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崛起史（日本如何悶聲發大財）

2023-04-21 14:35:15 2

文/於傑

回顧歷史，日本經濟隨著世界格局的變遷，而起起伏伏，即使進入高速經濟成長期，日本的命運也受到世界政治、軍事、以及自身自然因素等限制。那麼，日本是如何在一系列的制約中，在戰後創造經濟奇蹟的？以及，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之後的轉向，如何影響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

1985年9月22日，西方五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和美國）的財政部長和銀行行長，在美國紐約的廣場飯店召開會議，討論西方主要非美元貨幣對美元有序升值、從而解決困擾西方世界貿易失衡的問題。會後隨即召開發布會並發布了一個聲明（statement），這是西方五國集團歷史上首次在會後以新聞發布會的形式發布公開聲明。這個聲明後來被稱為廣場協議。英文中，廣場協議有兩個譯法，一個是「Plaza Accord」，一個是「Plaza Agreement」。這些譯法都是後來人加上的，就事實而言，稱為廣場會議聲明都準確。

▲ 1985年，廣場會議的主要參會者，

從左至右依次是

前聯邦德國財長傑哈特·斯託登伯、

法國財長皮埃爾·貝格伯、

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

英國財長尼格爾·勞森和日本財長竹下登

廣場會議（廣場協議）是西方國家間為了解決貿易失衡首次聯合幹預匯率，取得了比較理想的效果，在戰後國際經濟和國際貨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對美國、西方經濟後續的發展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我們理解當下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都不可或缺。

廣場會議西方五國基於各方共識而進行的一次協調安排，但長久以來，在中國國內則對廣場行動有著不同的認識，從學界到民間，甚至官員，都冠之以陰謀的看法，認為是美國打壓日本、是美國對日本的金融戰。

造成這種看法可能有三個因素：

一是對廣場會議聲明（廣場協議）斷章取義，僅關注了其中涉及匯率調整的一段話；

第二個因素是，將廣場會議之後的日元走強同日本1990年代之後的經濟不景氣直接掛鈎；

第三個因素是，沒有歷史地分析廣場會議召開的背景。尤其是第三個因素，誤讀歷史進而誤判現實。

我今天從日本戰後經濟崛起的歷史角度探討引發1985年廣場會議的根本誘因；另外，講述廣場會議召開的過程，這一部分可以幫助大家了解目前傳言的負責美方貿易談判的萊特希澤同廣場協議到底有沒有關係；最後，講一講日本1990年代開始的經濟不景氣，也被稱為失去的二十年，是不是廣場協議造成的。希望這個前因、過程和後果的系統性講述，能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那段歷史、分析當下的中美經貿關係和中國經濟。

戰後日本經濟崛起的原因

促成日本戰後恢復及其經濟奇蹟的因素很多，但有兩個原因是決定性的，第一是美國對其開放市場，並把日本託進了美國戰後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第二是日本國內的體制因素，尤其是各種產業政策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剛投降時，其國內經濟遭受戰爭重創，國民生產總值佔1934-1936年（即全面侵華前）的一半左右，工業生產則只有同時期的十分之一左右；通脹嚴重，民生艱難。麥克阿瑟在1945年9月剛剛接手日本時，美國官方給他的指示是，「不承擔恢復和繁榮日本經濟的責任」。就是說，美國在戰後初期不希望日本經濟形勢繼續惡化下去，但也沒考慮如何讓其繁榮。這同當時的國際環境有關係，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都在考慮如何讓日本賠償、處理戰犯，在經濟上的主流看法是，不能讓日本再強大了。盟國方面當時正著手拆卸機器來抵戰爭賠款；同時還在考慮如何分拆日本財閥。普遍認為，財閥是日本軍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為了消除這種體制隱患，需要將這些大企業財團社會化。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願意投降後，9月2日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監督下梅津美治郎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裡號戰列艦上籤屬《降伏文書》，自此正式宣告日本願意無條件投降

但這種形勢在1948年陡然轉向，隨著中國國內戰爭形勢的變化和冷戰的開局，美國擔心日本落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對日本的態度明顯變化，尤其是在經濟上。在美國官方看來，通過美國的努力使得日本經濟向好，將是日本留在美國陣營最大的籌碼。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美國對於日本戰爭賠償、分拆財閥的工作，草草收場。以計劃分拆的財閥為例，最初考慮的是56個家族的十大財閥共325個企業，到1948年底分拆名單上只剩下19家企業。

美國為何幫助他國？

對於美國戰後在歐洲和亞洲的經濟援助，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歐洲有馬歇爾計劃，日本有道奇方案。就道奇方案來說，對日本的作用有兩個，一個是財政平衡措施抑制了日本的通貨膨脹，但很快又陷入通縮，這讓美國和日本人均意識到，單靠日本自身，難以實現經濟復興；道奇方案的另一個舉措就是1949年4月份確立的1美元：360日元的匯率，這一匯率水平持續了22年之久，直至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這對日本經濟的奇蹟居功至偉，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日本政策當局對匯率的政策依賴，即低估日元、鼓勵出口，這對後來的廣場協議也有影響。道奇在當時這樣評價日本經濟：日本還未能證明有能力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靠正常出口得以生存，即穩定國際收支，從戰後重建向高速發展轉型。

▲ 1948年開始標誌於援助包裝上的的標籤，用於標示這些運往歐洲的物資是依據馬歇爾計劃所援助的。標籤以美國國旗為基礎，設計成如同盾牌狀紋章一般，而上面以受援助國家的當地語言，寫有「為了歐洲的復興，由美利堅合眾國所提供」一語

道奇說的很客觀。後續的韓戰對日本的經濟有拉動作用，但這種脈衝式的經濟增長沒有持續性，韓戰一結束，日本經濟又出現停滯。美國在1950-1952年在日本軍費開支22億美元，彌補了日本在這三年間產生的貿易逆差15億美元。但對一個經濟體來說，這種體外輸血斷不是長久之策。美國的這種支持也不可能持續。這一點，美國和日本的決策者都看到了。

▲ 池田勇人（左）和約瑟夫·道奇 (右) 在 1948會面

美國如何幫助日本經濟復甦？

對於如何幫助日本經濟從自立走向繁榮，美國方面經過幾年摸索得出的結論是，只有一個辦法，即讓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向日本開放市場。日本要在經濟上加入到西方的圈子，日本自身發揮不了什麼作用。除了戰敗國、戰爭賠償等一系列問題之外，日本在1930年代的貿易傾銷歷史讓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心生反感；另外英國在當時仍然堅持其倡導的帝國特惠制、努力維持著歷史帝國的臉面，因此在日本加入西方世界的問題上，一直不接受美國的建議。

1949年，美國在法國安納西關貿總協定（GATT）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建議GATT籤約國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這一提議是美國在國際上明確宣布其在經濟問題上對日本態度的轉向，但遭到包括英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的反對，後者要求日本加入的條件須完全平等，不能特殊對待。英國等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戰後除了美國之外，所有的西方經濟體都非常倚重貿易，擔心在貿易上有損失，即出現逆差。1950年，美國國務卿顧問也是美國冷戰戰略的重要參與者杜勒斯在國內外呼籲，給予日本國際貿易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

▲ 關貿總協定後，全球幾大低關稅自由貿易區興起

其後，雖然有英國在內不少國家的反對，美國在爭取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GATT）一事上可謂不遺餘力。在美國的努力下，日本於1953年10月24日成為GATT無投票權的籤約方身份。美國當時的參會團長布朗記錄了一幕：「松本大使從房間中間的觀察員位子上站起來，走到為他準備的（正式籤約方）例行會議桌前。這一步雖小卻創造了歷史」。兩年後，日本成為正式的籤約方。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日本開始了貿易立國的經濟騰飛和奇蹟階段。

美國力促日本加入GATT，大背景是冷戰。可以說，沒有冷戰，沒有美國的堅持，日本不可能加入到美國主導的西方體系，至少不會那麼快。美國的考慮是，「通過開放市場、在貿易上支持日本，使得日本成為同美國一樣的資本主義國家」。而美國主導的西方貿易體系，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了貿易自由化進程。

日本受惠於美國的代價是什麼？

美國在推動西方向日本開放市場的同時，也對日本提出了要求，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配合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停止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是在1952年，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進出口都降到193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近乎歸零；當年美國的要求到了什麼程度，日本出口到美國的毛刷子，如果原料是中國的豬鬃，美國就不允許進口。而同期，美國在日本的貿易關係中的地位逐漸提升，到1960年，成為日本進出口第一大單一經濟體。1950年代後期，日本曾不顧美國的反對，努力恢復同中國的貿易，但效果不理想。中日兩國之間的貿易發展，起於中國改開之後特別是1990年代之後。

日本加入GATT是其經濟騰飛最關鍵的一步，其重要性在於西方市場向其逐漸開放。在當時，西方國家間的關稅並不低，美國正努力降低1930年代關稅法案導致的高稅率，各國正在討論降低關稅和實施貿易自由化，發達國家全面逐漸降低關稅還要等到1960年代之後。但市場只要開放，關稅對當時的日本並不是最重要的。按照行天豐雄先生在《時運變遷》裡提到的，1955年他剛參加工作時第一個月的工資是20美元，當時日本年人均GDP為200美元，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另據統計，日本紡織工人的小時工資只有美國的十一分之一。勞動力成本優勢，加上匯率優勢，美國的相對高關稅並不足慮（最高關稅也只是在50%左右）。1950年代，西方世界面臨的是「美元荒」，就是美元不足。雖然美國國內、西方國家同期討論的貿易政策，也強調對等（reciprocal）問題，也是今天川普對中國提出的，但顯然美國在對待當年的日本並沒有堅持這個原則。美國國內有不少批評聲音，認為美國和日本之間籤訂的是不平等條約，對日本開放市場，卻對日本沒有提對等的要求。這也給1980年代之後的貿易關係留下了摩擦的種子。

▲ 《時運變遷》封面

日本的產業政策

日本的產業政策，是美國市場開放之外促使日本經濟騰飛的最重要條件。

有研究者認為，在1960年代之前，產業政策作為日本首創和獨有的概念，在其他發達國家還沒有被認識。歐洲到1971年才開始注意和討論產業政策問題；美國出現產業政策的論證則是進入1980年代之後了。日本自1960年代起明確「貿易立國」的方針，並配合以支持出口的產業政策，這些政策包括稅收支持、金融補貼，但最重要的是進口上的嚴格限制。當然，也有中國人熟悉的行政指導，這也被日本人自稱為「家長式的政府指導」。對於擬保護的產業，日本有著各種限制和壁壘，美國的企業、商品少有進入的機會，對於日本必須原材料等進口品，日本甚至是免稅的。日本當時最常用的限制進口理由是：「日本連年逆差，沒有外匯，沒錢進口」。這一藉口同時也成了日本限制外資的重要原因，因為外資需要把利潤匯回國內要用到外匯。但日本的官員私下裡承認，就是不想讓外資進來。這種限制，甚至連可口可樂這種企業也無法避免。日本對國內產業的扶植和保護，可以說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同期日本非常重視科技投入，1950-1972年，日本花費了33億美元籤訂了12000份技術合同。要知道日本到1970年的黃金儲備也才5.3億美元。就是在產業政策的支持下，日本的汽車工業和電子工業在1950-1970年代逐漸積累、發展起來。

日本的種種產業政策，得到了美國當時幾屆總統的默許。美國政府的這種態度，加上美國企業在1970年代中後期之前對日本市場、日本企業競爭力的忽視，給了日本外向型企業快速發展的免予競爭的機會。

關於產業政策，國內官學界都有很多爭論。日本的經濟奇蹟得益於產業政策，也說明產業政策有效，但因此便認為產業政策可以在各國推而廣之則值得懷疑。日本產業政策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美國向其開放市場，且美國同期內沒有對等的產業政策，也沒有對日本的產業政策提出質疑。實質上，日本的做飯就如同長時間壓低日元匯率獲得競爭優勢一樣，產業政策也是典型的以鄰為壑的做法，製造了不公平競爭。

日本如何「悶聲發大財」？

雖然國內外對美國總統在貿易上的態度（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有劃分，但戰後到老布希一代的歷任美國總統，其個人都傾向於自由貿易。這對日本來說是極大的幫助。艾森豪治下，日本加入了GATT，甘迺迪之後的幾任總統，GATT談判大幅降低關稅。這對日本來說簡直是量身定做，近乎無條件地搭上便車，便車的設施和福利隨後不斷提升，而且是那種投日本所需的提升。1958年歐洲經濟體實現了經常項目可兌換（就是包括貿易、旅遊、留學這些領域的收入和開支可以不加約束的兌換本幣和外幣），正如沃爾克所講，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時才開始真正按預期運行。但日本到1964年才實行經常項目自由兌換。日本這種安排，也是增加了其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操作性。其後連年順差，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日本外匯儲備因此快速增加。中國1994年人民幣匯率並軌時是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到1996年底才實現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中國這樣做的目的，也有恢復GATT成員國身份、後來的入世要求方面的考慮。

這期間，日本完美詮釋了什麼是「悶聲發大財」。認識到其發展得益於美國的軍事保護和後者的市場開放，日本在國際場合非常低調，因此獲得了「3S」的評價，即英文中的「沉默、微笑、偶爾睡覺」。但日本人也深知貿易對其經濟的重要性，因此從不放棄任何推銷日本商品的機會。戴高樂就笑稱池田勇人是賣電晶體收音機的商人，日本人也被其他國家的居民稱為「經濟動物」。

日本的這種出口導向的後發追趕經濟增長模式，尤其是人為壓低匯率促進出口，造就了日本經濟奇蹟，這也被後來的其他東亞經濟體所模仿。1950-1973年部分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中，以1950年為基數100，日本在1973年達到了1412，英國、美國是210，即日本是後兩者的近7倍之多；西德是411。但1949年日元確定360:1美元匯率之後，有22年的時間保持固定不變，日元兌美元匯率被嚴重低估了。而在1960年代，西德馬克對美元曾兩次主動大幅升值。日元嚴重低估，帶來了日本的經濟繁榮、導致了西方國家間的貿易失衡，也加速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匯率低估是日本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貿易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但顯然不可能長時間持續。貿易拉動的經濟增長，超額完成了池田勇人1960年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貿易失衡也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第一次石油危機也宣告日本1955年以來的經濟奇蹟步入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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