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寶寶是天生的（寶寶是天使還是魔鬼）

2023-07-28 00:25:45

從寶寶一出生起，就各有各的「脾氣」。媽媽們湊在一起，總也會忍不住比較，誰家生了個「天使寶寶」，誰家又是個「魔鬼脾氣」。

「天使寶寶」給人的感覺是皮實、好養，隨便扔哪兒適應力特強。而「魔鬼寶寶」則像個易燃易爆的炸彈，對周圍環境的反應很大，對衣著和食物也格外挑剔。

有的家長覺得這是孩子天生的，很難去改變這個性格底色，也有人會認為是早期孩子受過什麼刺激，父母沒帶好造成的。

W. Thomas Boyce 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兒童發展研究專家，他出版過一本書，名字叫《蘭花與蒲公英》（The Orchid and the Dandelion）。書中，Boyce 博士把小朋友對環境的反應分成了兩種，一種是適應能力強的「蒲公英孩子」，一種是高度敏感的「蘭花孩子」。

到底什麼決定了寶寶是蒲公英還是蘭花呢？小愛編譯了這篇發表在《美國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的文章，其中摘錄了Boyce 博士在《蘭花與蒲公英》上的研究。一起來看看吧~

當上了兒科醫生和產科醫生，學會的首批技能之一，是如何評估嬰兒出生後最初幾分鐘的生理狀況。作為一名新手醫生，這是我最喜歡並最珍惜的職責之一——在經歷了漫長而重要的分娩之後，一個小生命被送了出來，滿臉通紅，尖叫著，耳朵後面還溼漉漉的，而我是這個新生命接觸到的第一個為他檢查的人。

正式的評估是用 Apgar 量表來完成的。

Apgar 量表是由其發明者 Virginia Apgar 的名字命名，在出生後的 1 分鐘和 5 分鐘內進行。分數從 0 到 10 分，對出生後的嬰兒最容易判斷的五個徵象分別評估，各可以給0、1 或 2 分，然後加總。而APGAR的名字，剛好可以代表這五個徵象：Appearance（外觀）、Pulse（心跳）、Grimace（面部表情）、Activity（活動力）、和Respiration（呼吸）的頭一個字母。

大多數寶寶的得分在 7 到 10 分之間，低於 7 分的寶寶可能需要更主動快速的急救措施，包括保溫或刺激呼氣。對於小於 4 分的寶寶，可能會插入呼吸管來支持呼吸，甚至進行外部心臟按壓。

作為一名四十多年的兒科醫生，我清楚地意識到，從生命的最初一刻起，每個孩子在健康和發展方面的差異有著巨大的不平衡性。即使在單身家庭中，父母們也經常告訴我，他們所有的孩子基本都很健康，「除了莎拉」，或者胡裡奧，或者賈馬爾。兒科醫生從簡單的日常觀察中隱約了解到，有些兒童受到保護健康的力量以及危害健康的力量的過度影響。在社區一級，我們知道在任何特定的兒童群體中，少數人——大約 20%的人——將遭受疾病和失調的大部分影響。

發育科學令人信服地表明，這種差異的根源之一是兒童早期的心理創傷和逆境經歷。這種經歷會阻礙大腦的正常發育，給有效學習造成障礙，並在童年和餘下的生命歷程中的損害著身心健康。這就是為什麼在貧困中長大的兒童、受到父母或他人虐待的兒童、以及在家庭或社區中遭受暴力的兒童，都有可能影響發育、教育成就以及身體和心理的健康。

但並非所有兒童都同樣容易受到這些影響。有些兒童會受到創傷的嚴重影響，而另一些兒童則能夠有效地度過難關，在發展或健康方面只受到非常少的影響。人們傾向於將這些易受影響的差異歸因於內在的脆弱性或復原力，認為少數具有復原力或「牢不可破 」的兒童具有特殊能力，即使面對嚴重的逆境也能茁壯成長。而我們的研究則表明，這種差異並不歸因於先天的特質，而是歸因於兒童對其生活與成長的社會環境擁有相對生物敏感性的差異，包括消極的和積極的。

大多數兒童對逆境表現出一種生物性的冷漠，他們大腦中的應激反應迴路對此類事件的反應性極低。就像蒲公英一樣，幾乎在任何環境中都能茁壯成長，這樣的孩子大多不受壓力和創傷的幹擾。我們把他們比喻成蒲公英的孩子。少數兒童——大約五分之一的兒童，對消極和積極的社會情境都表現出特殊的敏感性，其應激反應迴路對不良事件高度敏感。就像蘭花一樣，蘭花需要非常特殊的、支持性的環境才能茁壯成長，這些兒童在滋養性的、支持性的環境中表現出非凡的成功能力，但在緊張的、不利的社會環境中成長時，卻會持續出現不成比例的疾病和問題。我們把這些孩子稱為蘭花孩子。

發育科學越來越多地揭示，蒲公英孩子的相對冷漠和蘭花孩子對其早期環境特徵的特殊敏感性，很可能是由於基因和社會背景的共同作用。這些表觀遺傳過程——環境線索調控基因差異的表達——很可能是兒童對環境影響的不同敏感性的調節器。認識到這種不同的易感性，是了解個別兒童的經歷、有效地養育具有不同敏感性和氣質的兒童，以及培養所有年輕人的健康和適應能力的一個重要關鍵。

那麼，蘭花孩子是天生的，還是通過早期的生活經歷而成為蘭花的呢？我們的第一條線索來自於產後生命的最初時刻。

Apgar 的分值特別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所測量的事物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的，這個系統參與處理有壓力的戰鬥或逃跑。每個分值都是身體對出生後相當大的生理（可能還有情緒）壓力的適應指標；分數低則反映出適應性反應不夠。畢竟，出生是一種極端的、前所未有的體驗，而正是這種體驗最能說明我們是誰，是我們個體生物學的延伸。

既然我們的生命一開始就陷入了史詩般的應激反應實驗，那麼Apgar 評分能否告訴我們更多的信息，而不僅僅是需要吸嘴或暖身？如果較低的分數反映了較少的適應性，較少的戰鬥或逃跑的補償性反應，評分是否也在告訴我們，一個嬰兒對壓力的長期適應性不良反應的傾向？我們的第一個宮外時刻會不會預示著我們的整個人生尚未發生的重要事情？

這正是我們所發現的事情。我的一位博士生和一位前博士後研究員進行了仔細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在加拿大馬尼託巴省的近 34000 名兒童中，5 分鐘的 Apgar 評分可以預測 5 歲時教師報告中的各種發育脆弱性。例如，教師們發現，Apgar 評分為 7 分的兒童，比 9 分或 10 分的兒童有著更多的發展弱勢領域，而 Apgar 評分為 3 分或 4 分的幼兒比 6 分或 7 分的同齡人，有著更多的發展脆弱性報告（這些教師事先並不知道學生的 Apgar 分數）。教師們報告的弱點會包括：遵守規則或指令的能力較低；不能靜坐和集中注意力；對書本和閱讀相對缺乏興趣；不能正確掌握和使用鉛筆。Apgar 量表的每一個等級越低，其身體、社會、情感、語言和交流領域的發展，在五年後都會受到越大的損害。進入這個世界的嬰兒，其戰鬥或逃跑的不穩定性較大，生理恢復能力較差，在發育上更容易受到影響。

適應性穩定性的這種變異，來源之一肯定是嬰兒之間的基因差異，但僅有基因並不能使一個孩子成為蘭花或蒲公英。正如其他研究者的工作所表明的那樣，兒童的遺傳特徵造成了他們的傾向性，但不一定決定他們的結果。

例如，有一個財團在研究 1989 年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şescu）獨裁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兒童（有時是殘酷的孤兒院）倒臺之前，發現與神經遞質血清素有關的基因的一個較短版本，產生了類似蘭花的結果。有這種較短等位基因（基因的另一種形式）的孩子留在孤兒院後，會出現智力障礙和極度不適應，而那些被領養到寄養家庭的相同等位基因的孩子，無論在發育還是心理健康方面，都得到了顯著恢復。

同樣，荷蘭的一個研究小組研究了兒童財務捐贈的實驗模式——針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段充滿情感的視頻所產生的反應——結果發現擁有蘭花特質的多巴胺神經遞質基因的參與者，給予的慈善捐款要麼最多，要麼最少，這取決於他們對父母的評價是安全還是不安全的——也就是說，取決於非遺傳因素。

我們曾經認為，任何在出生時就存在的性狀特徵都是「先天的」，由基因決定，或用老話說，是「命中注定」。這種觀點的一個現代版被稱為基因決定論，根據這種觀點，我們所有的差異在受孕時就牢牢地刻在從父母那裡繼承的合併DNA中。我們可以把這種觀點看作是先天與後天培養的經典辯論中 「先天」的一面。

人類基因組計劃——最「先天」的手段——承諾要發現自閉症、精神分裂症、心臟病和癌症的「基因」。但是，這種單一的基因甚至連基因組都沒有被闡明。現在很清楚的是，我們能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不是由一條直接的、一對一的路線決定的，從基因到行為，或者從 DNA 到表型——也就是描述個體的一組可觀察到的特徵，如眼睛顏色、性格和行為。我們最誇張、最珍視、最精心闡述的假說，在自然界的精緻複雜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兒科流傳了一句老話：

「 所有的準父母都是環境決定論者，直到他們手裡有了孩子，這時他們就變成了基因決定論者。

我的解讀是：在我們有孩子之前，我們很容易把孩子的不當行為看成是父母沒有教好。在餐廳裡那個發脾氣的熊孩子？這顯然是父母沒有控制好——後天沒教會孩子基本的東西。一旦我們要為自己的「重刑犯」負責，例如在相鄰的飛機座位上發脾氣，我們希望的是讓周圍人明白，我們已經盡力了，但孩子是帶著這種脾氣來到世界上的。將孩子的吵鬧和困擾行為歸結為基因，而不是歸結為我們作為父母的能力，這會令人舒服得多，因為我們只用被動地承擔責任。

索倫·克爾凱郭爾在他的《非此即彼》一書中提出：

「 為了充分理解人類的處境，我們需要摒棄這種傾向，將塑造我們的力量視為明確的二元對立。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與我們真實性格的複雜性背道而馳。

近幾十年來，發育科學也面臨著 「非此即彼」的分歧。環境觀點要求效忠於外部原因，位於我們的社會和物理環境中，而遺傳觀點則認為內部原因是最重要的，基因組驅動著我們的表型和生活。這些立場的出現是對「為什麼有些人得病而有些人不得病？」和 「為什麼有些人如此健康和充實，而有些人卻不健康和充實？」這些基本問題的矛盾答案。我們現在知道，這幾乎從來都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問題。

人的每一種性情和身心健康的失調，都要靠內因和外因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才能生根發芽，不斷推進。要了解人類的差異，減少發病率，關鍵是要更深入地了解遺傳差異和環境變異如何共同改變生物過程。這種解開人性和健康「謎題」的方法，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不斷變化的生命過程中，是什麼使得「蘭花們」和「蒲公英們」開花、枯萎或在這些狀態之間徘徊。基因和社會環境對「蘭花」和「蒲公英」的表型幾乎肯定都有影響，但更可能的是基因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最終決定了這些孩子在我們創建的圖表上呈現出的行為和健康狀況。

人類的嬰兒，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對環境的動態特徵有了顯著而精細的適應性，先是在子宮裡，後來是在有父母圍繞的巢穴裡。人的胎兒和新生兒的大腦是一個感覺能力的「黑洞」，甚至在意識還未察覺之前，就能對環境作出反應。新生兒無意識的適應是為 「早期生命編程 」服務的，因為一旦大腦開始檢測到挑戰，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開始進行生物調整。這種早期編程增強了短期生存的可能性——至少在青春期的繁殖能力上線之前——但它也可能帶來更大的慢性成人疾病風險的缺點，如冠心病、肥胖、糖尿病和精神障礙。這是一種進化策略，即在短期內以生存為代價，換取壽命的減弱和活力的降低。

我們認為，對環境的不同敏感性——因而有了蘭花孩子和蒲公英孩子——是這樣產生的。在某些早期社會和物理環境中，對於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增強的兒童來說，可能會對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好處。例如，在不斷受到威脅和掠奪的環境中長大的兒童，可能因為蘭花特質帶來的鷹眼一般的警惕性，而順理成章地被保護了下來。在幾千年前，在一個類人猿族內有幾個「蘭花」個體，可能會在面臨動物和其他群體的攻擊時，對整個群體起到保護作用。另一方面，蘭花特質也可能對生活在另一種極端環境中的人有很大的好處——那種環境一般異常安全、保護得很好，資源豐富。在這裡，蘭花孩子對環境的開放和易滲透的特點，將形成巨大優勢。大多數孩子都會在這樣的環境中茁壯成長，所以蘭花孩子也會茁壯成長。

然而，除了這些最極端的條件之外，做一株「蒲公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回報。除了最惡毒的那種，「蒲公英們」似乎對所有的威脅和侮辱都不為所動，在人類社會典型的跌宕起伏中，這些個體被認為是有彈性的、堅韌的。因此，進化應該傾向於「蘭花表型」在極端環境條件下的擴散，而蒲公英表型應該在廣泛的中間範圍佔主導地位。果然，至少有初步的證據表明，蒲公英在非大吉大利的環境中比例很高。

在加拿大寒冷的綠色荒野中，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有幸認識了 Mike Kobor 和 Marla Sokolowski。Mike 研究酵母基因組的分子生物學，而 Marla 是一位蒼蠅遺傳學家，她發現了果蠅的覓食基因（命名為 for），負責定義著蒼蠅（和其他物種）的兩種主要行為表型——Rover（流浪者）和 Sitter（安居者）——由該基因的DNA序列差異決定的工作。

Mike 和 Marla 有一個共同領悟，那就是將基本動物模型中的發現推廣到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他們從我們的基因中發現了文明。在加拿大高級研究所（CIFAR）的贊助下，我們匯聚在一起，成立了兒童和大腦發育項目，現在我和 Marla 共同領導這個項目。我們很快就鎖定了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即基因和環境，特別是逆境和不平等的環境，如何共同產生已知的易感性、行為、健康和疾病的個體差異。事實證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理解「蘭花」和「蒲公英」從何而來的關鍵。

我們已經確定，遺傳變異——構成單個基因的 DNA 代碼的差異——在「蘭花」和「蒲公英」子孫的生成中起著作用。雖然許多基因可能有助於表型，但那些涉及大腦發育和功能的基因幾乎肯定受到牽連。例如，參與情緒調節和行為控制的基因表達——這些特徵在蘭花和蒲公英中非常突出——管理著單個神經元之間的神經遞質通信。

但是，早期的環境經驗無疑發揮了額外的作用，特別是暴露於逆境和威脅，以及家庭或社區支持培養的經驗。新興科學表明，基因和環境對「蘭花」和「蒲公英」的出現起著加成和互動的作用，但直到最近，我們還沒有真正了解這種互動實際是如何發生的。現在，這個神秘領域泛起了新的曙光，那就是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

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是一門關於環境暴露如何改變基因表達而不改變基因本身 DNA 序列的科學。Epigenetics 的希臘語前綴 epi——意為「在 」或 「上面」———表示表觀基因組（epigenome），一種化學「標記 」或標籤的格子，如何真實地位於基因組上，並控制 DNA 的表達或沉默。

我們所擁有的每一種細胞——血液、肝臟、肺、皮膚、大腦——都包含著完全相同的基因組，同樣的基因集合，同樣的 DNA 序列，一半來自母親，一半來自父親。200 多種不同的人類細胞類型，每一種細胞都有不同的結構與功能，只有當我們這 25000 個基因的功能可以獨立控制時，才有可能由一個基因組製成。這就是表觀基因組在胚胎發育過程中的作用。幹細胞只有通過這數千個基因的程序化、表觀遺傳學調控，才能成為腎細胞或白血球。一旦幹細胞分化——比如說，變成白血球——該細胞的功能也可以被調整，以適應或調整該細胞或整個生物體所面臨的條件。例如，一個面臨嚴重壓力環境的孩子可能需要改變白血球的分裂速度（增加可用的免疫細胞數量）、細胞對壓力激素的反應性（使它們對皮質醇的影響敏感），或者它們對啟動和管理炎症的分子的生產（如稱為細胞因子的化學信使）。

所以，表觀基因組有兩大功能。它調節細胞分化成不同的類型和組織，促進細胞功能的調整，以應對當前的條件。它通過調節附著在基因組上的表觀遺傳化學標籤，開啟或關閉每個細胞中成千上萬個基因的表達，來實現這兩個功能。它是一個偉大而敏捷的即興演出者。

請這樣思考基因組和表觀基因組：你的基因是鋼琴上的琴鍵，每個琴鍵都能彈出獨特的音符，但一架鋼琴只有 88 個白鍵和黑鍵，而你的基因組卻有大約 25000 個獨立的基因，使其複雜程度高出數千倍。在第一種表觀遺傳調控中——細胞分化——這些鍵可以以不同的組合、序列和時間來演奏，從而創造出各種不同的曲調——200 種不同的曲調，適用於人體內的每一種不同類型的細胞。一種對應於神經元的產生，另一種對應於白血球，還有一種對應於皮膚細胞，如此類推。

一旦細胞在這架華麗的鋼琴上分化，表觀基因組就會被用於第二種過程：根據生物體遇到的條件調整細胞功能。在這裡，表觀基因組充當著「均衡器 」的角色，調整每個細胞的功能，改變其音調，就像音頻均衡器上的槓桿調整聲音頻率範圍之間的平衡，以強調高音或低音。雖然每一種細胞總是演奏同樣的曲調——白血球會一直是白血球——但細胞功能的方式可以進行適應性調整，以適應特定的環境。

例如，兒童的身體如果在早期生活中遇到重大壓力，如虐待，可能會自動調整許多不同類型的細胞的功能，以便儘可能地適應這種經歷。腎上腺細胞可能會被要求產生更多的皮質醇；神經細胞可能會激活戰鬥或逃跑系統；白血球可能會對任何身體傷害做出反應；而腦細胞可能會抑制孩子的情緒反應。而這些只是同時發生的數百種調整中的四種。

就像蘭花與蒲公英孩子這樣的生物行為表型，很可能受到許多基因的 DNA 序列變化的影響一樣，早期經驗對這些表型的影響可能也涉及多個基因內的許多表觀遺傳變化。究竟是哪些基因的序列不同，表觀遺傳標記發生在哪裡，對於「蘭花」與「蒲公英」、內向與外向、抑鬱傾向與快樂偏好等人類的差異，目前還在研究中。

然而，我們現在比較確定的是，人類性格、天性和健康的大多數差異最終將歸因於多個基因的 DNA 序列差異，以及經驗驅動的表觀遺傳學標記的差異，這些差異塑造了多個基因的表達或解碼。這些複雜到令人髮指的變化，在設計上卻優雅簡單。基因和經驗交互影響著人類的命運, 而表觀基因組是基因和環境之間的物理聯繫。你可以把人類的生命看作是由表觀基因鋼琴及其均衡器發出的歌曲，是基因和環境共同塑造的複雜作曲過程的結果。每個人都會先天性地彈奏某些類型的樂曲，比如蘭花或蒲公英的樂曲，但也有豐富的空間可以進行獨特的變奏和即興創作。

來源：Psychology Today

作者：W. Thomas Boyce

編譯：魚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