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的高度來理解秩序的意義（從文明的高度來理解秩序）

2023-07-25 06:40:33 2

從文明的高度來理解秩序的意義?作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幹春松，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於從文明的高度來理解秩序的意義?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從文明的高度來理解秩序的意義

作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幹春松

（一）理智和情感

晚清的中國知識界存在一種迷茫，列文森將之歸結為「理智」和「情感」的矛盾，這個結論不知是否多少來自他對梁啓超的研究。要說糾結和迷茫，梁啓超很典型。潘嶽在《秦漢與羅馬》的長文中說：「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改革者都在『自由』與『專制』間掙扎。如梁啓超。戊戍變法失敗後，他先後寫了《擬討專制體檄》與《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一邊說『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號召人民『破壞而齏粉之』；一邊又承認，中國的科舉制和郡縣制有著皇帝與平民聯手從門閥世家、諸侯藩鎮手裡奪取治權的積極一面，與歐洲貴族封建歷史完全不同。」擅長在公共媒體發表政見的梁啓超一方面善於引入大量西方的政治術語來激發國內的改革熱情，另一方面，他也時常發現加諸中國制度和秩序的許多西方「定義」並不一定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所以，從「理智」和「情感」衝突的角度來概括他身上的矛盾未必合適。換句話說，梁啓超的矛盾並不在於他「理智」上認為中國要毫無保留地學習西方價值，「情感」上又眷戀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而是更多地體現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應該學習西方，但到底學什麼呢？當時的許多人都把中國的政治和法律看成是西方政治與法律的反面，這種觀念即使到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市場，比如潘嶽文章裡舉出的「東方專制主義」與馬克斯韋伯的「家產制國家」等說法。在很長時間裡，這些理論概括都是我們「自我批評」的依據，全然不顧中國傳統政治是否可以僅僅用「專制」來概括之。後來，錢穆和張君勱專門就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錢穆看上去有為中國傳統政治做辯護的傾向，但他的作品所揭示的許多史實，比如皇帝的私家財富和國家財政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由宰相制度所代表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權力結構等，恐怕都可以作為反駁韋伯「家產制國家」概念的證據。

直到今天，我們用來概括中國歷史傳統和政治制度的主要思想「範式」都來自西方的經驗。20世紀以來的許多學術爭論，均源自用這些範式解釋中國本土經驗的過程中產生的「不匹配」。所以，當我們「理智」地學習西方經驗的時候，要注意以科學和理性的態度來建立適合分析本土歷史經驗的「範式」；而在「情感」上保持對自身歷史的溫情和敬意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能被過於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左右，這樣才可以達到對中國制度經驗的客觀態度。

（二）如何看待秦漢的延續和變化？

「漢承秦制」是一個事實性描述，描述的主要是秦漢時期郡縣制替代封建制，成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過程。事實上，封建制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難以維持。這說明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道德共同體國家，無力解決隨著諸侯國的強大而產生的破壞政治等級和親疏關係的問題。雖然孔子對禮樂徵伐不從天子出表示了憤慨，並對發生在鄭國和晉國等地的鑄刑鼎所可能對禮樂制度產生的衝擊表示擔心，但周公創立的西周封建秩序並沒有因為孔子的「不滿」而停止其發展和蛻變的腳步。隨著兼併戰爭加劇，列國需要不斷集中權力，需要控制戶口、掌握兵源、擴大稅源，以抵禦其他國家的侵凌，由此，分封制逐漸被階層性的地方行政系統所取代。例如，商鞅變法就主張「集小鄉邑聚為縣」（《史記·商君列傳》），將風雨飄零的封建世襲採邑納入集權化的權力管轄範圍之內。秦國的成功可以有無數個理由。從制度創新的層面來說，其打破官爵的世襲、鼓勵通過耕戰來獲得地位和財富的新型制度，展現出強大的制度優勢。因此，在秦始皇完成統一六國，並諮詢新帝國的制度架構的時候，李斯的建議就強調了血緣凝聚力的限度，而主張以權力分配為紐帶來推行郡縣制，奠定了此後兩千年的基本國家形態。

儒家認為，秦國的滅亡是因為仁義不施而喪失了民心。漢初也有人指出，秦國不封建親屬，導致在遇到叛亂時皇帝不能獲得有效的支持。但在我看來，造成秦國失敗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立統一的大帝國所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超過了其財政的支持能力，以及片面強調中央的強力統治，缺乏對於六國的多元性的足夠重視。

我們知道，為了在全國建立有效的統治，秦帝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北方修築長城以抵禦匈奴的騷擾、打通到西部的道路、統一文字和度量衡以使政令暢達，等等。這種積極的，甚至激進的政策，大大增加了人們的負擔，並引發了陳勝、吳廣起義和隨後楚、漢的抗爭，滅亡了秦國。

正如錢穆先生所指出的，繼秦而起的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國家。漢初的國家形態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向封建制的復歸，即對於軍功階層和皇族的分封，但郡縣制依然是基本政治制度。分封和集權的矛盾很快顯現，表現為皇帝對軍事首領的不信任和諸侯王的叛亂。漢初幾位皇帝逐漸平復了各種叛亂，維護了垂直集中的權力體制，同時吸取秦國滅亡的教訓，採取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終於在文景之治後，迎來了漢武帝劉徹。

（三）漢武帝與儒家國家的形成

對漢武帝的評價一直有很大的爭議。儘管正是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讓儒家的價值獲得制度性的優勢地位，但後世的儒家並沒有將漢武帝視為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因為他治理國家的許多方法，是「霸王道雜之」的。比如他對匈奴的軍事進攻和對西域的開拓，耗費了巨大財力、犧牲了很多士兵的生命，這些都不符合首先在本國內部樹立道德理想，然後等待周邊國家歸附的儒家秩序觀念。而他為了維持戰爭開支而實施的鹽鐵專營、酒榷、均輸等財政辦法，使得行政權力過度介入經濟活動，也不符合不與民爭利的儒家經濟理想。但我們從政治格局發生根本變化之後，如何建立起新的國家治理模式的角度，可以看到漢武帝更系統的想法。

首先，他重視價值體系的建設。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確立儒家價值的獨尊地位，並建立太學來培養經師，這些都糾正了秦國過於技術主義的治國路線。在李斯的建議下，秦始皇禁止人們閱讀和議論，而漢武帝則與董仲舒系統討論了政權的合法性和如何進行理論再生產的問題，顯示出他擁有「致太平」的宏願。漢武帝處理集權與新徵服土地的方法，也秉持了儒家的「多元主義」傾向，使江南一帶得以保持其原先的生活方式，並免除其稅收，讓漢帝國保持了凝聚力和吸引力。而對於不斷入侵騷擾的匈奴則採取武力回擊的方式。

其次，大一統的國家體制，與原先相對獨立的封建制度不同，需要有強大的經濟支持，這是通過原先的小農生產方式所不能達成的。桑弘羊的出現是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標誌。我們從《鹽鐵論》中可以看到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爭論的核心問題。如果說賢良文學是理想主義的儒家觀念的堅守者的話，御史大夫則更加強調新型帝國所需要的管理技能。雖然我們發現，所有的經濟手段並沒有如其設計者所期待的那樣，能夠維護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是他們對於消費、生產關係的認識，體現了那個時代對於經濟活動規律、以及經濟對於超大型國家管理的重要意義的認識高度。這些在潘嶽先生的文章裡都有十分精彩的討論。

任何國家的存在，都需要有價值作為基礎，否則國家就成為純粹工具性的暴力機構。但好的國家治理並非是理想的現實化過程，而是從現實出發，不斷靠近理想的過程。近代以來，我們在西方文化的壓力下，過於重視制度移植，而忽視了內生性制度的設計，否定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所積累的國家治理的經驗，從而使得我們難以真正建立起對基於自身文明的制度的信心。所以，關注如何在文明的互鑑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經驗，發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