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age吉他譜（陸觀宇讀我們自身的外人）

2023-05-25 04:42:45

《我們自身的外人》，[法]朱麗婭·克裡斯蒂娃著，陸觀宇譯，上海文藝出版社｜拜德雅，2022年11月出版，348頁，62.00元

談起法國學者朱麗婭·克裡斯蒂娃，中國讀者或許熟悉這樣一則逸事。1965年，二十四歲的她獲得「戴高樂」獎學金，作為通曉法語的保加利亞學生赴法攻讀博士學位。聖誕前夜，飛機降落在大雪紛飛的巴黎，她口袋裡只有五美元，在機場沒人接應，投奔使館無門，所幸有貴人相助，才不致露宿街頭。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崢嶸歲月，後被克裡斯蒂娃記敘在自傳體小說《武士》（Les Samouraïs, 1990）裡。

年輕時的朱麗婭·克裡斯蒂娃

2018年，當這段回憶在公眾視野中被重新喚起時，克裡斯蒂娃已經是蜚聲國際的思想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理論與賤斥（abjection）理論的奠基人，也是巴黎狄德羅大學的榮休教授。是年3月，保加利亞國家安全局（即該國秘密情報組織，有媒體將其比作「克格勃」）檔案委員會公布了一份數百頁的檔案，稱克裡斯蒂娃在1970至1973年，以「薩賓娜」之名，受聘為該組織的特工。據稱，她在出國之前籤下文件，稱「如有必要，會為組織效力」。瞬時，西方學界為之震動，國際輿論一片譁然。幾日後，克裡斯蒂娃嚴正闢謠稱，自己從未以任何形式參與諜報活動，檔案文件沒有一份出自她的筆下，均屬該部門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捏造而成，諸多內容甚至有悖於她當時的公開立場（克裡斯蒂娃對此的聲明，參見www.kristeva.fr/droit-de-reponse.html）。7月，克裡斯蒂娃於《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撰寫長文《我所沒有的人生》（Une autre vie que la mienne），自述出國的經歷以及此次被誣陷的始末。她寫道，自己離開前和當局籤下的唯一一份文件，是承諾自己不會在巴黎結婚，而她對這份文件也不甚在意。來法第三年，她便與文學家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 1936 年生）結婚。讀了檔案之後，她才意識到，許多過去的同事和來訪的舊友，都是被派來監視自己的棋子，回頭便向當局呈交「罪證」；而幾年間，自己和先生寫給父母的家書，在寄到之前，無一例外地被警方拆閱。她感嘆道：「我早就知道自己在法國永遠是外國人。這種陌生性，此後倒也成了我的家鄉、我的命運。」

外國人的身份，便如此伴隨著，甚至是攪動著克裡斯蒂娃的人生。早在 1970 年，闡述互文性理論的《符號學》（Séméiotiké）出版後，導師羅蘭·巴特便撰文讚賞克裡斯蒂娃的理論貢獻，標題擬為「外國女子」（L』Étrangère）。日後追憶恩師時，克裡斯蒂娃表示，出於法國人對傳統的敬仰，許多初來乍到的外國人不免有被排斥之感；可法國也有像羅蘭·巴特這樣的人，欣賞學生的研究成果，希望學生有獨立見解，即使這些見解與學界傳統大相逕庭。因此，她說：「在法國做外國人，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甚。 [可是]在法國做外國人，卻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朱麗婭·克裡斯蒂娃、祝克懿：《與克裡斯蒂娃的對話錄——多聲部的人》，《中國社會科學報》四百八十期，2013年7月26日）這兩句話即出自克裡斯蒂娃的《我們自身的外人》一書（Étrangers à nous-mêmes；下文簡稱《外人》）。該書寫於1988年，以時而銳利、時而悽楚的文字描摹外國人的境遇，以時而宏大、時而精細的角度梳理外國人的歷史，很難說不沾染些許自傳色彩。

羅蘭·巴特與克裡斯蒂娃

關於《外人》的出發點，克裡斯蒂娃稱之為「外國人問題」：在當下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如何與外國人共存？如何直面他們的存在，既不對他們加以排斥，又不要求他們同化融合？如何處理我們內心油然而生的愛與恨？作者給出的答案觸及我們的心理：我們要承認自己內在的奇異性、陌生性；只有在我們將自己視作與自己陌生的人，視作自身的外人之後，才能更好地尊重、接納外國人，與他們共同生活。

乍看之下，這一論點的效力，甚至是這一論點的核心概念之效力，都受制於法語本身。「外國人」「陌生人」，或是形容詞「外國的」「陌生的」，在法語中均作「étranger, -ère」；而「奇特」「怪異」，作「étrange」。大概兩者同源於拉丁文extraneus，演化至今，僅有一字之差。於是，描述性質的名詞「étrangeté」既可作「陌生性」，又可作「奇異性」，乃至弗洛伊德處的「怪怖」（unheimlich，法文意譯為「令人不安的奇異」）。這些彼此相近的法語詞，或許無法用同一種中文譯法加以概括；若是新造詞語來取代這如此常見的義項，則更為不妥。翻譯起來，還是以保留這些詞語各自的通俗譯法為上。除了難以統一的「étranger」與「étrange」之外，「étranger」一詞廣泛的意涵本身也為中文翻譯出了一道難題。在法文中，「外在於某邊界」「讓人感覺陌生」的人或物，大都可以用該詞形容，如加繆的名作《局外人》（L』Étranger，1942）——主角默爾索是身處北非的異鄉人，是現代社會的陌生人，是自身存在的局外人。在《外人》的不同章節中，étrangers 往往依賴於不同的政治或文化「邊界」，中文譯法亦可根據語境決定：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後的，作「外國人」；在此之前的，如果邊界處於地區之間，便作「外地人」；如果邊界屬於城邦之類的政治實體，便作「外邦人」。在某些段落中，克裡斯蒂娃將étrangers視作某種普遍的範疇加以論述，中文譯法可定為「外人」，算是「外國人」「外地人」「外來者」等義項兼具的折中策略。總之，若是在行文中，「外人」「陌生」「奇異」略顯跳脫，往往是因為原文的用詞有著直觀的親緣；若是不同章節中 étrangers 的譯法前後牴牾，往往是因為語境發生了轉變。

不過，即使法語的語言特徵無法在譯文中復刻，奇異與陌生、陌生與外人之間的聯繫卻始終存在著。令我們慨嘆奇異的事物，定不是我們司空見慣的；而外人的範疇，也正是建立在我們與他人、熟悉與陌生的分別之上。只要外人的範疇存在，他們身上的陌生性便無法消解，他們在社會中的處境便體現了這個社會對他者、對陌生、對奇異的態度——尤其是外國人，為當代社會中外人的典型。因此，若是讀者越過這段語言的藩籬，便一定能體悟作者對外人境況入木三分的剖析。

全書即從這種剖析開始。在首章《獻給外人的託卡塔與賦格》中，作者用短小精悍的段落描摹現代社會中外國人的種種處境與心理。他們是永遠在陌生性中掙扎的鬥士，是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棋子，在永恆的逃亡中偷來稍縱即逝的安寧，在自信與自怨之間搖擺不定。明明已經逃離了家鄉，他們卻始終深陷對過去的留戀，任由故人的夢魘糾纏；明明已經在別處定居，他們卻始終需要面對他人的憐憫與憎惡，在他人對身世的詰問中面露慚色。於是，他們用冷漠武裝自己內心的憂鬱與脆弱，用勞作掩飾自己的麻木與緘默，壓抑著呼之欲出的仇恨，甚至在性愛與疾病中沉淪。在點點滴滴普遍而理論化的描述中，最動人心魄的或許是「多語者的沉默」「孤兒」「爆發：性與病」等小節。這些情感洋溢的段落勾勒出外國人在語言上的窘局，在象徵界中找尋陌生性的位置。兒時的語言成了死去的母親，外國人們鸚鵡學舌般地講著異鄉的話語。這門人為習得的語言，讓他們越過母語中的禁忌，卻同時在他們的言說與情感之間築下一道高牆，讓他們對痛苦麻木，訴說著華麗卻空虛的辭藻。他們羨慕母語者，發奮在新的語言中登峰造極，可是偶爾的失誤便讓他們原形畢露，向他們狼狽的心口捶下一句「你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我們」……總之，現代社會中的外人，尤其是《外人》成書時身居法國的移民，或許面臨兩種選擇：

要麼，他不惜一切地嘗試混入這個同質的、不認識他者的社會結構，嘗試認同於此、迷失於此、同化於此；他的姿態是諂媚的，因為流浪者景仰這個容他避難的文明所帶來的福祉，如法國人一般——甚至比法國人更甚。要麼，他將自己封閉在孤寂之中，蒙羞受辱，深知自己身上可怕的缺陷，也就是說，自己永遠也成不了……法國人。（59-60頁）

在現代社會中，外人身上固有的差異帶來了這種徹底的困境——外人要麼取消自己的陌生性，要麼局限於自己的陌生性。於是，作者問道，這種境況是如何產生的，又應該如何解決？換言之，「我們怎樣才會成為外國人」，而我們又「是否能夠親密地、主體式地與他者共同生活、作為他者生活，既不驅逐又不同化任何人」？（第 4、62 頁）

作者的策略是回溯歷史，在思想史中探尋外人概念的演變，在司法史中辨明對外人的態度與政策。《外人》的餘下章節便按照這條脈絡展開，從古希臘的蠻人與外邦人寫起（《希臘人：在蠻人、遷客與乞援者之間》），到猶太教與基督教早期經典（《天選之民：選擇陌生》），再到古羅馬與中世紀的思想與法令（《聖保羅與聖奧古斯丁：流亡的良藥與朝聖》）。《憑什麼權利算您作外人？》從之前的論述中總結出外人的普遍法律地位，並將其與今日的外國人相比，猶如歷史洪流中的一片洲渚，容讀者暫作歇息。之後，作者再將讀者投入文藝復興與航海時代的雲煙（《這場「形形色色」的文藝復興》），邀讀者體會啟蒙時期與大革命的血氣（《啟蒙與外人》），而本書的歷史部分以德國近現代哲學收尾（《普遍性難道不是……我們自己的陌生性嗎？》）。收尾，或許也是高潮，因為前幾章埋下的種種線索，大都在這一章的論述中凝聚起來。如果說作者始終認為，主張消弭差異的普世論和無視普遍人性的地方主義均會走向專制——古希臘斯多亞學派對有理性之人一視同仁，可是蠻人與奴隸則「被貶入失常者之流」，被剝奪獲得德性的資格；相反，用對地區、國家或意識形態的歸屬取代抽象之「人」的象徵意義，而「壓迫那些沒有這種歸屬的人們」，是納粹暴行的源頭（90、235 頁）——那么正是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中，作者找到一種在分離與統一、差異與普遍性共存的情況下，保障社會公平穩定的方法。如果說作者反覆強調外人對「我們」的啟示——皈依的外邦人讓信徒在「低賤」之中辨識自己，外國人是讓哲人意識到自身局限的「第二自我」（114、 201 頁）——那么正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中，作者才找到一種最恰當的語言，來表述我們與外人的關係。

弗洛伊德

因此，在分析弗洛伊德名篇《怪怖論》（Das Unheimliche，1919）時，作者提出了本書的核心命題：我們對外人的著迷，其根本原因不在外部；它直接源於我們對自身內部陌生性的壓抑。在被內心壓抑的陌生性驟然回歸、暴露在我們的存在中後，一種駭人之感（或言「怪怖」）便油然而生，而這便是外人陌生性的源頭。借著弗洛伊德之口，作者寫道，「我們已經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要求外人融合於此，更不能追纏他們，而是將他們迎入怪怖之中，因為這種怪怖既屬於他們，又屬於我們。 [……] 怪異就在自我身上，因此我們都是外人。如果我是外人，那麼也就不存在外人」（298-299頁）。於是，在末章《實踐上……》中，作者寫道，「我們亟須一場思維方式上的進化，從而在這種多價值並存的局面中，促進最好的和諧」（303頁）。這種進化便在於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身上「徹底的陌生性」，意識到自己是外人，並且將這種意識拓展至「外人」或是「外國人」的概念之中。當下的社會註定是異質的；只有我們在「既作同一，又是他者」的條件下，才能達成包容差異、尊重外人的和諧，才能與外國人更好地共存（302頁）。

讀者自可指摘作者對外國人境況的描摹片面而悲觀，籠罩在自己身世的陰影下，畢竟很難說所有外國人都是偽裝者、流亡者，都有一片回不去的故土、一個說不出口的來由，都用他鄉的語言麻痺自己的情感，都被他人熱愛或憎恨。讀者也可批評作者的歷史梳理過於零散、不成體系，選擇不免武斷，分析淺嘗輒止。的確，雖然《外人》時常閃爍著作者對語言與象徵，對理性與人權，對普世主義、民族主義與極權主義等的種種洞見，這些評論與觀察卻沒有收攏在末章的總結中，而是要讀者隨時採擷消化；而首章勾勒出的種種問題（例如外國人在語言中的困境），有許多也都在之後的章節斷了線索。不過，這些弊病也促成了《外人》變化多端、難以定型的文風，而且大抵是作者有意而為之的。在首章開篇，作者坦言，這部作品「不是要確定、物化外人的陌生性」或「賦予其決定性的結構」，而「僅僅是通過在我們眼下展開的某些彼此相異的面孔，通過散落在歷史中卻反覆無常的某些年代久遠的人物，勾勒出陌生性的永恆運動」——如音樂中的託卡塔與賦格，「方才觸及，業已遠去」（第5–6頁）。而當作者用一條武斷，乃至牽強的線索連接起不同時代的種種「外人」時，或許並不是為了做出多麼完備的論證，而是為了強調這一脈絡本身能帶來的啟發：「眼下的這幾頁書，或許算不上論證或教導，只能算是零碎地寫下展望，不免『主觀臆斷』，這都是有意為之。」（261頁）這種論述策略與作者對外人的見解一脈相承。不用某些普遍的命題、確定的描述概括外人的境遇與心理，不賦予外人「決定性的結構」，這正是因為外人——與我們一樣——是無法決定、無法物化的主體，都在遭遇自身陌生性的過程中驚覺自我的脆弱。因此，在閱讀《外人》的過程中最有價值的瞬間，或許就是在把捉不定的文字中，恍然體悟到自己身上的陌生性。

與此相比，作者對弗洛伊德《怪怖論》的解讀，以及她對精神分析實用性的立場，或許問題更大。《怪怖論》主要探討的是美學中的心理問題（例如小說中描繪的恐怖現象），而弗洛伊德亦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怪怖不及文學作品中的怪怖豐富；或許因為這一點，弗洛伊德之後在討論社會與宗教的《幻象之未來》（Die Zukunf einer Illusion，1927）與《文明及其不滿》（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1930）中只是零星地使用 unheimlich 一詞（專門的「怪怖」概念，或是通常意義上的恐怖或怪誕）。然而，克裡斯蒂娃則有意地將這一概念擴展至文化或社會的領域中，乃至認為怪怖是社會人存在的普遍心理定律——在歸屬於一種文化的象徵體系時，我們必然會壓抑自身的陌生性，於是，在我們遭遇外人的時刻，這種陌生性便會突然回歸，在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表現為種族歧視或者排外情緒。換言之，外人在社會中的處境，其意義是雙重的：它既是個人心理的反映，又是文化的普遍徵狀。正是因為這種雙重性，作者便強調精神分析的現實作用，認為它是比法規政策更加根本的手段。正是因為「扼制[政治]策略的根本問題屬於心理的界域，乃至形而上的界域」（304頁），她在末章對政策法規提出的幾條建議（如「雙國籍」身份與互惠條款，好讓外國人在僑居國行使與原住國相應的權利）也都是點到為止，甚至有隔靴搔癢之嫌。

這種立場的說服力如何，還需讀者自行定奪。然而，對精神分析現實意義的確信，卻與作者先前的態度一脈相承。在1982年的一篇名為「精神分析與城邦」（Psychoanalysis and the Polis）的文章中，克裡斯蒂娃便認為，政治的解釋囿於某一種恆定的、無法批判的意義，而精神分析的解釋則揭示出語言的異質、意義的缺失，因此精神分析的現實作用比政治解釋更加徹底，能夠「衝破政治的幻象、幻想與信念」，為人們生活的「城邦」帶來某種清醒的倫理（《批評探究》[Critical Inquiry]第九卷第一號，1982年，77–92頁）。就此而言，《外人》的最大特點便在於它延續了克裡斯蒂娃此前的思想側重，並將她的理論架構直接應用到實際的社會現象上。學者舒爾茨（Karla Schultz）由此評論道：

認為外國人被「賤斥」（《恐怖的權力》[Pouvoirs de l』horreur]，1980）， 是在批判性地回應當時鋪天蓋地的新聞文章，因為它們警醒到，大批湧入的外國人正在淹沒法國文化；外國人絕望而善變的「自戀」（《愛情傳奇》[Histoires d』amour]，1983）所回應的，是他們與當局時常暴力的衝突；流亡者的「憂鬱」（《黑日》[Soleil noir]，1988），則回應強加在外國人之上的言語限制。最後，「我們自身/外部的外人」，難道不正是讓我們從「過程中的主體」（《詩性語言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u language poétique]，1974）這一脆弱的立場出發，協調我們的同一與差異嗎？正如克裡斯蒂娃所強調的， 這種立場或許能讓我們「與他者共同生活、作為他者生活」。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四十六卷第三號，1994 年，319頁）

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即使《外人》以歷史論述為主，相較作者其他作品更為平易近人，卻也暗藏諸多需要反覆咀嚼的理論洞見。說到底，克裡斯蒂娃本非容易的作者，可這正增添了她的魅力。除此之外，在今天翻譯或閱讀這樣一本著作，更是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對研究克裡斯蒂娃的學者、或是對克裡斯蒂娃感興趣的讀者來說，此書是了解她對「他者」或「外國人」的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必備讀物，乃至揭示她對個人生平的思考。上文已經提到，《外人》具有一定自傳色彩，而或許正因為克裡斯蒂娃是一名「外國人」，「他者」與「外人」也成了她一生的寫作重點。早在 1977 年的《如是》雜誌（Tel Quel）的社論中，她已經寫道：「你將會明白，我正說著流亡者的語言。流亡者的語言是一聲含混的低喊，不曾嘶吼過。無疑是因為這一點，在我（不管是作為能指還是所指的我）寫作的時候，它當然產生我個人的徵狀，可這些徵狀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法語的徵狀。當今的時代是流亡的時代。如果不成為自己國家、語言、性別與身份的外人，又怎能避免陷入常識的泥潭？如果沒有某種流亡，寫作是不可能的。」（《一類新的知識分子：異見者》[Un nouveau type d』intellectuel : le dissident]，《如是》第七十四號，第3-8頁）時至今日，「外人」已經成為克裡斯蒂娃的身份，乃至她的思想不可磨滅的特點。2021年11月，法國總統馬克龍授予克裡斯蒂娃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大軍官勳位（Grand offic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時在頒獎詞開篇如此介紹她：

您是保加利亞人，因為您的家人，因為您的出身，因為您的青春。您也是法國人，因為您的作品，因為您的愛情，因為您的決定。可您同時屬於這個文人的共和國，以書當護照，以路作邊境。「In via, in patria」——「我的祖國在路上」——您借聖奧古斯丁之口如是說：不停重新質疑，永遠探求知識，超越既定成見。如果與您亦師亦友的羅蘭·巴特將您稱作「外人」，這不只是因為您來自別處，更是因為從一開始，您便有條不紊地改變我們習以為常的目光，將我們的思想置於他鄉。

如果說克裡斯蒂娃的身份是外人，那麼《外人》便是克裡斯蒂娃論述此身份的唯一專著（克裡斯蒂娃2014年對本書的總結，參見www.kristeva.fr/reflexions-sur-letranger.html）。

克裡斯蒂娃

對當今的一般讀者而言，《外人》也同時具備極強的現實意義，因為作者回應的社會問題在我們的時代日益尖銳。《外人》成書的 1980 年代，種族歧視與排外現象甚囂塵上。在「二戰」之後，尤其是法越戰爭（1954 年）與阿爾及利亞戰爭（1962 年）結束後，已有大量難民遷入法國本土。1970 年代，法國經濟低迷，開放移民家屬定居法國的政策，並允許他們申請法國國籍，因而又有一批外國人移居法國，數以萬計，主要來自伊斯蘭世界。伴隨著幾波移民潮，法國社會對移民的仇視也逐漸醞釀，在1983年針對北非移民的多起暴力事件中爆發。在巴黎北郊的拉庫爾訥沃（La Courneuve），十歲的北非裔少年圖菲克·吳瓦內斯（Toufik Ouanes）因「吵鬧」被鄰居擊斃；在波爾多，阿爾及利亞遊客哈比卜·葛林齊（Habib Grimzi）在火車上受到三名待役軍人挑釁，發生口角後被他們拖出行駛的火車窗外致死；在裡昂東南的韋尼雪（Vénissieux），警方突擊搜查北非移民聚集的城區，與當地年輕人發生流血衝突，造成青年社會活動家翟義家（Toumi Djaïdja）重傷。10月，為了提倡平等、反對種族歧視，十七人決定從馬賽出發，以遊行的方式和平示威，其中九人便來自韋尼雪。行至格勒諾布爾，行列不過三十餘人；到了裡昂，已有上千人； 12月，踏入巴黎的已是一支十萬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解放報》（Libération）稱其為「伯兒的遊行」（marche des Beurs；「伯兒」為對北非阿拉伯裔的俚語）。翌年，反種族歧視組織SOS Racisme成立，法國《國籍法》（Code de la nationalité）增補案通過，這樣的背景便促使克裡斯蒂娃思考「外人」的境況。《外人》出版後的兩年，克裡斯蒂娃發表《致哈林·邰希的公開信》（Lettre ouverte à Harlem Désir，1990），收信人邰希正是SOS Racisme的時任主席。

可「外人」難道不也充斥著今日的世界嗎？全球化的潮水逐漸退去，浮現出民族主義的暗礁；「黑命也是命」的聲浪，揭露出諸多國家族群間結構性的裂痕。疫情第三年，當城與城、國與國之間的大門再度打開，當困滯已久的人們重新將他鄉納入自己的生活，只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體會身為外人的滋味，哪怕只是片刻。我們該如何審視成為外人的自己？該如何接納作為外人的他人？迴響三十餘年的《外人》，對今日亦可帶來彌足珍貴的定見與啟發。

校對《外人》譯稿的夏天，我有段時間在義大利。一日，我從翡冷翠北郊的城市普拉託搭火車南下，在售票處遇見一個女人，亞洲面孔，五十來歲的樣子，戴著一隻「義大利製造」的橘紅色口罩，正朝滿臉疑惑的售票員比劃著。她見了我，問我是不是中國人，能不能幫她買一張去翡冷翠的單程票。我替她買好票，趁在月臺等車的間隙，想教她買票的義大利文。她指指自己的頭，說自己笨，學不來。她在義大利生活了十二年，義大利語卻只會「謝謝」與「白蘭渡」（我後來得知這是「普拉託」的溫州話叫法）。每次出行坐火車、坐公交，如果身邊有中國人，就請他們幫忙買票；如果沒有，就自己應付，也就這麼應付過來了。她又說，自己普通話也說不流利，更不識字，平日與朋友用溫州話交流。我還想跟她套套近乎，說自己是上海人，溫州話或許能聽懂一些。她卻搖搖頭，說自己二十年前曾經在虹口區做過兩年工，那時還能講兩三句上海話，現在已經完全記不得了。

然後是幾秒的沉默。太陽很大，我看著鐵軌上冒起的煙。她向我抱怨，過去的一整年，因為疫情的緣故，自己找不到工作；如果不是因為回國機票太貴，到達之後還要隔離，她還想回家看看。她說她這次去翡冷翠找她姐姐，休息幾天。她已經摸清了到翡冷翠火車站之後的路線，在外面的電車站坐開往市郊的電車，直到看見大超市「艾賽隆加」，就可以下車了。「要不到了以後，我再去幫你買電車票吧。」我說。她連聲道謝。到了翡冷翠後，我們走出車站，門口的電車售票機非常方便。她見我準備拿卡替她付錢，趕忙把我推開，把攥在手中的幾枚硬幣統統塞進投幣口。電車剛好到站，我們也沒空攀談，她拿好車票，趕忙走上車，一邊向我揮手作別。

我想我有好些問題沒來得及問她。我想問她溫州的事，問她上海的事，問她在這裡有多少親友，問她這十二年是怎麼過來的。轉念一想，我又有什麼資格用這些問題讓她難堪呢，竟要用幾句外語、用幾枚銅鈿來換取一些好善樂施的竊喜——我自己在英國不也是做了三年的外人嗎？三年，圓滑的英語侵入我的念想，佔據我的口舌，忙碌的日子竟容不下一句中文。我的母語日益枯萎，直到翻譯讓我與它再續前緣，動用大段中文整理自己的思想、揣度作者的本意，做歸途中的魯賓孫……我佇立在火車站出口，看電車嗚咽著離去，克裡斯蒂娃的文字忽然奔湧在腦海，化作一聲嘆息，散逸在託斯卡納的烈陽裡。與那位女人的邂逅，讓我更加明白翻譯此書的意義，我想將這篇文章獻給她——獻給這位在他鄉與我有過一面之緣的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