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駒個人資料（張伯駒的前半生）

2023-04-28 15:52:11 2

張伯駒出身於官宦世家，醉心於文化藝術。他在文化上的傳統和在政治上的疏離，多少顯得和那個激變的大時代有些格格不入，卻實實在在地，為保護民族文化中許多有形和無形的珍寶做了許多無可取代的大事。

記者 | 劉周巖

上世紀30年代的張伯駒

上海歷險

1941年6月5日，發生了一起轟動上海的綁架案。當天早上8點40分，鹽業銀行代經理兼總稽核張伯駒離開位於法租界的住處，乘汽車前往銀行辦公。車行到蒲石路口，忽然躥出三名匪徒攔下汽車，用手槍威逼司機下車，隨即自己駕車將張伯駒劫走。兩個小時之後，發現被拋棄的汽車，而這三名歹徒和張伯駒已不見蹤影。當張伯駒再回到家時，竟是8個月以後了。

張伯駒夫人潘素（1937年攝於上海）

在北京後海南沿26號的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張伯駒的外孫、張伯駒潘素基金會理事長樓開肇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也談到了這次綁架案。他認為這段外公一生中最驚險也流傳最廣的經歷，是張伯駒前半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因收藏而起的名聲、與潘素之間的堅貞愛情、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全都匯聚於此事之中。不過他也坦言，許多具體的細節還不甚清楚。「現在社會上流傳著許多關於我外公的傳奇故事，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幾段經歷，越傳越神，很多是沒有根據的。」張伯駒年輕時就決心退出軍政界，一生投入到藝術的事業中，這使得他雖然成長在一個巨變時代，又與各路軍政要人有密切來往，卻「逃脫」了主流史學界的視線，至今缺少公認權威的傳記與年譜。僅張伯駒6月5日當天如何被綁走一事就有多種說法，如走到弄堂門口在鄰居的目睹下被劫走、綁匪上車後讓司機開至指定地點等，彼此矛盾，摻雜想像。央視「百家講壇」節目《國寶傳奇：張伯駒》的主講人榮宏君為本刊找出了案發次日《大公報》的報導，才為當日情形提供了有根據的參考。

樓開肇、榮宏君，以及曾採訪過包括潘素在內多位相關人士的原吉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鳳霞，都在進行著各自的張伯駒傳記寫作計劃，他們都認為，還原一個真實的張伯駒，是理解他的思想與經歷的基礎。

官宦世家

1979年，北京市文化局就張伯駒錯劃「右派」一事進行複查，得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應恢復其政治名譽的結論，向北京市委請示。請示文件中，有一句對張伯駒的概述：「張伯駒，男，79歲，河南項城人，家庭出身軍閥，本人成分官僚資本家。」儘管語言充滿時代氣息，卻精確地概括了他的背景與來路。項城人、軍閥家庭、官僚資本家，這幾個關鍵詞左右了張伯駒的一生。

1898年，張伯駒在河南項城出生。他的生父張錦芳是清末秀才，一生事業並無大的建樹，但因大哥張鎮芳的勢力在清末和民初擔任過一些名譽性職務。張鎮芳膝下無子，張伯駒按照習俗過繼給張鎮芳，從此張伯駒稱張鎮芳為父親，稱生父張錦芳為叔父。張鎮芳也將張伯駒視如己出，竭力培養，張伯駒一生的軌跡也就被這位日益發達又不斷置身於政治風暴中的父親深刻影響。

張伯駒演出《四郎探母》劇照，左為餘叔巖右為張伯駒

張伯駒出生兩年後，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緒出逃，這一事件成為了張鎮芳官場發展的節點。當時35歲的張鎮芳本著「忠清」的思想，於危難之際雪中送炭。他日夜兼程，歷盡艱辛追趕慈禧、光緒，甚至從京城至衡水一段混跡在難民中步行跋涉，終於趕到行宮所在地，及時送上盤纏並為主效力，獲得恩賞。回京途中，張鎮芳又得以會見前往迎駕的項城同鄉袁世凱。此前袁世凱兄長袁世昌娶了張鎮芳的姐姐為妻，兩家已有姻親關係。經此一晤，張鎮芳、袁世凱頗覺氣味相投，正式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張鎮芳不斷被袁世凱委以重任，並因其財務方面的特長成為袁事實上的私人帳房。袁世凱在清末民初權傾朝野，張鎮芳也隨之扶搖直上，一度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張伯駒7歲時離開河南家鄉，隨當時掌管長蘆鹽務的父親張鎮芳到天津居住。在天津，張伯駒接受了傳統的私塾教育，顯露出在詩詞文章方面的天賦，而且從這時起就到茶園觀戲，埋下了日後成為京劇票友的種子。15歲時，張伯駒入讀天津新學書院，同他一起入學的還有袁世凱的四子袁克端、五子克權、六子克桓、七子克齊、八子克軫。此事並非巧合，臨近清朝覆滅，袁世凱忙於政治活動，有傳聞說反袁者欲加害於袁家屬，所以袁世凱令家眷分批前往天津，頗有令自己信任的張鎮芳幫忙照料之意。張鎮芳讓張伯駒同時入學，陪伴照應袁家公子。

張伯駒和袁世凱的幾個兒子年齡相近，本身互為表兄弟，現在一起上學、遊戲，關係十分親近。他們之間的關係甚而到了可以一起議論袁世凱功過的地步。張伯駒的《續洪憲紀事詩補註》「八七」章如此寫道：

三公四世竟忘恩，不恤遺羞到子孫。

青史千秋誰得似，阿爹端合比桓溫。

某歲，餘與項城（引者註：指袁世凱）四、五、六、七、八諸子，同車往彰德洹上村，祝項城正室於夫人壽。於車中談及項城在歷史上比何人，克端曰：操、莽耳。克權曰：可比桓溫。眾論乃定。

這是張伯駒回憶一次和袁世凱諸子去為袁世凱正妻於夫人祝壽，路上他們議論袁世凱——自己的叔叔和父親——將會獲得歷史上怎樣的評價。四子克端說可以比作曹操、王莽，這兩個奸雄也是後世評價袁世凱最多的比喻。五子克權提出，東晉的西徵大將軍桓溫更確切，此人依仗自己兵權在握，廢皇帝司馬奕，另立簡文帝，且有野心取而代之，卻因「多行不義」而暴斃。此喻一出，大家一致同意。張伯駒在自己的詩中說袁世凱「忘恩」，且「遺羞到子孫」，也可看出他對這位大權在握的叔叔是怎樣的態度。

張伯駒和袁世凱次子袁克文的感情更是親近。兩人都善詩詞戲曲，喜愛收藏，互認為知己。他們二人，和張學良以及前清皇族溥侗一起，被稱作「民國四公子」。袁世凱稱帝時，袁克文堅決反對，先被其父軟禁，隨後遠走上海，此後再不涉足政治，僅以風流名士的形象活躍於藝術活動之中。可惜染上鴉片癮，又常去風月場所，1931年以42歲早逝。張伯駒對袁克文的一生感慨不已，評價他「文採風流，固一世翩翩」，不過「其遇也可哀也」。

至於積極鼓吹父親稱帝，並且大做太子夢的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和張伯駒自然互相看不慣，但隨著世事變遷，最終也「恩仇泯」。1949年後，已經70多歲的袁克定風燭殘年、老無所依，張伯駒收留並照顧了他，直到1955年他在張伯駒家中逝世。樓開肇說，張家和袁家之間的情誼持續了很久，直到張伯駒去世後的80年代，兩家後人還有來往，但到現在因為老輩逝世而斷了聯繫。

有著如此權傾一時的叔叔和父親，張伯駒在20歲出頭時便已在軍政界被安插了一系列差事，到達了普通人終其一生也難望及的位置。然而張勳復闢事件的發生，讓張伯駒既在主觀上喪失了混跡於官場的興致，客觀上也失去了父親政治上的靠山，構成了他人生的轉折。

1917年6、7月間，由張勳一手策劃，溥儀在北京復闢，僅12天便因各方反對而破產。有著「忠清」思想的張鎮芳深度參與其中，溥儀復位時一度以「上諭」授張鎮芳為內閣議政大臣兼度支（財政）部大臣。復闢失敗後，北洋政府以「內亂罪」判處張鎮芳死刑，後改為無期徒刑。時年20歲的張伯駒上下奔走，各方求援營救父親，以父親名義捐出大量錢財賑災以求從輕發落。由於張伯駒的努力，再加之這場判決本就是為平息輿論而做的樣子，軍閥之間事實上互相包庇，張鎮芳最終未被追究責任，1917年底就重獲自由，且被允許繼續操辦鹽業銀行，但政治生涯已宣告終結。身心俱疲的張伯駒從這時起決心淡出軍政界，到28歲時辭去了一切職務。

對於「保守」乃至「反動」的父親張鎮芳，張伯駒雖然不認可他的政治理念，但始終將親情看得更高。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張伯駒被要求交待其父參與張勳復闢的經過，他仍未「劃清界線」。他在材料中寫道，復闢失敗之後他去探監，看望父親之餘見到了一同被關押的雷震春和馮德麟，這兩個人一個是「氣憤填膺」，謾罵贊成復闢的人在形勢變化後反倒將其逮捕，另一個是「戰慄惶恐」「貪生怕死」，而自己的父親則不同，在獄中仍是「表現出『世受君恩，忠於故主』，認為恢復清朝是他的職責」，平和的敘述中讓人讀出一絲同情和理解。

宋 範仲淹楷書《道服贊》卷（現藏故宮博物院）

明 唐寅《王蜀宮妓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

「民間第一收藏家」

張伯駒30歲這年，收藏了自己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筆「叢碧山房」。頗感興奮的他為自己起字「叢碧」，所住宅院就稱為「叢碧山房」，5年後寫成的記錄自己收藏的《叢碧書畫錄》亦由此得名。

據傳，在張伯駒購入前，這幅康熙御筆已經在琉璃廠的古玩店鋪裡掛了很長時間了，但無人問津。因為傳世的康熙御筆筆墨沉著厚重、拙而不滯，被認為充滿豪氣與陽剛之美，而這一幅卻飄逸秀麗，一反往常風格，許多人不敢買入。張伯駒認定這是真跡，他認為一個人興致所致，或許會變更筆體，但仔細鑑賞就發現其中神韻與以往作品相通。查看落款、印章後更有把握，他就這樣購入了第一幅收藏。

民國時期有雄厚財力的人不計其數，但同時還能夠準確判斷文物價值的寥寥可數。張伯駒的鑑定能力確實在同時期收藏家中首屈一指，這也是日後他被啟功稱為「民間收藏第一人」的重要原因。而張伯駒鑑賞能力的養成，同樣得益於其父創辦的鹽業銀行。

張鎮芳創辦鹽業銀行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外商銀行業務不振，國內民族金融業獲得發展機會。北方相繼成立了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統稱為「北四行」，這其中以鹽業銀行歷史最早、業績最佳。一方面因其成功經營，另一方面因為銀行與袁世凱、進而與前清皇室之間的關係，溥儀在民國時期將大量皇室收藏抵押給鹽業銀行以換取貸款。張伯駒本人所寫的《春遊紀夢·北方四銀行》中，曾講到銀行受押清宮珍寶一事的冰山一角：「北京鹽業銀行嶽乾齋，受押清室珍寶四十萬元。押品有貴重瓷器、玉器，后妃金璽冊封及鑲寶石珍珠金塔、十二律呂金鐘（鍾二十四個，重一萬數百兩）、並明清大小銀元寶等。」作為鹽業銀行的總稽核，張伯駒有機會看到這些千百年來只密藏於宮廷深處的寶物。他那句著名的「予之煙雲過眼，所獲已多」，是實實在在的鹽業銀行賦予他的得天獨厚的文物鑑賞機會作支撐的。這些「煙雲」是他日後有魄力與判斷力以重金購入幾件「巨跡」的基礎。

「什麼是收藏家？我外公是一個範例，因為他只收不賣。如果收了之後以更高的價格賣出去，不是真正的收藏家。」樓開肇說。《平復帖》《上陽臺帖》《遊春圖》等幾幅張伯駒最為人熟知的藏品，在他購入之後都曾有人希望以數倍價格買走，但張伯駒都拒絕了。

人們在談到1949年後張伯駒的幾次重量級書畫捐贈時，常會引用他在《叢碧書畫錄·序》中所說的「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事實上，這句話是他1932年35歲時所寫，這幾乎是他一開始收藏就有的初衷。

1937年，張伯駒一度已經與郭世五商定，從其手中收購極為珍貴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帖，即王獻之的《中秋帖》與王珣的《伯遠帖》，這同樣是經溥儀由故宮流出的。後因「七七事變」爆發，金融封鎖，餘款無法支付，此項交易流產。經此耽擱，郭世五去世，生出許多變數。此二帖一度到了宋子文手中，張伯駒不惜以發動輿論戰的方式向宋子文施壓，他當時在《新民晚報》上發表《故宮散失書畫見聞記》，引發輿論關注。最終宋子文將二帖退回。又經輾轉，之後故宮博物院在周恩來主張下終於在香港以重金購回此二帖，張伯駒在此過程中出力頗多。

國際文物商盧芹齋

以溥儀為代表的一眾監守自盜的朝廷人員，與古董販和各路人馬相互勾結，使得大量清宮收藏外流，這固然為張伯駒等民國收藏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卻也是中國歷史文物的極大損失。楊仁愷認為，僅僅是偽滿政權覆滅後守軍哄搶溥儀藏寶的「小白樓」這一個事件，就可以看作繼六朝焚燒書畫，隋、唐兩次運載落水之後，中國文物歷史上第四次大災禍。張伯駒既是出於保存國寶而收藏，遺憾與痛心恐怕遠多於人們今天津津樂道的他獲得寶貝後的喜悅與滿足。

「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賣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裡記下了張伯駒當年發自肺腑的幾句話。

張伯駒認為他的收藏是屬於全體國民的遺產，最終要以某種方式再歸還給整個民族，自己只不過是代為保管，再好的寶物，於他也只是「過眼雲煙」。就在「但使永存吾土」的同一篇序中，他還寫道：「然雖煙雲過眼，而煙雲固長鬱於胸中也……退藏天地之大於咫尺之間，應接人物之盛於晷刻之內，陶熔氣質，洗滌心胸，是煙雲已與我相合矣。」

個人與時代之間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當時積極參與這場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有傅斯年、羅家倫，清華大學學生有聞一多、羅隆基，其他如周恩來、瞿秋白……一批人物高度集中地湧現，他們都出生在1896至1899年之間，求學於北京和天津。

張伯駒也是出生在1898年的人。「五四運動」時期張伯駒有怎樣的言行，人們今天幾乎找不到一點痕跡。張伯駒的研究者榮宏君向本刊提供了他編著的《張伯駒年譜長編（初稿）》，這本長達200多頁的尚未定稿的年譜是目前關於張伯駒最詳細的編年資料，然而其中1919年因為資料缺失，是空白。

我們只知道在此前一年的1918年，張伯駒還在營救因張勳復闢而落難的父親，並於當年被安排了安武軍（後改為陸軍）全軍營務處提調與鹽業銀行監事兩個頭銜。此後一年的1920年，記載顯示張伯駒陪父親一起到瀋陽拜訪了張作霖，又被這位叔叔安了一個奉軍司令部總稽查的頭銜，同時叫他多和自己的兒子張學良一起玩。1919年發生過什麼，沒人清楚。

1919年的「缺席」只是一個開始，此後張伯駒還會一次次地「缺席」。寫有《張伯駒身世鉤沉》的寓真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歷史大變革的年代，張伯駒走了一條「自己獨往的道路」，「他既沒有投入熊熊燃燒的革命鬥爭的烈火，也沒有充當他出身的那個沒落階級的衛士而成為犧牲品。在一枰激戰甚烈的棋局中，他不過是一枚游離於局外的棋子」。

他在文化的觀點上也著實「頑固」，並一以貫之。「他在文化上完全是一個傳統的人。他沒出過國，家裡也沒有外文藏書。」樓開肇說。1947年，張伯駒公開與徐悲鴻就傳統還是現代美術問題進行論戰，發表了《我對於文化藝術創造之意見》。對於徐悲鴻提出的「重古人靈魂則可，不應重古人殘骸」，張伯駒反駁「試問古人已死，向何處覓其靈魂，然則古人之靈魂，即寄託其所留殘骸之上」，主張應當謙遜地向古人學習，以延續「吾國文化藝術」中「一貫之精神」。

在文化上堅守傳統，在政治上選擇疏離，這或許是張伯駒前半生的寫照。但在關鍵的歷史時刻，張伯駒都做出了大義的選擇。「七七事變」以後，張伯駒不僅本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在聽說日本人正積極拉攏袁家的袁乃寬後，他立即趕往袁家勸說。袁乃寬後以生病為推辭，沒有出任偽職。國共內戰進行到後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內的許多人都曾勸說張伯駒攜國寶前往海外。最終張伯駒沒有離開，並且利用自己與傅作義高級顧問侯少白將軍的關係，參與了爭取北平和平解放的過程。

1950年，張伯駒再一次傾盡全力，購入了杜牧的《張好好詩》卷。他得到這件珍寶之後，愛不釋手，每日將其放在枕邊入眠。他將自己所填的一首《揚州慢》題於卷尾，頗有以小杜自比而回述前半生之意。張伯駒很清楚，無論是因為新時代的大幕已經拉開，還是因為歷經滄桑年華已逝，自己作為「五陵年少」盡顯名士風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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