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憶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辭）

2023-05-08 00:36:49 1

翁文灝的長篇紀事詩《洄溯吟》中，用「愛讀新民天演論，追思介甫伯安辭」來概括他在上海震旦學院的生活：翻看嚴復譯作《天演論》、《群學肄言》，梁啓超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閱王安石（字介甫）奏疏得見變法自強，讀《王陽明（字伯安）全集》並見其五言垂世。詩中提到的兩位先賢——介甫、伯安，一位是知鄞千日影響千年的北宋名相王安石，一位是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人王陽明。

王安石（1021-1086）畫像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是我國北宋時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學者，列寧稱他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早具「矯世變俗之志」。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登進士第，先後擔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皇帝秘書）等職，在同僚中聲譽卓著。

慶曆年間，鄞縣由於水道和堤防年久失修，連年乾旱，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王安石作為知縣，首先把大興水利，浚治川渠之事列為工作重點，解決了水利問題，「治績大舉，民稱其德」。上任伊始，他就歷時13天，徒步考察了鄞縣的山川地勢，以便選擇合適修建碶閘堰壩的位置。後來的寧波大地上，「掛名」王安石的水利設施很多，如「荊公塘」「王公塘」等，「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對東錢湖的治理」。南宋《寶慶四明志》東錢湖詞條下，明確有「慶曆八年，縣令王安石重浚湖界」的記載，肯定了他對錢湖的疏浚之功。

王安石《鄞縣經遊記》線路圖

其次，針對豪強剝削農民，兼併土地的問題，王安石通過貸谷(或貸款）與民，抑制豪強地主和投機商人的高利掠奪和兼併。在荒年時，將縣府的「平倉錢穀」賑濟或借給災民，渡過難關，在來年有收成時歸還，這樣百姓在青黃不接時可少受剝削，而縣府官倉的糧食也得以不斷翻新。這實際上是後來他當宰相時推行「春散秋斂」青苗法在鄞縣的初次嘗試。

第三，王安石在鄞期間重視教育，把孔廟改為縣學，並親自寫信從慈城請來杜醇，積極與王說、王致、樓鬱交往，鼓勵他們參與辦學，寧波文脈——桃源書院就在此時應運而生。他也親身教導鄞縣士子，但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而是「百代之師」，堪稱寧波文脈的奠基者。

難怪翁文灝在1965年8月又專門寫了一首《王安石，介甫》的詩歌來謳歌他，詩曰：

美政收功鄞縣宰，苦心多擾宋朝臣。

蹈常師士同情少，舞弊官僚蒸庶呻。

宋失更新悲積弱，君徒信任展經綸。

追思朋黨競爭事，痛惜貞忠謀國人。

王守仁（1472–1529）畫像

王守仁（1472–1529），幼名雲，字伯安，紹興府餘姚縣（今餘姚市）人。因為曾經在會稽宛委山陽明洞天修學悟道，自號陽明子，世稱陽明先生，諡文成。他出生於詩書世家，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是明朝最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

在學術方面，精通儒道釋，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和儒學創始人孔子、儒學集大成者孟子及理學集大成者朱熹並稱孔、孟、朱、王；在政治方面，他曾經位居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後來因為平定宸濠之亂而被封為新建伯；他的思想不僅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對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王陽明的著作彙編，最早為明隆慶六年（1573）巡按浙江的謝廷傑編定，題名《王文成公全書》，為38卷本。其後各種刻本、印本有20多種，題名有《王陽明全集》《陽明全書》等，各種節本、選本有數十種，日本也多有藏本和中日文對照本。

自震旦學院起，《王陽明全集》陪伴了翁文灝幾十年，1962年3月翁文灝即興寫下了《讀〈王陽明全集〉》七律一首，詩曰：

政學原來一貫同，險夷漫不滯胸中。

朝廷已是浸貪腐，尚建輝煌蓋世功。

朱陸紛爭久不消，惟公崛起最高超。

情聯後輩風雲起，才煥事功文武標。

《王陽明全集》書影

王陽明是明代建功立業的重臣，但更是把宋明理學推向一個高峰的思想家。明代隆慶帝撫追王陽明舊績，不勝讚嘆：「兩肩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朕甚憫焉！」王陽明救世安民，功高一時，究其根本，如明末學者魏禧所說，在於「以道德事功，為三百年一人」。王陽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在中國思想史上構建了奇峰突起的心學。明末清初經學家黃宗羲評說，「王陽明可謂『震露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註明也」。而梁啓超則贊，「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

王陽明的文集傳到朝鮮、日本，廣為傳讀。直到20世紀初在日本的火車、電車、輪渡上仍隨處可見乘客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日本從倒幕運動到明治維新，前三傑中的高杉晉作，後三傑中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都是明陽心學的忠實追隨者。1905年日俄戰爭中率軍獲勝的東鄉平八郎，在慶功宴上面對眾人的稱賀，舉起一腰牌作答，腰牌上寫著：「一生俯首王陽明」。

日本學者高瀨武次郎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具有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不由於王學所賜予」。所以，章太炎說，「日本維新，王學為其先導」。孫中山談及這一點時說：「日本的舊文明皆由中國傳入，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毛澤東讀《王陽明全集》感悟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翁文灝、毛澤東這一代人，學生時代就開始接觸王陽明並影響一生。1917年，青年毛澤東在讀《王陽明全集》後慨嘆：「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他有感於王陽明一生經略四方之志，寫了《心之力》一文，楊昌濟老師給出滿分100分再加75分；後來，毛澤東在他的哲學思想中，革命性地升華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1961年翁文灝賦寫《推崇王守仁》七律一首，表達自己對這位偉大鄉賢的崇敬之情：

良知學說辨爭叢，宏毅精神可敬崇。

善惡分明憑理欲，險夷原不滯心胸。

武功文學超當世，聖道工夫粹厥躬。

如此人才非易得，發聾振惰佩高風。

《翁文灝與寧波》編撰組：葉立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