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飛評價第五代導演（在謝飛的電影中學到了原諒感）
2023-08-05 23:07:31
主人公傅靖生
用時半年之久畫就《夢裡黃花》
《湘女蕭蕭》拍攝現場
拍攝日記一則
《益西卓瑪》油畫
「在接踵而至的每一天裡，我流連在幻夢中，安閒優哉地度過自己的歲月，夢裡不再為任何人事物駭然不已，我有萬分的清靜。其實，何須再添『萬分』這個形容詞來描述清靜呢？光是清靜兩個字，便足以形容我的愉悅。大風大浪還是會有，但風風雨雨已經過去。」這段伊夫·納瓦爾的話，在採訪傅靖生接近結束時跳進我的腦海，和坐在旁邊的傅靖生形象重合。
而他正仰著臉、眯著眼告訴我，不要在乎把他寫成一個什麼樣的人，因為他不會在乎，「你寫的都只是我的一部分，不會是我的全部，我更願意做一隻打破天平平衡的蒼蠅。」
熱衷於打破平衡的傅靖生和難以描述的清靜重合，呈現給我的是「大風大浪還是會有，但風風雨雨已經過去」的姿態。他不只是導演，還是攝影師、畫家，他是一位七旬有餘的藝術家。
影畫展是導演謝飛的一個創舉
去年12月中旬，我在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展廳裡見到傅靖生。之前我們雖然相識，但並沒有過多接觸，這一次，是導演謝飛策劃的一場展覽，促使我想進一步了解他。
展覽主題是謝飛、傅靖生電影及美術回顧展，主旨為讓觀眾從傳統美術歷史和技法的角度，欣賞百年來電影藝術留下的「流動的繪畫」，從這一創作遺產，記住在其中工作的攝影、美術工作者的藝術與成就。
何謂「流動的繪畫」？傅靖生的解釋是，電影就是。「電影才出現100多年，之前所有東西的形象表達都是畫，所以，電影是『畫』動起來了。謝飛拍電影時把各種元素綜合起來，又在展覽中碎片化，便於學生吸收，悟到『電影要有造型質量』。這個展覽展出的多數作品源自我們兩人合作的電影，是謝飛導演的一個創舉。」
傅靖生入學時，謝飛是剛畢業的導演系青年教員，北京電影學院是他們的共同母校。他們曾合作《湘女蕭蕭》《益西卓瑪》《黑駿馬》三部電影，謝飛任導演，傅靖生任攝影，都曾轟動一時，數個國際大獎使謝飛成為第四代導演中的佼佼者。
來觀展的人絡繹不絕，謝飛也帶著十幾位年輕人走了進來。他向傅靖生招手說：「阿傅，這是電影技術系的學生，我帶他們來上上課。」原來，謝飛不僅帶人來參觀，還將電影學院許多系的課堂搬進了展廳。只聽他給同學們介紹：「展覽分幾個廳。一個廳是80年代拍的《湘女蕭蕭》，其中有傅老師的攝影和木刻作品。《黑駿馬》廳，有他當時的速寫日記。《益西卓瑪》廳，有根據電影創作的大量畫作。後面兩個廳是阿傅的一些速寫、插圖、木刻和攝影作品。」
謝飛為這個展籌備了近三年時間，傅靖生為這個展再創作了幾幅大畫，比如取材自電影《益西卓瑪》的油畫《夢裡黃花》，用時半年。除了畫作，謝飛還將三部電影剪輯了三個短片，有意抽去聲音，看畫面流動，分別在對應的展廳裡循環放映。參觀者從中不難看出導演講故事和剪輯的精妙手法，以及攝影師對畫面和光線運用的大氣嫻熟。
傅靖生特意叮囑學生，一定要靜下心來看短片，「看什麼時候切的，因為拆解是最重要的。」原來，他們當年拍電影都是當場切，而不是後來剪，「後剪沒有電影智慧，事先經過深思熟慮才好。」
謝飛心目中的傅靖生是個天才。15歲進最難考的中央美院附中學習繪畫，20歲考入電影學院學習攝影。木刻、速寫、油畫都很地道。
這兩個人互相欣賞，電影理念也趨同，都認為現在電影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拍起來沒有思考，原因之一是太便宜。數碼時代，沒有了膠片制約，導演容易把攝影機當成吸塵器，開關機都過於輕易。
一位解放軍抱起他問，願不願意和我走？
傅靖生生於1944年，出生地是浙江金華，有著頗為傳奇的身世。
他的生父黃健是一位國民黨少將軍官。1940年駐紮金華時，在防空洞裡一眼看中了當時還在讀高中無線電班的章倩萍。兩個月後，黃健用兵把著，轎子抬著，把章倩萍弄到廣西家中做小。女方並不情願，因為她正在戀愛，戀人是高中無線電班的同學，但黃健始終視她若掌上明珠。9年中，章倩萍為黃健生下5個子女，仍然拒絕跟隨丈夫去臺灣，她記恨一輩子。
傅靖生曾在文章中描述母親章倩萍的晚年容貌：臉狹而修長，顴骨低平，尖鼻頭上有高鼻梁，唇線明晰，薄薄的，紅紅的，像兩片百合，由尖長的下巴託著，是當之無愧的美人。
留在大陸的章倩萍無依無靠，日子並不好過，5個孩子的日子也不好過。傅靖生當時還叫章再鎮，6歲開始流浪，冬天連鞋子都沒得穿。他擺過畫攤，賣過冰棍兒，金華市小，這個長相可愛的孩子沒有人不認識。
章再鎮10歲時，有一天在路邊擺畫攤，一位解放軍笑眯眯地走來，和藹地抱起他問願不願意跟自己走，黃再鎮毫不猶豫地回答：「願意。」黃再鎮於是改姓傅。養父傅博仁大他46歲，給孩子起了新名叫靖生。意思很明顯：章旁取立，倩旁取青，左右相加為靖，這個孩子雖然改姓傅，但要記得是章倩萍所生。
傅博仁也是一名國民黨軍官，為第三戰區張發奎部工兵司令，第三戰區的重要機場工事都是他主持修建。傅博仁身份神秘，國民黨上海的防禦工事是他按陳毅密令修築。
傅靖生感嘆自己的命運中仿佛有個奇怪的八卦圖，他後來慢慢得知，傅博仁與黃健是上下級關係，而兩家原本就相識。他偶然得到過一張照片，他的生父和養父騎著高頭大馬在同一張照片裡。
傅博仁給了這個養子博而又仁的愛，傅靖生回憶起養父母滿懷深情。他是章倩萍所育子女中生活最好的，他的兄弟姐妹有的早亡，有的做苦力，有的被單位除名……每一位都苦難成冊。傅靖生也可憐媽媽章倩萍，覺得她27歲離開丈夫，獨自拉扯那麼多孩子，只求一家老小都能活著，該有多少委曲求全。
成年後，傅靖生曾將生母接到北京家中同住。「她一到我哥哥去世那天，就關起門來不說話，只聽見她在屋裡嗚嗚地哭。」養父母聽著哭聲也難過。
傅靖生提起媽媽章倩萍去世前的一件事，令我對他由衷生起敬意。他在醫院陪媽媽時，看到病房門口總有一位白髮老人流連徘徊，「我妹妹告訴我他是一個退休工人，對媽特別好。我馬上明白，他可能是媽媽的最後一個男友。」於是他趕緊過去，跟老人握手，感謝他。
「我那時候特別希望我媽媽有好多朋友，都曾經對她特別好過。」傅靖生又抿緊了嘴，安靜地看著我，四周的空氣似乎停滯了。他忽然又說：「我當時想在人的命運之上，任何人和事都是難以譴責的。而人，為什麼會有惡念呢？」
通過畫筆，感到自己了不起
時代總有自己的運行方式，它總要將一些人、一些事納入自己的軌道。傅靖生在遇到養父之前，已和嶺南畫派名家陳松平學畫幾年。最初他只求畫畫掙錢，因為需要生活。陳松平是徐悲鴻的弟子，他免費讓孩子們在他的畫室上課，講的都是西畫，傅靖生當時就感到那是藝術的高峰。
跟隨傅博仁之後，傅靖生開始享受正規教育。先上山東省實驗中學，功課非常好，常考第一名，但他腦子裡始終只有一個念頭，上中央美院附中。那是陳松平告訴他的：去北京，讀美院。
15歲時，傅靖生自己坐火車從濟南到北京，考美院附中，之前「根本沒想過考不上，好像就是去上學」。
美院附中的高質量造就了一批天之驕子，傅靖生成績優異，畢業時卻面臨抉擇，因為那一年中央美院不招生。上不了美院去哪兒呢？正巧，時任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的吳印鹹到附中選學生，在看到傅靖生的畢業作品——連環畫《捉鬼的故事》後，很是激賞，告訴他你可以做電影，願不願意上電影學院？傅靖生二話不說就去了。
所有的老師都認為他可惜，認為少了一個畫家，傅靖生卻覺得，那是老天給他的一條最輝煌的路。「因為繪畫和電影是沒法比的，電影是傳媒金字塔的塔尖。我也沒有放棄畫畫，電影的多元性使我大開腦洞。」
貢布裡希說：實際上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他們是男男女女，具有絕佳的天資。更為難得的是，他們是具有正直人格的人，絕不肯在半途止步，時刻準備放棄所有省事的效果，放棄所有表面上的成功，去經歷誠實的工作中的辛勞和痛苦。
傅靖生實踐著藝術家的人生之路。
1970年，傅靖生曾在張家口學生連勞動，一個偶然機會讀到一本《印象派畫史》，深受啟發。他開始效仿莫奈、雷諾瓦、畢沙羅，追逐陽光去寫生。
顏料從來不缺，因為他為村裡畫巨幅毛主席像，剩餘顏色可以自我利用，他在跑光的相紙上刷白漆製成油畫紙。一天的時間他分成晨曦、日出、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暮色七個時段，每個階段又分為順光、側光、逆光三個角度，30分鐘出一張畫。
他說寫生不同於攝影，要一筆一筆畫，生怕記不準變化，因為變化凝聚在每秒中。時間久了，他對光線變化產生了強記憶，對光熟知到下意識的程度，認知也從古典畫家深淺變化的素描美中走了出來，感受到太陽變化的色溫下風景所擁有的不同色調。
在張家口的寫生，好像就是為了等待《黑駿馬》
傅靖生畢業分配到農業電影製片廠。1980年他被外借拍了一部在行內影響很大的彩色寬銀幕故事片——《追索》，攝影絕佳。這部片子後來成為電影學院七八班的觀摩教材片。
謝飛通過《追索》找到了傅靖生，那是1986年。
兩人關係一直不錯，「文革」時在電影學院都屬聯委會派，謝飛是幹部子弟，傅靖生缺生活費時還常受他的接濟。謝飛請傅靖生為《黑駿馬》擔任攝影師。而在傅靖生心目中，謝飛的智慧和品質都是超人的，而且對畫非常熟悉，知道畫畫的人攝影肯定也是好的。
拍攝《黑駿馬》時，傅靖生在天蒼蒼野茫茫的內蒙古大地上，徹底玩了把外光電影。「我們追逐太陽，追逐光線變化，那裡像是塊離天最近的地方。我在張家口的寫生，好像就是為了等待這部片子。」
在《黑駿馬》展廳，有傅靖生的一段文字說明，他說自己是從文藝復興繪畫大師的作品中找視覺依據，大師們的畫是光的遺產和審美的坐標。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畫面只有一個漫射光源，看不見明晰的投影，畫面純淨，變化微妙，縱深影調豐富且神秘。還有維米爾、倫勃朗的油畫。他以這些畫為坐標，確立了內景《黑駿馬》的用光原則。外景則依據印象派，致力於保護外光的冷色。
拍攝條件艱苦，但氛圍愉快。劇組工作按部就班，有條不紊。謝飛安排演員走完戲，設計好鏡頭，傅靖生便去選景，選角度，預測第二天出發的時間，一切準備妥當，「做好拍攝打算，是我的職責，從來不是著急搶時間，都是非常準確地到那兒，所以我們一點都不累，剩下的時間大家就打撲克。」
拍攝期間他寫拍攝日記，優哉遊哉。「在拍攝完最美的光線後，剩餘時間就用線條和語注追憶有意思的生活點滴。」
其中幾則：8月24日，大雨將至，從（屋子）縫裡鑽進的大小蒼蠅每天有一個兵團，免不了大打出手。
8月25日，草原的狗愛吃糖，因為草原的水硬，而糖裡有酸，狗吃糖能中和鹼。（拍攝時）狗不願隨小孩下山坡，我給它吃糖，再扔一塊下山。於是，它追糖下山，我們拍攝。要是劇組再待上半年，這狗非得糖尿病不可。
9月18日，前晚有霞，滿天星鬥，子夜後起西風積雲而無星，晨五時只剩三縷積於東地平線，呈紫灰色，天幕由白變微黃，七時出發，周邊山林仍浸於藍色（色溫13000K）。七時半，西山頭露橘紅色，霞光（色溫2500K），遂以東邊50米高山作逆光暗背景，作臨界照明。
「吸引眼球、譁眾取寵的東西我們一概不做。」
在沒有監視器即顯效果的年代，唯有攝影師第一時間知道銀幕效果，所以除了嚴格的技術把控之外，在案頭階段，最重要的是攝影師把想像中的電影和導演想像的儘可能靠近，再用圖片表述出來，進行討論和切磋。在現場，導演只看表演，只有攝影師知道畫面。拍攝完畢膠捲打包，送回北京衝洗，印成樣片，到專門的放映間放映，導演才能看到。傅靖生說：「所以導演和攝影師之間的信任非常重要，而且我確實值得信任。我會告訴謝飛各種方案，他不採用我也不生氣。」
展廳牆上的一張照片中，傅靖生正在拍一個雪景。雪譁譁地下，他穿條褲衩站在水裡拍，「這很辛苦吧？」我問。「當時都沒有，特別幸福。」他答。
謝飛在傅靖生心目中最大的特點是拒絕仇恨，他認為這很不得了。「我在他的電影裡學到了原諒感。」的確，看他們合作的三部影片，大愛是其中的主元素。1994年的《黑駿馬》，謝飛淡化了性的原動力，更強化生命感。1999年的《益西卓瑪》，三個男人跨越了女主角益西卓瑪的一生，複雜的故事被處理得水乳交融，理在情中，「這樣的鴻篇巨製，非謝飛莫屬。影片中透露出的善良，令人盪氣迴腸，那來自於謝飛拒絕仇恨的基因品質。」傅靖生感嘆。而《湘女蕭蕭》在愚昧鄉俗之外對新生兒的樸實接受，更體現出人性的包容。
《益西卓瑪》根據藏族作家扎西達娃的小說《冥》改編，藏族人基因中的大愛和善良無仇像檀香沁入傅靖生的心扉，使得他拍出的每一幀畫面都像油畫。傅靖生說，他和謝飛都徹底反對暴力美學，「吸引眼球、譁眾取寵的東西我們一概不做。」
傅靖生用肩扛移動的方法拍過許多電視劇，自拍自導。
和濮存昕、許晴合作《來來往往》和《說好不分手》，傅式導演的方法基本採用激活式。他和濮存昕都認同「話劇是嚴謹、準確、不許動的；電影是一次性表演。」尊重這樣的創造原生態理念，雖然是電視劇，也拍得如入無人之境。
傅靖生認為濮存昕是天生的表演藝術家，雖然沒有讀過專業表演院校，但受父親蘇民影響很大。「他和他父親，就像師父帶徒弟。」
傅靖生去看《李白》，清晰地記得一個畫面：濮存昕瀟灑熟練地念著「將進酒」，曲終時「啪」一摔水袖，隨即對著坐在前排的傅靖生點了一點手，「我當時就驚住了，驚嘆於他的揮灑自如。在那樣毫無汙染的月光下，他創造出了最好的自然美。那場戲我非常喜歡。」
忙完手頭事情，想專心寫小說
傅靖生的藝術創作涉及諸多領域。
他喜歡玩插圖，認為文學作品沒有插圖就像人臉沒有五官。活動的影像拍麻木了，更喜歡讓人物凝固在紙上，看不夠。
他選擇版畫作為與影視平行的創作，認為一張好圖片去掉中間層次，強化反差後必是一張好版畫。他給我解釋，珂勒惠支的自畫像是最好的說明，明暗永遠相隨映襯，實在是極好的影調訓練方法。
上世紀80年代後期版畫愈漸孤寂，許多版畫家開始做各種嘗試，尋找轉機，傅靖生把注意力轉向了剪子和紙。
「我學剪紙，不按中國傳統的格式剪，而是受馬蒂斯啟發。他的每一張抽象剪紙都始於生活中某一具象的點，張張有個性。我限制了抽象度，在形和意之間拿捏分寸，以求畫中的動物在人列之中，多少有些活脫的幽默。馬蒂斯只剪不印，我剪完後塗墨色印宣紙，獨創的方法叫『軟紙水印』。」
進入晚年，他的小說、劇本已經有160萬字，他也不著急，想在手頭事情忙完後，用剩下的時間回老家去寫《白鹿原》那樣的小說。「我爺爺是廣西當地有名的大地主，家族故事特別有意思。」
他也愛虛構人物，創造是他的頂級享受。他並不想把文字變成複雜的電影，寧願在一方白紙上自個兒畫畫、寫東西。
他囑咐我記住一點：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比如愛上了寫作，筆就是你的依靠。世界上99%的人把喜怒哀樂帶進了墳墓，1%的有心人寫下來，就是文學藝術。其實帶進墳墓的某些素材，比我們的經典著作要經典。
他有時邋裡邋遢，有一次在家門口的過街天橋上東晃西晃，被人當成拾荒老頭抓住，其實他是在看構圖。
兒子傅鶇也是導演，父子倆心意相通，有事他會傾全力幫忙。去年傅鶇拍的網絡劇《九陰白骨爪》貓眼上熱度第一，他很是安慰。
七旬有餘的傅靖生回望半生路，覺得基本畫了句號。電影學院之後的漫長生涯，他沒有向我詳述，我只知道他無論在學校還是工作後，因為生父和養父的身份都受過委屈。他告訴我，突然在某一天懂得了與歧視相伴，「因為我必須活著，冬天已經來了，就不怨冬天，自個兒取暖就是了。如果不懂得這個，可能會充滿怨氣和仇恨，什麼都做不了，而我是要做事的。」
本報記者/王勉 供圖/傅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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