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人生百態（社會變遷中的人生命運況味）

2023-04-19 18:34:00 1

梁曉聲老師創作《人世間》，有著近似巴爾扎克創作《人間喜劇》那般既宏大又樸素的寫作抱負。「做時代的書記員」、記錄時代、為百姓立傳，「尤其是生而普遍、命定平凡的人，其人生如何與『可敬』兩字結伴而行」，也可以說是作家抱定的藝術使命。《人世間》成功地完成了，並通過劇版讓書中的人物走進了更廣大的人群。直到全劇落幕，無數觀眾還久久沉浸在作品之中，在網上表達不舍告別的心情。這正是人物被寫活了，人物命運徵服人心的證明。

書寫百姓生活史一直是電視劇創作的優秀傳統，《渴望》《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一年又一年》《金婚》《老馬家的幸福往事》《父母愛情》《情滿四合院》《正陽門下小女人》都令人們記憶猶新。《人世間》在很大程度上承繼了以上傳統，但在表現內容上又超越了以上家庭倫理劇。作品表現了從「文革」到新時代五個歷史階段、近50年的時間跨度，地域覆蓋東北吉春、江遼生產建設兵團、貴州山區、北京、廣州、深圳、美國、法國。幾十個人物跨越了不同階層，單是周家兒女，就有幹部、學者和工人，其他如高級領導、機關幹部、編輯、商人、學生等百態人生，人物命運波瀾起伏、多姿多態、激蕩人心。

人物命運，一方面是由縱向的時間軸即情節鏈條的線性發展構建的；另一方面，在劇中更是由多重人物關係、無數的大小事件所形成的戲劇情境來完成對人生沉浮與命運感的書寫的。《人世間》以厚實而細密的紋理、線索一一呈現、娓娓道來，深深牽引著觀眾的心緒。

劇中周家三兄妹的人生沉浮與命運際遇最為牽動觀眾的心，讓人們感同身受生活的擊打與命運的翻雲覆雨。秉昆樸實善良、孝順友愛，為家裡付出最多，他卻覺得理所當然，「都是為自己家好嘛，叫啥犧牲呀？」他救助萍水相逢的馬守常少將，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無私幫助邵主編，多年照顧母親和姐姐的孩子，借房給春燕、趕超等發小們……鄭娟是他的一生摯愛，但他的命運也與鄭娟的早年遭遇始終纏鬥在一起。他對駱士賓的出手看似是一時激憤，其實是舊恨新仇一起了斷。然而，秉昆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價，他鋃鐺入獄多年，正是社會迅猛發展的時期。全劇結尾給予他與鄭娟伉儷情深、一道漫步的幸福背影，但他的命運中始終帶有一抹揮之不去的悲涼底色，讓觀眾為之唏噓。創作者心懷悲憫，但並沒有給觀眾以廉價的大團圓，劇版也因此保持了原作現實主義直面生活的美學氣質。

鄭娟出身卑微，年輕時慘遭不幸，但卻不失自尊，性格中的柔韌與勤勞都讓她的靈魂閃爍著「底層的珍珠」般的光芒。她的命運雖苦，卻苦盡甘來，這源自她無怨無悔的付出，令觀眾無比心疼又肅然起敬。鄭娟的善良寬容與周蓉的自私矯情形成對照，也是觀眾熱議的重要話題，再次顯現了家庭倫理劇倫理觀上「美善合一」的取向，也符合「以美儲善」「通過善的轉化成就美」的一般藝術規律。

周蓉的命運原本帶有創作者為知識分子記錄心靈史的訴求，有著更具超越性的審美理想與精神思考。年輕時的她轟轟烈烈地投身愛情，同時並不放棄自我的成長，追求知識、堅守教育理想，從而不管愛情是否如願，她都可以有力把握人生方向，接近老年時她又以自己的才情為一代兒女立傳，踐行著「活著、愛著、寫著」的人生。如導演所申明的，因疫情幹擾、容量所限，周蓉在法國的人生沉浮和生活歷程都缺乏應有的表現，削弱了這個人物的成長成熟軌跡。改編的局限與客觀障礙，使這個人物流於扁平、刻板，不能不說是改編創作的缺憾。

如果說秉昆是平民百姓中「義」的化身，秉昆和鄭娟代表著普通小人物身上貧賤不能移的美好品格；那麼，秉義則是寒門貴子、寄情家國的君子之風的代表。秉義更是一位清廉的中層幹部，一度也因工作受阻想打退堂鼓，想離開官場、退守高校。但在嶽母的鼓勵下，終於再次激流勇進。秉義的人生是好人的一生——好學生、好兒子、好丈夫、好女婿、好幹部、好領導。但好人並不長壽，他心繫百姓疾苦、積勞成疾，最終累倒。但他同時又是幸福通透的，因為從年少時他就有靈魂伴侶冬梅的相伴與理解。

其他如光明的出家有著很強的象徵性與命運感。他早慧，雖然失明，內心卻無比光亮。他的存在，是大善，也是一種難得的人間清醒；他是苦難鄭娟的生活依伴，只為陪伴姐姐走過一段最難的人生路。這個人物在原著中帶有創作者對生命、佛性、來世、輪迴以及諸多形而上的思辨，在劇版中因敘事容量所限，削弱了這種深沉的追問，也同樣留有遺憾。

而同樣是出家的命運選擇，劇版對馮化成的出家表現卻有頗多突兀與牽強。馮化成後期的變化，構成了與秉昆、秉義情感忠貞的相形對寫。在貴州有多卑微，平反後就有多張揚，曾經經歷的苦難增加了他的榮光，但沒有增加他的修為，反倒助長了他因對生活的不平所產生的補償心理和貪慾。他背叛了在他落魄至極之時陪伴他的周蓉，不只反映了欲望衝淡情感、拋卻責任帶來的情與理失衡，更是他對初心與純真的丟棄。那麼他的轉變、出家就要求有更多的鋪墊，給人物由色入空提供足夠的精神軌跡與心理情緒基礎。遺憾的是，作品的溫暖改編只是衝淡了這個人物的卑瑣與不義，其命運結局卻多少帶有輕巧傳奇與廉價浪漫之感。

作品中幾乎沒有寫十惡不赦的惡人，但並沒有迴避光字片平民社會的複雜構成。駱士賓、水自流好壞參半，從特殊年代的小流氓團夥到投機倒把被抓，及至改革開放後的飛黃騰達，他們的命運軌跡總是充滿令人驚異的錯愕感。作品對此的價值立場明確也豐富，沒有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也沒有忽略人物作惡同時的良心未泯，而駱士賓最後的悽慘離世也帶有某種惡有惡報的訓誡意味。

周楠的悲劇、他與馮玥的愛情夭亡似乎是俄狄浦斯情結的一種當代隱喻或變體式書寫，有似於韓劇《藍色生死戀》中的人物命運悲劇，更有《群鬼》《雷雨》《夜宴》《致命溫柔》等中外戲劇影片的創作先例。沒有血緣關係的他們卻仍須受到社會倫理的約束，更何況兩人相愛其實是在公開鄭娟心底永遠的創痛，最終註定這只能是一個悲劇。其他如春燕從修腳女工到女幹部的命運也在時代大潮中起起落落，國慶和吳倩的生活困窘、趕超因病重而臥軌自盡都映射了東北底層工人的生存境遇，令人痛惜。

如果說「生活世界與生活滋味」是作品的根基與底盤，那麼「人生命運況味」則是大容量敘事的電視劇中居於中堅站位的骨架核心。命運況味能夠牽動觀眾，需要有厚實情節、精彩表演（以導演、劇作為基礎以及其他創作環節的配合與助力）的共同推進，才能讓觀眾從「進入」「相信」到更深度地沉浸在故事世界中，追隨人物命運的腳步，隨之悲喜、伴之歌哭。更重要的是，作品在呈現這種人生命運況味時，不是機械地呈現，也不是苦情的展演，更不是廉價的大團圓，而是在尊重人物情感情緒的邏輯中，在藝術的分寸之間寄寓深厚的同情與悲憫。在這方面，《人世間》交出的答卷水準是高超的，儘管不無缺憾與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