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的地震規律圖（義大利的斷層線）

2023-07-19 14:59:53 2

黃曉波（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翻譯、整理

2022年4月12日，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世界環境史》課程海外名師系列講座第15講邀請了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歷史學中心的賈科莫·帕裡內洛（Giacomo Parrinello）助理教授為大家在線指導。帕裡內洛教授2011年獲義大利錫耶納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職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維也納社會生態學研究所，2012年度慕尼黑大學蕾切爾·卡森中心研究員，2016年起任現職，2016-2019年兼任索邦巴黎大學（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環境史傑出講座學者。他也擔任過歐洲環境史學會秘書長。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歐洲災難環境史、城市環境史。著有Fault Lines: Earthquakes and Urbanism in Modern Italy(Berghahn Book, 2015)。他正在寫作關於義大利波河流域（Po Valley）的環境史著作。本文系講座整理稿。

西西里島是義大利最活躍的地震區之一，一直受到頻發地震的影響。地震在文化、環境管理、空間規劃、法規以及經濟發展等方麵塑造了其歷史，隨後的地震重建工作也在定居地的文化和社會中留下了有形和無形的痕跡。在本次講座中，主講人根據他的專著《斷層線：現代義大利的地震和都市化》（Fault Lines: Earthquakes and Urbanism in Modern Italy），介紹上個世紀西西里島兩次大地震的環境史，分析地震前後城市現代化與重建工作之間的動態演變和連續性。

本人的研究屬於城市環境史領域，關注城市化的環境史，或者說是城市的發展和土地轉變成城市的過程。本人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自然在其中的角色是什麼？在城市化歷史中自然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主講人賈科莫·帕裡內洛（Giacomo Parrinello）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在城市環境史領域，前人已經從環境的角度論述了城市化的進程。典型代表作是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與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書中論述了芝加哥作為美國的大都市，自形成起便與更大範圍內美國中西部的生態和經濟轉型緊密聯繫，也探討了穀物、木材、豬肉等商品的流動。其他重要研究成果還出自喬伊·塔爾（Joel Tarr）和馬丁·麥樂西（Martin Melosi），前者關注城市「新陳代謝」，包括有機物質流入城市並以廢物的形式排出的過程；後者也圍繞垃圾問題探討城市工業帶來的環境影響。城市環境史的大部分著作都致力於探討城市化如何塑造自然環境。

但近期越來越多研究成果將城市作為自然本身來看待，關注自然的因素如何影響城市建設。這種取徑注重城市化進程與自然環境變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克雷格·科爾頓（Craig Colton）探討了紐奧良這座城市在與自然環境互動中的動態演變，涉及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環境、排乾沼澤、修復土壤等話題。這種取徑還關注城市中的自然要素，如城市中的動物、植物。因此，在我們稱之為「城市」的空間裡，生物有機體也參與到城市化的進程中。

本人的研究建立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但選擇從另一個視角切入——災害。在城市環境史中引入災害的視角，使得歷史研究拓展了新的角度，不僅僅包括城市對環境的影響、城市環境的變化形式，還有自然如何影響城市化。這是一種新的研究路徑，自然力量與城市化相互交織。通過探討自然進程和自然要素如何在歷史變化中發揮能動作用，有助於推進環境史研究走向深入。

本人的研究關注義大利城市化歷史中的地震。在我看來，地震是展現城市化歷史背後潛在環境影響的有力例證。這是來自社會因素之外的強大力量，影響巨大，當它介入城市體系中時，能夠重塑城市體系的物質基礎。

地震是義大利史中特別重要的議題，因為義大利位於世界主要的板塊斷裂帶上，類似各位所熟知的環太平洋斷裂帶。義大利大部分領土都處在地震頻發區，如圖1所示，顏色越深的區域發生地震的風險越高。過去一千年來，義大利的大部分城鎮都遭受過強烈地震的影響。而圖2中的方塊表示近千年來所發生的地震，可見地震頻發程度。因此，地震在義大利的城市化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本人的研究主要關注20世紀的兩個地震災害案例，分別是1908年的墨西拿地震和1968年的貝利斯谷地震。

圖1：義大利平均每50年發生地震的概率

圖2：義大利歷史上的地震規模（矩震級）

這兩個災害案例的研究意義在於兩次地震都給波及地區帶來了非常大的破壞，使其在震後經歷完全重建，與震前的城鎮沒有太多相似之處。而且，兩次地震都呈現了義大利城市化歷史中的重要階段。墨西拿又被稱作「環衛城市」，它經歷了一次重要的城市環境和社會轉型，通過引入乾淨的水源，拓寬街道建設排汙系統，使其變得更加衛生。而貝利斯谷則是20世紀下半葉更為典型的鄉村城市化案例，該地區在震前是鄉村農業區域，但在震後發展為城市。

地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這兩個地區的城市化歷史是研究的問題意識所在。能否將這兩個地區的地震視作城市化的影響因素呢？這似乎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地震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但事實並非如此，回答這一問題需要經過審慎地研究，這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

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嘗試把城市轉型變化中的地震因素和人口統計、經濟、政府角色等其他因素區分開來，從而明確地震本身所帶來的影響。我採用的方法是把地震前後的變與不變進行對比。首先要從短時段的角度分析災害本身，探究地震如何影響波及區域和居民，以及對基礎設施的影響、大規模死亡的情況、對災害事件的認知、倖存者和政府對地震的回應等問題。而後結合更長時段的分析方法，關注受災地區前後數十年的情況。

一、墨西拿地震

墨西拿地震發生於1908年12月28日夜晚，主震區的震級達芮氏7.1級，造成大量建築倒塌，人口密集的城市環境趨於崩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在災害中喪生。受災建築和民眾主要集中於城市的沿海平原地區，這一地區由山前的河流衝積形成，土質柔軟疏鬆，被稱為衝積層，而相比於巖石層，衝積層更利於地震波的傳播。

這是一場嚴重的災害，徹底摧毀了幾乎所有的建築。所以城市在災後原址進行了重建，但布局與此前完全不同。墨西拿的災後城市建設遵守了嚴格的建築規範，以應對未來的地震災害。城市建築之間的間隔更大、更加分散，街道比過去更為寬敞，樓高也更低，一般不超過2層，而過去有5-6層。在中世紀和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城市布局往往非常緊湊，建築很高。但新的墨西拿城市建築不得不變得非常低矮，以應對未來的地震災害，儘可能保護居民，這也意味著過去的城市規劃已被徹底拋棄。通過與震前作比較，新城市的面積幾乎是過去的兩倍，它沿著沿海平原往南北兩側不斷擴張。此外，城市重建了全新的排水網絡，覆蓋整個城區，源自山上的河流在流經城市時被攔截並引流至街道。

某種意義上墨西拿被規劃成「環衛城市」，這是一種新的現代城市理念，促進水循環和空氣循環、抵禦傳染病、應對地震威脅。從城市規劃上看，其他城市景觀也因地震而發生變化，很顯然地震給城市歷史帶來了一次驟然斷裂。換句話說，是地震改變了一切。但事實並非如此，墨西拿在震後沒有全部翻新。

隨著對該地區歷史的深入探討，地震前後潛在的連續性浮出水面。首先是城市理念，即致力於使居民擺脫疾病的「環衛城市」理念。事實上在地震發生前的40年裡，墨西拿的城市改革爭論中就體現有環衛城市的理念。最重要的一次環境衛生改革計劃是在1880年爆發霍亂之後，計劃強制拆除工人階級社區，建設一個全面的城市供水設施。1908年地震發生前，這個計劃幾乎沒有完成。唯一一個重要成就是建立了溝渠，將墨西拿周邊山區的水引入城區，增加了供水。但是當時墨西拿並沒有建立完善的水資源分配體系，從山區來的水無法供應到居民家中。從其他方面看，該計劃也未能建成汙水處理網絡，無法將流經城市的河流分流到各街道。這些理念儘管未能全部實現，但都在地震前有所體現，並進行過爭論。所以不能認為是地震帶來了這些理念，只能說在地震前後有明顯的理念連續性。

然而，如果仔細比較1908年地震前後的情況，就會發現變化更為明顯。地震後城市規劃的兩個重要特徵分別是對地震風險的防範和環衛城市，但顯然1908年前對地震風險並未有明顯關注。儘管1908年地震前的數十年間，墨西拿也發生了幾次地震，但城市中政治家和公眾的輿論完全忽視了地震風險，沒有任何關於地震風險的討論，也沒有關於安全保障措施的討論。

相反，數十年裡地震風險在增加。因為農村移民的湧入，城市人口顯著增長，而城市建設的空間並未擴大，所有這些新移民不得不居住在一個世紀以來未曾變化過的城市空間裡。為了應對新移民的湧入，墨西拿在原有建築的基礎上加建樓層，使得這些建築更不穩固。所以當1908年地震發生時，這些建築轟然倒塌。震前不僅對地震風險沒有專門考慮，而且還加劇了地震發生的損失程度。

但是，1908年地震摧毀了城市三分之二的建築，使得衛生設施建設成為可能。如果沒有這次地震，就難以實現較大規模的衛生改造。因此在衛生方面，地震確實產生了影響。災後重建的第一階段便是搭建臨時棚屋和木製營房。在城市完成重建之前，需要為流離失所的難民提供避難所。政府當局需要儘可能快地建造一個由棚屋組成的臨時城市，同時提供大量的公共資金重建城市，這產生了兩個結果。一個是城市重建的大部分區域都被棚屋佔據；另一個是由於大量資金投入了建築行業，許多農村人來到城市從事建築工作，這遠超規劃者的預期。結果這些新移民將棚屋作為其住所，當局就無法拆除棚屋來重建新城市，城市重建的進程推遲，規劃預期至少10年完成，但實際上耗費了30年。地震也使得墨西拿產生了很多新的公共開支用於重建城市。因此，公共開支、棚屋等短期的應急反應最終深刻影響了重建的長期進程。

地震的確影響了新城市的建設，但它以多種不同方式體現其影響。有時是直接影響，有時使得過去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得以開展，有時只是催生新的規劃以應對地震風險。這種地震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並非總是立即顯現，1968年貝利斯山谷的地震案例便是如此。

二、貝利斯山谷地震

貝利斯山谷位於西西里的西南部，因流經的貝利斯河而得名，這原是一個貧窮的農村地區，有許多大莊園主，勞動力不斷流向義大利北部和歐洲北部。儘管未形成一個較大的城市中心，該地居民人數也至少超過了14萬，他們都受到1968年1月地震的影響，有14個小鎮被摧毀。

震後，該地區按照新的規划進行重建，許多村落重新布局，整個地區的規劃理念都依照了現代化發展的思路。這些村落有的是在原址按照新的規劃重建，有的定在新的位置，甚至與原址相距18公裡。

貝利斯山谷和墨西拿的案例一樣，地震前後存在明顯斷裂。但通過觀察長時段的地區軌跡，發現貝利斯山谷在地震後並非全然改變，仍有一些連續性。第一種連續是貝利斯山谷現代化和再開發計劃，該計劃可追溯至1930年，法西斯獨裁當局發起了雄心勃勃的土地開墾項目，進行一系列統籌幹預，試圖為現代農業創造有利環境，改善該地區的基礎設施，提高農民的社會經濟生活水平。貝利斯山谷是法西斯政府的重點規劃地區之一，當局還計劃在貝利斯河修築大壩，建設水庫，這樣貝利斯河將為沿岸地區提供灌溉水源。此外法西斯政府還對一些城鎮進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政權受到一場「草根」運動影響，恢復了開發計劃。這場運動由社會學家和反戰人士達尼洛·杜爾奇（Danilo Dolci）領導，貝利斯地區的民眾參與其中，主張採取一套更有效的發展規劃，並且應在當地社區內展開討論，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變山谷的環境、基礎設施和社會體系。換句話說，這個現代化項目比之前法西斯政府的規劃更為激進。

當地震發生時，這一公眾運動正處於頂峰。但因為地震的影響，該地區並未實現崛起的目標。因為這一地區非常落後，建築很破舊，農民沒有足夠的資金建造好房子，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員死亡和大批建築受損。或許發展可能會使地震造成的破壞有所不同。

在地震前已經存在一個改變貝利斯環境的規劃，所以震後的規劃與之有連續性。但如果我們仔細比較地震前後，就能看到一些軌跡方面的變化。震前的現代化和發展規劃完全基於農業和農村灌溉基礎設施，而震後的規劃則基於貝利斯工業化圖景，在地震前從未有過，所以說這是新的事物。同樣，地震前沒有人想過重新規劃城鎮和居民點的地理位置，他們主要討論怎樣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而不是採取徹底革新的方式。地震後，國家為該地撥付了大量資金。

1968年西西里島的Gibellina小鎮在貝利斯山谷地震中被摧毀。這是義大利藝術家以白色混凝土所作的「裂痕」，以重新喚起人們對這座被摧毀的城市的空間記憶。

因此，地震重新塑造了貝利斯，國家的若干政策優先考慮該地，投入前所未有的資金。此外，暫時的災後選擇也會帶來長期的影響。國家提供災後資金給地震中有遇難者的家庭，所有資金都是以這種方式轉移到貝利斯山谷，它原是希望帶動貝利斯的工業化，卻被民眾投入到農業轉型中，大規模種植葡萄和橄欖樹。雖然政府的工業發展倡議並沒有實現，但部分資金投入建造貝利斯河大壩。貝利斯河大壩原是法西斯時期的項目，卻在1978年最終完工。

因此，農業恢復資金和供水使得貝利斯的農業經濟發生巨大轉型。貝利斯震前僅種植穀物，震後轉型發展橄欖園、葡萄園和釀酒，這對於農民和農場主來說收益更高。小規模的投資和供水使得整個貝利斯山谷實現了壯觀的農業改造，如今形成了現代城鎮、工業交通基礎設施和專業化農業的奇怪混合。

在城市環境的發展進程中，自然因素特別是地震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樣的？本人的著作試圖書寫另一種城市環境史，不僅討論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而且考慮自然本身如何對城市環境產生作用，如何推動城市轉變。自然與人類的互動關係不僅有摧毀人類社會的一面，也會為人類活動開闢新空間。與此同時我也用具體的例子來呈現地震等自然力量和城市變化之間的複雜因果關係，這並不是簡單的「地震發生後一切都發生改變」的邏輯。在第一個層面，地震有其直接影響，例如墨西拿地區對地震風險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在第二個層面，地震沒有絕對影響，仍然能夠看到地震前後的連續性，例如地震只是墨西拿城市衛生發展的一個刺激因素，並沒有帶來新的變化；第三個層面，地震只有間接影響，例如在解釋墨西拿和貝利斯山谷各自規劃失敗的複雜因果關係時，移民的作用、公共財政、人口增長等都不是地震直接影響的因素。

最後，關於自然在歷史變化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嘗試回應整體的環境史研究，而不單單是城市環境史研究和義大利環境史研究。事實上，自然力量和自然要素對人類規劃和活動施加了影響，我們在歷史敘事中需要考慮這些力量的作用，以及自然在歷史變化中的能動性。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