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適合拍電影的地方（這種過程很夢幻）

2023-07-17 20:42:48

成都適合拍電影的地方?《路邊野餐》中扮演老醫生的老人叫趙達清，平時在家帶孩子為了讓她進入角色，副導演每天中午要領她去診所坐著，讓她觀察、體驗醫生的狀態，到了晚上再讓她不斷地念臺詞（資料圖/圖），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於成都適合拍電影的地方?下面內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成都適合拍電影的地方

《路邊野餐》中扮演老醫生的老人叫趙達清，平時在家帶孩子。為了讓她進入角色，副導演每天中午要領她去診所坐著，讓她觀察、體驗醫生的狀態，到了晚上再讓她不斷地念臺詞。（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月24日《南方周末》）

《路邊野餐》裡，男主角陳昇刑滿釋放，開著朋友的車在蔥綠的山區公路上盤旋。汽車時左時右、忽上忽下地行駛在一陣一陣的白色迷霧中，這一典型的貴州公路風景，恰到好處地與車內兩人飄忽不定的命運和起起落落的心情融為一體。

1966年，才幾個月大的王小帥隨著支援三線建設的父母從上海遷居貴陽，上海人在貴陽郊外的廠區中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小社會，王小帥在那裡生活到13歲。受這段童年經歷的影響，2005年以來，他先後拍了三部以貴州三線建設為背景的影片——《青紅》《我11》《闖入者》，分別入圍了坎城、聖塞巴斯蒂安、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青紅》更為他贏得了坎城評審團獎。

《青紅》背景設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貴陽。高圓圓飾演的青紅，父母支援三線建設從上海來到貴州，有著身為上海人的驕傲，而青紅生長在貴州，對上海並無嚮往，她愛上一個當地農村小夥，卻遭到父親強烈反對。（資料圖/圖）

2011年，24歲的貴州本土侗族導演吳娜拍出了處女作、劇情片《行歌坐月》，反映侗寨青年男女的愛情和成長，但片子未能引發轟動。

那一年，尚未拍出《路邊野餐》的畢贛帶著學生作業《老虎》參加了中國獨立影像展，認識了同樣參展的吳娜。後來他還當了吳娜第二部影片的選角副導演，到幾個縣裡去物色小演員，也許是因為暈車，最終沒能找到合適人選。

如今吳娜淡出了電影圈，打算寫小說。大學時代的電影夢讓英語專業的她從廣州跑到北京電影學院旁聽，最終拍出了兩部影片。但之後寫電影劇本時，吳娜總在想：「現有預算下能拍出來嗎？」

《老虎》是畢贛與小姑父陳永忠的第一次合作。當時畢贛想找一個帶孩子氣的中年人，於是發現了自己的小姑父。小姑父混過黑社會，進過監獄，還去緬甸管理過賭場。拍《路邊野餐》時，畢贛覺得小姑父龐雜的人生經歷與尷尬的身體語言非常符合男主角陳昇「蹩腳詩人」的形象。（資料圖/圖）

畢贛開始拍《路邊野餐》時，預算之低，甚至讓吳娜懷疑片子是否能拍下去。畢贛做到了。憑藉這部拍攝成本僅20萬的電影，畢贛一舉斬獲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新導演獎、最佳處女作特別提名獎以及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畢贛成功地創造了「蕩麥」——這既是他的電影公司，又是他以家鄉貴州凱裡為原型虛構出來的電影世界。

2018年11月17日，四位貴州籍電影人——章宇、曾美慧孜、陸慶屹、畢贛帶著自己的入圍作品亮相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曾美慧孜憑《三夫》提名最佳女主角，在頒獎現場，畢贛帶著《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組，就坐在她右前方。「看著他在那，我心裡也踏實了很多。」曾美慧孜說，「在那種大環境當中，會有老鄉的情結。」

曾美慧孜參演過婁燁的電影。她後來出演的角色大多是底層、邊緣的女性，如洗腳城小妹、性工作者。在《冥王星時刻》中，曾美慧孜飾演的女主角春苔有一場起床梳頭的戲，重拍了很多次，導演章明沒有反饋建議，只是讓她一遍遍梳頭。（資料圖/圖）

入圍酒會上，陸慶屹和章宇熱情擁抱。幾個月前，兩人同在西寧參加FIRST青年電影展，章宇看了陸慶屹的《四個春天》，哭著用完了一包紙巾。

2018年，陸慶屹的《四個春天》、饒曉志的《無名之輩》和畢贛的《地球最後的夜晚》陸續在國內上映，三位貴州導演不約而同地選擇用貴州方言講述了這片土地上的故事。

《電影世界》雜誌前主編徐元感嘆：剛好是三個導演，兩個演員各三個作品，也不是同時拍的，但剛好都在2018年面世。

另一部以貴州為背景的電影《合群路》出現在2018年底的海南島電影節上。導演羅漢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剛剛籤下宣發公司，影片將於2019年上映。

章宇來自貴州都勻，是饒曉志在貴州大學藝術學院的師弟，畢業後進入貴州省話劇團，2008年開始北漂。在《無名之輩》之前，章宇就在饒曉志的話劇《你好，打劫》《蠢蛋》扮演角色，還做過饒曉志話劇《你好，瘋子》的執行導演。2018年，他因在《我不是藥神》中扮演「黃毛」一角為觀眾熟知。（資料圖/圖）

在天亮時分殺青

拍《四個春天》前，北漂陸慶屹先後做過編輯、廣告、平面攝影師。2012年、2013年，他先後寫了豆瓣日誌《我媽》《我爸》，收到數千條轉評贊。

2013年春節起，他拿著一臺帶錄像功能的單眼相機，回到貴州老家獨山縣，開始拍攝父母的日常生活——吃飯、勞動、唱歌、爬山、挖野菜。拍了四年，積累了近250小時的素材。陸慶屹想把手頭的素材做成電影，但不懂剪輯。他買了兩本剪輯軟體教程，從零開始學。一天剪16個小時，剪了20個月，幾乎無人知曉。

拍電影最大的問題是錢。紀錄片成本較低，加上是回家拍，陸慶屹並未太為資金髮愁，剪輯期間他停掉了工作，由一位朋友資助。

《路邊野餐》的前期拍攝資金主要來自畢贛的老師丁建國，共二十多萬，影片所獲得的巨大聲譽為他的第二部長片《地球最後的夜晚》拉到了大筆投資。

話劇導演饒曉志一直想拍電影。每次籤新的話劇合同時，他都會堅持寫上一句「該劇的影視改編權歸導演所有」。2014年，製片人殷樂看了饒曉志的話劇《你好，瘋子》後找上門，希望將其改編為同名電影。饒曉志堅持添加的改編條款終於派上了用場。

電影《你好，瘋子》還未上映，英皇集團也找他談合作。饒曉志本來提出了一個科幻故事，卻因為一首貴州方言民謠打算改拍小人物。2016年8月，饒曉志和章宇參加完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從倫敦飛回北京。因為恐飛，饒曉志在飛機降落時，點開了章宇推薦的《瞎子》——民謠歌手堯十三用貴州話唱柳永的《雨霖鈴》，勾起了他對貴州家鄉的回憶。不久前老家一位遠房親戚過世，饒曉志卻想不起對方生前任何細節，他突然對小人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無名之輩》的靈感由此產生。

有賴於做話劇多年積累起的資歷和資源，饒曉志的兩部電影《你好，瘋子》和《無名之輩》都是找上門來的合作。「不能把我作為一個純粹的新人導演來看。」饒曉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無名之輩》中的演員章宇、任素汐都是他話劇的老搭檔，「我跟電影圈不是很熟，跟戲劇圈也不算太熟。」《無名之輩》上映後，饒曉志曾在採訪時說道。

這與2008年的情況已大不相同。那時他還年輕，正在籌備一部叫《爆胎》的電影，一家公司讓他誤以為自己拿到了投資，劇本、演員搞定後出現問題，電影未開機就泡了湯。

籌備許久之後，《地球最後的夜晚》《無名之輩》同在2017年夏天開機。《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凱裡取景，因美術場景未達要求，開機當天便停拍，一天損失數十萬元。近一個月後重新開機，卻一直進展緩慢。過了一個秋天和冬天，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地球最後的夜晚》終於在天亮時分殺青。

《地球最後的夜晚》拍攝期間，饒曉志的《無名之輩》在距凱裡幾十公裡外的都勻順利完成拍攝，只用了47天。

孤軍奮戰的陸慶屹也終於剪出了《四個春天》的第一個版本，在一位藝術家鄰居的幫助下，他在北京舉行了兩場小範圍放映。

陸慶屹的豆瓣好友、電影人趙珣看了片子，大受感動，決定要將影片送入院線。趙珣任製片人，開始搭建後期團隊。《四個春天》在三個影片中最早開拍，卻最晚進入電影工業流程。

2018年4月12日，《地球最後的夜晚》成功入選坎城「一種關注」單元。過了三個月，《四個春天》在FIRST青年電影展獲最佳紀錄長片獎，陸慶屹收穫了身為導演的第一個獎項。

導演羅漢興帶著處女作《合群路》也參加了2018年FIRST青年電影展。他在那裡認識了一位製片人，通過對方輾轉介紹，影片得到某影業老闆賞識，幫助他找到了現在的宣發公司。羅漢興總結：「像我們新導演出來，要麼你就是在電影節上發光發彩，要麼能找到一個欣賞你的人，反正兩條路。」

羅漢興對自己的職業路徑有清晰的規劃。他的定位是做商業片導演，想開創一種新的喜劇類型，但新人缺乏資源，做商業片沒人買帳，連演員都談不來，只能先做一個有內核的小成本電影，通過參加電影節，積累口碑、獲取人脈，讓下一部片子做得更大。

2018年10月1日，第55屆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地球最後的夜晚》獲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等五項提名，《四個春天》獲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兩項提名。貴州演員章宇、曾美慧孜分別憑藉《三夫》和《我不是藥神》提名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

《無名之輩》《地球最後的夜晚》《四個春天》於2018年底、2019年初先後在院線公映。《無名之輩》在上映初期短暫沉寂後迅速逆襲，以千萬級的成本創下了7.94億票房，成為2018年年末一匹黑馬。《地球最後的夜晚》作為小眾文藝片，引發了空前的關注和激烈的討論。《四個春天》目前超過一千萬的票房在紀錄片中表現突出，豆瓣評分也高達8.9分。

野生的蠻勁

1958年，國家文化部決定，各省均應建立自己的電影製片廠，貴州電影製片廠應運而生，以拍新聞紀錄片為主，短短三年後便因經濟困難撤銷。貴州周邊四川、湖南、廣西、雲南的電影製片廠都在1970年代陸續恢復，唯獨貴州長期空缺。

2018年受到關注的貴州電影人，只有演員章宇完全是貴州本地高校培養的。饒曉志跟章宇是本科校友，1998年進入貴州大學藝術學院。回憶當年，他反省自己連藝術概論也未好好學過，唯一看過的一部戲來自當地的話劇團。直到有一位師兄從北京帶來一本孟京輝的《先鋒戲劇檔案》，他才發現戲劇那麼好玩。2001年，饒曉志考入中央戲劇學院，他認為是環境的改變促使自己喜歡上了話劇，找到了發揮才華的場所。畢贛、饒曉志、陸慶屹等人都非電影導演科班出身。陸慶屹高中沒念完便離家北漂，沒有上過大學，他的電影知識主要靠看書、觀影自學。2015年他在豆瓣標記為「看過」的電影841部，平均每天看2.3部。這位自學成才的剪輯師，最終獲金馬最佳剪輯提名，還將負責導演周浩的下一部片子的剪輯工作。

徐元認為，並未在精英高校接受專業訓練，讓一些貴州導演身上有一股野生的蠻勁。「浸淫在這個產業、小圈子裡頭的人可能會覺得我不要太出格，不要做槍打出頭鳥的事情。」

《路邊野餐》裡出現了一個40分鐘的長鏡頭，這多少與畢贛畢業後曾跟師弟梁凱開了一家婚慶工作室有關。在跟拍婚禮過程中，他們隨著新郎新娘在酒席中穿梭，這段經歷使畢贛對長鏡頭的調度熟諳於心：「這種過程很夢幻、自由，很接近詩。」

由於技術粗糙和細節穿幫，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曾建議將長鏡頭剪為三截，但沒有被採納。畢贛曾說：「我想用寫實的方法，在持續的觀看中獲得完整的空間。」

拍《四個春天》時，陸慶屹更是連專業的設備都沒有，只有一個單眼相機。這給後期製作帶來了很大麻煩：單眼相機的畫面是每秒29.97幀，而電影的標準幀率是每秒24幀；拍攝時沒有獨立的收音話筒，而是用相機自帶的話筒，需要改成符合院線標準的聲道。看到後期團隊花了不少精力去調整，陸慶屹才意識到一部片子從開始到上院線中間有「一萬件事情」。

製片人趙珣感嘆：「你平時做任何其他的項目都不會碰到這樣子的情況。任何一個在電影學院的環境下摸爬滾打後，他一定是攝24幀的，一定是在同期的時候把聲音的問題考慮進去。」

羅漢興最初想做電影製片人，那是他在美國學的專業。回國後，他開始在領英、脈脈等平臺上找合作方，卻發現影業總裁、導演、編劇，一刷一大把，要麼名不副實，要麼盲目自信，「沒有找到合適的，全部妖魔鬼怪」。

羅漢興乾脆自己寫了一個劇本，當起了導演。在一個北京文藝圈的貴州老鄉群裡，他認識了一些做電影的老鄉，通過他們介紹，找齊了劇組工作人員，都是80後、90後。

《路邊野餐》用的也多是非職業演員，即便到了《地球最後的夜晚》，一些配角仍由素人扮演，比如飾演女主角閨蜜邰肇玫的是畢贛的姑媽。非職業演員一面對鏡頭就僵硬，戲份只得事先排練。姑媽在凱裡開了一家火鍋店，副導演餘世學每天下午四點到店裡去，趁客人不多之時，跟她對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戲，如此持續了約三周。

餘世學說畢贛選角注重「面孔感」。比如，男主角羅紘武的父親一角要有「社會」的感覺。非職業演員給電影帶來了獨特的粗糲質感，即便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去磨合、培訓才能捕捉到那種感覺。

《合群路》的男主演高震本職工作是網際網路公司產品經理。羅漢興向一位在北京開酒館的老鄉傾訴自己想拍電影，找不到男主人選。老鄉便推薦了自己的客人高震。聊了不到10分鐘，羅漢興問：你想不想跟我玩一把？

由於高震不是貴州人，首先得學會講貴陽話。羅漢興把劇本用貴陽話錄下來，讓高震每天聽著錄音學。拍攝期間，高震請了一個月假。羅漢興本來非常擔心他的臺詞，卻發現他一個字都沒有錯，反倒是幾個貴陽哥們兒緊張得出問題。拍完電影，高震便辭職玩搖滾去了。

即便是野路子和草臺班子出身，受到認可的導演們最終還是進入到專業的、正規化的電影工業體中。《地球最後的夜晚》請到了湯唯、張艾嘉等大牌明星，以及《刺客聶隱娘》的攝影師姚宏易、王家衛的燈光師黃志明、多次獲得金馬獎最佳原創音樂獎的林強等。

畢贛曾比較自己兩部影片的製作過程：「之前拍《路邊野餐》是一個很私人的電影化的體驗，它非常的手工業，然後《地球最後的夜晚》就變成了第一次跟電影工業的溝通對話。」

南方的鄉愁

《路邊野餐》裡，男主角陳昇刑滿釋放，開著朋友的車在蔥綠的山區公路上盤旋。汽車時左時右、忽上忽下地行駛在一陣一陣的白色迷霧中，這一典型的貴州公路風景，恰到好處地與車內兩人飄忽不定的命運和起起落落的心情融為一體。諸如此類的處理，讓貴州的地貌參與到了電影的抒情與敘事中。

畢贛電影的凱裡是一座潮溼、蒼翠、破敗而神秘的小城。而對於吳娜來說，凱裡是一個乾淨、文明的大城市。她初次從榕江縣城來到凱裡讀高中時，這一地級市對她來說太大了，她甚至害怕迷路。「他的電影創造的是超現實的空間，我看到的是現實的凱裡。」

方言也是「在地感」的重要來源。畢贛說，方言讓他更有寫詩或臺詞的欲望。

《地球最後的夜晚》劇組安排了專人指導幾位主演學講貴州話。副錄音師梁凱是貴州人，負責指導黃覺和張艾嘉。梁凱跟黃覺一起用貴州話讀莫迪亞諾《八月的星期天》，一點點糾正發音，每天還要用貴州話聊天。一開始，梁凱不知如何把握話題分寸，只好講講今天去菜市場買什麼吃，慢慢地，兩人聊得越來越多，黃覺講他過往的經歷，還好奇地問起《路邊野餐》裡的場景，他們就一起去看那些地方。

徐元認為，是否具有地方特色並非衡量電影好壞的標準。與其他兩部貴州電影相比，《無名之輩》並沒有濃烈的貴州地方色彩，它是一個普世的寓言：鄉下人進城的故事。這個故事放在別處也同樣成立。影片雖然在貴州取景、採用貴州方言，但並未調動當地的人文地理景觀去敘事或抒情。

饒曉志的老家貴州桐梓縣緊鄰重慶，是溝通黔渝的交通要道，包括重慶、四川在內的西南地區都讓他倍感親切。他並不追求在《無名之輩》裡講一個只存在於貴州或西南的故事。「人物的方式是西南的，但他們遇到的困境不是只發生在西南。」

饒曉志覺得西南人習慣用遊戲消解悲傷。《無名之輩》的主角馬先勇經歷了大的變故，周圍人仍會嬉皮笑臉地拉他打麻將。「他的傷是深夜自己舔的。」饒曉志說，「人與人的相處比較近，但又是心靈上的遠。」

電影中的貴州充滿獨特的詩意，但當下真實的凱裡或獨山卻越發接近任何一個五六線城市的樣子。

陸慶屹兒時記憶中的獨山已面目全非，《四個春天》裡他家的小樓也差點被拆遷。縣裡曾打造名為「獨山傳奇·夢之都」的影視城，規劃佔地10.8萬畝，是浙江橫店的兩倍，幾年後投資人被判入獄，土地就此荒置。

《四個春天》裡，陸慶屹的父母上山挖野菜、採藥材，走著走著，能歌善舞的母親就情不自禁唱起歌來。陸慶屹最初想在影片裡反映獨山風土人情、鄰裡關係，但內容太龐大，容納不下，最後還是選擇集中在父母身上。（資料圖/圖）

片中，陸慶屹父母貼近自然、充滿藝術的生活狀態，對獨山的年輕人來說，已不太熟悉了。連他生活在當地的老同學都感嘆：原來在小城裡還可以有這樣的人生，就隱藏在我們這裡。陸慶屹覺得，隨著父母那代人的離去，那種生活可能就消失了。

他感覺獨山人並不像他那樣留戀過去。他在北京看到不少人跑去郊區當農民，想著是不是獨山那個地方也需要這麼一個過程，「才又重新去發現山野的樂趣、勞動、人跟土地的關係。」

陸慶屹認為，對創作者來說，最便利的事就是挖掘他熟悉的東西，比如家鄉。年輕的創作者擁有真正張望世界的條件，卻仍有挖掘本土的意識。

在王小帥、畢贛和陸慶屹等人身上，徐元看到了相似的鄉愁，只是情感底色不同——作為三線建設子弟，王小帥在貴州是受傷的，他是一個哀怨的外來者；而畢贛極其自信，是堅定的「凱裡主義者」；少年離鄉的陸慶屹拍《四個春天》則有一份和解的意味。

還在大二時，畢贛拍過一部名為《南方》的15分鐘劇情短片，在校內影展上獲最佳影片獎。這是他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你把作業的名字叫做《南方》，但你明明在北方，那個東西就是有鄉愁的。」畢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