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偉簡介（人物李偉民顧綬昌與莎士比亞研究）

2023-08-06 23:50:18 3

李偉民，男，四川成都人，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四川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教授，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國際莎學通訊委員會委員，莎士比亞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 本文首發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由作者授權推送。

摘要：在中國莎學研究領域，顧綬昌的莎劇版本、翻譯、語言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本文通過對顧綬昌莎劇版本研究、莎劇翻譯研究、莎劇語言研究等主張的梳理、研究，認為顧綬昌的莎學批評在中國莎學研究史上佔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顧綬昌重視莎作翻譯，他不僅明確指出了莎劇翻譯中版本選擇的重要性，強調了版本選擇是否合適，對莎作內容及人物性格分析具有指導意義，而且明白、正確地指出了一些著名莎劇譯本在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認為研究莎作的語言應該結合伊莉莎白時代的語言特點，從社會、生活和戲劇性角度綜合考慮，儘量保存、再現俚語、雙關語、戲謔語、猥褻語等詞語和其中的隱喻。語言變化與社會生活變化相關，莎劇中保存了很多經典和鮮活的語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亞的語言是我們研究莎作的基礎。對於莎作可以從讀音、拼法和詞義等語言學角度出發，考慮莎作的翻譯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莎劇中的人物形象和語言特點。他明確反對採取歸化方式，把莎劇翻譯為類似元曲形式的戲劇。他強調，把莎劇中的無韻詩以譯者的理解分為「詩境很高」和「平鋪直敘」兩種敘事方式，前者以「韻文」形式出現，後者以「散白」形式出現是極不正確的。莎劇是詩劇，漢語譯文不僅要注意詩的形式，也要關注詩的意境，更要注意詩劇的「戲劇性」因素。

一、引言

在中國莎士比亞研究領域，顧綬昌(1904—1999)先生的莎學研究可謂獨樹一幟，他一生用力最勤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莎士比亞作品的版本、語言與翻譯研究，雖然受時代的影響和政治環境的拘囿，他撰寫的莎士比亞研究論文不多，但是，他在莎學研究上卻形成了版本、語言研究的鮮明特色，他開先河的針對莎作的語言、翻譯，尤其是版本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莎士比亞研究重要學者之一。1936—1938年，顧綬昌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歷任四川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外語系教授，1970年到廣州外國語學院（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語系任教，除了教學工作外，他參加過修訂《英漢四用詞典》，翻譯《拿破崙一世傳》和《光榮與夢想》等書的工作。20世紀50、80年代，顧綬昌分別發表過《談翻譯莎士比亞》、《評莎劇的三種譯本》、《對的一些意見》、《關於莎士比亞的語言問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等重要莎學研究論文，由此而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莎學研究專家。

二、受惠於「廣博」、「紮實」的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訓練

顧綬昌1904年農曆9月24日出生於江蘇江陰黃橋鄉一個自由職業家庭。1922年就讀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感受了時代風潮的顧綬昌，未滿18歲就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感覺與認識論》，「批評康德等人的認識論，……強調唯心主義直觀的認識論」，[1]當時該報主編張東蓀先生曾予以高度評價。1924年，顧綬昌進入北京大學預科，後投考北京大學英文系，本科一年級讀過陳源的「英國小說」；二年級讀過溫源寧的「莎士比亞」、「英國史」等課程。從大學二年級起，他開始對莎士比亞發生濃厚興趣，而且越讀勁頭越大，但鑑於莎學的博大和龐雜，他也體會到鑽研莎學必須付出畢生的精力，否則很難取得切實的成績。顧綬昌進入北大讀書的前後，正是吳宓等一批留學歐美的文科學生紛紛返國之際，國內大學的英文系開始掀起改名為「西洋文學系」的風潮。在北大求學期間的顧綬昌不但廣泛閱讀外國文學名著，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而且對英國19世紀以來的一些經典作品，都讀得十分認真，甚至一詞一句都不輕易放過，他要求自己務求做到徹底了解才肯罷休。那時通過對英語的掌握程度，他基本上學會了使用牛津大詞典和百科全書，能自己解決讀書中的疑難問題，為他今後從事莎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1936年，32歲的顧綬昌來到英國倫敦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學位。成長於戰爭年代的顧綬昌，青年時代就懷著一腔讀書報國熱情，在倫敦讀書期間，他開始接觸有關莎士比亞的語言和版本研究等方面的課題。為了寫論文，他遨遊於書海之中，利用學院圖書館博覽群籍，兩年的時間讀完了三百多部英文小說，同時還撰寫了詳盡的讀書筆記。在英國的倫敦大學學院就讀期間，首先要補修過去沒有讀過的古英語、中世紀英語等課程，開始接觸到有關莎士比亞的語言和版本研究等問題。聽課之餘，顧綬昌並不滿足於課堂教學，經常去大英博物館閱覽室查閱資料，寫下很詳細的讀書筆記；他深知「讀書千百卷始知學問在積累」。同時，他從倫敦濃鬱的戲劇氛圍中也感受到，作為一名合格的莎士比亞研究者，不但要善於從文本中挖掘有關問題，更應該擅長從劇場的角度，從演出中獲得莎劇各方面的知識，他甚至還帶上《莎士比亞全集》，一邊觀看莎劇演出，一邊隨時記錄下自己的觀劇心得和感受，記錄下表演、導演的細節，人物的性格特徵乃至布景等，研究文本與舞臺改編之間的關係。為了深入研究莎士比亞，通過舞臺演出了解莎士比亞，他認為這是學習、研究莎劇親近莎士比亞的好方法，學習之餘，他亦喜歡到老維克劇院，泰晤士河邊的露天劇場以及攝政公園露天劇場觀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亞戲劇，親身感受這位偉大英國作家的不朽戲劇;他踏訪莎士比亞的故居，追尋莎翁的足跡。

三、沉浸於莎學研究的氛圍中：學習、訪書與教書

作為一個讀書人，逛書攤，訪舊書成為顧綬昌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每當周末和節假日，他經常光顧倫敦卡陶尼亞市場或陶琳頓廣場的舊書肆，在浩如煙海的舊書中搜羅那些別人看不上眼的「珍本」、「孤本」。在舊書肆中他購買了1910年出版的許密特的《莎士比亞大辭典》、頗為精緻的法國雕刻家梅琳奇落款刻制的莎士比亞銅像和1597年出版的《森林法》、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博物志》，以及1800年以後出版的有關莎氏的作品。後來，他曾回憶了自己在倫敦逛書肆、訪舊書的經歷：能夠在尋覓中得到1598年出版的《森林法》和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博物學》真是最幸運。一本1598年的《森林法》你只想想，那上面或許還曾經沾過莎士比亞的手澤呢。你再猜想不到我以多麼低廉的價格換取——那兩本的主權的，只有15個先令，還不到13元國幣！莎學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學問，為此也需涉獵廣泛的知識領域，可是像《森林法》這一類的書，老實話，根本和我所學的沒有一點關係，我當時只因為莎士比亞自18世紀以來就有因為盜取森林麋鹿而逃到倫敦的傳說，要不是他的第一個傳記作家尼古拉斯·羅氏有意扯謊，我們或許可以在那本書中發現一點盜取森林麋鹿事件的條文，從而確定這樁公案。只是我那本《森林法》的最後幾頁都已殘缺燒毀了，我很想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把它抄補齊全的，可是我在那裡翻了十多次總目錄，竟沒有見到這本書名，自然我不敢說包羅萬象的大英博物館一定沒有這本書，可是我的書沒有補起來總是事實。在我常去的一家舊書鋪裡，看到了一本1811年刊印的大型的四開本《莎士比亞正傳》。作者傑姆斯•華爾特是一位不甚著名的陸軍少校。打開刻著書名的第一頁，就印著該書「絕對只許私相授受」的幾個紅字，這已夠叫人動心的了，並且每頁都有極精緻的插圖。原書的序文上說明每章的第一個花體字母，是由埋葬莎氏的三一教堂的聖壇所的天花板上壁畫，擬了樣子再設計製成的，這不夠愧得上一本不惜工本的好書了。名為四開本，實際比普通的二開本還要大得多，書店主人一再聲稱這是大型的也叫做象形的四開本，意思是怕碰見了外行。這本書我只花了18個先令，約略將近15元國幣，你想我能拿回家去不要高興得發瘋嗎？我曾在那裡度過了多少昏暗而又寂寞的下午。我第一部《莎士比亞的女英雄》——請你不要笑我這裡又是莎士比亞，收集他的版本，固已經不可能，可是我看見了關於他的書籍，總覺得有特殊吸引力似的，——實際上只是一部匯集許多名畫家的百幅美人圖，是在這裡僅僅花了兩個先令買來的。亞歷山大•許密特的《莎士比亞辭典》，也算一部絕版書，我在這裡買到的，竟是平常很難得的第三版。其他像亨利•安文爵士的《莎士比亞演出版》，哈利威爾•菲列浦斯的《莎士比亞事略》等等。[2]流連於書肆之中，每當買到較為稀見的「珍本」、「善本」和「孤本」，顧綬昌總不免如獲至寶，欣喜若狂。為了弄清莎作的讀音和語法問題，在書攤上他曾經與倫敦一個教區的教會會長討論莎作中的讀音和古英語與中世紀英語歷史淵源之間的關係。多年以後顧綬昌回憶他在倫敦隨處搜羅典籍的往事，想起日本侵略軍到香港以後把他寄存在那裡的書籍全部劫掠一空的慘痛經歷，對民族、國家的蒙難和偉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顯然，在英國讀書期間這段讀書、訪書經歷奠定了顧綬昌以後的莎學研究方向。

1937年抗戰爆發後，身在異邦的顧綬昌時刻思念著處於災難之中的祖國，再也無心羈留海外，遂於1938年春回國，應成都四川大學之聘擔任英語講師，隨後擔任副教授、教授。抗戰期間顧綬昌仍在四川大學開設有關莎士比亞的課程，根據自己的研究，顧綬昌認為：莎士比亞的近代輯注本，包括阜納斯父子輯注的「新輯注本」、陶頓等人合輯的「阿藤版」以及在英美流行的各種學校用本在內，都不太適合我國學生學習莎士比亞的實際情況。因此顧綬昌根據《牛津大辭典》、艾伯特的《莎士比亞語法》，牛津克萊倫登版的《莎士比亞的英國》等專書，同時參照各家評註編寫了比較詳盡而又適合我國學生實際需要的莎劇選注本。教學之餘，顧綬昌還在峨眉山伏虎寺草棚蓋的禮堂裡導演過莎劇《威尼斯商人》。

抗戰勝利後，顧綬昌才有機會坐下來，運用他在英國留學期間學到的莎學知識並結合自己所搜集記錄下的各種莎學資料，撰寫了「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學原》1948年第10期）和《論莎士比亞近代版本》(載《學原》，1947年) （《學原》1949年第4期）。此時，在國內莎學研究和莎作翻譯中，尚沒有人注意到莎士比亞作品的版本問題，即使在一些已經翻譯過來的莎作，包括朱生豪、梁實秋、曹未風等人的譯本中，也很少談到版本之間的比較，如何選擇最權威莎作版本的問題。在中國的莎學研究中象顧綬昌那樣較早注意到莎士比亞著作版本、語言研究的論文不多。至今，莎作的版本和語言研究在中國莎學研究史上仍處於薄弱環節。顧綬昌眼光獨到地介紹了莎劇版本的基本情況和新目錄學的研究成果，開創了中國莎學版本研究，包括對河畔版在內的《莎士比亞全集》的評論也具有針對性，為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選擇最佳權威版本，各版本之間的比較提供了重要參考。

1946年秋至1954年夏，顧綬昌受聘於武漢大學外語系任教授，主講英國小說，作文、「喬叟至彌爾頓之詩」及翻譯等課程，同時從事莎士比亞和肖伯納戲劇研究。他利用武漢大學豐富的藏書閱讀了18世紀以來各位莎評家的莎學論著，並參加了吳宓接受正中書局委託編譯《牛津雙解袖珍詞典》的編譯工作。吳宓與顧綬昌曾同時在四川大學授課，並為武漢大學外文系同事，僅《吳宓日記》第十冊記載，吳宓與顧綬昌有記載的交往就達近四十次，其中不僅有教學工作、人事、學問、讀書、為人、家庭的看法及宴飲，亦涉及到莎士比亞研究。經過反右和文革的災難之後，顧綬昌又在中山大學開設了莎士比亞課程。1970年由中山大學調往廣州外語學院，承擔漢英詞典編寫、文獻資料翻譯等任務。1980年，顧綬昌恢復了教授職稱，他講授莎士比亞專題，介紹國外莎學研究的傳統的基礎上，暫時放下他擅長的莎劇版本學研究，重點講授莎士比亞的語言藝術。並開始撰寫《泛論對莎士比亞的探討途徑》，此時，顧綬昌重新煥發了學術青春，重拾莎士比亞研究，在《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發表《關於莎士比亞的語言問題》（該文後被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編《莎士比亞研究》創刊號轉載），該文相當深入地探討了從中世紀英語逐漸向近代英語轉變過程中莎作中的語言性質、語音、拼法、語法、詞彙等特殊用法，強調「了解莎士比亞語言的性質及其基本內容，是研究莎士比亞作品的基礎。」 [3]

四、莎劇翻譯、語言與版本研究

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國內莎學尚不夠繁榮的情況下，顧綬昌接連發表了三篇論文介紹了莎劇版本研究之沿革，並對莎作翻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隨著國內政治形勢使然，顧綬昌被劃為右派，直到80年代，在其垂垂老矣之際，我們才又看到他的莎學研究文章，他的莎學研究經歷可謂那一代莎學研究學人的典型寫照。顧綬昌尤為關注莎劇版本的選擇，他說：「翻譯莎劇，完全沒有版本和藝術方面的基本知識，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版本選擇的問題，在莎譯工作中也是一個先決的問題」。[4]要做好莎作的翻譯工作，應該從語言和基本莎學知識入手，如果單純注意語言問題，而忽略了對基本莎學知識的了解，不可能對莎士比亞有深切的理解，翻譯莎士比亞比較多的幾位譯者，都只注意到莎士比亞的「無韻詩」在譯文中如何表達，對於基本莎學知識，例如「版本」問題則很少注意。顧綬昌認為，語言的變化與社會生活的變化息息相關，「伊莉莎白時代的白話是那個時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廣泛的語言，他的文法上的特點之一，是幾乎任何一種詞類，都可以用作任何另一種詞類，那個時代的英文的拼法，是完全沒有確定的……正因為莎士比亞是用伊莉莎白時代的白話，用那個時代的人民的語言來寫作的緣故，所以我覺得我們在翻譯莎士比亞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到怎樣把最生動活潑的，中國人民在實際生活中用得最廣泛的語言來翻譯他，使他在中文譯本裡面，成為最偉大的一位人民戲劇詩人……對於原文的俚語、雙關語、戲謔語、猥褻語等等，都應該儘量設法保存」。比較而言，梁實秋譯莎文字乾燥乏味，每句似都通順，合起來整段都不像舞臺上的對話，朱生豪譯文則顯得明白曉暢，缺點是喜歡重組原句，損益原文，有些譯得比較優美的段落，往往又過於渲染鋪張，而且漏譯較多，譯文中時常夾著些不必要的詮譯。曹未風譯文文字生硬，語病和錯誤較多，譯文未附加任何註解，所用的參考書也似最少，工作因此做得最潦草。因此可能造成某種誤解。造成這種誤解的原因不但與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有著密切關係，而且更與語言賴以生存的文化環境、歷史語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因為，文學翻譯不但是「一種在『等值原則』指導下的語言形式的變易，更是一種語言符號轉換為另一種語言的文化譯介活動」。［5］筆者認為，顧綬昌的批評是非常中肯的。他不僅明確指出了莎作翻譯中版本選擇的重要性，而且明確指明了一些譯本在翻譯過程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問題。顧綬昌的批評很中肯，上述譯本中不同程度存在他所指出的問題。

顧綬昌認為，語言的變化與社會生活的變化息息相關，莎劇中保存了很多經典和鮮活的語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亞的語言是我們研究莎作的基礎，莎士比亞的語言是繼中世紀英語之後，開早期現代英語之先河的語言，並且吸收了古羅馬、凱爾特和盎格魯薩克遜等文化的精華，它是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在不斷演變中發展而來的語言。研究莎劇中的語言，包括文法、英文拼法、發音、古字體學（Paleography），同時應該研究為什麼莎劇在多數段落中採用無韻詩形式，少數段落中採用散文形式，為什麼早期莎劇的無韻詩中夾雜雙行駢韻體較多，晚期莎劇則較少。伊莉莎白時代的白話是那個時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廣泛的語言，他的文法上的特點之一，是幾乎任何一種詞類，都可以用作任何另一種詞類，那個時代的英文的拼法，是完全沒有確定的……正因為莎士比亞是用伊莉莎白時代的白話，用那個時代人民的語言來寫作的緣故，所以顧綬昌認為在翻譯莎士比亞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到怎樣把最生動活潑的，中國人民在實際生活中用得最廣泛的語言用來翻譯莎作，使莎氏在中文譯本裡面，成為最偉大的一位人民戲劇詩人……對於原文的俚語、雙關語、戲謔語、猥褻語等等，都應該儘量設法保存。其實，早在民國三十七年，顧綬昌先生就以英文發表了《對〈哈姆萊特〉段落的新評論》，［6］在對《哈姆萊特》語言的研究中注意到，哈姆萊特給奧菲麗亞的情書中有這樣的劇詞：「給那天仙化人的，我的靈魂的偶像，最豔麗的奧菲利亞——這是一個惡劣的句子，『豔麗』兩字用得非常下流的」。隨著現代莎士比亞研究的深入和女權主義莎學研究的介入，一般認為《哈姆萊特》具有較強的「厭女意識」（misogyny），「即對女性的厭惡、懷恨、誤解、不信任，以及希望她們永遠處於附屬地位」。［7］而顧綬昌從詞彙學角度並結合其他莎劇中同類詞彙的運用，對「豔麗」beautified這個單詞進行了仔細辨識，並從莎氏的用意，時代環境，語言發展，馬洛對莎氏的攻擊等角度進行了詳細分析，並由此得出了新的，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從語言、詞彙的使用出發，聯繫時代、語境分析莎氏創作思想的獨特視角。在伊莉莎白時代，這個單詞經常出現於信件之中，但是奧菲利亞的父親波洛涅斯對哈姆萊特這樣說卻表示出異常的反感與憤怒。在該劇中，莎士比亞讓波洛涅斯以帶有強烈色彩的詞彙譴責，既是回應羅伯特•格林在《千悔得一智》中詛咒莎士比亞是「一隻暴發戶式的烏鴉靠我們的羽毛裝飾自己」對自己的攻擊；也是反擊格林這個窮困潦倒，而又尖酸刻薄的劇作家的中傷行為。這充分說明莎士比亞是從社會生活出發，汲取了民間語言，並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

20世紀50年代，以何種文體、形式翻譯莎劇曾經有過一場爭論。在翻譯莎劇譯文的形式上，朱文振曾經考慮，莎劇翻譯應該體現原作的「非現代」特點，翻譯莎劇可以以元曲的形式，主要以韻文方式來對應莎劇中所謂「詩境」很高的臺詞，敘述的其餘部分則採用「散白」的譯文，譯文最終呈現出來的是「元明『雜劇』中的『曲』」，[8]「韻文部分可用鼓詞調唱出，非現代京腔的散白可仿京劇散白的中原音中的原腔道出」，朱文振曾經設想過「仿戲曲體翻譯莎劇」，並動手翻譯的6部莎氏歷史劇和其它莎劇片段，文革中丟失後僅留下一些殘稿，例如《亨利五世》、《理查三世》、《亨利六世》中「大小家私，好生看住；心神提起，不可馬虎……謹慎門庭，抵得看家有狗；小心在意，賽過商量幫助……」、「一身粗魯象，好逑風雅談不上，淑女步翩翩，我在一邊不象腔，嘆此生無福把這份歡樂享……只落得陽光下顧影自悲傷……」、「昏花眼，只等瞑目時分到，風燭殘，油幹光暗無多淚，背酸麻，擔夠一肩愁與苦，臂無能，兩樹衰藤低且垂……」這種模仿「元曲」，回歸古典的譯文方式，在現代白話已經被國人普遍應用，現代新詩已經普及的基礎上，顯然既不會受到讀者的歡迎，也難以得到其他譯家的認同。所以，顧綬昌也是不贊同朱文振用元曲形式翻譯莎劇的。這就是說，在語言符號的表層之下，還隱含著眾多深層次的意象，二者有時並不完全對等，因為「意象與一般語言符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意象比一般的語言符號更能體現文化歷史的積澱性」。［9］顯然這就要求我們在翻譯中注意源語與目的語，意象與文化之間的雙重甚至多重轉換。顧綬昌強調，把莎劇中的無韻詩分成「詩境很高」和「平鋪直敘」的兩個部分，前者譯為韻文，後者譯為散白是不妥當的。無韻詩固然不是散文，但也不能以韻文和散白加以割裂，如果硬性區分，就不是無韻詩了。莎劇中的無韻詩結構變化多端，非一成不變，也與所謂「十二字的中國無韻詩」大異其趣。而以韻文形式把莎劇譯成元明雜劇的曲調，再以中國讀者熟悉的風俗習慣、史實神話借配原作中的風俗習慣、史實神話，也會淹沒莎劇，顯得太中國化了。莎劇是詩劇，譯文不僅要注意詩的形式和意境，更應該關注詩劇的戲劇性因素。顧綬昌強調：「譯詩，貴在得其神韻，至音調旋律，其次要者也。顧綬昌期望莎學研究「通過對整個伊莉莎白時代戲劇的探討，借重這一時代的語言在它的讀音、拼法、詞義以及塑造形象等方面的變化和發展，來推動莎學的繼續前進……西方學者一向不願認真研究伊莉莎白的社會時代背景，不肯重視人文主義的思想影響，也不知道試用階級觀點來分析人物性格的特 徵」，[10]因此造成了其莎學研究和批評的局限，而在這一研究方向上，中國的莎學研究正可以充分發揮其研究優勢，為世界莎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五、結語

顧綬昌是一個真正的莎學研究者，他的一生經歷過不同時代，見證過民族危亡和復興，並對國家命運、個人坎坷、求學研究的甘苦，有著極為深切的感受，但他始終沒有放下莎士比亞研究，祈盼著莎學研究在中國的繁榮興旺。他是一位正直的愛國知識分子，直至晚年，每當他從廣播或電視上看到、聽到《松花江上》等抗日戰爭愛國歌曲時，他的眼裡往往都會盈滿淚水。顧綬昌晚年譯註《哈姆雷特》，其譯文在釐定注釋，匯集各家莎評、版本異文考釋、訓詁釋疑和詳解舞臺演出等方面羅列綦詳，譯文也經反覆修訂，但「文革」期間，這些耗費多年心血所完成的手稿最終在抄家時被沒收，至今下落不明。[11]晚年的顧綬昌希望今後中國的莎士比亞研究，在加強學科建設的同時，能夠充分利用前人留下的寶貴研究資料，要移植莎劇，最好須對莎劇有相當深入的理解。諸如某一演出的主題思想，其人物性格的計劃、情節的巧妙安排，詩意語言如何表達，舞臺效果乃至節刪編排，都要全面照顧，並發揮自己的文化、戲劇長處，借鑑國內外的莎學研究成果，作出不同於西方學者的中國莎學研究新貢獻。今天在隆重紀念偉大的文學家、戲劇家莎士比亞、湯顯祖逝世400周年的日子裡，當我們檢視中國莎學所取得的一系列輝煌成就時，以我們不懈的努力是可以告慰於顧綬昌等莎學研究先賢的。

參考文獻：

[1]參閱顧綬昌：「往事•回憶•願望——記我平凡的一生」，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六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305。在這篇描述生平和學術研究歷程的文章中，顧綬昌提到，自己在1947、1949年的《學原》上還撰寫了「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學原》1948年第10期）和《論莎士比亞近代版本》(載《學原》，1947年) （《學原》1949年第4期）。

[2]參閱顧綬昌：「買書」，《武漢日報》（第10版）,吳宓主編：「文學副刊」（第六期），（武漢：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十三日）。吳宓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編輯工作，團結了一批學人，顧綬昌當時也在武漢大學外文系任教，並與吳宓過從甚密，有時手牽手引領吳宓登上渡船。

[3]參閱顧綬昌：「關於莎士比亞的語言問題」，《外國文學研究》1（1982）：16—28。

[4]參閱顧綬昌：「談翻譯莎士比亞」，《翻譯通報》3（1951）：9—11。顧綬昌最早提到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版本選擇問題，指出了梁實秋、朱生豪、曹未風各自莎劇譯本有待改進之處。

［5］朱安博，朱凌雲.譯介學的名與實［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8（8）：1—5.

［6］顧綬昌.對《哈姆萊特》段落的新評論［J］.胡鵬，譯.中國莎士比亞研究通訊，2016（1）：43—44.

［7］袁憲軍.漢姆雷特的批評軌跡（下）［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外語版）2007（4）：64—71.

［8］顧綬昌.評莎劇「哈姆雷特」的三種譯本［J］.翻譯通報，1951（5）：54—58.

［9］仇蓓玲.論莎士比亞戲劇文本中意象的漢譯［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2）：96—100.

[10]參閱朱文振：「關於莎士比亞的翻譯•莎劇譯例」，《翻譯通報》1（1951）：14—15。朱文振將莎劇譯為「元曲」的觀點，儘管沒有得到孫大雨、顧綬昌的贊成，但他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以元曲形式翻譯了6部莎劇。19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時，但沒有接受朱文振補譯的譯本，因為朱生豪是以白話文翻譯，朱文振則採用戲曲體翻譯，文體不同，體式差異甚大；但朱文振譯稿文革中丟失後僅留下一些殘稿。參閱朱文振：「仿戲曲體譯莎幾個片段」，《外語教學》3（1981）:46—50。這種模仿「元曲」或戲曲體，回歸古典的譯文方式，在現代白話已經普遍應用，現代新詩已經普及的基礎下，被認為既不會受到讀者的歡迎，也難以得到其他譯家的認同。當時曾有將朱文振論述自己翻譯主張的文字收入其胞兄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設想，但據朱生豪之子朱尚剛先生的看法，將如此篇幅的一篇論證散文體譯文之不合理想的論文作為散文體的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附記」實在是並不合適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考慮元曲體與朱生豪散文體譯文「體式相差太大，理論界又有『文學大眾化』的主張」，最終沒有接受朱文振承接朱生豪譯莎劇全集的補譯工作。

[11]顧濬哲：「父親的腳印——懷念父親顧綬昌」，區鉷：《思華年——中山大學外語人的故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26。

[12]參閱顧綬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續）」《外國文學研究》2（1986）：10—15。顧綬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外國文學研究》1（1986）：62—67。顧綬昌後來在給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的來信也多次談到莎士比亞作品翻譯的版本問題，並堅持自己的主張。參閱顧綬昌：「會員信摘」，《中華莎學》1（1981）：15。

文章來源：文學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