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帥75後知名大學迎來新任副校長（商科學長變校長）

2023-05-24 00: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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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帥75後知名大學迎來新任副校長

文|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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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日，湖南商業專門學校、湖南工業專門學校與湖南法政專門學校，在嶽麓書院的基礎上，正式合組建成省立湖南大學。

為了實現這一個「省立」，湘人自1912年開始，由省府都督牽頭，社會賢達群力，先後三次設立籌備處，歷時15年，「擬就嶽麓書院舊基創辦湖南大學」，卻長期「因軍事倥傯，學款未集，議定而事未卒行」(《湖南大學一覽》，民國十八年)，直至此次方能實現夙願。時人有云：「就書院基礎改建大學之計劃，印入吾湘人腦海，則由此與日俱深矣!」

湖南大學正式定名，初設科、系兩級，共有理科、工科、法科、商科4科(是年8月，增設農科)，符合教育部1917年《修正大學令》規定「設二科以上者都可稱大學」的綜合大學標準。科下設8系，即理科的化學系、數理系，工科的土木系、機械系、電機系，法科的經濟系、法律系，商科的商學系。張渾為商學系系主任，而黃士衡為商科學長。

這個學長，可不是今日常見的對同學或前屆同學的尊稱，而是指過去主持學科事務的人。凡看過電視劇《覺醒時代》的觀眾，都該很快記起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不久，聞在上海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來京，三顧其寓居旅店，甚至在大雪飄飄的寒風中，守在走廊上等候，最後感動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

學長，就是代表學校管理學科的第一責任人與帶頭人。黃士衡能夠出任湖南大學首任商科學長，除其學界聞名外，主要還是他乃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於1925年11月、1926年1月，相繼被湖南省長趙恆惕任命為湖南大學籌備處委員(8人)和行政委員會委員(10人)，直接參與了湖南大學的定名與組建。

不僅如此，他還與主持私立明德大學校務的副校長向紹軒精誠合作，將明德商科併入湖大商科，迅速壯大了湖大商學的師生隊伍和發展力量。

而他作為湖南商專校長，則是1924年因第四任校長任凱南病辭而接任的。

此前，其為成都高等學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上海南方大學教授。任凱南1922年接任校長時，商專陷入發展低谷。1919年，首任校長湯松參與毛澤東組織的驅張運動，遭時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追捕而被迫辭職離湘，繼任校長孫孔厚、蔣國輔迫於政治壓力而並未建樹等情況，導致商專發展停滯不前。任凱南上任伊始，向全國邀約好友名師前來支援。黃士衡欣然來到長沙落星田(位於今天長沙芙蓉區，北起五一大道，南止東慶街)，成為了湖南商專的一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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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士衡和任凱南一樣，都有著考取官費留洋的經歷。

不同的是，任凱南於清末以品學兼優補廩生(第一等秀才)，考入湖南高等實業學堂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深造，後來回國因北洋政府的迫害，而再度東渡日本，繞道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而黃士衡曾短暫就讀於湖南省立高等中學校(後改為湖南省立一中，今長沙一中)和廣益中學(湖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前身)大學預科後，於1913年赴美留學，相繼獲得埃阿瓦大學文學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碩士學位。

對於黃士衡的留學經歷，黃士衡之子、湖南大學機械與運載工程學院老教授黃天澤在文章《傑出教育家黃士衡》中，是這樣追憶乃父風採的：「留學期間，他不局限於僅僅獲取知識，而是儘量擴視野、廣交遊，用歷史的眼光來對比審視弱國和強國的差距，當時就已充分認識到必須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為立國強國之本。此時他已有條件融中西學於一體來仔細地觀察人家是如何做人、治學和處世的，從善如流地吸取人家的長處，既有成功的經驗可供參考借鑑，也有失敗的教訓值得引以為戒，凡此等等都是從書本上學到的，從而為歸國以後從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礎。」(《文史拾遺》2014年第3期)

生於晚清中國離亂之際的書香門第，黃士衡繼承湘中先賢魏源「睜眼看世界」的精神，身處繁華彼岸，思考祖國積貧積弱的現狀，尋找救國的教育之路。

1918年，未滿30歲的黃士衡，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友胡適任總編的《留美學生季報》第1期上發表《論中國內亂頻仍之主因》，由反對袁世凱的竊國罪行談起，旗幟鮮明地嚴厲譴責北洋軍閥的禍國殃民。雖然比黃士衡提前一年回國的胡適，曾公開宣揚自己「二十年不談政治」，要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胡適文存》二集卷三《我的歧路》)，然而，從胡適此時推出抨擊北洋外強中乾的黃士衡政論，亦可見黃士衡的觀點，契合胡適追求在以思想文化變革為主導的社會改造的需求。

至於黃士衡是否也如胡適，受過哥倫比亞大學榮休教授杜威鼓吹、且於當時獨領風騷的實驗主義影響，並沒有書面材料證實。而從隨後黃士衡在《留美學生季報》當年第4期和翌年第1期，連載《中國人患問題之解決》一文的情形來看，年輕的黃士衡雖然身處萬裡之遙的海外，卻實事求是地觀照中國社會與國情。

這是中國學術界早期討論人口問題的重要文獻。許康教授主編《百年名校 商學弦歌——湖南大學商學110年》評價：「這是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界最早討論人口問題的文獻之一。能與該文共拔頭籌的，僅有兩部(篇)，即高元發表在國內《法政學報》(1918年第3期)上的《駁馬爾撒士人口論》一文，以及陳長蘅(1888—1987)的專著《中國人口論》(1918年)。」

1920年夏，黃士衡回國，於8月應湖南省學生聯合會做了「人口問題」報告。湖南《大公報》8月31日、9月1日，連載該報告內容。

黃士衡接掌湖南商專後，將湯松—任凱南推動的歐美商學教學模式進一步弘揚，同時積極響應湖南省府籌辦創建湖南大學事宜，最後達成心願，在湖南建起了第一所綜合大學。他除了從事商科學長管理工作外，還給學生們進行歷史學和國際法教學。

此後，黃士衡曾於1927年7月、1929年2月，兩度出任湖南省教育廳長，在全面改革湖南教育工作外，對湘中最高學府湖南大學的發展也極為關心，努力幫助加強學校實力和提升整體水平。

1992年11月25日《湖南大學》校刊第4版曾刊載李達聰《改校為院的風波》一文，提及1930年，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擬以湖南大學每月經費僅1萬餘元為由，擬予降格，即改大學為學院，枉顧是年2月湖大遵照教育部《大學組織法》與《大學規程》，已將原有「科」改為「院」、建成3院10系的既定事實。作為教育廳長的黃士衡，在會上據理力爭，指出「湘省向來注重效率，以較少的錢辦較大的事業」。

1930年，湖南大學恢復因大革命失敗停辦幾年的商科教育，在文學院設立商學系，並將原政治系與經濟系合併為政治經濟系。雖然沒有材料直接證明黃士衡的極力支持，但從第二年秋曹典球繼任湖大校長後，迅速突破當時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排除商科的程式禁錮，當即恢復商學系面向全國招新的事實來看，自然少不了教育廳長黃士衡的鼎力襄助。

黃士衡對湖南大學與湖大商學，是深有情結的。他身處官場，無意夤緣而上，始終保持著教育救國的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主義，即便1929年冬，國民黨中央委任他為湖南省黨部指導委員會委員，他也是三次電辭，堅不就職。最後於1932年，主動辭去教育廳長一職，回到湖南大學做一名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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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辭職，省府呈請教育部批准，由黃士衡繼任。黃士衡為繼任凱南之後，第二位出任湖大校長的湖南商專校長。

身為校長，他仍以粗茶、淡飯、布衣過生活，甚至將兼職省府委員兩年薪酬全部捐給湖南大學，為學校在城內犁頭銜修建了一所辦事處房屋。雖然任期只有短短一年多，然其進行了三次繼往開來的改革，對於湖南大學的發展極具影響：

一、他上任伊始，積極推動湖大由省立改為國立，於1936年春專門成立了湖南大學國立促進會，正式開展湖大國立運動。雖然此前，胡庶華與省教育廳長朱經農已開始謀劃，也多有部分師生代表呈文教育部，籲請改為國立，但並沒有實現實質性的進展。

二、1936年夏，他成立了湖南大學畢業考試委員會，狠抓學風，嚴把畢業關。這對於提升湖南大學教學質量的整體優化，加速挺進國立行列的步伐，無疑是一個展示實力和強化實力的歷史性創舉。

三、他在胡庶華廣泛引進一流名師的、充實中西圖書儀器、完成圖書館工程，新建科學館、擴大實習工場和各科實驗室等的基礎上，不斷增強師資力量，強化教學質量，並建成華中、華南地區最大的圖書館與設備達到一定規模的實驗室。

胡庶華時期的湖大，已經創造「成績之優異，為全國省立大學之冠」的佳績，得到了教育部考察組的充分肯定。而經過黃士衡大刀闊斧的改革，湖南大學的教學質量與整體實力再次提升，在那個國家離亂之際保證了畢業生的質量和國立大學的基礎。

是年4月26日，行政院長蔣介石蒞湘，教育廳廳長朱經農面呈要求湖大國立之事，蔣說：「湖大改歸國立甚善，最好能與清華合併。」當時，清華大學正在嶽麓山左家壠興建校舍。然而，黃士衡等並未停留於此，而是進一步改革與推動，爭取曾在湖南商專與湖南大學執教的任凱南、楊端六、皮宗石等的支持，聯名致書教育部長王世傑，最終在1937年7月7日實現了湖南大學成為全國第15所國立大學。

儘管湖南大學國立之時，黃士衡已主動讓賢。他於1937年初，極力推薦皮宗石繼任校長。是時，黃士衡才48歲，皮宗石比他還年長兩歲。然而，黃士衡在年富力強且深孚眾望時，邀約曾經短暫同事於湖南商專、時任武漢大學教務長的長沙人皮宗石來湘接掌湖大，應該至少有三個原因值得關注：

第一，皮宗石在武大執教九年，對於武大及其法學院的發展頗有建樹。其本身就是精通經濟學和法學且融貫中西的著名教授。而且，此前他曾應蔡元培的邀請，出任過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還參加過籌建國立廣東大學、國立武漢大學，有著豐富的申請、籌建國立大學經驗。

第二，皮宗石是一位開明的大學教育管理者。他推崇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愛護學生，尊重教師，鼓勵學術研究，支持社團活動和宣傳抗日救國，這對於發展身處保守甚至反動的湖南省府勢力博弈的狹縫裡的湖南大學，不啻於一股強勁的新思想。

第三，也是一個關鍵點。皮宗石與教育部長王世傑很有淵源和深切情誼。他們不僅同學於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而且同時歸國後赴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1929年王世傑出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皮宗石應邀北上擔任法學院長。黃士衡說服了皮宗石。皮宗石不負所望，跟王世傑說：「湖大必須改為國立，我才出任校長。」(黃天澤《傑出教育家黃士衡》，《文史拾遺》2014年第3期)

由於黃士衡、皮宗石等人的努力爭取，故而有了湖南大學國立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湖大原來受制於發展經費、總體狀況的諸多窘況。不幸的是，湖南大學由省立改國立獲批之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進入了全面抗戰，湖南大學很快被迫西遷，但從長遠來看，實現國立，無疑是湖南大學發展史上的一處豐碑性事件。雖然這一步走了11年，但這為湖大日後進入發展快速道解決了瓶頸問題。當然，這也為1946年，湖南大學商學系與當時全國唯一獨立的國立商學院合併成立湖南大學商學院，奠定了歷史性基礎。

黃士衡為推動湖大國立，不計名位的高風亮節，只為湖大高水平發展。此後黃士衡，堅決拒任國民政府內政部禮儀司司長和湖南省參議會秘書長，但為了民族救亡和湖大發展，他曾出任過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組織的抗日軍事參議會參議員。而其實職，長期為湖大教授，直至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因為中南區院系調整，他才離開湖大。而他此前為湖大奮鬥幾近30年之久，對於湖南大學及湖大商學的長足發展，留下了一份超越歷史記憶且激勵後來賡續的思想文化遺產。

[責編:蔡矜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