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淳導演處女作《黑處有什麼》觀後感
2023-08-10 12:51:54 2
電影《黑處有什麼》的讚譽可謂名副其實，看慣了大片的觀眾們不妨進影院換個口味，解解膩;而喜歡「獨特」風格的影迷們，更有你值得一看的理由。
20xx年王一淳導演處女作《黑處有什麼》觀後感一：
對於晦暗不明的地帶，人類永遠有一種交織著好奇與恐懼的心態。電影史上的恐怖片、科幻片、懸疑片等皆導源於這種心理。影片《黑處有什麼》就可以看作是以一個少女成長的經歷與體驗，表達和傳遞這一遍布於生活中和生命裡的隱隱的不安、惘惘的威脅的感受。
不過，本片有一個相當成熟而高招的表達方式，使其主題脫離了一般的懸疑片、青春片等簡單類型的程式化演繹，又不流於晦奧艱澀。
《黑處有什麼》裡有兩條並行的敘事線索：一條是顯而易見的破案的情節主線，另一條是相對隱蔽的成長副線。因此，在故事外觀上，本片具備一個清晰可辨的類型框架——涉案題材的懸疑片，奠定了一個基本的認知模型和敘事動力。但是其內核卻是少女青春期躁動下的困惑與迷茫，帶有典型的女性創作視野與經驗(本片系70後女導演王一淳的導演處女作)。而將類型片的通用模式和女性的個人化經驗不落痕跡地糅合在一起的，是影片中精心營造出的氣韻生動、細節豐富的時代環境。後者為前兩者提供了必要的現實依據和邏輯合理性。
影片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初，初二女生曲婧所生活的小縣城裡接二連三發生的離奇姦殺案。作為直接的涉案人員，曲靖在公安局工作的父親成為追蹤案件的參與者、「知情人」和敘事上必不可少的線索式的人物。曲婧的父親是當地公安局唯一大學畢業的法醫，對待案情一向注重科學依據與邏輯推理：勘察現場時，照相機是他最倚重的取證工具;而在日常生活中，亦如影片開場(曲靖父親在豬肉攤前對死豬的死亡時間、原因、方式的質疑、推測、分析)所示，是個「三句話不離本行」、不諳柴米油鹽、嚴謹刻板、不苟言笑的男人。但在當地百姓、甚至同行看來，這種有板有眼、煞有介事的「書呆子」式的破案方式卻近乎迂腐可笑，因此，曲婧的父親常被人戲稱為「曲神探」。在某種意義上，刻畫曲婧父親的特立獨行或「呆」是為了反襯出小縣城思想觀念的落後。影片同樣巧妙地利用一些並不起眼的細節精準地提示出這些訊息：例如群眾對於「出事了」的圍觀熱情或「看熱鬧」的心態，刑警保護現場的意識也不強等等。然而，面對接踵出現的作案手段相似的姦殺案，這個「曲神探」和其他慣於採用簡單粗暴的方法解決問題的同事(比如曲婧的同桌、留級生張雪的刑警父親)一樣毫無頭緒、一籌莫展。經歷了前後兩次波折——錯抓(第一個疑犯顯然是被張雪的父親屈打成招，後被「曲神探」偷偷放掉)，案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特別是影片臨近尾聲，透過曲婧的視角，讓觀眾看到一張寄給她的印有海南風光的明信片，這個信息同此前趙飛的小跟班們無意間透露過的張雪對海南的嚮往遙相呼應，暗示出第三具經蟲叮鼠咬已不辨面目的女屍很可能並不是失蹤的張雪，從而給整個事件增添了愈發詭異的色彩。影片在此也嫻熟利用了懸疑片慣用的敘事技巧——「知情權落差」(讓觀眾知情而讓故事中的人不知情)造成的懸念———充分調動起了觀眾的緊張感和參與感，從而悄然完成了對觀眾參與推理的敘事編織。
應該說，影片對於懸疑片類型的借用是自覺的。片名「黑處有什麼」首先喚起的是觀眾(和劇中人一樣)對於姦殺案兇手和真相的關切。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心理，影片用一個懸疑片的類型包裝吸引觀眾，並且充分利用了懸疑片的敘事技巧(破案屢次受挫、真相不斷延宕、觀眾參與推理等)將這一核心情節講述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製造出緊張、刺激、驚險、詭異的敘事效果，有效增強了影片的可看性和吸引力。
但與此同時，本片對於懸疑片固有類型模式的突破與豐富也是不容忽視的。
20xx年王一淳導演處女作《黑處有什麼》觀後感二：
王一淳導演的處女作《黑處有什麼》，在First青年電影節上首映後就有觀眾反映，該片可謂是「中國版的《殺人回憶》」。這種稱號似乎在近年來被頻繁使用，宣傳國產犯罪題材影片，如寧瀛導演的《警察日記》(2013)以及張秉堅導演的《東北偏北》(20xx)，但看完以上正片後不免讓人覺得這種宣傳有失偏頗。對於《黑處》，從其上映前20天官方發布的預告片來看，預告片呈現的聲畫結合的完美視聽語言確實與奉俊昊獨特的作者風格很相似，而正式上映時觀看正片(確切地說是影片的前半部分)會發現，片中許多情節設置，如頻發的強姦殺人迷案、停滯的案件偵破工作和愚昧的地方社會風氣，都與《殺人回憶》中的部分情節一一對應。但不同的是，《黑處》中導演在向觀眾簡要介紹案件之後，突然筆鋒一轉，開始講述少女的青春故事了。直到最後影片也沒有明確告訴觀眾兇手是誰，只用兩行字幕大致交代了案件的後續，影片便戛然而止。
觀看完這樣一部反類型影片，留在筆者腦海裡的並不是對兇手真身的疑問，而是影片呈現的大量90年代文化元素：小虎隊的流行歌，老舊的收音機，學習賴寧的口號，模仿港臺劇中黑社會的少年、廢棄的防空洞、隨身聽等等。可以說，導演通過對90年代文化元素的選取、複製與重構，展現了某種獨特的懷舊情結。依託主角曲靖的視角，影片讓觀眾目睹、經歷和感受90年代的中國社會，它的轉型與束縛，以及它所蘊含的美好與黑暗。
影片故事發生在1991年。彼時中國正處於「七五」計劃產生的諸多影響中，國民經濟比例失調、89年的政治風波等一系列問題也使得改革開放陷入十分嚴峻的局面。但這一時期經濟依然保持較高增長，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也在逐步放開。以此為出發點，導演選擇了以下幾個方面，以期重構這一特殊又複雜的社會局勢。
1.性壓抑下的個體與社會
性是能夠表現社會開化過程的題材。辛亥革命摧毀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十年文革又使禁錮思想逐步回潮。改革開放帶來了西方性文明，全國嚴打又讓人們的情緒緊繃起來。在如此複雜的社會環境下，社會整體對性的態度摻雜著渴望與抵制的雙重矛盾心理，這種扭曲的態度在片中也有所體現：兩個小青年在女廁所偷窺，被抓後蹲在馬路邊示眾;養老院老頭要曲靖關上門讀《金瓶梅》，讀完後還欣喜地吻她的額頭;曲靖並不介意與男生交往，但父親被痛斥道「男女間從來都沒有純潔友誼」。強姦殺人案件也可視為性壓抑導致的嚴重社會問題。
從社會個體的角度看，曲靖在性覺醒的成長經歷著困惑和陣痛，這與時代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曲靖不懂母親的月經帶為何物，打開字典查找「強姦」的含義，又拿起書本研究女人生孩子的過程。她對性充滿未知和好奇，但這些並沒有得到父母正面的回答，此時班上的留級生張雪成為了她性覺醒的契機。張雪有著能夠戴胸罩的成熟身體，漂亮的波浪捲髮和魅惑的鮮紅色指甲。曲靖仰慕張雪作為成熟女性的美，但家中父母的傳統與專橫又讓她對女性的成熟產生嫌惡的情緒。這種心態極其完美地表現在曲靖燙了頭髮，又生氣地將劉海捋直的情節中。而當張雪失蹤後，曲靖偷偷在臉上塗粉，照鏡子梳妝打扮;在夢中曲靖夢見張雪坐在防空洞裡，身邊的幾位男性在幫她梳理頭髮，鮮血在她的胸口流淌。這時曲靖醒來了，身下一片鮮紅。兩場戲的轉場將曲靖對張雪的迷戀、曲靖自身的生理成熟以及殺人懸案巧妙結合在了一起。
被父親禁止與男生交往的曲靖，最終在放映《蜜桃成熟時》的地下影廳裡目睹了男女間赤裸裸的真相。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無法通過正確的渠道了解性，導致自身產生片面和偏激的認識，從而引發社會問題。這讓人不禁想起李安在《喜宴》(1993)中說的那句臺詞：「這是中國人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
2.教育體系與刑偵制度的落後
1983年國家首次提出「嚴打」這個概念，並進行第一次「嚴打」;第二次「嚴打」在1996年實行，其宗旨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破獲案件要一律從重從快處理。影片故事發生在兩次「嚴打」之間，也或多或少反映了這段歷史時期下中國刑偵的部分特點。片中，殺人事件發生後，曲志成和張樹林所在的公安局抓獲了一個嫌疑人，但因證據不足而將其釋放;而後殺人事件再次發生，公安局領導們承受著巨大壓力，並給兩人下達了最後通牒。此時張雪的失蹤引出了趙飛的存在，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趙飛竟被當作嫌疑人抓進了公安局。可以說這是時局誕生的一個間接結果。但與內蒙的呼格案和河北的聶樹斌案不同的是，片尾的字幕提示告訴觀眾，趙飛在被關押兩年後而得到了釋放，這是個相對樂觀的結局，也足以體現主創們為了影片過審而做出的妥協和努力。
同時，影片花了較大篇幅描寫曲靖的家庭關係。母親登場時的言行表現了其重男輕女的守舊思想，而父親與母親之間從未停止的爭吵也反映了夫妻間存在著隨時可能引爆的諸多不和諧的導火索。曲靖家庭成員間的這種關係，也體現在張雪及其家庭中。張雪的母親在片中是缺席的，父親對張雪的態度是不管不問，直到女兒失蹤了才發了瘋一般對同事大打出手。可以看出，父母不懂得如何正確地向子女表達關愛，處於青春期的少女在家庭教育中得不到慰藉，而學校教育的失衡也完全失去了學校應有的價值。任課老師對學生採取專制統治，不允許任何異議存在;學校領導盡心盡力地響應上級號召，要求學生們擦脂抹粉戴著頭套去敬老院表演，還裝模作樣地給學生頒獎——在這場戲中，曲靖戴著頭套上臺領獎，但她知道自己是因為懷疑養老院老頭是真兇才去幫忙的。這場公開領獎反倒成了一種秘而不宣的諷刺。
3.生活中的黑暗
直到曲靖收到一封來自遠方的明信片，導演也沒有告訴我們兇手到底是誰。在兇手幾乎缺席的情況下，兇手的影子又時常縈繞在曲靖身邊。片中許多極具暗示性的場景設計給觀眾一定的想像空間。如曲靖在張雪家門口駐足的那場戲中，位於畫面前景的曲靖在陽光下散發著青春活力，而在背景的角落處有個人躲在牆後面正盯著曲靖，並且尾隨曲靖走出畫框。諸如此類的細節設計誘使觀眾參與了猜測兇手的遊戲，另一方面也在給觀眾某種暗示，即危險和未知一直離我們很近。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擅長描繪「生活中的恐怖」的黑澤清在《X聖治》(1997)中講述的那些被隨意操縱殺人的普通人。真正的兇手既不是他們，也不是操縱者間宮，而是那個壓抑、毫無信仰的社會環境。而在《黑處》中，真正的黑暗則是由於時局而引起的人們對欲望的無所適從以及對個體尊嚴的隨意踐踏。它們只是靜靜地在黑暗中存在著，等待著爆發的那一刻。
本片煞費苦心地重構90年代的中國社會，其目的既不是讚頌那些美好的事物，也不是站在批判的角度審視那些黑暗的方面。正如導演在點映場回答觀眾提問時說的，本片冷靜地選擇懷舊的姿態，只是想提醒觀眾，記憶中始終有一些不太美好的東西，比如周圍人遭受的冷暴力，缺乏尊重的教育等等，這些一個個小的冰冷的粗暴，實際上也就是惡之花誕生的土壤。
影片臨近結尾處的一場戲令人印象深刻：已經讀高中的曲靖坐在客廳裡，一邊吃水果，一邊有一腔沒一腔地回答父親的問話。她對這些問話已經太過熟悉，以至於都知道父親下一句會怎麼說了。曲靖流露出的自我和冷漠，或許正是經歷了壓抑和迫害後的社會的真實寫照。片尾處曲靖在茫茫的蘆葦地裡前行，此時的她如同當代社會，社會在前進著，人也在成長著，但前方有什麼未知的黑暗在等待我們，我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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