他以小說《天堂》為例，認為即使是這個故事主線非常單純的小說，信息量也是極大的，小說中的領隊和小老闆都擁有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之間的比較視野。「過去我們以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會局限於寫地域性的東西，但古爾納的地域性是經過西方洗禮的，當他重返坦尚尼亞或者桑給巴爾，就會出現強烈的故事張力。」
古爾納拒絕「後殖民作家」的稱謂，拒絕刻板印象，他不製造聳人聽聞的情節，而是保留了故事中的交叉復調。徐則臣看到，這也讓閱讀古爾納的感受變得非常平靜、祥和。「有點像是看《聖經》或是《古蘭經》，雖然情節非常有戲劇性，但是你讀不出特別激烈、偏執的東西。」在他眼中，同樣是多元背景出身，諾獎作家奈保爾則更加「野性和重口味」，而古爾納是一個「身穿休閒西裝、溫文爾雅的學院派」。其他出身偏僻、擁有個體化資源的作家可能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獵奇式的描述，但是古爾納卻選擇後撤一步，把書寫的調子壓得很低。
這種「後撤一步」的姿態，也與古爾納選擇用英語寫作有關。陸建德指出，古爾納是阿拉伯人長相，母語是斯瓦西裡語，但他從小就開始學習殖民宗主國的語言，即英語，他引用的詩歌也是勞倫斯的詩歌。陸建德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寫出這麼好的英文，這到底是豐富了你還是奴化了你？
徐則臣認為，有些非洲作家對英語寫作有一種排斥心理，或者存在「用英語寫作來反對英語霸權」的立場，但「古爾納已經從二元對立的狀態中脫身出來，他明白，雖然過去的確遭受過殖民，但是其中既有殖民者的問題，也有被殖民者自身的問題，他想要在兩個方向上、同時尋找問題和答案」，徐則臣說。
陸建德提到，另一名有力的諾獎競爭者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和古爾納有著截然相反的語言觀。恩古吉本來也是用英文寫作，在上世紀70、80年代，為了反思後殖民問題，他回歸使用部落語言寫作。他認為，這種嘗試肯定不會很成功，因為回到部落意味著現代國家的分崩離析，而「殖民者留下的語言反而起到一個縫合的作用，讓國家有一個新的共同的文化工具」。陸建德表示：「我希望非洲作家不要再寫部落了，還是需要有新的想像，跟現代的社會有更緊密的聯繫。」
冷門作家？諾獎就像打向黑暗的一束光
恩古吉更加熱門，諾獎為什麼選擇了古爾納？
徐則臣認為，諾獎的意義就在於「通過授予一個作家獎項，來讓我們想像中的世界變得更加完整」。如此看來，古爾納是很合適的選擇。馮濤同樣表示，我們對東非的歷史知識非常有限，但它其實是一個多文化混雜的地域，歷史上相繼被德國和英國殖民，我們正是通過古爾納的作品才逐漸了解到其歷史文化。在《天堂》和《來世》兩本作品中，古爾納就寫到了德國殖民和英國殖民的正面戰爭，追溯前生，想要搞清楚自己的民族到底遭受了什麼。
邱華棟提醒我們，二十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出過許多冷門作家，像是2002年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或者2004年的奧地利女作家埃爾夫麗德·耶利內克，她得知獲獎時驚訝極了，但當我們看到以她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鋼琴教師》，便不禁折服於對人類內在張力的探索。同樣，對中國讀者來說，古爾納也是一塊陌生的然而充滿吸引力的文學大陸。
馮濤把諾貝爾文學獎比作「一束光」：「黑暗中很多人在跳舞，突然有一束光打過去聚焦在他身上，我們會發現他跳的真棒，實際上他跳的本來就很棒。」邱華棟說，古爾納讓我們看到了文學中不曾被看到的、被忽視的東西，「在空間上，他把非洲和歐洲大陸之間的裂縫進行彌合；在時間上，他對記憶進行了修補和重建，甚至寫得更加絢爛和深邃。」
那麼，除了陌生和新奇帶來的吸引力，古爾納作品中的普世價值何在？作為出版方，馮濤也擔心過「殖民主義」的標籤會嚇退不少讀者，但他認為我們完全可以結合自己的生存境遇去理解古爾納。
「北上廣也是移民城市，我們在這樣的境遇裡會產生心理的不平衡和困惑，需要去尋找一些精神慰藉。越是感覺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越說明你是有真正追求的讀者，那麼，你就越會在古爾納的作品中收穫真正的同理心和同情感。」
徐則臣從「鄉愁」的角度出發，認為鄉愁並不意味著家鄉就一定好，我們一定要回去。雖然人的基本情感不可避免，但沒有一種情感是完全排他性的。古爾納提供的就是這種寬闊的二元論：「好的東西未必全好，壞的也未必全壞。」不能拿鄉愁來綁架一切，也不能拿現在的奮鬥工作來取代某些東西。
「蘇東坡說『此心安處是吾鄉』，但是現在這個心安的地方就是找不到，這恰恰是現代人的正常狀態。古爾納給我的啟發就是，不用非得有一個預設，或者用文學去證明這個預設，而是去兼顧不同層面的整體感，這才是一個整體性的、全球化時代的作家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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