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緝犯香港電影（幫助通緝犯導演斬獲小金人）
2023-07-12 23:50: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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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講電影如何獨特呈現戰爭的殘酷；
第二部分講德國人與猶太人的「另一面」；
第三部分是電影的主題深入解讀，有關生命與藝術的探討。
歡迎收藏品讀。
2003年奧斯卡頒獎禮，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鋼琴家》提名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多項大獎，但他本人卻無法出席頒獎禮。
因為他一旦踏入美國國土，就有可能被警察逮捕。
1977年，他因涉嫌性侵13歲幼女，背負罵名的同時遭到起訴。誰知道他竟然在候審期間跑路到了歐洲，一直到現在都沒再踏入美國半步。
後來波蘭斯基解釋說自己是因為妻子莎朗·塔特被害，自己身心受到傷害，才做出了不理智的行為。這種疑似拿亡妻開脫的說法並不能被廣泛接受。
按常理來說，奧斯卡應該不會把獎盃送給一個通緝犯；而那時候美國和伊拉克關係緊張瀕臨戰爭邊緣，最「政治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反戰的《鋼琴家》拿最佳影片，但最佳導演給誰都不會給波蘭斯基。
誰知結局卻一百八十度大反轉，《鋼琴家》在最佳影片的爭奪中輸給了歌舞片《芝加哥》，波蘭斯基卻「破格」拿到了最佳導演。
另外，《鋼琴家》還幫助艾德裡安·布洛迪拿到了一個史上最年輕影帝。
這部豆瓣評分高達9.2，排名IMDb Top250第36位的電影，到底有著怎樣的優異之處？
《鋼琴家》橫跨整個二戰時期，從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開始，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故事聚焦的是納粹對波蘭猶太人的迫害。
主人公Wladyslaw Szpilman是波蘭首都華沙的著名鋼琴家，全片的視角幾乎緊跟著他。
羅曼·波蘭斯基選擇用黑白的歷史影像引入故事。伴隨著Szpilman的琴聲，被德國入侵前的華沙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完全感覺不到危險的來臨。
1939年9月1日上午10點，希特勒正式宣布德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納粹軍隊進入到波蘭境內。
兩天後，英國和法國對德國發出警告，在被希特勒無視之後，相繼對德宣戰。
有了英法兩國的支持，本來打算離開華沙的Szpilman一家六口舉杯慶祝。
然而留守華沙的他們，等來的卻是準備滅絕猶太人的納粹軍隊。
納粹並沒有一上來就大開殺戒，而是採取循循漸進的方式。
一開始，猶太人被要求每家每戶在家中最多只能有2000波蘭幣。Szpilman一家算得上是小康家庭，他們只好想辦法把多出來的錢藏起來，哪怕會有著被德國人發現的風險。
之後，猶太人被要求必須統一帶上臂章，臂章自行準備。
即使有一百個不願意，即使擺明被歧視，手無寸鐵的猶太人也只能忍氣吞聲。
到了1940年10月，納粹準備在華沙建立隔離區，猶太人真正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住進隔離區的猶太人徹底失去了尊嚴，甚至沒有基本的生命健康權。
沒有太多的配樂，納粹對猶太人的暴力就這樣冰冷地呈現在眼前。
Szpilman一家看著納粹闖進對面樓一家屋子的一幕，觸目驚心的程度不遜色於恐怖片。
被軟禁在隔離區的猶太人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到底有多艱苦，看看那個搶飯吃的大爺演得有多拼命就略知一二了。
1942年3月，納粹終究還是毫不留情地對猶太人下狠手。
大批猶太人被趕往集中營「處理」，納粹士兵可以一言不合就開槍殺人。
身為波蘭猶太裔的羅曼·波蘭斯基和他的家人就是納粹主義的受害者，他親身經歷過人類歷史上的這場地獄般的災難。
一些他親眼看到過的畫面，被移植到了《鋼琴家》當中。
《辛德勒的名單》中，史匹柏用色彩對比的手法來凸顯小女孩的死亡；
波蘭斯基則是完全放棄了用藝術手法的渲染，像紀錄片一樣呈現納粹暴行後的慘狀。
看著倒在地上的孩子，對於Szpilman，對於觀眾，都是一種折磨。
這種折磨提醒著所有人，戰爭就是惡魔。
當惡魔被釋放到人間，慘劇便不可避免。
視角緊隨著Szpilman有一個好處，就是觀眾可以切身體會到他的感受。
他從去往集中營的路上被揪（救）出來，孤身返回一片狼藉的隔離區，這一段艾德裡安·布洛迪的表演已經可以拿半個影帝了。
隨著他生存環境的越發惡劣，戰爭對個體的傷害就越發體現。
波蘭斯基沒有直接描述戰場，幾次波蘭反抗軍和納粹的巷戰都只是Szpilman的偷窺視角，如果轉用第三人稱去表現巷戰，那觀眾緊跟著Szpilman的緊迫感將會喪失。
正是得益於導演對視角的獨到選擇，以及對環境的巧妙描寫，《鋼琴家》才做到了對戰爭的無聲控訴，對歷史的逼真還原的同時，沒有淪為一部「賣慘大劇」。
波蘭斯基曾自嘲地說自己「非常有幸」生活在戰爭年代。
沒什麼會比親身感受更加真情實感，痛徹心扉。
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感受轉化成了電影語言。
當Szpilman逃到了被炮火轟得遍體鱗傷的廢墟，個人的力量在動蕩時代面前有多渺小，一切都異常直觀而殘酷。
能拿奧斯卡最佳導演，只從電影方面來說，波蘭斯基有資格。但藝術的好壞是否要與藝術家的品格掛鈎，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這裡不再深入討論。
納粹是加害者，猶太人是受害者。
這是一直以來，人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固有印象。
絕大多數的二戰片都是批判納粹，並同情猶太人，只是形式不同。
《鋼琴家》卻不全是。
電影改編自Szpilman的原型波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曼所著的自傳體小說《死亡城市》。
小說真實客觀地描寫了二戰時波蘭的眾生相，作者雖然是猶太人，但並沒有一味地說猶太人有多慘，德國人有多壞，反倒是把猶太人的壞，和德國人的好，也寫進了書裡。
由於「政治不正確」，《死亡城市》在1946年出版之初遭到了禁止發行，到了90年代才被翻譯成英語流傳了開來，並獲得「全球猶太人文學獎」。
羅曼·波蘭斯基領略到了原著小說的特殊價值，他的電影改編也做到了冷靜的客觀。這對於容易被某種價值導向驅使的二戰片來說，實屬難得。
遭受到浩劫的猶太人真的就必須被同情？
事實是沒有任何一個族群全都是好人。
一些猶太人為了自保，他們會幹起了類似漢奸的勾當。
Itzak Heller這個角色引出了猶太警察的存在。
歷史上確實存在一支臭名昭著的猶太警衛隊，他們表面上是維護隔離區裡的秩序，實際上是在打壓同胞，謀取私利，成為了納粹幫兇。
但波蘭斯基也沒有徹底地詆毀這群人。Heller並不算是徹底的壞人，沒有他的話，電影演到一半就結束了。
Heller這個角色形象提醒著世人，當猶太警察也是一種迫於無奈的人性選擇。
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是徹底的好人，也不是所有的猶太警察都是徹底的壞人。
做生意是猶太人的拿手絕活，他們也因此背負了貪財，奸商的歷史罵名。
在納粹佔了華沙，用種族歧視政策對待猶太人。
不過一些猶太人似乎不以為然，他們仍然過著自己的生活，他們對金錢的追求並未停止。為了表現這一歷史事實，《鋼琴家》專門安排了一段猶太大款鑑別金幣的戲。
他們要求Szpilman暫停演奏，為的就是聽清楚金幣的聲音，好鑑別金幣的品質。同時一個猶太女人還對Szpilman拋媚眼。
戰爭？
在短暫的幾分鐘裡仿佛沒有發生。
反猶太主義並不是納粹的專利。
早在公元前186年，敘利亞塞琉古王朝就立法禁止猶太教；
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國曾四次驅逐猶太人；
就在波蘭斯基出生的20世紀30年代，法國就再次興起反猶排猶浪潮，這才迫使他們一家返回波蘭，後來又遭到了納粹的迫害。
直到21世紀，歐洲反猶浪潮仍在繼續，猶太人的店鋪會不時遭到極端分子的打砸。
反猶太運動不是第一次了，這也讓很多猶太人覺得，納粹只是像以前那些反猶主義一樣，想趕走他們，或者是利用他們的勞動力生產力而已，反正沒有到趕盡殺絕的一步。加上納粹的滅絕政策是循循漸進的，很多猶太人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糊裡糊塗地就進到了永遠出不去的集中營。
當然也有的猶太人是清醒的，《鋼琴家》裡就有一個大叔提出了一個，可能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明明猶太人有幾十萬，他們要是能像我們許多抗日電影那樣民族團結，視死如歸，納粹絕不會這麼容易地就能控制他們。
另一個猶太大叔做了簡潔明了的回答。
原來並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覺得納粹會殺死他們。既然能保命，為什麼要吃子彈？
多數猶太人從事的都是手工業，貿易，商業, 製衣業，他們並不像斯巴達那樣崇尚武力。
這種民族特色，加上人類共有的自私，貪生怕死的本能，註定了猶太人無法像中華民族一樣對外族壓迫進行大規模地熱血抵抗。
Szpilman在與家人分離後遇到的Majorek，他參與的反抗行動或許就是1943年4月的華沙猶太人起義。
一部分猶太人通過偷運武器獲得了武裝反抗力量，但可惜和納粹相比力量還是懸殊，僅僅經過28天的戰鬥，起義就以失敗告終。
這種零星的抗爭，已經是猶太人最為英勇無畏的光輝讚歌。
而加害者德國納粹，在《鋼琴家》裡也不是臉譜化的。
納粹的「另一面」，被放在了影片的高潮部分。
Szpilman和一個納粹軍官放下了種族間的對抗與仇恨，共同投入到了音樂當中。
這名叫威廉·霍森菲爾德的德國軍官，因為與瓦拉迪斯羅·斯皮曼的結緣而被歷史留名。
據聞他曾救助過近50名猶太人，簡直就是另一個版本的辛德勒。
德國人在二戰後大方認錯，並得到世界的諒解。
他們當中肯定也不只有霍森菲爾德和辛德勒做出過善舉，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是極端的納粹主義者。
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浪潮》中，一位教師有意無意地就培養出了一群執迷法西斯主義的學生，更何況是掌握國家大權，有計劃有目標的希特勒？
換個角度看，或許一些德國人也是二戰的受害者，納粹主義的受害者。
他們身處在一個被極端扭曲的國家，他們的個人力量難以抵抗時代的浪潮。
像威廉·霍森菲爾德這樣人性未泯的人，他們有時不得不服從執行納粹的極端命令，做著違背自己良心的痛苦行為。
他們知道納粹是錯的，是有違道德的，才會做出救助猶太人的行動。
只是現實總是骨感。做出善舉的威廉·霍森菲爾德在生前沒有得到相對應善報。
1952年，他死在了西伯利亞的戰俘營。
對戰爭，對納粹，對猶太，《鋼琴家》的態度都是沉靜的。
影片主要的情緒都集中在了生存這件事情上。
Szpilman在電影後半段的旅程與流落孤島的魯濱遜情況雷同，而且處境更加危險。
可能有人會覺得，《鋼琴家》是二戰版的《活著》。
在生命受到嚴重的威脅之時，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電影最著重表現的，是「生存」兩個字。
保命是頭等大事，所以其他的都是次要，甚至說是可有可無了嗎？
如果是的話，片名就不叫《鋼琴家》，而是「華沙魯濱遜」了。
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活下去」的故事，Szpilman的身份是貫穿全片的一個核心要點。
（著名）鋼琴師的身份對Szpilman來說至關重要，無論是物理上的，還是精神上的。
在納粹入侵的時候，他可以利用自己積累的聲望，為父親空手套得一張工作證明。
猶太警察領隊Heller邀請Szpilman當警察被拒絕，但基於對Szpilman的欣賞和尊敬，他還是提供了無償的幫助。
失去這個天才鋼琴家，對於整個波蘭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所以無論是Heller，還是Szpilman的那幾位老相好，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救命的幫助。
沒有鋼琴師的身份，Szpilman的故事就會是另一番模樣，他可能根本活不到1945年。
所以說，Szpilman的鋼琴師身份是使得電影變得獨特的關鍵因素。
與其說這是講述一部猶太人倖存者怎麼活下來的電影，不如說是一部鋼琴家因極端環境陷入身份危機的電影。
Szpilman整個被納粹壓迫的過程，是他守護自己鋼琴家身份的一次戰鬥。
被迫賤賣鋼琴，可以看作是故事的催化事件。
就像很多藝術家一樣，在特殊環境下，為了吃飯，需要犧牲對藝術的執念。
與家人的分離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Szpilman不僅開始了孤獨的流浪之旅，而且難以得到彈琴的機會。
他暫時失去了鋼琴家的身份，變成了一個只為一口飽飯而活的動物。
直到他被安排去到「安全屋」，鋼琴師的身份被喚醒。
那間屋子裡擺放著一架鋼琴，是一個重要的象徵。
由於他不能發出太大的聲響，提示隔壁的納粹士兵來查房，他只能在心裡彈奏樂曲。
他還沒有完全重拾鋼琴家的身份，所以他無法真正地彈奏。
隨著戰事的越發激烈，他得到的支援也越來越少。
「華沙魯濱遜」漂流記正式開始，他要尋找的只有水和食物，他的生命仿佛徹底失去了「音樂」兩個字。
這是電影提出的一個終極問題，極端的環境，可以讓一個藝術家徹底淪為「禽獸」嗎？
後面的劇情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即使吃不飽，喝不足，Szpilman還是會懷念起鋼琴。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在安全屋時期，那架鋼琴喚醒了他的鋼琴家身份。
到了流浪旅程的終點，屋子裡還是「巧合」地出現了琴聲，還有一架鋼琴。
象徵著他鋼琴家的身份從未遠去。
納粹軍官雖然是沒有太大的惡意，但他的槍始終是無形的壓迫。
Szpilman的終極考驗就是，在飢餓和納粹的雙重威脅下，他要證明他的鋼琴家身份，重拾他的鋼琴家身份。
高潮部分，差不多4分半鐘的演奏之所以感人肺腑，催人淚下，是因為Szpilman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活了下來？
並不是。
納粹軍官完全可以在聽完後一槍斃了他。
他之後能否活下來已經不是重點，重點是他通過這次彈奏，終於重拾了鋼琴家的身份。
他通過了終極考驗，他證明了一件事。
生命與藝術可以是一體的！
人類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有什麼區別？
答案可能有千萬種。
其中一種是，人類擁有藝術，而其他生物只知道吃喝拉撒，吃飽喝足了玩耍生育。
如果人只知道吃喝拉撒，沒有更高的追求，即便懂得製造工具，其實也和猴子、猩猩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罷了。
正因為人類有著比飽暖淫慾之外的其他追求，社會才需要發展進步，以滿足人類自身的需要。
當然這種超越生命本身的追求，不一定是藝術，也可以是探索精神，可以是愛情親情。
只是對於Szpilman，是藝術，是音樂。
這種追求，並不會因為生命受到威脅這件事情而消失，或者說重要性要比生存這件事情低。
有些人總是會嘲諷有夢想有追求的人，飯都吃不飽，你還追求什麼？
這個問題就是Szpilman在電影中的處境，命都要沒了，還彈什麼琴？
結果呢，他用彈琴這件事換回了一條命。
也許有的人是被下層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對於類似Szpilman這種人來說，對於真正的人類來說，「上層的建築」只要建起來了，就會一直存在。
畢竟那是決定人類成為人類的因素之一。
是「人類」的根本。
和生存這件事是一個等級的，是互相關聯的。
只有「上層的建築」建立了起來，人類才真正地成為了一個「人」，真正地和猴子、猩猩等其他生物區別了開來。
人類的生命因此變得獨二無一。
所以為什麼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不要只顧著拼命賺錢。
沒有了音樂，就沒有了Szpilman這個「人」，Szpilman只會變成一個「魯濱遜」，一隻「動物」。
通俗點說，就是Szpilman失去了靈魂，只剩下需要水喝食物的軀殼。
人類，絕不僅僅是為了水和食物而活著。
只有水和食物的生命，不一定是人類的生命。
但有了某種追求的生命，擁有藝術的生命，一定就是人類的生命。
而擁有電影的羅曼·波蘭斯基，他的人生無論有多少波折，他都從未離開過電影。
也難怪他會說，《鋼琴家》是他墳墓上的墓志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