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與城市的區別（城市與社會廟宇）

2023-07-12 21:48:21

你不一定要到南美洲尋求冒險，在城市你也可以找到民間寺廟來參觀、探索和理解。自20世紀90年代政府取消了對寺廟的限制以來，許多民間寺廟已經被修建或重建。上海大學的張佩國教授開車送我到上海市松江區，我們找到了這個廟。照片裡他正和一位女性靈媒交談，我們可以稱他們為「乩童」。神的靈魂降臨她的身上，她代表神說話。人們從很多地方來，向她代表的神問問題，給她錢，她可以用這些錢做些事，為她的神靈造廟。

張佩國教授走訪一處民間廟宇。 本文圖片均為葛希芝提供

1968年，我去臺北學習漢語，並在那裡做人類學田野工作，攻讀我的博士學位。我的漢語學得不是很好，但我非常著迷於熱鬧多彩的民間宗教生活。1960年代晚期，那時的臺灣開始工業化，人們有錢了，他們花很多錢在儀式上。那時的國民黨政府對宗教活動不是很待見，因為那要花很多錢。我在臺北尋找有趣的論文田野地，有一天去上課的路上，我撞到一堆石頭，差點摔倒。幾天後，它們消失了，一道光划過我的腦海：「我住的社區裡的居民被命令要拆掉土地廟，拓寬大馬路。也許這些石頭與土地廟有關係。」如果這個社區要建一座新的廟宇，那要花很多力氣和錢財。可他們非常認真地要做這件事。城市中到處都是廟宇，為什麼要建自己的廟？我決定探尋原因，作為我的博士論文。

我把我住的社區稱作「幸福大街」(Prosperity Settlement)。20世紀中期，大約有60戶人家住在日本建造的鐵路和小溪之間的泥房子和稻草房子裡，後面是稻田。鐵路延伸至新店煤礦，男人開採煤炭，一家人擁有一個小煤礦。這個村莊住了三、四百人，大多是體力勞動者。在臺北，人們在農曆1月14日慶祝土地公的生日，農曆3月23日慶祝媽祖的生日。這是這個小廟每年的兩個重大節日。作為一年的儀式負責人，「爐主」向社區家庭裡的男女收錢——即使收錢的時候都是分性別的，這是我們不該忽略的。然後用這些錢邀請一個戲團演幾個晚上。

每個家庭都會邀請客人，5到6桌，女人會邀請娘家的人，許多人會邀請一些「有用處」的人，比如學校老師，有時警察、一些低級別的官員也會光臨。然而，最重要的邀請不是對人類的，而是對女神媽祖的。她被邀請兩次：作為土地公的嘉賓出席，當然也出席她自己的節日。媽祖是臺灣人最喜歡的，她有德行、會保護人、有犧牲精神，女性認為她是個好榜樣。每次節日人們都會談論她是誰，做了什麼，她如何為她的兄弟而犧牲。「爐主」會問附近的廟宇負責人，是否能把媽祖帶回廟宇。人們把錢放在媽祖的底下，為她蓋上紅布頭，恭敬地把她帶回廟宇，請她坐在客人的位置上，觀看歌仔戲，接受供奉。

神靈處在一個官僚等級體系中。土地公是神的最低級別，他就像是派出所裡的警察。廟宇就是派出所，當你到廟宇，你首先說我是誰，戶主是誰，家裡的地址是哪兒，我向他報告我有了一個孫子，或其他任何事。於是官僚記錄會被土地公呈上去。

回到我的論文的問題：在1960年代末期時，「幸福大街」社區再次重建他的廟宇。廟宇對它的建造者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人們是如何使用它的？為什麼它對他們來說那麼重要，以至於願意花那麼多心血？人類學告訴我，看起來是宗教類的活動，也可以是社會、政治、經濟和娛樂的活動，而且與人們身份認同的形成也有很大關係。社區裡很多人，不僅僅年輕人，年長的人們也告訴我，「也許土地公不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想要一座廟宇，因為這對社區有好處。」

當人們為慶祝活動在搭建舞臺和戶外祭壇時，寺廟變得特別有趣。我對重建土地廟的問題基礎是建立在1960年代的臺北，處於國民黨與警察非常嚴密的控制之下。相對自由的領域就是民間宗教與親屬群體。所以我想知道在非常緊密控制下的社會，當人們有了一點自由空間的時候他們會怎樣行動。我看到牆上貼著一張紅紙，上面寫著姓名、金額，為每個節日做的供養都在那兒，是公開的、透明的。他們並不必這樣做，沒有任何人要求。

這個社區有兩個派系，都想成為社區的主導。當他們在為廟宇舉行節日作準備時，兩個派系會有摩擦與分歧。每一方都想在社區中有更大的權力，不斷地向他人進行遊說。我會觀察他們是如何組織大家的，非常有意思。

隨著交通的改善和商業的興起，這條鐵路線上每隔幾公裡，就有一個村莊或社區修建了或改善了自己的廟宇。在節日裡，他們邀請互相的神靈，因此建立了一個當地廟宇之間的互通往來的社會活動網絡。這一串沿線的廟宇的故事，豐富了臺北過去的200年的歷史。這是當地人自己所經歷的歷史，他們有衝突、抵抗，通過修建廟宇和墓地不斷宣稱他們對當地的主人翁權利。另一種宣稱主權的方式是公開廟宇的帳目。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誰有貢獻，在多少年前就有了「所有權」。

2013年我回來的時候，廟宇被毀了。廟宇的門很美麗，幸運地被「中央研究院」買下。土地公和土地媽 「住」在一個小店面，你可以去匯報你的婚姻情況等等，但他們沒有了自己的廟宇。

我最初來到臺北時，除了書上說的什麼都不知道。通過廟宇，我了解到很多，包括日常生活、小生意、土地公與他的妻子，以及兩性關係、社會競爭和社會合作。我在論文中強調的是，廟宇的儀式活動是如何幫助陌生的人們進入到一個已有的社區，慢慢適應與過渡到現代臺北的都市生活。村民們並不是刻意去想這些，他們只是這樣地做。在這裡來自臺灣、山東或四川的陌生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地方，孩子們可以安全玩耍，老人可以坐在陽光下。土地廟的確對社區有好處。

法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埃米爾·涂爾幹影響了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對宗教和儀式的看法。儀式通過讓人們一起合作與慶祝，創造或鼓勵一種社會聯結的感覺。在我的田野工作中，我接觸了很多靈媒。我第一個田野是在加勒比海，非洲血統的人們有著他們自己的神靈，並結合了天主教思想，他們會舉行非常盛大的節日，神降臨到他們的身上。我在中國看到的乩童，他們說著神靈說的話，非常嚴肅，聲音很大。臺北的很多年輕人，特別是我住的社區裡的很多人，會到某位乩童的家裡向他學習，去打坐，找到一種讓你的頭腦不像普通狀態的方法。我們普通人無法讓神降臨到我們身上，但依然會有類似的感覺：當你參加運動會，參加合唱團，你用你的身體，深呼吸，精神非常集中，那可以在團體中創造一種聯結感，教堂經常這樣做。涂爾幹說，在宗教儀式中人們覺得自己處在某種更大的精神力量之下，這種力量在你之前就有，在你離世後也存在。人們是對的，但這不是神靈，而是你所處的社會，它在你之前就存在，並教會你怎麼做人。

維克多·特納為英國人類學的儀式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在人們不識字的時代，他們用儀式和宗教藝術來表現、說明和思考他們社會中的重要事務。即使你的詞彙量很大，你也可能難以表達你對社會的想法，但是當你把想法給別人「實現」出來時，他們會以他們的看法和知識回應你，你的想法會變得更豐富。民間寺廟是舉行儀式的地方，從特殊的廟宇裝飾中可以看到人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一個學生給我發了奶奶廟的圖片。這座廟主要的部分就是奶奶，但還有一個生孩子的神，一個是祈求做官的神，還有車神。這是我覺得廟宇最有趣的地方，它沒有教科書，沒有和尚或道士，它是普通人現實生活的反映。民間寺廟，是對當地人最好的註解。

在臺灣待了許多年後，我來到了大陸。我在中國大陸的研究不是民間宗教，但當我來到四川或其他地方的時候，人們都會知道「哦，她喜歡寺廟！帶她去那些地方。」

1990年代，我們在四川對5000名婦女纏足進行調查時，我讓四川省婦聯會帶我去了一些小廟。大型寺廟以佛教為主，小型廟宇展現了老百姓的儀式和世界觀。1990年代開始，曾被挪作他用的寺廟，正式獲準重新開放，由於是老百姓自己管理，沒有政府的支持，人們不得不自費修建。它們像雨後竹筍一樣冒出來。

這裡有兩座廟宇，我們看到一座是新的，緊挨著旁邊的一座是舊的。這是掌管這個廟宇的女性，她正在為廟宇募錢。有一群喜歡到廟裡來的老婦人，她們就住在了廟裡，為廟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每個女人都會拿一塊紅布頭做些刺繡，一般廟宇頂上都有美麗的噴繪，她們付不起這個錢，所以她們會自發地用像這樣刺繡著小花的紅色布頭來裝飾廟宇的天花板。

在中國人的傳統中，當你死後到另一個世界，會有10個判官，審判你生前所做的事。這是最後一個，第十個判官。被審判的人們會得到一個新的身體與命運。亡者的家人會在葬禮上燒很多紙錢，用於買新的身體與命運。你會買到什麼樣的命運？這是臺灣的一張圖片，上面有：昆蟲、水族、鳥、哺乳動物、普通人、官員。在臺北找到這張圖片是1974年，我已經找這類圖片找了很久了。

這是在山西一個廟宇裡看到的，還是第十個判官，6個種類的新生命，但有了一點點不同：昆蟲、鳥、哺乳動物，在這裡我們不僅僅有普通老百姓和官員，還有有一個中間階層。

另一個令我驚訝的是，一個新近造的女性神塑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下，她仍然是以小腳的形式出現。這個廟宇，每個來廟裡的女人都會供養女神小腳的鞋子，在祈禱的時候。

幾個月前我去了臺北的霞海城隍廟，旁邊供養城隍夫人，那天正好是人們來祈求婚姻幸福的日子，廟宇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準備著小腳的鞋子。作了供養後，人們可以帶一副鞋子回去，放在和丈夫睡覺的床下，這樣他就不會出軌。這件事讓我非常著迷，讓我發現供養女神的小腳鞋子有那麼多象徵意義。也許這和性吸引力有關，但也許這僅僅和生育力有關。

我可以提供給你用以觀察廟宇的兩個視角。一個是性別，一個是等級，你可以從中看到社會是怎樣運行的。

[本文根據葛希芝於2018年5月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國際大師項目的講座整理而成，方圓翻譯及整理，文章經主辦方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