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中的三傑（安豐王艮學案如何影響日本明治維新）

2023-05-25 14:20:34 3

陽明心學|揭秘安豐王艮學案如何影響日本明治維新！

文·王舒然

【編者言】其實這篇文章我很多年前就想寫，日本侵華時候，在1938年至1941年期間，日軍一指揮官曾經來東臺安豐的王氏精舍祠，即明代大儒王艮講學處--東淘精舍，當時我的曾祖父，王艮17世孫王繼官（又名王漢臣）是掌祠祠董，日軍指揮官在翻譯帶領下到王公祠，漢臣公早已把祠堂附近鄉人安排躲藏，唯獨他一人留守王公祠，袖藏匕首見機行事，勢頭不對與日寇玉碎成仁，日指揮官在王公祠門口解下佩刀，進堂屋在王艮像前深深地接近九十度鞠躬，臨走似乎吩咐日偽不許破壞王公祠，這裡有兩點原因，首先是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王艮的泰州學派對日本近現代化起了相當重要作用，王陽明及弟子王艮在日本乃至軍界備受推崇，日軍官基於此拜謁。其次日軍為了今後統治，不敢破壞在中國影響深遠的大儒大賢，恐引起民族情緒激化，不利於統治。基於王漢臣的捨身忘死和王艮家學淵源，使得王公祠周邊下灶地區老百姓，免於血腥殘害，但是安豐其他地區就非常悲慘，燒毀房屋40多間，有60多人被日軍槍殺或刀殺，有50多名婦女被姦淫，其中有的先奸後殺，有的被其姦污忿恨自殺。詳參《東臺市志》等。在今天，一般學術文章或者一些官方網文，都是模稜兩可的談論陽明心學的安豐王門對日本明治維新影響，對其脈絡研究幾乎慘澹，甚至還有很多失去歷史史實的謬誤。筆者此次將對這段哲學史重新整理發表，希望能夠對於研究陽明心學王艮學派和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學人能有所幫助。--宗後學 王舒然 謹奉。

王艮（1483-1540），出生於明代南直隸揚州府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泰州分司安豐場（今江蘇省東臺市安豐鎮），王艮學說的影響力可據《明史》可窺一斑。據《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二》載：「陽明學派，以龍溪（王畿的號）、心齋（王艮的號）為得其宗。……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正德十五年（1520），王陽明先生節鎮江西豫章對王艮的評價：「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諸君莫及也！」王艮初名銀，王陽明先生對愛徒充滿了無限期待，遂易名為王艮，在今天王艮的家鄉東臺市安豐鎮，是明代國家最主要的財稅來源地，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南中十場之首，因此他的思想又被後世學人稱為「淮南格物論」，主要思想有：格物正己說，明哲保身論，百姓日用即道說。著有《心齋王先生全集》傳世。

如果說王陽明最傑出最有影響力的弟子是王艮與王畿的話，那麼這仨人有一個共同的學生，就是王艮的次子王襞（1511-1587）， 正德十五年（1520），38歲的安豐王艮帶著9歲仲子王襞，隨父同謁陽明門下，適逢王陽明先生舉辦千人規模的學術大會，王陽明叫童生唱歌，其他孩子害羞怯場，獨東淘少年王襞，玉振金聲，引吭高歌，王陽明不禁稱奇道，我說我們浙中沒有這樣的孩子！陽明先生，心中竊喜，自知陽明心學一脈，後繼有人，留王襞於伯府，修學十年，親授衣缽，後師從王畿、錢德洪，使得王襞無論是理論與見識，遠遠超越同時期眾多弟子，王艮仙逝之後，真正撐起並壯大「陽明心齋心學」雙面大旗之人，毫無疑問，便是王襞，著有《王東崖先生遺集》傳世。

明清以降，因光緒帝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在1905年刊行了一本《節本明儒學案》，這本書與其說是修身養性之書，更是一本深層次總結戊戌變法失敗與明治維新成功的書，其書《節本明儒學案·下冊·泰州學案序》作了字數頗豐的眉批，援引其文：「泰州之學為世詬病，當世無賢不肖畏之如蠍。梨洲固心許之，然不能太攖時論，故稍予微辭，抑亦補偏救弊之意。其所贊評，謂「多能以赤手搏龍蛇」，謂「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謂「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真能寫出諸賢氣象。蓋諸賢實學道有得之真豪傑也。陽明之教，即知即行，不行不得謂之知。泰州諸賢，以非常之自信力，而當下即行其所信。陽明活用孔孟之學，而泰州又活用陽明之學者也。必如泰州，然後陽明學乃真有關係於社會於國家也。本節所記諸賢，梨洲不以入於學案正文，蓋微外之。然觀山農、心隱諸舉動，其可以為今日我輩之模範者何多也。日本自幕府之末葉，王學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齋，曰吉田松陰，曰西鄉南洲，曰江藤新平，皆為維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其心得及其行事與泰州學派蓋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著一書曰《日本陽明派之哲學》，其結論云：「王學入日本，則成為一日本之王學，成活潑之事跡，留赫奕之痕跡，優於支那派遠甚。」(原著六二七頁)嘻!此殆未見吾泰州之學風焉爾。抑泰州之學，其初起氣魄雖大，然終不能敵一般之輿論，以致其傳不能永，則所謂活潑赫奕者，其讓日本專美亦宜。接其傳而起其衰，則後學之責也。梨洲少時攜錐入都，謀復仇，其氣象與山農、心隱一何相類，其後乃稍別之耳。井上氏又云：「陽明派之人著書率少，其行狀即代著書。且所以感化人者，比著書之效果更大。蓋彼等以知行合一為主義，常實行其所知，故所行即所知之發現也。觀其學術，當於此焉求之。」吾謂山農、心隱之行事，皆足以廉頑立懦，宜以至精之學說視之。」

梁啓超先生的這段內容頗豐的眉批，我們從中可以得到三個重要信息：①哲學史名詞「泰州學派」，應該最早出自於《節本明儒學案》。②梁啓超文中提及的大平中齋、吉田松陰、西鄉南洲、江藤新平，均為明治維新運動的先驅者。梁啓超的結論是，他們的「心得及其行事與泰州學派蓋甚相近」。明治維新運動得以成功的思想資源之一，就是維新志士對「山農（顏鈞）、心隱（何心隱）之行事」的仿效，故「宜以至精之說視之」。日本陽明學研究的大家、現代著名思想家朱謙之以為，日本陽明學主要是受「陽明左派」的影響，便是陽明心學七派之中，王艮一脈。③梁啓超提出一個明治維新的關鍵人物--吉田松陰（1830-1859），他是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

時間追溯至嘉永六年（1853），日本最後的幕府封建政權--江戶時代（亦稱德川時代），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裡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的浦賀，要求與德川幕府談判，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與美國籤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籤訂，德川幕府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而此時陽明心學雖然在正德八年(1513)，日本禪僧了庵桂悟在寧波會見了王陽明，王陽明作《送日東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送別。之後王陽明的《傳習錄》等文集，在十六世紀中葉傳入日本，王艮的《心齋王先生全集》是在嘉永元年（1846）在日本刊行。日本陽明學作為一個學派，雖從中江藤樹(1608—1648)開始，在明治維新前幕府統治二百多年間，日本朱子學是佔據主流地位的官學，而陽明學僅為下級武士和市民階層的底層民學。

直到吉田松陰的出現，這一切發生根本的轉變，由於美國「黑船事件」的影響，深感民族危機的松陰著文疾呼,力倡尊王攘夷，防禦外侮。對西洋技術充滿好奇的他再次無視幕府海禁,密謀搭乘美軍艦船偷渡出洋,因違反「鎖國令」入獄一年;出獄後被幕藩軟禁在家中「閉門思過」，繼而在叔父玉木文之進創辦的「松下村塾」任教，大批塾生前來求教，安政五年(1858),吉田松陰因武裝倒幕運動的失敗被捕入獄。安政六年（1859）,他在寄給弟子的書簡中提到:「向日蕭海借示《李氏焚書》。卓吾居士一世奇男子,其言往往當僕心,反覆甚喜。」李卓吾，便是安豐王襞的嫡傳弟子李贄（1527-1602），李贄在反對程朱理學的過程中，僅從《焚書》之中歸納以下主要四點思想：① 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豼糠」（《焚書·增補·答周二魯》）；「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焚書·卷三·雜述·童心說》）。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變種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② 反對封建禮教。李贄還對被封建統治者尊奉的儒家經典進行抨擊，認為儒家經典的六經，如《論語》、《孟子》並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刻意吹捧形而成，不能當作亙古絕今，不變的真理。他反對歧視婦女，當有人說：「婦女見短，不堪學道」的時候，他駁斥說，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並不是先天帶來的。他指出：「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焚書·卷二·書答·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③ 反對理學空談，提倡功利主義。李贄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焚書·卷二·書答·又與焦弱侯》），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以為不願，實欲託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焚書·卷二·書答·復焦弱侯》）。④他提倡耕戰，認為「務農講武，不可偏廢」（《李卓吾批點皇明通記》），說「蓋有所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焚書·卷三·雜述·兵食論》）。

吉田松陰自1858年入獄後至 1859年10月被處死前的一年內,吉田松陰不僅親自抄寫並點評了李贄的《焚書》部分篇章,還在《己未文稿》、《鴻鵠志》等撰於獄中的著作多次摘錄李贄之語自勉,並屢屢盛薦給弟子諸友,頗有相逢恨晚之感。而早在制定武裝倒幕運動計劃的前期,松陰即遭到了弟子們與友人的反對。因時局不利,門人們或壁上觀、或疏遠、或背棄，這種情境與當年李贄與同門好友耿定向（王艮門人）交惡、居無定所、當局迫害的四面楚歌之境頗有命運相似之處，也是在此時他開始閱讀李贄並從中收穫了共鳴。1859年 7月,他給弟子高杉晉作去信:「僕去冬以來於死之一字大有發明,李氏《焚書》之功多矣。其說甚長,概而言之,曰:『死非可好,亦非可惡,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生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無益,魂存亡無損也。』有大才略者,忍辱成事,妙。如明徐階不助楊繼盛。無私慾無私心者,偷生亦無妨。文天祥不死於崖山而偷生於燕獄四年,是也。若死能不朽,則時時可死;生能成大業,則時時可生。以僕之見,措生死於度外,唯言應言耳。」一樣的狂生劍膽精神，一樣的反對禁錮,有志於改革和創造;一樣的求為心中信念隨時可交付生命；…… 這樣一種氣質秉性的相似,使得松陰對李贄產生了共情,尋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知己,王艮一脈的思想血脈也注入300多年後一衣帶水的鄰邦年輕人身上。

據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先生的研究，現存吉田松陰《焚書》手抄本上留下了松陰對《童心說》一文「真假二字」的眉批。松陰寫給弟子入江杉藏的信也附有關於「童心」的感想:「

足下亦當以諸友絕交,峻拒同志之士。… … 桂(小五郎)亦然。諸友不足以議,政府之人猶不可信。日本之衰頹,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實堂堂大國,死於大節者唯子遠一人,何面目之有… … 不死之忠義之士多如山矣。…萬…方足數下據戲莊四以為喜,是未失放風箏之心也。… … 痛懲反覆小人乎? 頃讀李卓吾文。有趣的事很多,童心說甚妙。「童心者真心也」。吾輩此心未得去,足下欺負莊四即是此心也。「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政府 諸公,世中唱忠義人人皆是也。「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 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今世事是也。中有一童心者,眾惡之尤甚。」

安政五年（1858）,以井伊直弼主導的幕府與美國締結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對內推行高壓政策,展開對政治反對 派的鎮壓。吉田松陰先後籌劃了刺殺幕府高層的「間部詮勝要擊策」和伏擊劫持長州藩主以倒逼其起諫勤王的「伏見要駕策」。因幕府嚴控、局勢嚴峻,久坂玄瑞和高杉晉作等門人聯名寫下血書,勸阻伏擊幕府高層間部詮勝,持守觀望;另一門人田園莊四郎——即上文所言「莊四」,背叛了松陰向藩內官員洩露秘密;松陰寄希望於長州藩政府要人周布政之助,向他坦陳行動計劃卻遭其軟禁;多數門人不支持他的主張,紛紛迴避,不願去探望他……上文所言之「政府諸公,世中唱忠義人人皆是也」或與周布政之助有關。許是因遭遇背叛並被囚禁後的幽憤,他偏激地認為弟子們「乘時一起,攫取功名」把他們的持重論調理解為貪生怕死、趨利避害的功利之舉,宣稱要斷絕師生關係。在這種情境下,松陰對「童心說」的理解是代入式的,對應到了自己的政治處境中,誇讚支持他的入江杉藏有童心,嘲諷「政府諸公」為貪生怕死的假忠義。李贄基於對封建名教的批判而提出「童心說」。與「真」相對的是偽道學的道德表演,「無所不假」「滿場是假」的社會現狀。痛心於「失卻童心」「失卻真心」「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的生存悲哀,李贄樹起了「童心說」的旗幟,召喚「最初一念」之本真心靈,倡導回歸「心之初」,真誠地喜怒哀樂,真實地面對內心需求,摒棄人格外在表演,不被聖賢經傳禁錮,提倡個體意識和自主精神。李贄用以解釋「童心」的另一個概念是「赤子之心」「赤子者,人之初也;赤心者,心之初也。」便是指人性回歸自然,不被世俗沾染的嬰兒狀態。「赤子之心」首倡於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在《孟子·離婁下》的「赤子之心」指的是先天的道德之心。倡導性善論的孟子認為,具有偉大人格的「大人」先天的道德心不被欲望功利所擾,說話做事能遵循內心善端。他端正了自己,就能影響世界。松陰深受孟子影響,早在幼年時期,《孟子》便已是他的儒學啟蒙書籍,後又在松下私塾給弟子講授《孟子》。在他整理的講稿《講孟札記》中將「赤子之心」解釋為「純一無偽」。「純一」指「無計較利害之念」;「無偽」指「無機變巧詐之行」。吉田松陰認為,真正的忠義精神是「純一無偽」的,如此才能不計較功名得失,如他一樣視死如歸、臨兇若吉,以成就天下大事。因憤激於自己陣營裡的「忠義之士」的倒戈、背叛與觀望,當計劃全盤盡毀、陷入孤危絕境時,不無情緒化地把弟子們的謹慎行事理解為汲汲於保身的偷生行徑,責其為「假」。而對自己及少數支持者置生死安危於度外,不顧危難堅持倒幕的行動則以為是「真心實意,肺肝骨髓,凝固如石,結而不可解者」。李贄關於「真假」的論說便走進了他的心坎,印證了他對家國大義的理解,「童心說」成為了他思想支撐的依據。

從1858年《安政條約》籤訂後，倒幕運動失敗而被捕就義之前，在「安政大獄」中提出「草莽崛起論」，轉而主張依靠「豪農豪商」、浪人（沒落武士）和下級武士，利用人民群眾的反封建鬥爭，推翻幕府，為倒幕運動提供了重要指導思想。吉田松陰從陽明心學七派之中--王艮的泰州學派那裡汲取的真經，在其興辦，享有「明治維新胎動之地」之譽的松下村塾，他的弟子門人接過他的衣缽，把人從封建倫理中解放出來，使得下級武士階級的崛起和後來對西洋學的學習成為了一種可能。

受到王艮學案影響下的吉田松陰，作為培養維新運動人才的松下村塾，對今天的日本的影響也是空前的，著名超人氣漫畫《銀魂》也不乏取材其中。

松下村塾走出的傑出弟子

高杉晉作日本幕末時期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長州藩尊王討幕派領袖之一，奇兵隊的創建人。

品川彌二郎，日本政治家、明治元勳。

山縣有朋，日本陸軍之父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眾多的維新志士都是陽明學者或者陽明心學仰慕者的原因。陽明心學喚醒了日本下層武士階層，使得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清朝的洋務運動最大的不同之一，便是明治維新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獲得了底層人民的支持。正如王艮思想核心之一「百姓日用即道」，深受明朝底層人民與開明士大夫的競相推崇，作為王艮後傳弟子的李贄在《焚書·卷二·書答·為黃安二上人三首》中有這麼一段概述：「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心齋之後為徐波石，為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以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鄧豁渠。山農之後為羅近溪，為何心隱。……一代高似一代。」

參考文獻：

吉田松陰：《吉田松陰全集》。

溝口雄三：《李卓吾·兩種陽明學》。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