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海新書城市更新與共享空間（誰的城市更新申江海新書城市更新與共享空間序）
2023-07-16 08:24:00 2
作者 | URBANUS都市實踐 王輝
幾年前，當毛大慶離開北京萬科去開始他現在的事業時，申江海也離開北京萬科去開始他現在的事業。他們這種離開英文叫「established」、中文叫「衣食無憂」的企業，去開拓英文叫「uncertain」、中文叫「不靠譜」的買賣，被冠以好聽的名字——創業。
毛大慶在自己的朋友圈發文時愛用的一句話是「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這句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聚散兩依依」的話有點正能量，一方面「聚-散」是「天下」得以發展的內驅力，另一方面「聚-散」也是得「天下」的行動力。在今天這個百年未遇的大變革時代，需要的就是內驅力和行動力。每個人的每一個時空節點都是一個歸零的起點，不進則退，所以他們的「創業」既有主動性，也有被動性。被動性在於由於他們置身於行業內一個比較高端的領軍企業，更能看清這個行業前路的險峻，所以是激流而退；主動性在於由於他們在領軍企業獲得了職業中比較高端的裝備整合，更能駕輕就熟地轉行到一個用牛刀殺雞的相關領域，一馬平川，所以激流勇進。
大浪淘沙後，用「一馬平川」來形容他們兩人創業至今的業績還是公平的，至少他們是當年「雙創」大潮後留存至今依然能興風作浪的少數派。同行們沒有必要去了解他們生存的艱辛，但有必要去分析他們生存的原因，因為在時代語境下，這是每個人都難以迴避的一種思考。這也是當江海請我為這本書寫序時，我毫不猶豫答應的原因。在中文中，「危機」是「危」（danger）和「機」（opportunity）的合體，而不僅僅是「危」（crisis）。面對挑戰的應戰，是對遠見（vision）的考量。以下我想從職業的危機、行業的危機、事業的危機三個層面，分析申江海創業的意義。
01職業的危機
作為一個仍然從事傳統的本行工作的從業者，我深深地感到這個行業越做越艱難。這種感覺也是許多同行們的共鳴。
從現象上看，城市化的二十年，建築師從大建設中的英雄角色，逐漸退居於狗熊的配角。說話的權力越來越低，被訴訟的責任越來越高；收費的尺度越來越低，設計的精度越來越高；入行的標準越來越低，薪資的要求越來越高……，凡此等等，不可枚舉。當這樣的現象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其背後的本質就浮現了。這個本質就是對「建築師」這個金光燦燦名頭的祛魅。對建築師權力的式微進行分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福柯關於知識-權力關係的理論。這個理論可以成篇累牘地加以解釋和引申，這裡我只想提最核心的兩點：第一：權力和知識是一對雙胞胎，沒有不去構造知識體系的權力，也沒有不去服務權力的知識。第二：知識的對象不是漠然於權力的，恰恰是構成權力-知識的過程和鬥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和可能領域。
在二十年前的城市化大潮興起之初，由於開發商們的知識積累不夠，建築師們自然有足夠的話語權。而今，這個局面早已顛倒過來。開發商出則在世界各地考察大師作品，入則考察招之即來的世界各地的大師，使得他們比建築師們更懂建築。自媒體時代又帶來了更大的知識平等，開發商們已經習慣了自己在網絡推文上找網紅案例來指導建築師，成為建築師的教育者。更有甚者，開發商們又用更好的薪資挖空了建築師的隊伍，用站在開發商角色的建築師來管理建築師。簡言之，當甲方完成了自己對建築學知識高端部分的建構，而且是完整的建構時，乙方的知識體系只剩下了髒亂差和雞零狗碎的部分。相應地，話語權的轉移也理所當然。其實只是作為從業者的建築師在這種知識-權力的社會發展中被邊緣化，而建築師這個名號（title）從來沒有被邊緣化。今天，在IT業，對比於做無聊基層工作的「碼農」，更體面和更有挑戰性的層級是負責系統設計的頂層設計師，他們也叫「建築師」。相形之下，在地產產業鏈下，那些領航員似的策劃者，那些懂產品、懂流程、懂施工的甲方項目協調者，是不是更應該叫「建築師」，而設計院的「建築師」只不過是「繪圖員」（draughtsman and draughtswoman）呢？這就是「散是滿天星」的機遇。相比於由於社會分工而被矮化的傳統的「建築師」們，申江海他們自然有天然的優勢。他們對項目節奏的跟進天然地與毛大慶式的拿項目節奏合拍，這是傳統的「建築師」們在生理節奏上所不具備的；他們對社會上合適的供方名單了如指掌，這是傳統的「建築師」們的朋友圈所不具備的；他們對項目成本的概念有職業的本能，這也是傳統的「建築師」們在心理基因上所不具備的；他們對項目實施有極強的在地操作力，這更是傳統的「建築師」們只會紙上談兵所不具備的。
凡此等等，是他們通過一個高度集成化的行業訓練，彌補了社會分工的短板後，再回到設計界所擁有的優勢，也是他們能夠承擔這一波城市更新大任的必要條件。
02行業的危機
現代建築生產是現代工業生產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它生產也必然要符合工業生產的原理。面對以智能製造來升級電子信息化生產的「工業4.0」的時代挑戰，建築業似乎也做了一些應對，例如「智慧城市」。然而，這些也至多是技術應用層面上的跟風，在最根本的產品定位方式上，中國當前以住宅生產為主導的建築工業，還至多停留在「工業2.0」的水準上，即用最高效的模式進行產品的批量生產。
這是中國建築業的時代特點使然，因為它的首要目標是要完成上十億人口的城市化問題，在這個天文數字的量級壓力下，唯一的方式是用有限的類型來解決無限的需求，從宏觀生產看，每年新增幾千萬套的住宅，可能主導戶型從類型上不會超過幾十個，甚至可以還原為十幾個。從微觀生產看，任何一個樓盤的銷售，都不可能一次性推出本質上有個位數以上的戶型選擇。這種批量生產有無數的經濟學原因，而我認為一個最簡單的原因是風險最小化原則，畢竟建築產品是所有日常消費品中最昂貴的，所以它的製造就是要規避市場的庫存積壓，要順應最成功的主流銷售案例。無數所謂有情懷的、劍走偏鋒的嘗試，也最終只落得了「試錯」的結果。中國近二十年的地產成就中一個顯著的成就是住宅產品的不斷升級換代，這本來可以帶來設計多元化的可能。但隨著地產業利潤率越來越低，只有加速資金周轉，才能走出地價與售價不合比例的怪圈，因此成本可控的標準化、套路化、規模化的生產是唯一的出路。雖然這有一點無聊，但卻是生存的王道。在這一點上，萬科恰恰是做得最好的企業。我不知道毛大慶、申江海們是從中獲得了至寶，還是恰恰是這麼個小小的無聊促成了他們轉行。
現代工業生產的一個並不太道德的特徵是不僅僅生產產品，更要生產產品的消費者。規模化大生產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消費者並不反抗。而做到使消費者不反抗的簡單方法就是用超出他們想像力的產品來抑制他們的想像力，製造出赫伯特` 馬爾庫塞所謂的「單向度的人」；或者是即使有判斷力的個體在群體的語境下也變得弱智，製造出古斯塔夫` 勒龐所謂的「烏合之眾」。他們都是抽象的、無生命的、複數的人，而不是具體的、鮮活的、單數的人。我們的房地產高歌猛進的二十年，恰恰就是培養這種「單向度的人」、「烏合之眾」式的消費者的二十年。從生產角度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從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當建築師（或準確地說是作為地產商幫兇的建築師）製造出這樣的消費者的時候，他們也生產出了一個只能為抽象的市場服務的建築師，幾乎喪失了服務於一個具體的客戶的能力和勇氣。這一代建築師不敢做室內；會做樣板間的設計師不敢做具體的家裝；會做家裝的設計師的設計又被現實生活毀得一地雞毛（例如網紅的「夢想改造家」往往經不起回訪）。只要中國的增量市場還在，這種只能服務抽象市場的建築師就有市場。但隨著增量市場向存量市場的轉移，我們在城市化條件下培養出的一代生產能手，有可能會面臨著被市場淘汰。這是一種行業的危機。
和毛大慶一樣，雖然「創業」的基礎還是老本行，但與老本行相比，從標準化生產中抽身而出的申江海所做的事可以說是種「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從抽象的群體為主體轉向以具體群體為根本，地心說變成日心說了。
03事業的危機
無疑，建築學是一個偉大的事業，因為它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的手段。所以柯布說：「建築，或革命！」建築不斷地發展，就是要解決代際革命的問題。隨著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轉移，上述那種標準化的建築生產的抽象性越來越難以應對社會的代價需求。顯然，當代中國城市為老齡人準備不足，而對年輕人的需求則不僅僅是不知所措，更是使用了一種「軟」驅逐（expel）的方式。三十年來，中國的住房改革成功地把一個無產社會轉型為有產社會的同時，又成功地運用了人口紅利把建築資產轉化為金融產品，實現了「房子是用來住的」到「房子是用來炒的」轉型。這種轉型的部分受益者是這代年輕人的父輩，而全部受害者則是這代年輕人。
如果他們的未來就是憑藉自己的奮鬥很難在為之奮鬥過的城市擁有屬於自己的房產，他們奮鬥的意義和動力何在？反過來，如果城市本來就不是屬於他們的，為什麼又要為他們量身定製屬於他們消費能力和習慣的設施？於是，這些年來，城市目睹了拆除年輕人喜聞樂見的設施、物業、和業態，包括為挽救經濟下行而又重新拾起的「地攤經濟」。建築學是個抽象的概念，既可以代表善，也可以代表惡；既可以左傾，也可以右傾。當它成了為資本和權力服務的工具，而不能夠傾斜於社會的弱勢群體時，建築學的事業就遇到了危機。但每一次危機既造就了建築學知識體系的進步，又提升了建築學的社會地位。現代城市和建築史上有許多這樣的案例，例如雅各布斯對紐約社區化街道的捍衛。中國當代建築也處於這樣的十字路口，一條路是利用全球化的紅利，讓建築學在其自主的疆域內向專業的極致化技術發展，而可以忽略建築的社會學向度；另一條路則是看到了世界的急劇變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可以用建築學的手段來解決的社會學問題。
二十年來，我和我的合伙人所領導的URBANUS都市實踐正是在第二條道路上看到了中國當代建築的特色：這就是社會問題導向的建築學，有別於那種純粹的建築學，但它也需要純粹的建築學所要追求的品質和深度。我認為申江海的創業方向也是這種社會問題導向的建築學，但他們的與我們的又略微不同。對於我們這代建築師而言，提出這樣的見解，還是更偏向於概念化，而且為了樹立這樣的概念，也已經耗盡了力量。所以我們所謂社會問題導向的建築，可能宏觀布局上所關注的問題更泛，微觀處理上也並沒有針對哪個特定使用方而量身定製。
雖然處於一個時區，申江海的社會問題導向建築學則有他們那代設計師的特點：他們沒有被宏大敘事誘惑，而對具體的使用方的具體問題又了如指掌。所以，他們有他們的語言。評價這種語言的正面清單是時尚、輕鬆、接地氣、有活力，等等。假如有什麼負面清單的話，那就是與上一代設計師開始不在一個頻道上了。
04誰的城市更新
對於不了解作者、而只知道這本書的書名的讀者，打開書所看到的「城市更新」更新絕對與其一開始的想像不同。這裡記述的不是現象級的更新案例，而是一個個見縫插針的小案例；不是在城市設計級別上的，而更多的是在室內設計級別上的。這就是建築師在已經到來的未來所面臨的課題。存量更新時代到了，增量發展已經成為過去式。按照託馬斯庫恩的「範式」理論，這是到了「範式轉移」的時候了。大凡像「城市更新」這樣有一點政治站點高度的詞彙，一旦口號化，也就沒有任何生命力了。在「城市更新」旗號下的許多「優秀」案例，往往流落到只是網紅打卡的作秀下場。「城市更新」是個比較複雜的體系，尤其是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體系。在這個意義上，申江海所從事的工作有兩個一般的設計師所不具備的條件。
條件一：這是為可操作的運營而做的城市更新，有別於只是表面文章的更新設計。申江海的主要客戶是物業的運營商，不僅對改造的成本和周期有嚴苛的要求，而且也有嚴格的物業運營後評價體系。
條件二：這是針對年輕人的定製化設計。梁啓超留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名言是：「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少年」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年輕人」，他們既是城市的消費主體，又是城市的生產主體，只有他們在城市中紮下根來，城市才能強、勝、雄，才能有自由和進步。像毛大慶這樣從開發商轉向運營商，是一種對職業「範式轉移」的反思。假如沒有為年輕人紮根在城市核心區的願景，沒有逆行於年輕人被大城市驅逐的潮流，也談不上「範式轉移」。作為產業鏈的下一端，申江海的設計問題就非常清晰了：如何用空間設計來產生年輕人的生產力。因此，設計不是空間的裝飾，而是通過空間生產把建築生產變為社會生產最有意義的部門。我們往往忽略了建築的這個力量，而把建築學要麼變成風花雪月，要麼變成金融證券，而沒有想到建築學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城市再生產的有效武器。在這個驟變的時代，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每一個能夠可持續的實踐必須是批判型的。申江海在百忙的實踐之餘，有心出一本書，而不是作品集，必然有其對自己實踐中的批判性方法的陳述。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當我寫這篇序言時，由於作者和出版社的協議，我還看不到書的內容。期待看到申江海新式的武庫，也期待這本書能夠武裝更多的人，讓我們在這百年不遇的大變革時代，從職業、行業、事業的危機中，找到更大的機遇，去服務社會的未來。
一句話，少年強則國強！
來源： 消費日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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