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思想內容上的分類（詩經中的和樂之歌與）

2023-08-04 17:10:51

《詩經》及相關歷史文獻

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追求「和樂」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這種觀念，實際上來源於燕飲之禮中「和樂且湛」的情感體驗。《詩經·小雅》中有一組詩，集中呈現了燕飲之禮中人們對「和樂」氛圍的深刻感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數《鹿鳴》和《常棣》。

《鹿鳴》與《常棣》之「和樂」

《鹿鳴》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毛詩序》說：「《鹿鳴》，燕群臣嘉賓也。」這裡所說的「燕」，就是天子諸侯享宴群臣的燕禮。行燕禮的目的，在於實現君臣上下的親和不相怨。所以，《禮記·燕義》在總結燕禮的功用時說：「以是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鹿鳴》是在以群臣嘉賓為享宴對象的燕禮儀式上演唱的樂歌，所以歌辭在表達燕禮上下和寧的主題意義之外，也著力強調了與燕者可以學習與效法的德音與德行：「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這樣的禮讚與燕飲之禮一樣，可以有效籠絡人心，從而實現「和樂且湛」「上下和親」的目的。

《常棣》與《鹿鳴》不同，它是一首以親睦兄弟為主旨的詩。該詩以在花託上鮮豔華美的常棣之花起興，引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義也由此展開。「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在面對死亡、喪亂等令人畏懼的事情時，只有兄弟才會相互關心，才會去屍體堆裡找尋，才會努力救對方於危難之中；所謂「良朋」，只會增加一聲嘆息。「兄弟鬩於牆，外御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即使在家裡打成一團，但面對外來的欺侮，兄弟總能同心合力，共御其侮；而「良朋」呢？來了也不可能拿起兵器相助。「兄弟」與「良朋」如此不同。但是，在「喪亂既平」的安寧之世，人們卻往往淡漠了兄弟之情，出現「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的情況。面對此情此景，《常棣》倡導以實際行動來親睦兄弟關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即設好裝滿酒物的籩和豆，在家族私宴上飲酒；兄弟備好了酒食，和和樂樂親近和睦。

與《鹿鳴》純粹的燕賓和樂相比，《常棣》所要表達的意義更加複雜：既涉及兄弟之情與朋友之情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的表現，也涉及反思之後的選擇。這種複雜的詩義，緣於該詩複雜的創作背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借富辰之口，記錄了《常棣》一詩的創作本事：「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而在《國語》中，富辰的話又被記載為：「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裡。』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周文公是西周初年的周公旦，召穆公是西周后期厲、宣時代的召虎。兩書不同的記載引發了對此詩創作時代的爭議。但實際上，這兩說並不矛盾。在西周初年周公面對武庚之亂時，很可能以「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勸說過管蔡兄弟。至西周后期召穆公時代，面對國人暴動帶來的宗族不親、兄弟離心的亂局，召穆公化用其成句而作《常棣》，既暗含了「兄弟」必須藩屏王室的政治指向，又切合《常棣》「燕兄弟」的禮樂主題，突出了兄弟之間「和樂且湛」局面的來之不易。

就周代歷史的發展來說，從西周穆王之後即走上了式微之路，而周厲王的暴虐專利所導致的「國人之亂」，更給周王室帶來了極為嚴重的打擊。創作於這一時期的《大雅·桑柔》直接出現了「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癢」的敘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的災難，在讓周人對至高無上的「天」產生懷疑，同時，更加關注「人事」之「為」。同樣在《桑柔》篇，作者已經明確認識到民眾之作為與官員之行事之間的因果關係：「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雲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民眾沒有法則，緣於官員的刻薄而背信棄義。做起不利於民的事情，唯恐不勝。民眾邪僻不正，緣於官員競相使用暴力。民眾不得安寧，緣於官員劫掠為害。）因此，經歷了厲王之難後，當周人在宣王中興之世再一次獲得安寧的生活時，他們才會格外重視只有在安寧之世才有的燕飲之禮，也才會對燕飲之禮進行時「和樂且湛」的氣氛產生異乎尋常的感受。《鹿鳴》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常棣》之「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皆緣於此。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蘊含深刻辯證思想

周宣王中興時代人們對燕禮儀式中歌樂配合、上下親和的和樂氣氛的深刻感受與認識，為西周末年太史伯從哲學意義上討論「和」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史伯論「和」，發生在周幽王八年。面對周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的表現，面對「周亂而弊」「王室多故」的形勢，擔任周王朝司徒的鄭桓公遂與史伯謀逃死之所。史伯在為其分析局勢、出謀劃策，闡述國家興盛衰亡之理，指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嚴重問題之後，精要地論述了「和」的意義：「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指出只有「和」才能蕃息萬物，如果一味求「同」，最終將走向無以為繼。因此，他給「和」的定義是：「以它平它謂之和。」這就是說，「和」是依靠異質事物的相互作用使物體達成或表現出來的協調平衡的狀態。因為異質的存在，事物才具有生長與發展的可能。史伯特別強調金木水火土「雜」成百物的意義，他通過「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的層層遞進，充分論證了只有通過「以它平它」，才能實現更高層次的「和」的道理。婚姻嫁娶中的「聘後於異姓」，選賢任能時的「擇臣取諫工」，都是為了汲取異質的力量來達成「和」的境界。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強調矛盾對立統一的屬性，認為矛盾是事物內部各個對立面之間的互相依賴而又互相排斥的關係，這種對立統一的矛盾關係才是推進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在充分論證「以它平它謂之和」的道理之後，史伯再一次強調了「同」的危害：「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史伯的議論雖然深刻，積重難返的西周王朝還是隨著周幽王的「去和而取同」轟然倒塌。隨之而來的春秋時代，各種「不和」之事接連發生，於是圍繞「和」的討論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國語》記載了周景王想鑄造「無射」大鐘時，單穆公與伶州鳩的反對之言。單穆公從生理感受以及身體健康的角度論證音樂之「和」的重要意義。他以「無射」大鐘超越了審美的界限，會給人的身體帶來傷害，進而傷害君主的執政能力，最終會把國家帶入險境的角度勸說周景王。但周景王不聽，又去問樂官伶州鳩的意見。古人十分講究「聲音之道與政通」的道理，作為樂官的伶州鳩堅持的正是這條原則，所以他說「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伶州鳩從音樂與政事的關係入手勸說周景王，所謂「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強調的正是不和諧均平的音樂與過度耗用民財製造樂器給身體與政事所帶來的傷害。伶州鳩說，只有「和平之聲」才能帶來「蕃殖之財」，「聽之不和」的音樂只會「離民怒神」，但周景王沒有聽勸，堅持鑄造了「無射」大鐘，且在鍾成之後認定其音「和」，然而一年之後周景王卒，真相被揭出：「鐘不和也。」

《左傳·昭公十年》記載了齊景公和晏子之間的對話。晏子陪同齊景公打獵，大臣梁丘據聞訊駕車趕來，齊景公感慨，滿朝大臣只有梁丘據與自己「和」。聞此言晏子當即指出，梁丘據的行為只是「同」而已，哪裡稱得上「和」？由此引出了「和」「同」差異的討論。晏子指出，「和」就像美味的肉湯，不僅需要水、火、醯、醢、鹽、梅、魚、肉等不同的食材物料，更重要的是，還需要宰夫「濟其不及，以洩其過」的調和其味，諸多因素相互制約、共同作用，這才有能讓人心性平和的肉湯。音樂也與美食一樣，需要「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只有讓諸多因素協同作用，才能生成讓人心平德和的「德音」。因此，真正的君臣之「和」，應該是在君說行的時候想到不行的因素，在君說不行的時候努力證明其中的可行之處，這樣才能做到思慮周全，實現「政平而不幹，民無爭心」的清明政治。在充分論證什麼是「和」之後，晏子又分析了梁丘據之「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這顯然是與理想的君臣之「和」截然相反的表現。晏子用「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兩個基於常識的反問，鮮明表達了對梁丘據之「同」的否定。

「和而不同」成為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核

經過史伯、單穆公、伶州鳩以及晏子等人的充分討論，「和」與「同」的意義及區別被彰顯出來。至春秋末年，孔子也利用「和」與「同」區別了「君子」與「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至此之後，「和而不同」遂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理念，在中華文明發展演化的歷史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西漢時代，諸子之學仍被視為儒家六藝之術的有益補充；在儒家思想佔據主流地位的東漢時代，傳入中國的佛教文化，在經歷與儒、道思想的衝突碰撞之後，融合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及至晚清，「科學」與「民主」觀念傳入中國，與本土文化革新思潮合力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向。可以說，這些偉大的思想變革，都與「以他平他謂之和」的觀念一脈相承，充分地展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深刻性。「和」的觀念本身就包含著對差異與矛盾的肯定，「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既造就了中華文化海納百川的強大包容性，同時也成為其歷經劫難又屢獲生機、綿延至今的內在動力。

「只有交流互鑑，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秉持著「和而不同」精神的中華文明，以其漫長的歷史一遍又一遍地驗證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的道理。承認矛盾、尊重差異，倡導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取長補短，尋求能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的智慧與營養。這是「和而不同」之文化精神的當代表達，也是應對當前複雜背景下種種衝突與對抗的最佳選擇。 （馬銀琴，作者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民革北京市朝陽區委會第二支部】

　　民革北京市朝陽區委會第二支部成立於1998年，至今已有82名民革黨員，是朝陽區民革黨員人數最多的支部。

　　在民革中央、民革北京市委會、民革朝陽區委會的關懷下，全體黨員團結一心，於2021年榮獲由民革中央頒發的「民革示範支部」及民革北京市委會頒發的「民革北京示範支部」稱號。

　　支部各類活動豐富多彩，充分發揮黨員在各個界別的不同優勢，在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參政議政、發揮履職實效等方面不斷發展。

　　支部主委王志剛：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保存了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作品，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藝術寶庫中的璀璨明珠。《詩經》蘊含了寶貴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資源。例如，《碩鼠》是詩經中的名篇，它是一首政治諷喻詩，用比擬的手法把壓榨人民的統治者比喻成大老鼠，把統治者貪婪殘忍的本性以及人民的反抗意識反映得淋漓盡致。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表達了人民追求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嚮往歡樂的人間樂土的社會理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加強對權利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福祉。同時，切實發揮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作用，支持民主黨派更好履行民主監督職能。

　　作為一名民革黨員，我定將不忘初心，積極參與到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助力廣大人民在嚮往的樂土裡過上幸福的生活！

　　支部副主委杜婧欣：

　　子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乃開啟，更有薰陶、感發之意。千百年來，詩歌始終是炎黃子孫的心靈獨白。

　　曾指出：「古詩文經典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了我們的基因。」 口口相傳的詩歌發於性情、立於理性，進而傳頌教化，是橫亙古今的中華美好品德意志的升華。

　　《詩經》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價值不僅體現在文學上，更在於倫理和政治智慧。《大雅·文王》中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意在指出為政之要，首在得人；《大雅·蕩》中的「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今人讀之，真切感受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地努力，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詩經》亦文亦史亦哲，讓我們在《詩經》的閱讀中體會中華民族精神之綿延、民族文化源初性智慧之歷久彌新。

　　支部副主委趙 洋：

　　《詩經》有一篇《唐風·蟋蟀》，其原文如下：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此文既有人生易老、及時行樂的意思，也有行樂有度、居安思危的思想。我相信初看這個問題，大部分人都會傾向於居安思危，因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及時行樂未免讓人消極。我認為，這是一個辯證的問題。現今社會，人們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面臨著巨大壓力。在這種壓力下，負面情緒的累積與爆發時有發生，也常見諸報端。由於情緒控制不好，給身邊人甚至整個社會帶來諸多影響。如何有效地消除負面情緒，做好情緒管理，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今我不樂」與「好樂無荒」，視每個人對其理解不同，也會有不同的效果。面對繁重的生活壓力與精神壓力，我們不能一味地低頭向前，也需要時不時地停下來。或獨處，或約上三五知己，或登高望遠，或把酒言歡，將自己的負面情緒合理釋放，從而達到勞逸結合的平衡點，這樣也有助於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同時，我們在工作生活中也一定要有憂患意識，要有危機感。總之，及時行樂與居安思危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只有從客觀實際出發，結合自身的情況，把握好分寸、拿捏好尺度，才能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