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幻小說簡史（世界終於追趕上了科幻小說）

2023-06-03 19:55:14

世界終於追趕上了科幻小說的腳步。這句話在2018年顯得更為合適。

科幻小說與世界。它們創造了彼此。外部世界對科幻小說的影響顯然更加巨大，但科幻小說對世界的影響卻更有針對性。兩者扯平了。

況且，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幻的世界裡，這一點毫無爭議。我們周圍隨處可見新秩序的種種跡象：我們的生活和父輩相比大不一樣，與父輩的父輩更是截然不同。生活的節奏日益加快，我們不是被它裹挾向前，就是被拋在後頭。我們騎在科技這匹飛奔馳騁的駿馬背上，如若冒險躍下，必然摔斷脖頸。我們——或至少是大多數人——坐在起居室裡觀看能夠移動和說話的圖像。我們乘坐時速達100英裡的汽車奔馳在橫跨大洲的寬闊柏油馬路上，或是乘坐速度接近聲速的飛行器在空中飛行。我們在氣溫可自動調節的房屋裡居住，在聳入雲霄的高樓裡上班。我們——或至少是我們中的某些人——手裡掌握著摧毀另一個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力量。我們——或至少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登上月球。

以上是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寫的話。它們依然真實，但已平淡無奇。今天我們已建造了一座空間站；我們觀測到了木星、土星和海王星；我們已測繪了火星，我們的機器人探測了火星表面；在軌道望遠鏡的幫助下，我們擴充了對宇宙的了解，通過巨型加速器分辨出了最小的分子結構；我們克隆出了羊和豬，轉而討論是否該複製人類；我們破解了人類基因組；我們消滅了天花這樣的疾病，卻又發現了足以消滅全人類的新型疾病；我們桌上使用的電腦，其運算能力足以與四十多年前那種房子大小的機器相媲美；我們在網際網路上做買賣，與人交流，網絡讓我們能與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保持聯繫。不管是在堪薩斯州的勞倫斯，還是紐約或上海的大街上，我們通過行動電話與人交談，或是收發信息；有時我們通過戴在手腕上的設備就可以拍攝電子照片，並將它們即時傳送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們時刻不停地從新聞媒體那裡獲得消息，而這些媒體在1975年時還壓根不存在呢……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這難道不是一個科幻世界嗎？

四十多年前，人們向科幻作家提出的問題已經從「你們這些瘋狂的想法是從何而來的？」變為「人類現已登上月球，你們還能寫什麼呢？」。而今，當科學技術每天都將科幻小說中的想像變為現實時，這些問題已變得無關緊要。四十多年前，艾薩克·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就曾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幻的世界裡：宇宙飛船和核威力（以及核戰爭威脅），比聲速還要快的飛機，抗生素，登月（在阿西莫夫看來，這是最稱得上美夢成真的事了）——這些都是他和羅伯特· A. 海因萊因（Robert A. Heinlein）還有其他作家在1939年和1940年代初所描寫的。

……

早在1863年，從第一部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起，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就開始描寫源自科學家實驗室和工程師繪圖板的種種奇蹟。庫德·拉斯維茲（Kurd Lasswitz）於1897年創作了《雙星記》（On Two Planets）；1911年，根斯巴克在美國創作了《大科學家拉爾夫124C 41 》（Ralph 124C 41 ）；而更早的時候，1849年，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發表了《未來之事》（「Mellonta Tauta」）——他的書和故事描寫了未來的種種奇蹟，以及暢遊奇妙美好、讓人興奮的未來世界的偉大旅行。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特別是1926年以後，大部分人（也包括少數著名科學家）會對科幻小說當中的概念嗤之以鼻，比如比空氣重的飛機、核武器和原子能，還有太空飛行等，任何涉及這些概念的作品都被認為「純屬科幻」而遭到摒棄。

《大科學家拉爾夫124C 41 》描寫了太空旅行、整容術、螢光燈、自動投幣式唱機、液體肥料、擴音器、飛行器、睡眠學習、太陽能、雷達、不鏽鋼、微縮膠片、電視、無線電網絡、空中文字1、水栽法、錄音機、水上運動表演、自動售貨機、夜間棒球、玻璃纖維製作的衣服、合成纖維——所有這些都寫於1911年。

科幻小說基於這樣的理念：世界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在變化，人類要麼自己去適應環境，要麼就讓環境適應人類，否則就會走向滅亡。這正是阿爾文·託夫勒（Alvin Toffler）創作於1970年的暢銷書《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的主題，作者在書中寫道：

變化的狂流是如此強大，它掀翻了體制，改變了我們的價值觀，使我們的根枯萎。變化即未來對人類生活的入侵過程，我們必須對它加以仔細審視，不僅要從歷史的宏觀角度，也要從親身經歷變化的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如今，沒有人再談什麼未來帶給人們的衝擊了。這並不是因為人們對託夫勒所謂的由「未來提前到來」所引發的「疾病」產生了免疫，而是因為變化早已成為習以為常的事情，不值一提。然而，在1970年代早期，託夫勒就指出科幻小說能夠讓人們對未來衝擊產生免疫力。他引用了另一位「未來主義者」（這個術語在過去幾十年裡已為人熟知）羅伯特·詹克（Robert Jungk）關於教育的一番話：

如今，人們幾乎只關注於學習已經發生或完成的事情。明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課程和習題應當關注發展中的科學、技術、哲學和人們已預測到的危機，以及應對這些挑戰的未來的可能答案。

託夫勒接著指出：

我們並沒有「未來文學」可供在這些課程當中使用，但我們卻有關於未來的文學，其中不僅包括那些偉大的烏託邦小說，也包括當代科幻小說……科幻小說是一種拓展思維的力量，可以用來培養人們預測未來的習慣。我們的兒童應當學習阿瑟· C. 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威廉·泰恩（William Tenn）、羅伯特·海因萊因、雷·布拉德伯裡（Ray Douglas Bradbury）和羅伯特·謝克利（Robert Sheckley）的小說，不是因為這些作家能夠讓他們了解宇宙飛船和時間機器，而是因為他們能夠引領那些年輕的心靈去探索政治、社會、心理、倫理事務的叢林，這些是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必須面對的。科幻小說將是「未來學初級課程」的必讀書目。

這並不是說，我們所處的這個科幻世界是科幻作家們想要看到的那個世界。有時，像雷·布拉德伯裡那樣的作家，他們的目的並非預示未來，而是阻止未來。沒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迫不及待地盼望著未來的到來，而他們的讀者也有別於那些害怕改變、屈服於未來衝擊的芸芸眾生，這些人不想等著未來按部就班地降臨，而是希望通過閱讀關於未來的小說提前目睹未來的景象。但是，在關於未來的小說中，含警戒意味的故事幾乎和粉飾未來的故事一樣多，就連最美妙的技術天堂裡也有那麼一兩個長蟲的蘋果。

生態問題、人口過剩、機械化戰爭的種種可怕之處、核能的濫用、心理戰中的洗腦術、社會對人的洗腦——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問題，早在其他人將它們視作問題之前，就已成為科幻小說家譴責的對象。

這種預示未來危機，生動表現危機帶給人類的後果與啟示，並提出避免危機發生的其他替代方案的能力，正是科幻小說的主要功用之一。在其生動表現力面前，科幻小說為世人所熟知的預言能力則變得黯然失色。

假如事實的確如此，科幻小說理應被視為科幻世界的文學。那個快樂無比的時代尚未來臨（這是我寫於1975年的話），但這偉大的一天必將到來。

那個快樂時代也許已經到來，但人們發現，正如那些科技天堂一樣，這是一個長了蟲的蘋果。既然1967年哈蘭·埃裡森（Harlan Jay Ellison）在《危險幻象》（

1975年，《陰陽魔界》（

與此同時，科幻小說開始在主流文學中佔得一席之地，主流作家也開始越來越多地運用曾被視為科幻小說獨有的概念和寫作方法。1975年，我在本書中提到了諸如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安·蘭德（Ayn Rand）、約翰·赫西（John Hersey）、皮埃爾·布爾（Pierre Boulle）、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約翰·巴斯（John Barth）、託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在內的主流作家。再往後，我們還可以在名單中加上約翰·厄普迪克（John Updike）、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唐·德裡羅（Don DeLillo）、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瑪吉·皮爾西（Marge Piercy）、瓊· M. 奧爾（Jean M. Auel）、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安·賴斯（Anne Rice），以及像安部公房（Abe Kobo）、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還有加布裡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等用其他語言寫作的作家。

這些作家中並非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科幻作家，或是願意讓別人將他們的作品歸入科幻小說。有些人，特別是拉美作家，寫的是魔幻現實主義，而另一些人，如阿特伍德，認為自己的作品屬於主流文學，否認他們寫的是科幻小說。還有些作家，比如馮內古特，堅持將「科幻」的字眼從自己的書中移除，斷絕了自己早年與科幻小說的聯繫。然而，科幻作家厄休拉· K. 勒古恩和弗雷德裡克·波爾（Frederik Pohl）獲得了國家圖書獎，雷·布拉德伯裡被授予終身成就獎，而像英國的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瑞典的哈瑞·馬丁松（Harry Martinson）和英國的多麗絲·萊辛這樣偶爾從事科幻寫作的作家甚至獲得了諾貝爾獎。

是什麼吸引了讀者和那些眾口難調的評論家呢？

「小說就是以文字表達的夢想，」《新奇科幻》主編約翰· W. 坎貝爾寫道，「科幻小說中包含了一個以科技為基礎的社會的希望、夢想和恐懼（對有些人來說，這些夢想也許是噩夢）。」

「有人指出，科幻小說是物質主義者的『超自然』寫作，」二戰後出版的第一本大型選集《最佳科幻小說》（

近年來，我們已將成百上千顆人造衛星送入繞地軌道中，執行觀測和監視任務，轉播電視節目（一般是將信號傳送給地面上單個的無線接收器），傳送電話信號。1945年，阿瑟·C. 克拉克曾在他的小說中寫到同步衛星，後來他曾在《我是如何在業餘時間裡損失了上億美元》這篇文章裡，不無懊悔地憶起此事。

正如阿西莫夫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幻的世界裡。

二戰爆發讓科幻小說對太空飛行和原子彈的關注變得合理起來，同樣的關注，以前曾讓圈外人打趣科幻小說是「巴克·羅傑斯搞的東西」。當沃納·馮·布勞恩的V2飛彈從倫敦上空落下，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爆炸，那些原本讓人不以為然的事情變得重要起來。很大程度上，二戰的輸贏較量是在實驗室中，戰爭的贏家憑藉的是更大更快的軍艦和飛機、像雷達和聲吶這樣能夠定位飛機並將它們擊落的設備，以及幫助飛機起飛和加速的火箭發動機。

另一個讓科幻小說走出自己封閉圈子的因素是迅速壯大的高中生和大學生群體，那些受過科學技術教育的男男女女，以及各色專業人士。科幻小說特別吸引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那些喜歡思索問題、包容甚至是享受事物未知性的人。隨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結束高中學業，邁入大學，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走出校門，這些都讓科幻小說的市場不斷擴大。有些大學生在校時就修過科幻方面的課程，這類課程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興起。今天的科幻小說課不如早期那麼具有顛覆性了，開班規模也沒有以前龐大，但已成為許多大學課程為人接受的組成部分。

以前，高中階段的科幻迷與同齡人的關係比較疏遠：他不喜歡他們，因為覺得他們很乏味；他們也不喜歡他，因為他不好相處。於是，他將科幻小說作為精神食糧，來滿足自己躁動不安的心靈的需要，並投入科幻迷組織的懷抱，因為這才是能夠欣然接納自己的團體。今天，這種情形仍然存在，高中生裡那些酷愛書本和科技的書呆子和技術狂人仍游離於同齡人的社交圈之外，常常被科幻小說和科幻迷組織所吸引。不過，如今幾乎人人都看科幻電影和電視，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也許已成為大多數人最鍾愛的讀物，哪怕他們讀的只是與電影相關的小說，或是模仿《魔戒》的作品。再者說，未來將是由書呆子造就的。事實上，所謂的「奇點」，或者那些超越人類控制或認知能力的科技發展，就常被稱作「書呆子的痴迷」。

另一個培養了年輕人科幻閱讀習慣的因素是二戰後大量湧現的優質青少年讀物，像萊斯特·德爾·雷伊（Lester del Rey）、羅伯特·西爾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傑克·威廉森、弗雷德裡克·波爾、戈登· R. 迪克森（Gordon R. Dickson）、唐納德· A. 沃爾海姆（Donald A. Wollheim）、安德烈·諾頓（Andre Norton）這些作家寫的書，特別是羅伯特· A. 海因萊因每年一部的青少年小說（由斯克裡布納出版社出版），簡直稱得上是件盛事；這些小說之前都曾在面向成年讀者的雜誌上連載過。今天，新的青少年科幻作品較為匱乏，導致高中生讀者人數減少，這引起了一些作家的關注，他們當中的某些人，如大衛·布林（David Brin），已開展了一些活動來扭轉這種狀況。

最大的影響也許來自「媒介」（電影和電視）對科幻的接納態度。很多年來，科幻小說都被認為是一種青少年題材，適合拍攝廉價電影和低成本電視劇，如《太空軍校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