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與朱安的關係看新文化運動的殘酷性（從魯迅與朱安的關係看新文化運動的殘酷性）

2023-08-05 04:03:57

#頭條創作挑戰賽#

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徹底改變人的思想觀念的文化運動，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幾個關鍵點之一，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對於開啟民智，促進社會發展，可功莫大焉。「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學」，是指科學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學法則。新文化運動還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舊道德具有為封建政治服務的本質，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因為只有新文學才能更自由地表達新思想。民主與科學是新文化運動前期的指導思想，用民主與科學同封建主義進行鬥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提倡新道德是為民主與科學服務的，由於封建專制是建立在儒學舊道德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反對封建禮教，反對舊道德就是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就是摧毀專制制度的根基，讓民主共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讓新道德成為廣大民眾自覺的日常行為規範。新文學和白話文，是傳播民主與科學、反對舊道德的載體。民主與科學是新文化運動內容的主體，而新文學和新道德則是達成反封建目標的必要保障。新文化運動是沿著兩條戰線展開的，一條是思想戰線，一條是文學戰線。兩條戰線交織進行，因而它既是一場思想革命，又是一場文學革命。作為思想革命，它倡導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作為文學革命，它倡導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前期的新文化運動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鬥爭。後期極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新文化運動前期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鬥爭。後期的新文化運動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思想運動。

新文化運動反映了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已經從器物、制度層次深入到思想文化層次；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延續，它宣傳了民主和科學的思想，沉重地打擊了專制主義，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使民主科學思想得到弘揚，促進了民眾的覺醒，喚起了人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民族覺悟和對國家政治事務的關心，使人們的思想獲得空前的解放，是一場偉大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形成了思想解放潮流（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後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場全面的文化轉型運動（文化革新運動），她對中國的政治、思想、倫理、觀念、文學、藝術等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模式。但同時，新文化運動中，一些先進分子（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沒有把新文化運動同廣大群眾相結合。對東西方文化存在著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片面性。

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新文化運動前，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傳各自的政治觀點時，都沒有徹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經過新文化運動，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批判，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弘揚。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這就為新思潮的傳播開闢了道路，也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事業的發展，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新文化運動啟發了民眾的民主主義覺悟，對五四愛國運動起了宣傳動員作用，後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啟發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

今天的很多人對於新文化運動我們是持肯定態度的，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不過它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對一些人的傷害卻是十分殘酷的，對這一點我們也應該看到，尤其是不應該刻意的迴避，比如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她沒有讀過書，沒有留過洋，愛情是什麼東西，她不懂，自然說不出「沒有愛的悲哀」，也說不出「無所可愛的悲哀」，她沒有魯迅想得透徹，可困在無愛的婚姻裡，她的痛苦不見得比魯迅少，只是魯迅在沉默中警醒，朱安只能在沉默中麻木。她，在寂寞裡，在痛苦中，在恨與自恨、傷與自傷的交織糾纏之間，毀掉了最美好的年華，耗盡了最寶貴的激情。失敗的婚姻裡，可以沒有愛，但不能沒有責任。他甘願承擔一副精神和生活的雙重枷鎖，是因為他不能為她的幸福負責，卻必須為她的生計和尊嚴負責。那個時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將處於極其艱難甚至絕望的處境。而她，也選擇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給他愛的幸福，但至少應給他一份安靜吧。總而言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原配妻子朱就是一個被新文化運動給嚴重的傷害了的人。請看以下資料：

蝸居裡面沒有家

磚塔胡同61號。這座院落，是她自願跟著大先生搬進來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稱的大先生魯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師母」，所以，她想跟著他，也必須跟著他。當初大先生搬離八道灣之前，曾徵求她的意見時，問她是願意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並強調說如果回紹興，他將按月寄錢供應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說：「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魯迅的母親魯瑞）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自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啊。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歡她，可也離不開她的照顧。因此，1923年8月2日，一個雨後的下午，大先生便帶著她一起遷居磚塔胡同61號。

在那個地方，他們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個月。雖說依然分室而居，可這一段時期是她和大先生結婚17年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單獨相處時間較長的時期。這個時期，她是抱著很大希望的。因為她想通過「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那麼「將來總會好的」。搬出去不到2個月，大先生的肺結核復發，她便盡心盡力服侍。病初發時，大先生菜飯不進，她便在廚房裡，精心煮些米汁，或熬點魚湯給他滋補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轉，她又細心地把米碾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給他開胃，自己卻從不沾口。這些在大先生的日記裡都有記載，卻並不明指是她所為。雖說這一段時期，兩人同桌吃飯，可飯桌上談話依然很少。她若開口，「無非是問問菜的鹹淡口味是否合適」，大先生的反應，「或點頭，或答應一聲」，然後兩人繼續「靜靜地各自吃飯」。大先生對她冷淡，十幾年來一直如此，她早已習慣，可對她太過刻意的迴避，還是讓她不免傷心。大先生倒是很有辦法，把一隻柳條箱的底和蓋放在兩處，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滌的衣褲；箱蓋朝上，放在她屋門口，盛放替換的乾淨衣褲。這樣她連向他討要髒衣褲，嘮幾句家常話的機會也被體面地「剝奪」了。十幾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簡約到如此地步，足令我們後人莫名驚詫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們搬到西三條胡同21號的那個院落時，情況依然沒有絲毫改觀。大先生始終抱著「陪著做一世犧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戰到底，她又能有什麼辦法呢？但比起當初她尊照娘娘的話，為大先生做了一條棉褲，竟被他扔到院外時的火爆行為相比，這樣的冷漠姿態，倒顯得禮貌許多，客氣許多。她沒有讀過書，沒有留過洋，愛情是什麼東西，她不懂，自然說不出「沒有愛的悲哀」，也說不出「無所可愛的悲哀」。她沒有大先生想得透徹，可困在無愛的婚姻裡，她的痛苦不見得比他少，只是一個在沉默中警醒，一個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談情，也不說愛，那麼作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還算是稱職的，他始終不斷給她的娘家寄錢；她生病時，他也會親自送她去醫院，並攙扶著她上下黃包車；他每次買些點心回來，先讓娘娘挑揀，然後就讓她挑選……這些細節，終是少得可憐，可已經讓她相當釋然和安慰了。她反覆對別人講「周先生對我不壞，彼此間沒有爭吵」，這樣的相敬如賓，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現實幸福。

好在是，她還有娘娘陪伴。她愛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歲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為給幾位親友子弟「求通關節」賄賂了主考官，卻因家僕的莽撞而案發入獄，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敗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憐，因科考案發，不但被取消了考試資格，永不能參加科考，而且連以前取得的秀才資格也被削去。大受打擊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撐一年後，最終還是離開娘娘而去，年僅35歲。更不幸的是，兩年後，娘娘的小兒子椿壽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連串的災禍，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發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長子身上了。

她並不漂亮，而且比魯迅大了整整3歲。便是在周作人的眼裡，大哥的這樁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對不起人的」。可深受喪夫、喪兒等一連串打擊的魯老太太卻很是喜歡。自然，魯老太太認定朱安，內心深處也有她的一些情結和理由。當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歲，而且，她這樣的新媳婦一過門，便喜運連連。先是過門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過了幾個月，即1881年9月25日（農曆八月初三），身為周家長子的魯迅誕生了，魯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稱為旺夫宜子的賢內助。大概在魯老太太的心思裡，也期望朱安能夠像她一樣，為周家「衝衝喜」，給自己的長子帶來幸運和幸福。

當時，周家的處境非常糟糕，對於魯老太太而言，更是難上加難。公公周介孚還深陷獄中，丈夫又剛剛故去，兒子又都太過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時的魯迅，17歲不到，正在南京水師學堂讀書，對於由魯老太太一手包辦的婚姻，並不知曉。

後來家裡人寫信告知，魯迅先是一口回絕，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魯老太太以為，親事是她主動託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沒有理由提出退婚。況且這門親事，親友四鄰都已知道，提出解約，對周朱兩家的聲譽都不好，無緣無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後又如何嫁人？好說歹說，魯迅終是不情願地答應了。

朱安自然記得這段未過門便蕩起的「抗婚」風波。她還記得，大先生也曾對她提了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可她已經是20歲的大姑娘了，一來小腳已經定型，無法放大；二來覺得婦道人家讀書不太好，進學堂更是羞得慌。後來大先生也沒再堅持，並一口答應說「幾時結婚幾時到」。

當時，江南水師學堂的學制是9年，也就是說，魯迅有9年的時間，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這漫長的9年時間裡，魯迅的心理思想如何變化，她都不懂，也無從知曉。她只是堅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後，周家會給她一個說法，一個歸宿。

這期間，每聽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會擔驚受怕。1899年，也就是訂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轉校，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兩三年後，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學。對於大先生的學識和抱負，她都不懂，便是這個小她3歲的未來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許她是見過大先生寄往家裡的那些意氣風發的照片，也曾持有過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種源於自卑的憂傷，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會遠走高飛，不再回來。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魯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給朱安姑娘一個說法。1903年，魯迅在贈給好友許壽裳一首《自題小像》的七絕詩，詩云：「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詩中透露的正是魯迅對於這段婚姻的苦悶。魯老太太對於他的心意，不予體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實則只是要兌現一個9年的婚諾，為一個寂寞的人兒討個說法。

1906年，魯迅的小叔周伯升從江南水師學堂正式畢業，當年，魯迅差不多是和這位小叔同年入學，因此在紹興老家的親戚眼裡，這已是魯迅兌現婚諾的最後期限。何況，這時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無論人情，還是道義，魯老太太都無法容忍長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謊言，把魯迅從日本騙了回去。

這一年的農曆六月初六，朱安終於被娶進了周家的大門，成為魯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雙大號的繡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腳的「新思想」。不曾想，腳太小，鞋太大，新娘來不及下地，寬大的繡花鞋就從轎上滾落下來，從而引來一陣鬨笑。他就這樣「在母親所導演的一場以喜劇形式出現的人間悲劇中扮演主角了」。

而當揭開蓋頭，看到一位「個子不高，身材瘦小，臉型狹長，臉色微黃，前額、顴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帶幾分病容」的新娘時，新郎一聲不響，只是「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那個洞房之夜，失望的魯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進了書房，讓她一人獨守空房。婚後第四天，他又藉口學習功課忙，逃也似的離開了傷心的故鄉。

對於魯迅而言，朱安只是母親送他的一件「禮物」，他是替母親娶媳婦，正如他對友人沉痛地說過：「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對朱安來講，一切都是命，她只有無條件地順從和忍耐。她只是嫁給了一個影子丈夫，不，他甚至連一個影子都不願意給。此後十幾年間，他在日本繼續留學，他回杭州教書，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她永遠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對於這種尷尬得有些過分、冷漠得有些無情的掛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沒有憤怒過，也不是沒有抗爭。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她借備席款待親友之際，當眾指責他的種種不是。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保持沉默。事後魯迅對好友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她也曾改變策略，試圖開明地勸他娶妾，以為這樣就可以換來他的一點同情和溫柔。

然而，她無法懂得魯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稱為「大先生」的丈夫，對於這種包辦的婚姻悲劇，有著清醒得近乎絕望的認識：「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定結了四千年的舊帳。」陪著做一世犧牲！這種恨，這種痛，這種傷，又豈是語言可以形容？

從1906年結婚到1923年搬進這個小院的17年時間裡，他和她，在寂寞裡，在痛苦中，在恨與自恨、傷與自傷的交織糾纏之間，毀掉了最美好的年華，耗盡了最寶貴的激情。失敗的婚姻裡，可以沒有愛，但不能沒有責任。他甘願承擔一副精神和生活的雙重枷鎖，是因為他不能為她的幸福負責，卻必須為她的生計和尊嚴負責。那個時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將處於極其艱難甚至絕望的處境。而她，也選擇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給他愛的幸福，但至少應給他一份安靜吧。

在這座小院裡，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樂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務之後，坐在娘娘身邊，咕嘟咕嘟地抽上幾口水煙，然後悶悶地聽著別人說話。間或有魯迅的學生造訪，青春歡樂的氣息灑滿院落時，身為大師母的她，只會自卑地將自己隱藏在黑暗的角落裡。

這樣的生活，畢竟太過單調，也太過乏味。身為女人，她難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嗎？想，她當然想。有一次，鄰居小姑娘天真地問她：「大師母，你不喜歡孩子嗎？」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連話都不同我說，我怎麼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歲年紀的她，內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麻木是她保護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一年後，魯迅在這座小院裡收穫了遲到的愛情，又一年過後，魯迅帶著他的愛情南下，並最終和許廣平定居上海。就一個女人的直覺而言，她不可能沒有察覺，也不可能沒有觸動。然而，她既沒有鬧，也沒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

她也不是沒有過情緒波動，在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錄中，被稱作「某太太」的她，在聽說許廣平懷孕後，也曾有過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訴娘娘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帶了一個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氣忿」。可她畢竟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小小的氣忿過後，便是釋然和歡喜，因為她認為大先生的兒子也是她的兒子，因此便原諒了一切，甚至對自己的「情敵」頗示好感，真心邀請許廣平帶著孩子來北京玩。

好多年後，海嬰（魯迅之子）在回憶錄裡，還曾感慨地說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雖然沒有文化，卻能正視現實，能如此對待我們母子，稱母親為『妹』，視我為己出。」魯迅逝世之後，朱安定期和他們母子通信，字裡行間，滿是關愛之情。隱藏在她內心最深處的愛，終於被孩子激發出來，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釋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樸素願望，海嬰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後，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為這樣她就不會做孤魂野鬼了。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許廣平和海嬰都無法在她去世時，趕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這座堅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裡，她終是一個人孤獨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後，也沒有辦法按照她的願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門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魯瑞的墓旁。

沒有墓碑，沒有行狀，一如她生前一樣寂寞和悽涼。（以上文字轉引自《魯迅故居裡的悲歡傳奇》一文，文章作者：段戰江）

轉載：魯迅的兩位妻子朱安與許廣平：身份相同命運各異

轉載自：鳳凰網 2011年12月18日 09:25 來源：中國文化報

2011年，周令飛異常繁忙。這一年，他的父親周海嬰離開人世，在料理父親後事的同時，他還要策劃父親的生前攝影作品展；這一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身為魯迅嫡長孫的他，還想完成父親未竟的遺願——推動《魯迅大全集》出版；此外，周令飛還身負傳播魯迅文化的重任，2011年被切分成長短不一的時段，他在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城市間輾轉。

周令飛出生於1953年，距離他的祖父魯迅去世已整整17個年頭，父親周海嬰成為聯繫魯迅和他的紐帶。在周令飛的記憶中，父親總會在言談中不經意地提起魯迅，愛開玩笑是未曾謀面的爺爺的顯著特點之一，這和中學課本上描述的「魯迅先生」全然不同。

周海嬰曾表示，自己是在一個「人場」的環境下長大的，就像磁場一樣，他被這個「人場」控制著。「別人說起我，永遠都是『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怎麼樣』。我要寫字、寫文章，不能說錯話、做錯事，如果我越出一點線去，就會有人批評『魯迅的兒子做錯了事』。別人可以去打牌、去玩，可我不行。」

和父親一樣，周令飛也在不一樣的目光中長大。小時候，在學校裡，大家都像看珍稀動物一樣扒著窗子看他。每次學到魯迅的課文，同學就會一臉羨慕地說：「是你爺爺寫的。」聽多了，周令飛的心裡覺得怪怪的，總想逃脫出來。

魯迅在生命最後時期的散文《死》裡向親人交代了七條遺囑，他在第四條中寫道：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但，沒有人可以忘記，沒有人能夠逃脫。

朱安與許廣平：身份相同命運各異

在周海嬰的記憶裡，母親許廣平對朱安的稱呼為「朱安女士」。

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她是一個身材矮小、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那時的魯迅在日本潛心學醫，「他是不懂愛的」。因為在日本接到一通發自家裡的電報，稱母親病危，魯迅便決定歸國。回家一看，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了。

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的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與世長辭，本就撲朔迷離的時局再次發生動蕩。此前一天，魯迅收到一封特殊的來信，信中痛陳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現狀，筆下充滿憂慮和苦悶的文字向魯迅請教：「有什麼法子在苦藥中加點糖分，加糖是否即絕對不苦？」信末署名是：「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

許廣平是廣東番禺人，比魯迅年輕近二十歲，對社會運動充滿熱情，她是如此敬仰魯迅，在年輕女學生許廣平的面前，魯迅也開始變得柔軟。

在衝破世俗最終走到一起後，許廣平寫下了一篇情緒激昂的散文詩：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同類也罷，異類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們不相干，於你們沒關係！

魯迅這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可以愛的。

1926年底，魯迅準備離開廈門大學之時，思念在廣州的許廣平，靠在一個有個「許」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給了她。

1932年，魯迅編成他和許廣平往來的書信，題名《兩地書》，並指定說等兒子海嬰長大以後留作紀念。

魯迅逝世後，許廣平常應邀寫各種回憶文字，她的故事裡沒有奇聞亦無猛料，但因為主角是魯迅，便被多方重視。

自魯迅的母親去世後，朱安的生計一直由遠在上海的許廣平承擔。即便如此，朱安的生活仍然貧困不堪，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託來薰閣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這一信息後，許廣平、上海文化界的進步人士以及魯迅的眾多生前友人均盡力勸阻，面對上海方面來京勸說的人士，朱安難抑激動：「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朱安與許廣平，同以「魯迅夫人」的身份而存在，但卻過著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周海嬰：交給父親的成績單

「我是意外降臨於人世的。原因是母親和父親避孕失敗。」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70年》的開篇中寫道。由於許廣平是高齡產婦，分娩的時候很困難，在回答醫生「留孩子還是留大人」的提問時，魯迅果斷選擇了留大人，結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來，因為孩子在上海出生，故名：海嬰。

孩子的降臨還是讓年近五旬的魯迅格外欣喜，海嬰出生100天的時候，魯迅便抱他去滬上知名照相館拍了照，成就了那張著名的合影《一歲和五十歲》。當時朋友來家裡看望，魯迅總是會將孩子抱起來，像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樣。有時海嬰睡著了，魯迅也照舊抱出來給人看，孩子便醒了，大聲哭鬧一番。當外人傳說他溺愛孩子的時候，魯迅的回應是：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與父親魯迅相處不多的七年裡，周海嬰享受到了一個孩子能夠擁有的幸福，在他的眼裡，父親與書本上多疑善怒、冷酷無情的形象大相逕庭：那是一個笑起來三間屋子外都能聽見笑聲、會用鬍鬚刺兒子幼嫩的雙頰、會把香菸罐扔出窗外擊打因為發情而吵鬧不休的野貓、時不時笑罵兒子「小乖姑」「小狗屁」的慈愛父親……周海嬰將共處的快樂時光鐫刻在記憶裡。

尚在上幼稚園的周海嬰，早晨起床下樓，總會輕輕踏進父親房門口，取出茶几上的香菸插入短菸嘴裡，放到父親醒來後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後大功告成似的離開，似乎「盡到了極大的孝心。」中午吃飯的時候，總盼望父親對自己安裝香菸的「功勞」誇獎一句，直到父親微微一笑，說：「小乖姑，香菸是你裝的吧？」他才樂滋滋地吃起飯來。

魯迅對兒子的教育，許廣平在《魯迅先生與海嬰》裡講到過：「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內。」

不過，周海嬰始終擺脫不掉「魯迅之子」的身份，在長大的日子裡，他一直在為自己是魯迅的兒子感到累。周海嬰的兒子周令飛說，父親的累主要來自於外界過高的要求。

周海嬰謹遵魯迅先生的遺囑，沒有去做空頭的文學家和美術家。他自幼喜歡無線電，長大以後他成了無線電方面的專家，攝影也做得很精彩，他從10歲便拿起相機開始記錄人生。即便如此，他卻不張揚，他謹記母親許廣平「夾著尾巴做人」的叮囑，並在文革時期將所攝照片統統銷毀，唯獨保留一樟木箱的底片。幾乎60年的時間裡，他從來沒有發表過攝影作品，直到2008年，周令飛提出有意幫父親辦攝影展，當做送給父親八十歲生日的禮物，但周海嬰一直擔心這些照片拿不出手，給魯迅丟臉。

周令飛說，近十年來，父親周海嬰不再刻意地遠離魯迅，而是把他自己和魯迅緊緊聯繫在一起。他幾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傾注到還原魯迅和梳理、總結魯迅思想上。

今年4月7日，83歲的周海嬰去世。知名學者、畫家陳丹青說，他每每憶起周海嬰先生，在他心中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那個謙和大氣的白髮老先生，而是一個小男孩：「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春天，海嬰先生逝世了。看到訃告的第一念，我眼前不是暮年白髮的海嬰，卻是1936年魯迅過世才幾天，海嬰坐在父親書房藤椅上的那枚照片。」

那是一個七歲的喪父的男孩，而這個父親又是如此特殊。

周令飛：我不是空頭文學家，我在盡孝

魯迅在文章《死》中，對他的後代也有嚴格的要求：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這句話成了周海嬰及後代用以省身的警句，周海嬰一生難以擺脫人們打探的目光，但他為人正直、謹慎謙卑，王元化稱其「繼承了魯迅以及許廣平的道德和人品」。周令飛亦難擺脫魯迅之孫的身份，就連娶妻完婚，也遭受重重阻礙。

1982年一個假日的傍晚，日本留學的女兒周寧給周海嬰打來電話，傳達了同在日本留學的哥哥周令飛即將與臺灣張姓女同學完婚的消息，這對熱戀中的青年還對媒體發表了三點聲明，內容大致為：一、此舉純粹為了愛情，而沒有任何別的企圖；二、這事與我父母無涉；三、因為與臺灣女孩結婚，兩岸關係緊張，周令飛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兒子的決定宣布之後，引起軒然大波，也給周海嬰夫婦帶來很多麻煩。流言蜚語也在這個時候乘機而入，有人懷疑周令飛之妻是「臺灣訓練有素的女特務」，不僅如此，「美國之音」等外電也利用此事大作文章，把周令飛渲染成一個「投奔自由的叛逃者」。

身在臺灣的周令飛生活也並不平順。他一度因為魯迅後人的身份而找不到工作。在嶽父的百貨公司最終破產之後，周令飛與妻子張純華開始創業——他們買了一臺爆米花機，將爆好的米花批發給攤販。魯迅的孫子賣爆米花，這又讓記者大大炒作了一番，周海嬰寫道：「這事給那些無聊記者獲悉，寫文章拿我兒子當笑話，說什麼想不到魯迅的孫子竟落到在臺北賣爆米花過日子的地步。但我兒子不以為然，心想我本分做生意，靠勞動吃飯，這給祖父丟什麼臉？他照樣幹他的。」

直到1995年，周海嬰才借參加無線電研討會的機會，到臺北看望了從未謀面的兒媳一家。

魯迅的著作在臺灣也一度被列為禁書，不允許公開出版，直到1987年方才解禁，魯迅的思想在臺灣也不像在大陸這般影響深遠。周令飛之女周景欣坦率地說出了自己對魯迅的不解：「他的文學作品對於我來說有一點不可思議，很沉重，他筆下描述的是一個壓抑時代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現在，人過中年的周令飛回到大陸，作為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的他，開始將「傳播普及魯迅精神」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在不久前新浪微博的微訪談中，有網友問及他從事與魯迅相關的活動和工作是否違背魯迅初衷，周令飛答道：「我沒有做空頭的文學家，我是在做一個傳播魯迅精神的人，我在盡孝。」

正如魯迅的文章在大陸教科書裡逐漸縮減，北京魯迅博物館的遊人也越來越少，安靜的展廳裡，一幀幀照片、一件件實物凝固了逝者魯迅的一生。魯迅博物館前館長孫鬱認為，魯迅的思想在當代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在人們遇到困難，感到自己是奴隸的時候，魯迅的思想就有參考價值了。」

魯迅是誰在過去的100年裡，沒有一個人像魯迅這樣，曾經被捧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曾被貶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圖為1933年魯迅與夫人許廣平、愛子海嬰合影。

懷念父親1949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13周年紀念日，周海嬰向魯迅墓獻花。

三代人魯迅之子周海嬰曾說，自己從小就像在「人場」的環境中長大，別人說起他，都是「魯迅的兒子怎麼樣」。至於魯迅之孫周令飛，人過中年後回到大陸，將「傳播普及魯迅精神」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

轉載：朱安

轉載自：百度百科 朱安 詞條

朱安，魯迅的第一任妻子，1878年6月生於浙江紹興。祖上曾做過知縣一類的官。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朱安，雖然識字不多，但是懂得禮儀，性格溫和，待人厚道。因為魯迅是長子，自從魯迅父親去世以後，魯迅的母親就開始為魯迅的婚事操心。老太太喜歡朱安聽話順從的品性，決定娶來給自己的大兒子魯迅做媳婦。1901年4月3日，魯迅母親在沒有徵得兒子同意的情況下，貿然去朱家「請庚」。結果在兩個年輕人根本都不認識的情況下，由雙方父母作主，定下了決定朱安一生命運，並給魯迅和朱安帶來終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中文名 朱安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 出生地 紹興

出生日期 1878年 逝世日期 1947年

丈 夫 魯迅（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

1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朱安朱安1878年，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傭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制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溼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拼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採訪的對象，她1947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魯迅。

遲遲訂婚

1899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据。但是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魯迅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魯迅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魯迅在1902年3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魯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1903年魯迅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倉促完婚

1906年7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丙午六月初六）魯迅在日本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

婚禮完全是按舊的繁瑣儀式進行的。魯迅裝了一條假辮子，從頭到腳一身新禮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魯迅是新派人物，估計要發生一場爭鬥，或者還會釀成一種出人意料的奇觀，於是便排開陣勢，互相策應，七嘴八舌地勸誡他。然而讓他們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儀讓魯迅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就連魯迅的母親也覺得很異常。

轎子來了，從轎簾的下方先是伸出一隻中等大小的腳，這隻腳試探著踩向地面，然而由於轎子高，一時沒有踩在地面上，繡花鞋掉了。這時，一隻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腳露了出來。原來，這位姑娘聽說她的新郎喜歡大腳，因此穿了雙大鞋，裡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討新郎的歡心，沒想到剛上場就敗露了。這似乎預示著她以後一生的不幸。

一陣忙亂之後，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終於從轎子裡走了出來。她身材不高，人顯得瘦小，一套新裝穿在身上，顯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擁和司儀的叫喊聲中，頭蓋被揭去了。

魯迅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黃白，尖下頦，薄薄的嘴唇使嘴顯得略大，寬寬的前額顯得微禿。新人朱安是魯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魯迅的母親談得挺投機，親戚們都稱她為「安姑」，大魯迅3歲。

完婚的第二天，魯迅沒有按老規矩去祠堂，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就從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獨守空房

原來，25歲的魯迅其時正在日本東京從魯迅與朱安的關係看新文化運動的殘酷性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忽然家裡接二連三地催促他歸國，有時一天來兩封信，說是他母親病了。待魯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鄉，才知道這是一場騙局。原來他家裡聽到一種謠言，說魯迅跟日本女人結了婚，還領著孩子在東京從魯迅與朱安的關係看新文化運動的殘酷性散步，因此急著逼他回國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獨自做著各種各樣的猜測，眼淚不停地流著，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女人，沒有文化的女人，在這場婚姻中，她一開始就處於最被動的地位。從這一天起，她的命運就和周家聯繫到了一起，然而她名義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與她無關。魯迅僅僅跟她維持著一種形式上的夫妻關係。她在紹興陪伴婆婆孤寂地度過了13個年頭。

痛苦對雙方都是重創。魯迅多次對友人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孤獨地來孤獨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個漫長的歲月。假如：朱安不但懂得禮賢下士，而且又博覽群書，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進步思想，是魯迅先生的左膀右背，那麼她的命運還會是這樣嗎？魯迅還會認識許廣平嗎？要說朱安的婚姻是悲哀的，那是封建社會所造成的，怪不得別人。

荒漠婚姻

1919年11月，紹興老屋由新臺門六房聯合出賣給紹興大地主朱閬仙，母親、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時周作人一家也來到北京，於是魯迅買了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這一處院子，全家搬了進去，建立了一個大家庭。這所宅院是那種老式的三進院，外院是魯迅自己住以及門房和堆放書籍雜物的倉房，中院是母親和朱安住，裡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家分住。

全家雖然團聚了，然而魯迅與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魯迅也考慮過離婚，但那個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備遭人們鄙夷和唾棄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慘。

隨夫搬家

1923年夏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這種情況下，魯迅決定搬家。魯迅徵求朱安的意見：是想回娘家還是跟著搬家？朱安堅定地表示，願意跟著魯迅。

幾個月後魯迅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的住宅，搬了進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灣同大兒子同住。

家庭經濟開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務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魯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樣的對話，此外，他們就很少有能夠一起敘談的可能了。她愛丈夫，忠誠於丈夫，一切寄託於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業。他們甚至將一隻箱子和箱蓋分兩處擺放，一處放洗好的衣服，一處放要洗的髒衣服，為的是將接觸減到最少。

雖然她的內心十分痛苦，但她對魯迅，對許廣平毫無怨恨之意，她對別人提起大先生，總是反覆說，大先生對她不錯。

魯迅每次買回點心來，總是先送到母親那裡，請她老人家挑選，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選，然後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獨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領著一個孩子來了，她說夢時有些生氣，但周老太太對朱安的生氣不以為意。因為周老太太對自己的大兒子和許廣平的事還是很高興的，並且早就盼望有一個小孩在跟前「走來走去」。朱安不無悲涼地說，大先生一天連句話都不和她說，她又怎麼會有自己的孩子呢？

後來聽說許廣平有了身孕，朱安絕望了，她認為即使大先生不喜歡她，她像蝸牛一樣慢慢地爬，總會爬上去。可是連這個機會也沒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給娘娘養老送終了。但她畢竟是個善良單純的女性，不久，她就釋然，對人說，大先生的兒子也是她的兒子，等她百年後，她的兒子自然會給她齋水，不會讓她做孤魂野鬼的。

丈夫去世

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許廣平負擔，周作人也按月給一些錢。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就拒絕了周作人的錢，因為她知道大先生與二先生合不來。由於社會動蕩，物價飛漲，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製的醃菜，即使這樣，也常常難以保證。[1] 朱安生活困難的消息傳到社會上後，各界進步人士紛紛捐資，但朱安始終一分錢也沒有拿。她寧願受苦，也不肯輕易接受別人的饋贈。一次，有個報館的人願贈她一筆錢，條件是只要交給他魯迅的遺作。她當場表示「遜謝不收」。同時也拒絕提供魯迅先生的任何遺作。

禮對姐妹

不久，又有個藝術團體的理事長要送她一筆錢，她「亦婉謝」。她說自己的生活「雖感竭蹶，為顧念汝父名譽」，「故寧自苦，不願苟取」。這反映出，她是個有原則的人，是一個有骨氣的女人。正是由於朱安的悉心照料，魯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遺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將許廣平看做姐妹，視周海嬰如己出。周海嬰在書中不無深情地回憶道，魯迅先生逝世的當月，朱安就託人轉告他們母子，歡迎他們搬去北平與其同住。她說：「許妹及海嬰為堂上所鍾愛，倘肯朝夕隨侍，可上慰慈懷，亦即下安逝者。」她「當掃住相迓，決不能使稍有委曲（屈）」，還願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她不但將他們母子兩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還說「倘許妹尚有躊躇，盡請提示條件」，她「無不接受」。她的為人坦蕩和對許廣平母子二人的體貼，周海嬰多年之後提起仍感懷不已[2]

慈對「子女」

對於周海嬰，朱安表現出慈母般的關愛

當海嬰十五六歲時，她開始直接給他寫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親有沒有最近的相片，給我寄一張來，我是很想你們的。」直至病危臨終前，她還念念不忘他們母子倆。從心裡她是把海嬰當做了自己的香火繼承人。她愛她的大先生，她忠於她的大先生，她將大先生的親人當做了自己的親人!

孤獨終老

臨終前

她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許廣平和海嬰。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

朱安的墓地設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在她的人生悲劇中，所有的人都沒有過錯，錯的是那個時代。

2人物傳記

題記

朱安朱安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尋味。她悽風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並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裡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裡也說:「……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得那麼簡單，但他的說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逕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魯迅和朱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她是一個身材矮小、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那時的魯迅在日本潛心學醫，「他是不懂愛的」。因為在日本接到一通發自家裡的電報，稱母親病危，魯迅便決定歸國。到家才知道是母親為他選了媳婦，一切都安排提妥當就等他回來成親了。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了。

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的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3]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臺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裡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二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裡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裡。

王鶴照說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臺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臺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床上，說:「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嫂、吹手跟在轎後，先到當坊「土谷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裡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後，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嫂、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嶽父嶽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嶽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八句頭說完後新夫婦才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在當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魯迅為什麼會這麼失望。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於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說，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做主，結婚後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的。」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麼就隨便他怎麼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說，他還是個主動者。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裡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裡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3社會評價

讀《朱安：魯迅身後被遺忘的女人》由於孤陋寡聞，平生好像只知道許廣平女士，卻不知在魯迅身後還有一個叫朱安的女人。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有名無實，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也沒給朱安留下有個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個典型封建婚姻包辦的犧牲品。朱安臨終前，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許廣平和海嬰。她面對自己的情敵和情敵的孩子毫無怨恨之意。

4出售魯迅藏書

自母親去世後，當時已經附逆的周作人擔負著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隨著物價的上升而漲到150元、200元。對於收周作人的這筆錢，朱安內心並不情願，而且這筆錢也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她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託來薰閣出售。[4]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留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後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同時，許廣平委託律師在1944年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申明:「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後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聽聞朱安打算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責任阻止此事，他給在北京的朱安寫了信，但可能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朱安請人代筆的回信裡體會到內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說:「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歸山，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從信中可體會這位毫無謀生能力的老婦人悽涼的晚景。

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由許廣平、內山完造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這事的經過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關於周作人》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1944年10月10日他們從上海出發，到北平後，將書信一一投送，一面請趙萬裡把舊書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訪問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條見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著哲民和我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裡的碗放了下來，裡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裡有幾塊醬蘿蔔。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上比較精幹。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說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友好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衝著宋紫佩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說著有點激動的樣子。

長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對上海方面的誤會，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在困頓的歲月裡，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悲愴的吶喊。其實，從她的內心來說，一定也不願意賣掉魯迅的藏書，她之所以同意這麼做，恐怕也存著這樣的心思——希望藉此提醒人們她這個「遺物」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唐弢將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等的經過告訴她，並將海嬰的情形說了一遍，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癒，竟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於是氣氛一轉，藏書出售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

參考資料

1． 魯迅為何非要拋棄原配？不滿包辦婚姻追求真愛 (2) ．雷霆軍事網 ．2013-1-31 [引用日期2014-11-1] ．

2． 魯迅那些事 ．中國作家網 ．2009-06-05 [引用日期2014-11-1] ．

3． 魯迅的兩位妻子朱安與許廣平：身份相同命運各異 ．鳳凰文化 [引用日期2014-06-24] ．

4． 朱安——魯迅原配夫人的一生 ．德州晚報 ．2010-12-5 [引用日期2014-11-1] ．

幾乎當時所有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這本經就是新文化運動和舊時代的激烈碰撞，尤其在婚姻與家庭問題上新舊時代思想觀念的激烈對抗。魯迅的原配的境遇不是孤例，當有很多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面這樣的境況。例如胡適的原配江冬秀也是如此。

江冬秀和朱安的不幸在於嫁錯了人，深受封建禮教毒害的鄉下小腳女人卻嫁給了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驅，這就註定了四人的悲劇。正如網友所說「在當時的社會下，她若是嫁給了一個文化身份差不多的平民漢子，難道不會幸福麼。許廣平和先生之所以要幸福些，很大的原因是他們要合適些。」朱安，她祖上做過知縣，也算是書香門第出身，她卻不願意讀書目不識丁，並且甘心情願接受裹腳這種酷刑。在他和魯迅先生結婚前，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信給她，但也只能是枉然。而江冬秀雖只讀過幾年私塾識得幾個字，但她願意學習，後在胡適的教導下能讀書寫信。她在胡適留美期間還做了放大纏足的嘗試，婚後這種嘗試當然深受胡適的贊同。朱安28歲結婚，三天後魯迅先生就又回到了日本，這一別就是三年。三年中，她孝敬婆婆，精心操持家務，替先生行孝，可謂一賢妻。三年後魯迅先生從國外回來，甚至不願意吃她做的飯菜，不穿她做的衣服，她只會默默的流淚，逆來順受，不曾反抗，僅因為她心中敬愛魯迅先生嗎？我想更多的是懦弱溫順的性格使然。魯迅先生也曾經試圖和她溝通，但都沒有什麼結果，反而徒增了自己的煩惱。後來，朱安聽聞魯迅先生和許廣平的緋聞，她除了默默流淚除了難過，無法做什麼，也不曾做什麼，只能接受。魯迅先生和許廣平有了周海嬰後，她時期如同自出，可謂一良母。可是即便如此，她和魯迅先生之間隔著一條永遠也無法逾越的鴻溝。魯迅先生是個是非分明的人，感情生活同樣如此，不愛就是不愛，除了給予朱安道義上的責任外，他對自己不勉強，也絕不強裝什麼。而江冬秀，也是28歲嫁給胡適，婚後一年，江冬秀才離開鄉村，到北京胡適身邊主持家務。新婚燕爾，兩個人的感情還是不錯的，他們一起逛琉璃廠，出入於各大古董店；一起去前門大柵欄買東西、看戲。空閒時，到便宜坊去打牙祭。相較於朱安和魯迅先生來說，他們還是有些感情基礎的，這可能也是他們兩個之所以能走到最後的原因吧。朱安和魯迅先生之間幾乎沒有交談，卻又要每天面對，其中苦澀不止是朱安，對於走在時代前沿能洞察世間黑暗和醜陋的魯迅先生更是一種折磨，只是這種折磨被他的舉世才華和耀眼光環所遮蓋。江冬秀雖然是一個身受封建舊禮教毒害較深的小腳女人，較之朱安的溫順她頗有男人氣概，果敢有才幹，不向命運屈服，當她發覺胡適與曹佩聲有暖昧關係時，既不默默流淚，也不溫柔相勸，而是抓住胡適愛面子的特點，大鬧特鬧。甚至手持菜刀抓住兩個尚小的兒子說，要離婚可以，她就先殺死兩個孩子然後自殺。甚至有一次還當著朋友的面，拿起剪刀向胡適擲去，險些釀成血案，不可謂不野蠻，但卻迫使胡適與曹佩聲斷絕了關係。胡適怕老婆的名聲也就此流傳甚至成為文壇佳話。在新文化思潮影響下，很多文人先從自己家庭改革，拋棄父母包辦之妻 (包括魯迅先生、郭沫若、鬱達夫、徐志摩等頗有影響力的作家)，胡適和江冬秀「恩愛」到老，在朋友中受到特別的敬重，這對於注重名聲的胡適來反而有點「因禍得福」的味道。再者朱安作為長嫂，她孝順懂禮，理應是家中一應事務的管理者，可是她居然讓周作人那個囂張的日本妻子掌管家中大權，這不能不說朱安太軟弱太無能。在一個家庭中如果得不到丈夫的愛，那麼能掌管家中大權，那麼她的人生還不至於跌倒低谷也不至於不幸到極致，但朱安兩方面都沒有得到，她是不幸中的不幸，這就註定她一生的悽苦。相比較而言，在所有的新文化運動主將中，魯迅的原配朱安，所受的傷害最為嚴重，她所受的嚴重傷害，與她的無奈和麻木，很有力的說明了新文化運動的殘酷性，也說明了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局限性。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認知，不能簡單的加以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