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雪人物鑑賞（程光煒香雪們的）
2023-08-10 07:19:05
一、列車停留的「一分鐘」
鐵凝的短篇小說《哦，香雪》刊於《青年文學》1982年第5期。小說沒有交代確切年代背景，但估計故事發生在1979年前後。小說在1979年的「農村改革」中開場，長期停滯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矛盾和問題在作品中初露端倪。小說描寫的跨度大約是幾天，以臺兒溝一群十六七歲的農村少女每晚七點到小車站用農副產品與車上旅客交換東西，到香雪冒失地登上火車以四十個雞蛋向女大學生換回鉛筆盒結束，鐵凝將我們置身在特定的歷史架構當中。在1979年的農村改革之前，當代中國農業的發展不是沒有代價的。儘管土改、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都在促進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但事實上，通過政策強行實施「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民的隱形剝削更加顯著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生活處境包括農村婦女的地位愈加惡化。這篇小說的女主角香雪就被如此剝削著，成為被城鄉對立制度壓迫的婦女的典型代表。香雪的價值首先在於她是一個農村婦女，其次是這位嚮往新生活的女孩現身在農村的改革進程中。文學批評文章對她的價值作了初步解釋，她的歷史處境成為文學批評的中心，而她與中國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複雜關係，則很少在批評分析中看到。在我看來，過於「文學審美化」的1980年代文學批評現在實難滿足我們對當時中國農村生活的認識。
小說作者敏銳觀察到1979年的農村改革，她把握住列車在大山深處的臺兒溝停留「一分鐘」的隱喻並及時反映了這一歷史關鍵時刻：
如果不是有人發明了火車，如果不是有人把鐵軌鋪進深山，你怎麼也不會發現臺兒溝這個小村。它和它的十幾戶鄉親，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皺褶裡，從春到夏，從秋到冬，默默地接受著大山任意給予的溫存和粗暴。
然而，兩根纖細、閃亮的鐵軌延伸過來了。……記不得從什麼時候起，列車時刻表上，還是多了「臺兒溝」這一站。……這短暫的一分鐘，攪亂了臺兒溝以往的寧靜。……如今，臺兒溝的姑娘們剛把晚飯端上桌就慌了神，她們心不在焉地胡亂吃幾口，扔下碗就開始梳妝打扮。她們洗淨蒙受了一天的黃土、風塵，露出粗糙、紅潤的面色，把頭髮梳得烏亮，然後就比賽著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換上過年時才穿的新鞋，有人還悄悄往臉上塗點胭脂。儘管火車到站時已經天黑，她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著服飾和容貌。然後，她們就朝村口，朝火車經過的地方跑去。香雪總是第一個出門，隔壁的鳳嬌第二個就跟了出來。
代表著「現代化」的火車與大山深處的臺兒溝在小說裡突顯出城鄉二元的歷史架構。1979年農村改革這列高速前進的火車只在臺兒溝停留一分鐘，就被這一群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抓住了機會。小說人物的命運於是在這一架構中有了明顯的歷史縱深感，作家鐵凝有意在小說的現實層面解釋這一即將到來的歷史變動。
文學批評立刻敏銳注意到了鐵凝對這意味深長的「一分鐘」的書寫，顧傳菁充滿激情地寫道：
《哦，香雪》所反映的生活不是個別的，在偏僻的山村，有多少香雪們在靜止、不發展的生活中轉輾不已！然而作者卻發現了那「一分鐘」，將它豐富的內涵，作了盡情的發揮……[1]
聰明的王蒙也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意識」裡看到了「一分鐘」對於香雪等農村少女的特殊意義：「作者並沒有粉飾生活，作者用曲筆寫出了臺兒溝的貧困和不發展，這種貧困和不發展是令人淚下的。」但他相信，「希望就在前頭。」[2]和小說《哦，香雪》相似，顧傳菁和王蒙也是在貧困停滯—農村改革、靜止的臺兒溝—現代化的火車二元對立的知識框架裡想問題。這種「新時期意識」即「1980年代意識」有可能束縛當時很多人對問題的進一步展開。他們就把小說擺在這種知識平臺上。
然而，火車停留「一分鐘」的歷史隱喻並不僅僅出現在現實層面上，它因為臺兒溝—火車這一思考架構而有了更值得探討的歷史縱深感。如果《哦，香雪》在書寫「農村改革」歷史進程中的「一分鐘」，那麼它也只有在楚成亞對歷史的和現實的「城鄉二元結構」的觀察中來認識。他認為：「自秦代『郡縣制』以來，國家政權通常只設置到縣一級，縣以下則實行由小區精英主持的鄉裡制度，從而達成『官民共治』的鄉村政治格局。」實際也形成「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對農民不利的制度。」他援引其他學者的話說：「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以戶籍制度為中心，附著了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等等「十幾項制度的制度壁壘。」沒有1979年的農村改革，就不會有小說《哦，香雪》的創作。而楚成亞對當代「城鄉二元」政策的逐層分析使我們對小說的內在含義有更深刻的認識：
中共中央在1952年年底發出《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長期計劃綱要若干問題的指示》，提出工業化的速度首先決定於重工業的發展……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它的發展需要以雄厚的資本積累為基礎。……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國家採取了利用政治權力高強度調配、提取資源的辦法，即從農民手中低價收購糧食，保證對城市居民和企業的低價供應，以降低城市工業企業的成本，實現超強度積累。很顯然，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國家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城市的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管制，統購統銷制度、戶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應運而生。
為保證這些政策的實施，限制人口流動的規定在不斷修訂：
1950年8月，公安系統在內部頒發了《特種人口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正式開始了對『重點人口』的管理工作，這是新中國戶籍制度開始的標誌。……1954年12月，內務部、公安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農村的戶口登記制度。1955年6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
起初對人口流動還沒有嚴格限制，但因社會饑荒造成人口進城開始趨嚴。
1957年下半年，為了避免秋後農民大量進城，國家加強了制止農民盲目流動的力度。……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條例》明確規定了遷移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農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遷移都受到嚴格限制。……
「大躍進」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加劇了糧食的匱乏，農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有增無減，《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和執行。在三年困難時期結束以後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嚴厲制止農民盲目流動的政策絲毫沒有鬆動。[3]
這種歷史分析超出了文學界對1980年代認識的狹小格局，它把80年代文學放在國家歷史生活的多重結構之中。文學史的結構顯然只能在歷史結構中才能獲得更深入的認識，這是我讀了這部著作後收穫的最新啟發。
社會學家的觀察比《哦，香雪》和文學批評對香雪的社會定位更加清晰和更具依據。讀者當應開始明白，十七歲的香雪在學校和火車上都感到了另一社會階層對自己階級地位所構成的壓抑，其深層根源其實來自這種社會結構本身積累的階層歧視。「公社中學可就沒有那麼多姐妹了，雖然女同學不少，但她們的言談舉止，一個眼神，一聲輕輕的笑，好像都是為了叫香雪意識到，她是小地方來的，窮地方來的。她們故意一遍又一遍地問她：『你們那兒一天吃幾頓飯？」當香雪回答「兩頓」後，女同學「每次都理直氣壯地回答」——「三頓！
正是在這屈辱的人生體驗中，透過火車車窗，鳳嬌和香雪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看到了城市裡女人使用的「東西」：
「香雪，過來呀！看那個婦女頭上別的金圈圈，那叫什麼？」鳳嬌拉過香雪，趴著她的肩膀問。
「我怎麼看不見？」香雪微眯著眼睛說。
「就是靠裡邊的那個，那個大圓臉。唉！你看她那塊手錶比指甲蓋還小哩！」鳳嬌又有了新發現。
香雪不言不語地點著頭，她終於看見了婦女頭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蓋還要小的手錶。但她也很快就發現了別的，「皮書包！」她指著行李架上一隻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學生書包，這是那種在小城市都隨處可見的學生書包。
從這扇火車窗口轉向新時期的窗口再轉向我們今天知識的窗口，香雪和同村女孩子們的社會地位在列車停留的一分鐘裡終於昭然若揭。香雪的社會地位是由三個方面決定著的。首先，公社中學的女同學們，把她看作來自「小地方」、「窮地方」的學生。在一種「被看」的歷史情境中，她意識到了公社中學學生的「富裕」與她的「貧困」，以及她作為「農村姑娘」地位的卑微。其次，來自城市的「金圈圈」、「比指甲蓋還要小的手錶」、「皮書包」與她生存的鄉村環境形成很大的反差，這些代表著「現代文明」的東西，暗示香雪和她的鄉村很多年來都被拋棄了。隔著朦朧的車窗，這些近在咫尺的普通東西與她竟然遙不可及。第三，香雪由於受到火車的吸引與車上旅客交換東西，清楚地標明了她的卑微依附和上層社會的奢華生活。值得注意的是，香雪對「北京話」男服務員和旅客的好奇詢問實際在強化社會學研究者楚成業「城鄉二元結構」理論對閱讀這篇小說的特殊作用，由於文學缺乏多元學科合作，過去文學作品中隱藏的「社會學」問題一直沒被文學批評揭開。「『你們城市裡一天吃幾頓飯？』香雪也緊跟著姑娘們後邊小聲問了一句。」「有時她也抓空兒向他們打聽外面的事，打聽北京的大學要不要臺兒溝人，打聽什麼叫『配樂詩朗誦』（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書上看到的）。」「誰知沒等人家回話，車已經開動了。她追著它跑了好遠，當秋風和車輪的呼嘯一同在她耳邊鳴響時，她才停下腳步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有多麼可笑啊。」小說這樣的描寫讓人意識到，列車停留「一分鐘」在香雪和她夥伴們心中產生的「城鄉距離感」不單是十七年的戶籍制度造成的，那裡面還有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的深厚積澱。正是這些東西決定了香雪的卑微命運，香雪的社會地位正是在這雙重歷史結構的最低處。十七年儘管有「土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等「農村改革」，它仍然潛在地繼承了兩千多年「城鄉二元」的歷史結構。十七年由很多動人的口號和艱苦努力，但它的各種政策人為地把香雪們隔離在城市、現代文明之外，與兩千多年歧視性的歷史究竟有什麼區別也是應該深入探討的。十七年作為兩千多年歷史的一個瞬間，在香雪們每天匆忙跑去車站兜售鄉村雞蛋、紅棗的「一分鐘」裡已經可以看到了。
但《哦，香雪》和文學批評文章畢竟為我們留下了新時期初期「一分鐘」的歷史記錄。它以十七年為批判對象讚頌新時期的進步，也讓我們在小說閱讀中受到鼓舞，獲得了歷史感。應該意識到，幾年後文化熱對「兩千年歷史」的繼續探討，正是在這一對十七年的文化反思的起點上開始的呢。
二、香雪的「明天」
剛才我已談到，作家王蒙在肯定《哦，香雪》揭示令人沉痛的社會「貧困」和「不發展」時，也把香雪未來的命運定位在「前頭」。[4]這個「前頭」（指「明天」）在我看來，就是香雪和臺兒溝的農村少女們每天朝小車站的執著的奔跑。
很多批評家在評價這篇小說時都對中國農村的「明天」做了熱情期待。陳丹晨說：「《哦，香雪》則傾其全力盡情地訴說了一個農村少女的情感和願望。這種傾訴又不只是香雪的，而是臺兒溝許多少女的，也是中國農村少女共同的。因為兩根鋼軌延伸到了貧瘠的臺兒溝，因為『綠色怪物』的匆匆路過，為臺兒溝的人們打開了一個神奇廣大的世界，激起了人們心理上的巨大波瀾。」他確信，「它使人們開始和外界連接起來，並且動搖了延續千百年的生活秩序和習慣。」[5]雷達指出：「更美的是她的樸素而熱烈的追求。她的追求絕不是什麼『鉛筆盒』，否則就太藐視我們的香雪了；她追求的是『明天』，每一個不同於昨天的新的『明天』那也就是對不斷變化的新生活的全部憧憬、信心和神往。」[6]這些批評文字中透露出的是我們熟悉的「1980年代」的特有情緒，一種出現在「現代化」前夜、完全不知道市場經濟殘酷性，因而更多是把「明天」建築在抽象、理想概念裡的非常明朗健康的社會心態。然而，香雪的「明天」卻是具體的和實實在在的，是精神裡充滿了物質性的，中國農民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因為她和養育她的農民家族的「昨天」實在過於窘迫和卑微了：
天長日久，她們又在這一分鐘裡增添了新的內容。她們開始挎上裝滿核桃、雞蛋、大棗的長方形柳條籃子，站在車窗下，抓緊時間跟旅客和和氣氣地做買賣。她們踮著腳尖，雙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雞蛋、紅棗舉上窗口，換回臺兒溝少見的掛麵、火柴以及姑娘們喜愛的發卡、紗巾，甚至花色繁多的尼龍襪。
香雪、鳳嬌等少女的「明天」就在車窗裡面，是雞蛋、紅棗換回的這些「掛麵」、「火柴」、「發卡」、「紗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龍襪」，她們得馬上行動。這種「行動」裡的確充滿了鐵凝所描繪的「心靈美」、「善良」、「純真」的意味，可我以為它應該不同於作家和批評家對這些東西的過分理想化的理解。
張樂天寫道：由於上世紀50至70年代「公社時期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制度，國家控制著農村市場。產品的交換主要是農民與國家之間的交換，農民把農副產品賣給國家，然後從國家那裡獲得生產和生活數據。」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想獲得「火柴」、「發卡」、「紗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龍襪」這些被國家計劃經濟嚴格控制的物質產品非常困難。而且張樂天注意到，1962年響應國家號召從城市回鄉務農的幹部顧君祥，幾年下來，一家人生活竟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
顧回到了出生和長大的地方，迎接他的不是溫馨的生活，而是艱難與失落。祖上傳下來的幾間房子破舊不堪，冬夜寒風嗖嗖，雨天屋漏連片；妻子勞力不強，五個子女有四個需要負擔，自己身體瘦弱難以勝任重體力勞動，一年下來，全家勞動所得連糧食柴草錢都不夠；國家幹部的身份失去了，他在村裡不僅不能發號施令，還常常因勞力差而被人看不起。[7]
看過作家高曉聲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的讀者會聯想到顧君祥的境遇不是個別案例，而是當時整個農業、農村和農民命運的縮影。國家控制了「火柴」、「發卡」、「紗巾」和「花色繁多的尼龍襪」的流通，香雪和千百萬農村婦女很難得到這些「城市」的東西。她們越是得不到這些東西，渴望得到的心情就越強烈。這是作家鐵凝和評價這篇小說的批評家們經驗裡的一個死角。雖然他們的寫作讓我們有幸瞥見1980年代初中國農村生活的一角。
小說沒有直接寫香雪的家庭，但能想到她家的經濟狀況與顧君祥沒有多少差別。香雪每天到車站的行動被一種非常具體的「明天」所激勵，她不願意再像她父母那樣生活在「昨天」的困境裡。如果說作家和批評家心目中的「十七年」主要是一個精神上不自由的十七年的話，那麼香雪的「十七年」則是物質上極其匱乏的十七年。這種歷史觀決定了她更多是在「物質」的層面上想問題，包括她的行為方式。但她是一個從沒有走出過大山的農村少女，她只能按照自己的「階級意識」和經濟處境考慮問題，我們不能要求她像作家批評家那樣站在「新時期」的高度去考慮問題。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了，她忽然明白了同學們對於她的再三盤問，明白了臺兒溝是多麼貧窮。她第一次意識到這是不光彩的，因為貧窮，同學們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盤問她。她盯著同桌那隻鉛筆盒，猜測它來自遙遠的大城市，猜測它的價錢肯定非同尋常。
小說裡沒有明寫，卻已在暗示香雪希望通過考大學跳出自己現實困境的舉動。但這「大學」與「知識」、「理想」的緊密關係也不同於城裡人，它是「鄉下人」意識上的，它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座物質性的「橋梁」，因為只有通過這座結結實實的物質性的橋梁，她，也包括像她這樣千千萬萬個農村少女才能走出貧困，像「城裡人」那樣生活。《哦，香雪》無處不點到香雪與鳳嬌等人的不同，她是被架高在另一層次上才成為小說的「主人公」的。香雪是「臺兒溝唯一考上初中的人」，在眾女孩的眼裡，城裡人的「白」是「捂」出來的，而香雪則天生麗質，她命中注定要做一個「城裡人」。與女孩們的「大膽潑辣」不同，香雪是「膽小的」，她在車站和旅客做買賣也是不同的，她「潔淨」的眼睛讓旅客不忍騙她；她還破天荒地向旅客「打聽北京的大學要不要臺兒溝人」……種種跡象表明，香雪要毅然「告別」十七年意義上的臺兒溝了，她開始嚮往另一個嶄新的「1980年代」。馬克思說：「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別沉重的壓迫是由於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壓迫則由於社會狀況。」他進一步尖銳地質問道：「我的勞動是什麼，它在我的物品中就只能表現什麼。它不能表現為它本來不是的那種東西。因此，它只是我的自我喪失和我的無權的表現」[8]。香雪未必像馬克思那樣清醒地看到階級剝削的問題，但她本能地意識到了，她不能再像她的父母那樣每天匍匐在絕望的土地上謀取最可憐的生存條件。她要通過與「城裡人」的「交換」來接近城市，她要通過羨慕城裡人的物質來鼓動自己成為父母一代的叛逆。結果，她不僅這麼想，而且也大膽做了。
香雪終於站在火車上。她挽緊籃子，小心地朝車廂邁出了第一步。這時，車身忽然悸動了一下，接著，車門被人關上了。當她意識到應該趕快下車時，列車已經緩緩地向臺兒溝告別了。
香雪既然已經登上「現代化」的列車，就不可能再下來，至少她心裡也不願意再走下來（1990年代後，像她這樣千千萬萬個農村少女們都登上列車奔赴東南沿海城市和大小城市。在這個「進城」的意義上，香雪是她們中的「第一人」）。她終於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列車僅僅在臺兒溝停留「一分鐘」，就為這個勇敢的小姑娘猛地掀開了「明天」的序幕……
然而，小說寫到這一步，我們開始意識到它表現的「明天」是以「昨天」為參照的。香雪與塑造她形象的作家批評家心目中都有一個代表著「昨天」的「十七年」，他們意識到只有走出「十七年」，才能擁有更為美好的「1980年代」。不過，即使在人生經歷中擁有同一個「十七年」和「1980年代」，香雪的「十七年」和「1980年代」與那些作家批評家們也是有根本差別的，因為在這些特殊年頭裡貫穿著馬克思所說的「工人意識」、「勞動人民意識」並沒有被後者覺察到。但鐵凝沒想到她用一篇「知識分子」小說，竟然非常忠實地反映了香雪等千千萬萬個農村少女們的「勞動人民意識」。
三、「鉛筆盒」裡的兩個「1980年代」
很多人注意到,「鉛筆盒」在小說《哦，香雪》裡起的是畫龍點睛的作用。羅崗、劉麗的《歷史開裂處的個人敘述》非常出色地分析了這個貫穿小說始終的象徵性道具。
毫無疑問，在1980年代「啟蒙主義」主導下的語境下，「鉛筆盒」是「現代文明」的象徵。但在《哦，香雪》這部當時頗受好評的小說中，「鉛筆盒」的「現代光環」卻並非自動獲得的，相反，它是通過一系列「遺忘」和「壓抑」的機制「生產」出來的。首先「遺忘」的是「鉛筆盒」所包含著的「女同學」與「香雪」之間的「不平等」關係；那是「三頓飯」與「二頓飯」、「富裕」與「貧窮」、「城市」與「鄉村」的「不平等」；其次「壓抑」的是和「鉛筆盒」同樣是「物」的「發卡」、「紗巾」的合理性，後者完全被視為「物慾」的代表，而毫無「鉛筆盒」的「光環」。反過來，因為「鉛筆盒」具有「象徵性」，才保證了它的「物質性」可以被細緻描述……[9]
羅崗等注意到批評家因受1980年代新啟蒙思潮影響，他們是在「明天」、「善良」、「純真」、「美好」的範疇裡指定「鉛筆盒」的精神意義的，而沒想到香雪等農村少女更關心的卻是「三頓飯」與「二頓飯」、「富裕」與「貧窮」、「城市」與「鄉村」的「不平等」，她的觀念意識更接近於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種唯物主義理論。而19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汙染」浪潮正是將代表「物」的「發卡」、「紗巾」等解決人們基本生存問題的東西當作「資產階級情調」來批判的。毫無疑問，羅崗在這裡揭示了1980年代新啟蒙思潮在高揚人道主義旗幟時，卻壓抑了農民和工人等勞動階級物質欲望和權力要求的問題。
甘陽等知識精英的「1980年代」與香雪們是不同的，由於掌握著1980年代文化的解釋權，他們一直在根據自己的階層地位和歷史感受為它量身定做一套理論。而在他們看來，這套理論對所有社會人群和階層具有普適性，這將指導後者從一個個糟糕的「昨天」走向明媚的「明天」。於是，他們在意的是：
必須使「現在」去同化「過去」、以「新的」同化「舊的」，而不是反過來用「過去」來同化「現在」、「舊的」同化「新的」，這就是我們的傳統觀與前一種傳統觀的主要區別所在。[10]
1985年的新電影相對上一年的影片更加個性化，或者說風格化，這不僅表現為一種藝術上的個性化傾向，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更加突出了主人公與社會的隔膜，從而強化了主人公的孤獨感。[11]
在甘陽嶄新的「1980年代文化意識」中，香雪們對物質的渴望是「現在」必須要同化的「過去」和「舊的」傳統觀念，而在姚曉蒙的「新電影觀」中，香雪的「三頓飯」與「二頓飯」以及「鉛筆盒」等苦惱又算得了什麼呢？它們遠不如「主人公與社會的隔膜」而產生的奢侈的「孤獨感」更有崇高的精神價值。在這種精英意識的壓制下，香雪這點可憐見的「1980年代」不可能被強烈關注「人道主義普適性」的文化英雄們注意到。這真有點像焦大與林妹妹的社會階層差異性，但我們也沒必要去埋怨甘陽們在關注民族文化大命運時對香雪等底層民眾小小生活要求的忽視。
誠如羅崗們所說，香雪的「1980年代觀」再也直接和簡樸不過了：解決「三頓飯」與「二頓飯」的困境，通過「發卡」、「紗巾」尤其是「鉛筆盒」而在生活境遇上努力接近於「城裡人」。這就是她的「1980年代」的「全部」。它確實沒有甘陽等那麼高的精神境界，那種哲學思考的抽象能力。為此，她羞辱於「女同學」對「二頓飯」和「鉛筆盒」的嘲笑；為趕每天七點鐘到站的那趟火車，「香雪總是第一個出門」；她和同伴們「仿照火車上那些城裡姑娘的樣子把自己武裝起來，整齊地排列在鐵路旁，像是等待歡迎遠方的貴賓，又像是準備著接受檢閱」。當她隔著車窗，在「一堆堆滿食品的小桌上，發現了渴望已久的」「裝有吸鐵石的自動鉛筆盒」時，為擁有這個能克服在女同學中深刻「屈辱感」的東西，這個也許能夠使她跨越「農民階層」而進入「火車旅客階層」並永遠告別臺兒溝的對象時，十七歲的香雪貿然採取了行動。她用四十個雞蛋在女大學生手中換了鉛筆盒並被火車載到三十裡之外，然後又徒步在夜色下返回。小說在這裡出現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描寫：
她胳膊上少了那隻籃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學生座位下面了。在車上，當她紅著臉告訴女學生，想用雞蛋和她換鉛筆盒時，女學生不知怎麼也紅了臉。她一定要把鉛筆盒送給香雪，還說她住在學校吃食堂，雞蛋帶回去也沒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上面果真有「礦業學院」幾個字。香雪卻覺著她在哄她，難道除了學校她就沒有家嗎？香雪收下了鉛筆盒，到底還是把雞蛋留在了車上……
現在，香雪一個人站在西山口，目送列車遠去。列車終於在她的視野裡徹底消失了，眼前一片空曠，一陣寒風撲來，吸吮著她單薄的身體。她把滑到肩上的圍巾緊裹在頭上，縮起身子在鐵軌上坐了下來。
這時她才感到了害怕，小時候因怕毛毛蟲，怕晚上，連身上一根頭髮摘不下來，「她會急得哭起來」。她因為一隻鉛筆盒，今夜必須一個人面對「這陌生的西山口」，「四周黑幽幽的大山」，要趕三十裡山路才能回家。今夜，香雪要成為姚曉蒙所說的那種「孤獨者」了，雖然她的孤獨與前者解釋的層面可能不同。然而，「鉛筆盒」帶來的「物質欲望」又讓她激動起來，暫時克服了害怕心理，這隻鉛筆盒帶動周圍的一切產生了一種神妙的「詩意」：
她這才想到把它舉起來仔細端詳。她想，為什麼坐了一路火車，竟沒有拿出來好好看看？現在，在皎潔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綠色的，盒蓋上有兩朵潔白的馬蹄蓮。她小心地把它打開，又學著同桌的樣子輕輕一拍盒蓋，「噠」的一聲，它便合得嚴嚴實實。她又打開盒蓋，覺得應該立刻裝點東西進去。她從兜裡摸出一隻盛搽臉油的小盒放進去，又合上了蓋子。只有這時，她才覺得這隻鉛筆盒真正屬於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學時，她多麼盼望她們會再三盤問她啊！
這一系列「上車」、「離家」、夜裡「趕三十裡」山路回家的大膽行動，居然是一個從未離開過臺兒溝一步的農村少女香雪完成的。我們誠然可以從「我們的階層」裡想問題，但在城市會有一個家庭允許自己孩子這麼去做嗎？當然，這種動機一開始就不會產生。因為城市裡的孩子與生俱來就是擁有「鉛筆盒」的，「鉛筆盒」在他們全部生活中早就被降低為一件「普通的東西」。那麼，如果我們再回到「香雪的階層」裡想問題，就意識到「鉛筆盒」對於香雪們的嚴重性了。在小說裡，這個對城市孩子來說極其「普通的東西」，竟然等同於香雪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正是在這個「很低的層次」上閱讀《哦，香雪》的，我正是從她手裡這隻小小的「鉛筆盒」出發——也在這個層次上思考「香雪的問題」，思考香雪「鉛筆盒」裡她那個貧困的而非精英知識階層的「1980年代」的。這個當時「中國農村之一角」，如果不是從精神和知識上的「人道主義」和「新啟蒙」的角度，有誰真正從農民經驗的角度眷顧過它呢？這是我全篇文章關注的中心問題。
四、小說、文學批評中的「主體」
緊接著就將進入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關乎到對《哦，香雪》的再認識，也關乎對1980年代文學與勞動人民關係的再評價。
我不用說大家也知道，凸顯在1980年代小說和文學批評中的「主體」是「知識分子意識」，尤其是那些遭受過歷次政治運動和社會動蕩迫害的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我們看看李澤厚的「三論」，劉再復的「主體論」，魯樞元的「向內轉」，吳亮和黃子平的評論，看看「人道主義討論」，「朦朧詩論爭」，「文學自主性」和「文化熱」討論，再看看王蒙、劉心武、張潔、張賢亮、叢維熙、韓少功、阿城、王安憶、馬原和餘華等人的小說，就會一目了然了。知識分子意識成為這十年小說和文學批評的「主體」，那麼這種文學思潮也會裹挾到小說《哦，香雪》的寫作和文學批評中來。
從這篇小說和王蒙、陳丹晨、雷達、顧傳菁等人的文學批評看，香雪的形象基本是按照「善良」、「純真」和「美好」這一詩意化的文學規劃來設計的，沒有人真正關心她三頓飯—二頓飯、鉛筆盒—換鉛筆盒等純粹來自下層勞動人民的感受和焦慮。小說和文學批評都在砍削和壓制這些東西，把它們置換成知識精英們願意看到的勞動人民的「真善美」的形象，也就是說，作者和批評家都在按照知識精英的治國理念，用他們的「精神主體」來重新建構香雪們的「精神主體」的。小說和批評即使有意揭示香雪等農村少女心靈的「真善美」，也都是為了完成「改造國民性」這一人道主義任務服務的。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它關涉到知識精英創作的小說和批評與勞動人民的真實關係。
在我看來香雪並非沒有她的「主體意識」，這一意識實際流露貫穿在作品的一個個細節裡了。
香雪不言不語地點著頭，她終於看見了婦女頭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蓋還要小的手錶……有時她也抓空兒向他們打聽外面的事，打聽北京的大學要不要臺兒溝人，打聽什麼叫「配樂詩朗誦」……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靜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學們對於她的再三盤問，明白了臺兒溝是多麼貧窮……
她胳膊上少了那隻籃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學生座位下面了。在車上，當她紅著臉告訴女學生，想用雞蛋和她換鉛筆盒時，女學生不知怎麼的也紅了臉。
……
而且在想到明天同學們就能看到她的「鉛筆盒」，「多麼盼望她們會再三盤問」的情景時，香雪立刻又想到的是，「四十個雞蛋也沒有了，娘會怎麼說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婦、聘閨女嗎？」四十個雞蛋意味著家庭的一份重要財產，得意忘形之餘香雪突然想到用它交換鉛筆盒對於全家的嚴重性了。「隨著工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被貶低為機器，隨著人變成抽象的活動和胃，工人越來越依賴於市場價格的一切波動」；另一方面，「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擁有這種權力並不是由於他的個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於他是資本的所有者。他的權力就是他的資本的那種不可抗拒的購買的權力。」[12]馬克思的話，讓我在2010年夏天更清楚地看到了上世紀1980年代被我國知識精英抽象精神話語壓制住的「政治經濟學」，看清楚了勞動、金錢、資本和購買力等等赤裸裸的交換本質。同時，也看清楚了農村少女香雪的「政治經濟學」是怎麼被1980年代的知識精英話語所壓制所覆蓋的事實。雖然1980年代初，當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市場經濟還未全面鋪開，知識精英不可能在香雪的「經濟交換」行為中看到勞動、金錢、資本和購買力的本質特徵，鐵凝和陳丹晨、雷達等人也沒有機會和能力揭示在小說深處香雪這一「勞動人民」的「經濟意識」。然而，這不等於小說和批評對勞動人民這一「主體意識」就應該採取漠視的態度。雖然我注意到，即使「鉛筆盒焦慮」是作者鋪在小說裡的一條紅線，即使批評家陳丹晨和雷達也敏銳注意到了它在小說中的重要性，但他們關注的並不是鉛筆盒的經濟學意義，而是它的精神思想意義。
對於未來生活充滿美好的幻想和熱烈的追求卻比誰都強烈執著，因為換取那夢寐以求的鉛筆盒子，她冒失地登上列車，被載馳而去……（陳丹晨）
她的追求絕不是什麼「鉛筆盒」，否則就太藐視我們的香雪了；她追求的是「明天」，每一個不同於昨天的新的「明天」……（雷達）
陳丹晨和雷達都在強調「鉛筆盒」在「精神」上對於香雪的重要性，但他們是在壓制香雪對它的「物質欲望」的重要性基礎上來強調屬於他們自己的知識精英的精神追求的。就像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鉛筆盒」裡有兩個「1980年代」一樣，香雪與知識精英的這一本質差別一直被小說和批評文章忽視和遺忘，香雪的「勞動人民意識」一直被1980年代「知識精英意識」的冰山壓制和覆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在上面各節裡提到的香雪等農村少女的「一分鐘」、「明天」、「兩個鉛筆盒」和「主體」，與小說作者和批評家們的這些東西是不一樣的。這是迄今為止對該小說的批評和研究一直都不太關心的事情。
我願意以當年知青的身份和名義，儘可能低端地再次走進或貼近香雪和鳳嬌這些農村少女的世界。
臺兒溝的姑娘們剛把晚飯端上桌就慌了神，她們心不在焉地胡亂吃幾口，扔下碗就開始梳妝打扮。她們洗淨蒙受了一天的黃土、風塵，露出粗糙、紅潤的面色，把頭髮梳得烏亮，然後就比賽著穿出最後的衣裳。有人換上過年時才穿的新鞋，有人還悄悄往臉上塗點胭脂。儘管火車到站時已經天黑，她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著服飾和容貌。然後，她們就朝村口，朝火車經過的地方跑去。
我感覺它好像不再是「小說」的世界，而是三十七年前十七歲的我背著父母準備的簡單行囊春天下鄉插隊時最初看到的那個樣子，那個「農村」是本真的，未加文學的打扮和修飾的。我之所以說我理解香雪，是因為我那時的經濟境況和人生處境與她都是相通的，是在同一個生存的地平線上的。雖然我在文章裡反覆引用馬克思的話，有限地使用了1990年代喧囂一時的底層文學批評的視角，但這只是臨時的「引用」和「借用」而已，我並不想它們幹擾影響和轉移我個人對小說的最真實的判斷。在某種程度上，更多地支持著我對小說看法的還是我三十七年前的知青經歷，那兩年多曾經像香雪一樣水深火熱生活在農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應該怎樣去看待和認識香雪的「1980年代」，而不是像小說、文學批評、權威理論和底層批評所告訴我們的這些。要充分尊重農民本身的生活感受，而不是用別的優越的階層意識簡單地去代替，才應該是人們希望讀到的真正的農村題材小說。這是我對《哦，香雪》的一次非常私人化和偏心的閱讀。
注釋：
[1]顧傳菁：《是生活給她的饋贈——略論鐵凝的小說創作》，《長城》1984年第2期。
[2] [4]王蒙：《漫話幾個青年作者和他們的作品》，《作品與爭鳴》1983年第8期。
[3]楚成亞：《當代中國城鄉居民權利平等問題研究》，第32、45、43、37、39、41、42頁，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
[5]陳丹晨：《天真的、單純的、真誠的……——記鐵凝的創作》，《萌芽》1984年第1期。
[6]雷達：《鐵凝和她的女朋友們》，《花溪》1984年第2期。
[7]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331、163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這部著作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披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農村內幕，是我們了解十七年農村一系列改造運動及其後果的重要參考。
[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5、1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引用的想法，是想用一種知識角度重新處理小說裡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新左翼」的思路。這是需要聲明的。對我來說，作為當年知青，我對農村經濟境況的體驗和觀察，才是我今天研究問題的重要參考，我的思考正是基於對我過去經驗的再認識而產生的。
[9]羅崗、劉麗：《歷史開裂處的個人敘述——城鄉間的「女性」與當代文學中「個人意識」的悖論》，《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羅文並未僅僅著眼於80年代文學，而是通過兩篇小說看待80、90年代社會轉型所造成的農村女性地位和意識的巨變。
[10]甘陽：《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第2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對甘陽等試圖佔有80年代文化解釋權的做法，我在另外的場合曾經作過分析。我覺得由於抱著「優勝者」的心態，這種「重新反思」可能已產生自身阻礙。
[11]姚曉蒙：《中國新電影：從意識形態的觀點看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第20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2、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者簡介：
程光煒，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與當代文化。近年來，專事於八十年代文學史問題研究，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權威與核心雜誌上發表論文200餘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一般項目多項。曾主持「重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學研究」 等專欄，近幾年主持「八十年代文獻史料研究」專欄，並承擔北京市社科規劃重點項目「重返八十年代文學史問題」。代表著作有《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文學史的興起:程光煒自選集》、《當代文學的「歷史化」》、《艾青傳》等。主編有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