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燒生活垃圾危害（城市垃圾焚燒的危害）
2023-07-20 05:43:04 2
核心提示：近年來在歐美大力限制和關停的垃圾焚燒和發電措施，要國內卻被用「環保和節能」的含義，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廣或者計劃實施。其實垃圾焚燒的「環保和節能」，更像是利益集團為出賣焚燒爐獲取自己利益所設立的一個幌子，他們只是給一個嚴重汙染環境的技術帶了個綠帽子而已。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迅猛、城市擴張、城區膨脹、人口爆增，生活垃圾處理這個過去的小問題已經演變成為困擾各級城市管理者的巨大難題。以北京為例，目前年產垃圾約為500萬噸，散布在城郊的面積超過50平方米以上的各種新舊垃圾填埋處理場共有4000餘座，形成了「垃圾包圍城市」的嚴峻勢態。 傳統的垃圾填埋措施， 由於具有佔地面積大，汙染水體，散發臭氣，汙染空氣，使得人們都在探索各種有效的垃圾處理措施。其中一種近年來在歐美大力限制和關停的垃圾焚燒和發電措施，在國內卻被用「環保和節能」的名義，在各大、中城市被推廣或者計劃實施。其實垃圾焚燒的「環保和節能」，更像是利益集團為出賣焚燒爐獲取自己利益所設立的一個幌子，他們只是給一個嚴重汙染環境的技術帶了個綠帽子而已！
垃圾焚燒發電的所謂優勢據固焚派的觀點，廠房佔地少，有利於節約土地資源；垃圾的減容減量化程度高，垃圾處理徹底；設備運行全天候全封閉，基本無二次汙染；焚燒爐的適用範圍很廣，能處理多種垃圾，且大多數焚燒技術不需對垃圾進行預處理；垃圾焚燒的餘熱可產生蒸汽用於發電、供熱，節約能源。說白了，也就是焚燒垃圾後可以減少垃圾的體積，減少填埋量，還可以在補充燃料（一般是煤）的情況下附帶利用垃圾燃燒的產生的熱能發電。不過，垃圾焚燒對於大氣的汙染嚴重程度其技術所能達到的水平，卻並不象有些專家們鼓吹的那樣美好。
其實，垃圾焚燒這個所謂的「環保節能技術」在國際上已經成了昨日的黃花。1985年，美國有超過137座垃圾焚燒爐興建計劃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了焚燒爐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52個焚化爐停止運行；德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也相繼頒布「焚燒爐禁建令」；1998年，日本永久關閉了2000多座工業廢物焚燒爐，到2000年7月，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燒設施停止使用；即使是經濟不是很發達的菲律賓也頒布了垃圾焚燒設施建設的禁令。2007年，原國家環保總局要求海澱區六裡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緩建。
日本的野友先生對日本10年中癌症死亡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在垃圾焚燒場約1.2公裡半徑以內地區的死亡人數，比1.2公裡半徑以外地區的死亡人數多1.2倍；德國把焚燒廠邊界至居民區距離定為1公裡；英國科學家歷時11年對9565個垃圾場附近出生的820萬個嬰兒進行調查，發現缺陷類病態的嬰兒比外圍明顯增多。
全國政協委員周晉峰在其提案中說：「關注的焦點是垃圾焚燒產生的二惡英的致癌性和致畸性。二惡英是含氯及碳氫化合物（塑料製品等）在燃燒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強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內分泌毒性，毒性相當於氰化鉀的1000倍，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已將其列為一級致癌物。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由於有機物多(果皮及剩飯菜等)，含水量較大而熱值較低，在焚燒過程中難以達到理想高溫，並且含大量塑膠袋及餐盒等塑料製品，在焚燒時更易產生二惡英。」
國內環保著名專家趙章元對媒體說過，「鑑於垃圾填埋的弊病，國內外都在尋找另一種更為有效的垃圾處理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焚燒。應該說，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垃圾焚燒都已經搞了很多年，都在試建不產生汙染的焚燒爐，但至今都沒有滿意的成果。主要還是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惡英的處理問題。二惡英是一種難降解的致癌物，它主要是垃圾燃燒排放物降溫時經過850℃~200℃度之間時生成的；降溫速度越快，生成的就越少。建垃圾焚燒廠是有風險的，即便是採取了最先進技術也不一定能夠改善環境質量。國內外多年實踐表明，防止被焚燒的氣體在急劇降溫過程中產生二惡英的技術以及吸附消納二惡英的技術，雖然在理論上是清楚的，但在實踐中的效果至今尚不能令人滿意，而失敗的教訓卻很多。如果希望利用這個熱量來發電，就更不可能很快地降溫。對於一種科研試製的產品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驗證，如果目前就說『垃圾焚燒可以做到沒有任何汙染』，還為時過早。在目前條件下，即使相距垃圾填埋場及焚燒廠下風向（或下遊）達到500米現行標準，也還是誰都不敢說『無影響』。」對於難降解的有害氣體，在人體內有累積效應，時間長了，就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趙教授的觀點，揭示了國外禁止垃圾焚燒的根本原因。
垃圾焚燒如果是中國城市發展階段所必或需被迫選擇的措施，那麼根據垃圾焚燒並非環保，那個節能也是牽強附會的實際，特別是其產生大量劇毒致癌物質二惡因的事實表明；所謂的環保實際上是一個相待排放毒物的工廠，而且還會產生其它重金屬和有毒有害物質，汙染環境的風險更大，燃燒垃圾時還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其所謂「環保節能」的綠帽子就可以被摘掉。如果說首鋼的拆遷是為了綠色奧運，減少了固體顆粒物和有害物的排放是一個值得稱道的生態經濟之舉得到全球讚譽的話；那麼在北京建立大型垃圾焚燒廠的措施，卻是向大氣中排放劇毒致癌物質，其在環保的綠帽下的作為，正在大大抵消搬遷首鋼所產生的環保效應，也與北京要建立生態文明城市的目標不一致。
如果不得不建立垃圾焚燒廠，廠址的選擇還是要注意科學論證慎重選址同時要利用傳統的風水學的智慧。以北京為例，對於北京來說冬季的主流風向是西北風，夏季的主流風向是東南風，如果把一個大量產生有毒有害物質的垃圾焚燒廠選擇在西北和東南，對於大氣和水體的汙染都是十分嚴峻的。特別是冬季，植被吸收毒素和二氧化碳的能力大為降低，在西北面和北面如果設立垃圾焚燒廠會對北京的環境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在北面和西北面是北京上風上水的地方，在此方位設立汙染嚴重的工業企業或者放毒素的垃圾焚燒廠也是嚴重違背風水學原則的舉措。垃圾焚燒廠直接危害的是方圓至少五公裡範圍內的人群，半衰期為１４年到２７３年才能降解的焚燒產生的劇毒物質二惡英等毒物，漂浮在北京的上空，沉降到地面，長年累月作用的結果，這一毒物對健康的影響，使全北京城的居民都無一能夠倖免。
解決城市垃圾的最佳方法不是焚燒而是綜合利用，據業內人士測算，目前中國可回收利用的再生資源價值約3000億元。可事實上，除廢鋼鐵的回收率較高外，廢塑料的回收率為25%，廢橡膠的回收率為32%，廢紙的回收率為35%，廢玻璃的回收率只有13%……中國對廢舊資源的利用水平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其實垃圾中的蘊含著巨大的財富，不能一燒了之。填埋也好，垃圾焚燒也罷，都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最佳方法。
國際上目前比較推崇的做法是綜合利用處理，這也是今後垃圾處理的發展趨勢和方向。所謂綜合利用處理就是先把垃圾分類，再將不同類別的垃圾利用起來。關於垃圾分類問題，在環保志願者的推進下，已經實踐了多年，但遺憾的是只有較少的小區取得了實效，絕大多數小區都沒有堅持下來或效果不佳。如果有關部門能夠拿出花費巨資買焚燒爐建立垃圾焚燒處理廠的熱情來推廣小區垃圾分類，把花在垃圾焚燒上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宣傳、倡導和實施垃圾分類和綜合利用，垃圾綜合利用這件事情一定能夠辦成，這才是真正的環保與節能，不僅回收利用價值幾千億的資源，還可以向聯合國出售因不焚燒垃圾而節約的CO2的排放指標，同時避免焚燒垃圾而導致的對大氣的毒害汙染，讓人民享受潔凈的空氣。
垃圾分類處理，政府有關部門完全可以在政策法規層面支持，同時把花在垃圾焚燒上的資金用於扶持相關企業在垃圾產生的源頭小區入手進行分類或分揀處理。在小區建立垃圾分類設施，促進鼓勵居民進行垃圾分類，這樣就可以把垃圾中的資源直接分類再回收利用起來。根據小區的實際，在推廣垃圾分類處理的初期，可以考慮以小區為單位，增設垃圾分揀處理站，吸納大量社會人員就業，擔當垃圾分揀工，把小區的所有垃圾，利用人工來分類分揀，回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實在不能利用的垃圾再送去合格的不滲漏的垃圾填埋場填埋，以免再次出現目前的垃圾填埋場滲漏汙染地下水的情況。另外，政府有關部門可以採取類似目前已經行之有效的限塑令的方式來限制過度包裝，限制未經處理的蔬菜進入居民消費的環節等有效措施在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
總之，垃圾焚燒處理的措施在全國實施應該小心謹慎，並請不要給它帶上「環保節能」的綠帽子；如果不得已而暫時為之，那麼在選址時就要尊重科學和中國的傳統的文化和風水觀，嚴禁在上風上水的地方建設垃圾焚燒處理廠。
城市垃圾焚燒產生一級致癌物，垃圾處理引爭議
CCTV《經濟半小時》9月1日播出《垃圾燒出一級致癌物，國外學者告誡中國人不要推廣垃圾焚燒》，以下是節目實錄: 【關鍵詞：二噁英】
中國的城市垃圾處理引起了全球的關注，8月12日，《紐約時報》也刊文關注中國興建垃圾焚燒爐的計劃，認為這個計劃一旦實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會在現在的水平上翻番，那麼，面對如此龐大的垃圾山，現在燒還是不燒？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面對垃圾焚燒廠在中國迅猛發展的勢頭，美國專家美國環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學安全項目總監約瑟夫迪岡提出了忠告，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最好不要買那些昂貴的機器，因為如果垃圾中大部分都是廚房垃圾，紙張，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為什麼還要買那麼貴的機器？
中國環境和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是垃圾焚燒「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在趙章元看來，正是因為存在二噁英汙染風險和投資運行成本過高這兩大弊端，垃圾焚燒在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高潮之後，目前在國外已經成為了一種「夕陽產業」。
有一個很專業的會議剛剛在北京閉幕，一個陌生的詞也越來越被我們熟悉:二噁英，這個會議叫第29屆國際二噁英大會。
全球400多位頂尖的科學家聚集一起，在探討持久性有機汙染物的時候，不約而同把焦點落在了城市垃圾處理上。我們每天丟棄的城市垃圾和人們聞風色變的劇毒物二噁英有什麼關係？科學家們又為什麼會對此憂心忡忡？先來看看記者在會場上了解到的情況。
世界二噁英大會垃圾處理陷入困境，「二噁英」困擾中國
為期5天的第二十九屆國際二噁英大會日前在北京召開。二噁英是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之一，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紀之毒之稱，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已將其列為人類一級致癌物。 除了劇毒之外，二噁英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溶於脂肪，難以降解，半衰期時間長，屬於持久性汙染物，一旦進入人體，7年10年都很難排出，而一旦累計到一定程度，就會致人死地。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垃圾量正以10%的年增速向人們的生活圈不斷逼近，如何處理困局已擺上了政府的日程表。2005年世界銀行就曾發布報告警告說，中國如果過快建造垃圾焚燒廠且不限制排放物，世界範圍內大氣中二噁英含量會加倍。會上，中國的垃圾處理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
美國環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學安全項目總監約瑟夫迪岡:「所以這就是垃圾焚燒爐之所以受到關注的原因，因為垃圾焚燒爐是產生二噁英的途徑之一。」
中國的城市垃圾處理引起了全球的關注，8月12日，《紐約時報》也刊文關注中國興建垃圾焚燒爐的計劃，認為這個計劃一旦實施，全球的二噁英排放可能會在現在的水平上翻番，中國的垃圾焚燒爐計劃到底有多大？劇毒一級致癌物——二噁英的威脅離我們還有多遠？
2009年7月9日，在北京市六裡屯垃圾填埋場附近的一個小區裡，海澱區市政管委相關負責人與六裡屯周邊的200多位居民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這已經是當地政府第四次與六裡屯居民代表進行面對面的溝通，但雙方見面的氣氛似乎並不那麼輕鬆。
北京市海澱區中海楓漣小區業主趙勇:「告訴大家垃圾焚燒廠是無害的，是安全的是讓我們放心接受這個焚燒廠建在六裡屯，大家當然不願意了。」
趙勇，北京市海澱區中海楓漣小區業主。自2006年以來，有一件煩心事一直困擾著他和六裡屯周邊地區的居民，這就是海澱區政府計劃在他們居住的六裡屯地區新建一座垃圾焚燒廠。
趙勇:「給我們宣講的都是垃圾焚燒廠好的一方面，比如變廢為寶，發電，比如可能會消減垃圾臭味的問題，但我們從網上看到資料，那麼介紹了很多垃圾焚燒廠可能帶來的其他的問題，比如我們前面說的二噁英的問題，比如重金屬汙染的問題。」
北京市海澱區中海楓漣小區的居民告訴記者，六裡屯垃圾處理廠的問題由來已久。在他們看來，始建於1995年的六裡屯垃圾填埋場原本就存在選址不當、管理不善等諸多問題。而周邊居民最難忍受的，就是填埋場散發出的惡臭。
北京市海澱區中海楓漣小區居民黃繼勇:「晚上睡覺，兩點多鐘就經常被嗆醒，然後一關上窗戶之後，滿屋子瀰漫著臭味出不去。」
讓居民擔心的還有垃圾填埋場對地下水造成的汙染，由於六裡屯與北京中心城區距離較遠，市政供水管網尚未通達，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依靠各個小區的自備井，而這些自備井抽取的都是地下水。飲用水安全問題成為六裡屯居民的又一塊心病。
「中國科學院地質所，周圍地下水都做了檢測，檢測到馬連窪土井，上地這麼遠的位置，地下水的土井都做了，地下水監測井都做了監測了，都發現地下水已經汙染了。」
趙勇告訴記者，儘管忍受著惡臭的侵擾，但他和六裡屯居民心中一直還有個希望，那就是垃圾填埋場總會有填滿封場的那一天。然而在2005年年底，當得他們知海澱區將在六裡屯垃圾填埋場南側再建一座垃圾焚燒廠的消息時，希望變成了更大的擔憂。
趙勇:「因為臭味只是讓我們，它來的時候讓我們睡不著覺，但是二噁英這東西無色無味，而且會讓人致癌，危害比較大，所以相比而言，如果說讓我們必須選擇，在聞臭味和聞二噁英之間選一個選擇的話，那我會選擇聞臭味。」
與趙勇一樣反對垃圾焚燒的，還有北京市高安屯地區的居民趙蕾。趙蕾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柏林愛樂小區，距離朝陽區高安屯垃圾處理場的直線距離僅有3000米。她告訴記者，這個地方不僅有六裡屯居民所熟悉的垃圾填埋場的惡臭，還有北京市已建成的第一個垃圾焚燒項目——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
記者:「你進去過這個垃圾焚燒廠看過嗎？」
趙蕾:「沒有進到焚燒廠裡頭去。」
記者:「進不去還是？」
趙蕾:「進不去，我們不知情，所以越是不知道的東西，越是對它有一種恐懼感，然後不安，就是感覺非常不安，我們一直沒有看到所有的關於二噁英的監測報告，包括重金屬監測報告，是沒有人給我們出具，所以大家很不安。」
而垃圾焚燒廠周邊居民的這種擔心，在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看來，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
王維平:「我們的填埋廠，他沒按操作規程做，比如超負荷運行，他設計能力每天進1200噸，可是他每天進3000噸，蘿蔔快了不洗泥，咱們說這話所以他就忽略了這種標準化的操作運行的過程，造成了汙染，造成了擾民這種事情是有的，所以群眾的這種擔心是應該理解的。」
王維平告訴記者，目前北京的16座垃圾填埋場，總處理能力為每天1.03萬噸，而現在北京的垃圾日產量為1.84萬噸，處理能力的缺口每天高達8000噸。更為嚴峻的問題是，這16座垃圾場離填滿封場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王維平:「就是在未來的4年都要填滿，那麼填滿了就面臨著4年以後這個垃圾無處可去了這樣一個嚴峻形勢。」
處理能力的嚴重不足，讓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為垃圾尋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燒成為他們的首選。在《北京市關於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生活垃圾焚燒廠」，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燒比例達20%，2015年達到40%。未來6年，北京市將投資100億元，新建改建垃圾處理設施40餘座，其中阿蘇衛焚燒廠、北天堂焚燒廠、梁家務焚燒廠、南宮焚燒廠均在計劃建設之列。
然而，垃圾焚燒廠的建設規劃還是引來了專家學者和周邊居民堅決反對，這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國環科院的環境學專家趙章元。
趙章元:「我為什麼還是要反對做焚燒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二噁英這個汙染物它是難降解汙染物，它即使你排放量很微弱，但是它微量的排放對人身體還是有害。」
2007年2月，北京市海澱區六裡屯的居民代表向國家環保總局提出行政複議申請，要求停建六裡屯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與此同時，全國各地興建垃圾焚燒項目的熱潮也在逐漸升溫。截止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均已建成垃圾焚燒廠。江蘇省已建成和在建垃圾焚燒項目15個，浙江省共建成和在建近30個，廣東省近20個。此外，遼寧、山東、福建、海南等15個省區均已建成或擬建設垃圾焚燒廠。
「我們全國的垃圾焚燒爐，很可能像雨後春筍一樣大量出現。」
「主燒派」與「反燒派」之爭
其實剛才圍繞六裡屯垃圾焚燒項目發生的爭議，只是國內垃圾處理困境的一個縮影。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長速度為8.42%，而中國垃圾增長率達到10%以上；據相關統計，全世界每年產生4.9億噸垃圾，而中國就佔到了其中的近1.6億噸。面對如此龐大的垃圾山，現在燒還是不燒？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中國環境和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是垃圾焚燒「反對派」的代表人物。對垃圾焚燒過程中可能產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質的擔心，是趙章元反對垃圾焚燒的最主要原因。
趙章元:「二噁英是國際公認的一級汙染物，這個汙染物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它難降解，就是它的半衰期是14到273年，平均下來是幾百年，如果我們等它降解完了，在我們人體裡它要累積下來，還是遲早還要引起人身體致癌的。」
但在有著「主燒派」代表人物之稱的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看來，趙章元的這種擔心是沒有必要的。
王維平:「我想強調的是，垃圾焚燒發電是目前國際上普遍使用的一種技術，是一種成熟穩定的技術，也是一種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技術，那麼很多人擔心它會不會產生二次汙染，我想從專業的角度說一句話，我們還不至於愚蠢到花大錢把固體汙染轉化成氣體汙染，不至於愚蠢到這程度。」
王維平告訴記者，現在北京新建的垃圾焚燒項目，採用了日本的先進技術，二噁英的排放則參照歐盟制訂的0.1納克的排放標準，絕對不會造成人體的傷害。
王維平:「它通過控制爐溫，通過半乾法淨化，煙氣淨化，總而言之我不說專業的，專業的技術角度來克服這個東西，也就是說現在從專業技術角度完全可以克服這個事，克服這二噁英。」
然而王維平的這一說法，同樣遭了垃圾焚燒「反對派」的質疑。採訪過程中，北京六裡屯居民丁捷向記者展示了一份名為《反對在六裡屯建設垃圾焚燒廠》的意見書。在這份的意見書中，丁捷特別向我們強調了關於垃圾焚燒過程中對二噁英進行監測的問題。
丁捷:「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的二噁英分析實驗室鄭明輝教授，指出二噁英不能在線檢測，正因為二噁英檢測和化驗的技術要求非常高，截止到目前，我國還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敢說沒有一個焚燒廠能夠做到在線監測。」
而正在清華大學訪問的英國伯明罕大學二噁英專家斯圖爾特哈瑞也證實，對二噁英的實時監測，目前在國際上同樣是道難題。
英國伯明罕大學環境化學高級講師斯圖爾特哈瑞:「人們很想做（二噁英的實時監測），也有很多的研究，但到現在，雖然有進步，但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也許5年、10年後也許可以，現在最快的監測速度只能做到12個小時，非常難做到。」
丁捷:「我們不知道它是否超標了，因為無法檢測所以人為無法控制它，那就（可能）變成很隨性的一種排放。」
發達國家的垃圾焚燒廠在不斷關停，卻為新興國家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
根據一些公開的數據和報導，作為垃圾焚燒第一大國的日本，儘管採取了嚴格的標準，但仍然是二噁英排放第一大國，空氣裡二噁英的含量是其他工業國家的10倍。美國環境保護署曾向公眾發表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在普通美國人體內發現的二惡英水平已經達到或接近於對人體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水平。正是因為這份報告，垃圾焚燒廠在美國逐步失去市場，目前，全球發達國家的垃圾焚燒廠在不斷關停，新上項目更是處於基本停滯的狀況，但是新興國家，由於正在給垃圾尋找出路，它們卻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
除了對二噁英問題的擔心，垃圾焚燒「反對派」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它天價的設備投入和高昂的運行成本。
趙章元:「非常昂貴，它這個生產一臺垃圾焚燒爐動輒就是幾億元，我們現在的大型都是十幾個億元，所以它很貴。」
趙章元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已經建成的垃圾焚燒項目，多數採用的是進口焚燒設備。如廣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投資達7.25億元；上海虹橋生活垃圾焚燒廠引進德國設備，投資9億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廠引進日本設備，投資7.5億元；而深圳市的7座焚燒廠中有5座引進的是比利時和日本的設備，總金額高達20億元。
在趙章元看來，正是因為存在二噁英汙染風險和投資運行成本過高這兩大弊端，垃圾焚燒在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高潮之後，目前在國外已經成為了一種「夕陽產業」。
趙章元:「有一個趨勢，我認為這個世界總趨勢，垃圾焚燒法是要逐漸萎縮這是不可改變的。」
趙章元的這一觀點，得到了美國二噁英專家約瑟夫迪岡的認同。他告訴記者，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汙染事件，讓各國都加強了對垃圾焚燒廠的管理和監控，並將垃圾的源頭減量和分類回收作為焚燒處理的前提條件。統計顯示，美國的生活垃圾焚化爐從最高峰時的171座減少到了目前的102座，並從1995年起再沒有新建過一座垃圾焚燒廠。而面對垃圾焚燒廠在中國迅猛發展的勢頭，這位美國專家也提出了忠告。
美國環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學安全項目總監約瑟夫迪岡:「我相信很多公司現在都瞄準了發展中國家，對於很多發展中國家，最好不要買那些昂貴的機器，因為如果他們垃圾中的大部分都是廚房垃圾，紙張，塑料（可以回收利用），那麼為什麼他們還要買那麼貴的機器？」
2007年6月12日，國家環保總局就北京市六裡屯居民針對垃圾焚燒廠提出的行政複議申請，做出了行政複議決定。國家環保總局，對六裡屯垃圾焚燒項目的衛生防護距離是否準確、周邊環境容量是否能滿足需求、工程地址是否符合條件、二噁英排放是否會汙染京密引水渠、周邊環境敏感點的環境風向防範措施是否有效等關鍵問題上，項目所在地地方政府與北京市環保局還需要組織專家進一步論證。決定「在進一步論證前應予緩建」，同時要「在更大範圍聽取公眾意見」，並特別強調「未經核准不得擅自開工建設」。
趙勇:「有了這個緩建決定大家其實心裡很高興，在得知複議決定那天，小區有居民甚至燃放了鞭炮。」
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也承認，六裡屯垃圾焚燒項目被叫停，對北京市實施垃圾處理改革的進程的確造成了影響。他表示，目前管理部門正在聽取各方意見，該項目是否建設還在繼續論證之中。
王維平:「我們搞環境工作，我們最怕的就是汙染，我們付之畢生精力就是為了克服汙染保護環境，所以我們認為老百姓關心環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們非常樂見的事情，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發現不同的聲音，我們首先應該認真的傾聽，用科學來解釋，如果我們做不到的我們要承認錯誤，要實事求是，我這麼這件事。」
半小時觀察：垃圾不能一燒了之
每個人都討厭垃圾，但每個人又都每天製造著垃圾，垃圾問題我們無法迴避。但是在尋求解決之道時我們遇到了一場爭論，讓人高興的是，環保部門在這一問題上充分重視民意，及時叫停了海澱六裡屯焚燒廠的建設，要求對垃圾焚燒廠的安全性進行進一步論證。這本身就是一個進步，充分體現了政府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
城市垃圾是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產生的一種文明病。事實證明，僅僅靠某幾項技術並不能讓垃圾山從我們眼前消失，弄得不好，還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只有引導人們改變不合理的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減少垃圾的產生，提高垃圾的循環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圍城的現象愈演愈烈。德國、瑞士、日本等國家在垃圾焚燒導致汙染後更多地採取了垃圾分類和回收，垃圾量大幅度減少，有的甚至減少一半以上，在這一點上，部分地區已經在垃圾中轉站增加分揀設施，但是僅有這樣恐怕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處在城市化、工業化高峰期的中國，在垃圾處理上面臨更大的壓力，我們必須多管齊下，標本兼治，這需要有新的技術，更需要創新的制度。
"垃圾焚燒，是出路還是歧路?"
城市垃圾危機之下，垃圾填埋場已經越來越難找，城市管理者自然就想到焚燒垃圾的辦法。目前，中國已建與正在建設的垃圾焚燒廠逾50家，未來還將增長。
但接踵而來的問題是，大量垃圾焚燒廠離居民區過近（有的距居民區只有二三百米），引起居民激烈反對。尤其是焚燒會產生一級致癌物二惡英，汙染周邊居民區，這使焚燒垃圾的處理方式充滿了爭議。
就在4月11日，上海數百市民以「散步」形式抗議了居民區附近的江橋垃圾焚燒廠的擴建。
國家環保部對垃圾焚燒則是持謹慎推動的態度，該部在「長江口及毗鄰海域碧海行動計劃」中，提出相關區域焚燒垃圾的比例不低於處理總量的35%。這意味著：還將有更多的焚燒廠在東南地區出現。而目前多數城市尚未達到這一比例，但正在朝這一方向行進。
激辯二惡英
引起對垃圾焚燒廠爭議的最重要原因是二惡英。
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惡英，具有強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內分泌毒性，毒性相當於氰化鉀的1000倍，國際癌症研究中心已將其列為一級致癌物。
即便北京市市政管委副主任陳玲通過媒體表示：「我們根據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持續穩定運行，把二惡英控制在環保標準內，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但中國科學院環科所專家趙章元認為：「二惡英這個汙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級致癌物，最討厭的就是它難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到了人體內就積累，你的標準再低，它最後還是致癌的。所以我們要慎重。」
「況且中國目前的環保設備管理狀況，實現不了那些條件。我以前曾經相信，在沒有人的地方，建個焚燒廠是可行的，現在，我不這麼想了。」正因為這樣，近年來趙章元始終堅定地站在反垃圾焚燒的第一線。
如何控制二惡英亦成世界性難題。加之中國多無垃圾分類，含水量極高，若無輔助措施，爐膛內煙氣很難始終維持在不產生二惡英所要求的850℃－900℃。
而前述的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的環評報告中，就沒有提及處理二惡英的相關配套措施。該環評以一個成年人為模型，論證二惡英日攝入量低於日可耐受量，而沒有論及老年人和兒童，故而引起居民反對。
在爭議中行進的焚燒廠
類似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的爭議，在國內其他城市不乏其例。
2009年3月11日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就北京六裡屯垃圾焚燒廠環境爭議，環保部環評管理司司長祝興祥發表了環保部的最新意見：「應進一步論證」，「未經核准不得開工建設」。至此，已經持續兩年多的六裡屯垃圾焚燒廠環境爭議，繼續被暫時凍結。
此前，在2008年12月30日，深圳南山垃圾焚燒發電廠二期工程環評聽證，部分居民反對意見依然強烈。
沒多久傳來消息，比鄰南山、直線距離僅5公裡的香港屯門將建垃圾發電廠，處理能力數倍於規劃中的南山焚燒廠。這下子不僅居民憂心忡忡，政協委員、環保部門都表達了嚴重關切。
垃圾焚燒引發的環境爭議，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大公共環境話題。
1998年，中國第一座垃圾焚燒廠在深圳啟動時，焚燒是中國官方對垃圾處理的希望所在。
上海市環境學校教育培訓中心主任陳建昌從事環境教育二十餘年，他還記得十年前第一次去上海最大的老港垃圾填埋場的景象：「一公裡之外，就聞到臭味、遇到蚊蠅了。」
填埋，作為最傳統的垃圾處理技術，以往沒有做防滲處理，地下水的汙染嚴重，後來做了防滲處理，但滲出液、臭氣、甲烷氣體等帶來的二次汙染，還是嚴重影響空氣品質，排放到大氣中又會產生溫室效應。近年來，隨著對填埋場環境要求的不斷提高，臭味、蚊蠅問題有所改善，排放滲瀝液COD限制要求一直在提高。於是，一面是業內人士發出淨化標準過高的抱怨，一面是巨大的垃圾負荷讓填埋場不堪重負。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陳永說：「北京的填埋場都是超負荷運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無處可填了。所以焚燒廠建設對於我們來講是必須的。」
防護距離因為地方政府的需要不斷縮短
在第一座垃圾焚燒廠啟動後的第十年，2008年9月4日，環境保護部頒發了2008年的82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環評「文件審查的技術要點」寫明：「作為規劃控制的依據。新改擴建項目環境防護距離不得小於300米。」
這個「環境防護距離」，就是指項目與周圍居民區以及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控制間距。
中國科學院環科所專家趙章元說：「垃圾焚燒爐距離居民點到底多遠，這個問題爭論已久，我國遲遲定不下來，原來最初我參加評審的時候，按照環保局的技術原則，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內不許有住戶。後來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門提意見，說這樣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縮小點兒？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後來又縮到700米，不敢再減了。為什麼呢？因為700米以內誰都沒有把握。」他介紹，現在日本1.2公裡以內的癌症相當於外邊的兩倍。
環境防護距離不斷壓縮的背後，是雨後春筍般的垃圾焚燒廠立項，是中國城市垃圾加速增多的現實和垃圾處理能力之間的日益緊張的關係。
在不間斷的爭議聲中，垃圾焚燒廠在官方語境中始終是環保項目的典範，將其等同於「垃圾的資源化利用」。後者的邏輯是：相比起傳統的填埋，垃圾焚燒廠佔地小、能發電、能實現80%－90％的體積減量，因此是中國目前垃圾處理的發展方向。
誰的利益？
在爭議的聲浪中，垃圾焚燒還在各地方興未艾。
廣州市市容環衛局計劃到2015年左右，廣州生活垃圾將實現不再填埋，或先焚燒發電、再填埋廢渣的處理方式。福建省提出的目標是，到2010年要建成23座焚燒廠，垃圾焚燒處理比例將提高到70％以上。
綜觀中國現有及正在建設中的五十餘座垃圾焚燒廠，不難看到：大量設備和技術來自外國公司。
總部位於比利時的垃圾焚化設備製造商KEPPEL SEGHERS，自稱佔中國垃圾能源化設備的60％。法國公司VEOLIA自稱是最大的運營管理服務提供商，其在中國實施的項目，就包括上海的江橋垃圾焚燒廠和廣州的李坑垃圾焚燒廠。
COVANTA是美國最大的垃圾能源化公司，它的亞太分支機構人員認為：中國是未來業務擴展中佔有優先地位的市場。
上述外國公司，基本都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在中國已經或正在建設的五十多個焚燒廠中，關鍵設備或技術來自進口的總投資約100億人民幣。
國際環保機構有關人士指出：「亞洲各發展中國家都收到各種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建議書。西方國家的環保意識強，迫使焚化爐公司轉移到亞洲市場，售賣過時的科技產品。焚化爐公司的推銷員會列出哪些先進國家也用焚化爐，其實許多國家正把它們逐漸關閉。」
2007年，歐盟立法者以罕見的一致否決了歐盟委員會企圖將垃圾焚燒劃分為「能源再生」產業的決定。歐盟立法者規定，到2020年，歐盟國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築垃圾都應該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燒。
美國垃圾歷史專家馬丁·麥樂西（Martin Melosi）在一篇論文中給出了關於焚燒歷史的三點結論：
一、焚燒廠始終無法達到環保要求；
二、焚燒廠提供的服務只能滿足特定的需要；
三、總的來說，焚燒產生的副產品始終無法和它們的副作用相比。
趙章元認為，這樣的信息在國內則被許多人忽略了。他回憶2007年11月北京市政府環保局主持召開的「國內知名專家學術研討會」上對垃圾焚燒問題的討論：「陣線分明，表演十分形象化。利益集團（包括一些院校研究者）寧可把垃圾焚燒說成『無任何汙染』，當地居民是『瞎搗亂』。」
這位退休老專家認為：中國正在接受一個夕陽產業的兜售，卻把它拿來作為自己的朝陽產業。
「垃圾焚燒，毒在當代，禍在千秋」
隨著經濟發展，固體廢物不斷增加，而傳統上最便宜的堆填方法，又因現有堆填區開始飽和，適當的新堆填地點日漸難找。按照目前資料所見，我國各大城市，莫不紛紛籌建垃圾焚化爐。除北京引起莫大爭議的北京liu li tun垃圾焚燒廠、gao an tun垃圾焚燒廠項目外，例如在珠江三角洲，自深圳龍崗平城環衛綜合處理廠於1999年底開始運行以來，目前已投產、籌建和規劃的就包括有廣州資源電廠、廣州小州垃圾發電廠、惠州市垃圾發電廠、深圳龍崗平湖垃圾發電廠、東莞清溪垃圾發電廠、順德垃圾發電廠等十多個同類項目。
推銷垃圾焚化爐的商家，往往突出焚化垃圾的種種好處
例如：
焚化處理可減少送去堆填區的垃圾量。經常被引用的數據是在重量上減少75%，及在體積上減少90%。
焚化處理把有毒的物質濃縮在粉狀的灰燼裡，比原先破破爛爛的一大堆東西更均質化，更容易處理。
焚化處理破壞大部分有機物質，這些有機物持若簡單掩埋的話，會產生沼氣和滲入地下水，同時會產生惡臭與墳蠅的問題。
現代化的垃圾焚化爐能大大降低空氣汙染。
焚化處理不須改變消費者、生產者和操作者的行為模式，所以毋須去改變民眾的意願，也不必重建社區的基礎設施。現代化的焚化爐能生產能源，以衝抵焚化爐的營運成本；政府只須負擔一次性投資，甚至通過BOT方式，完全毋須直接投資。
這些說法似是而非。例如降低拉圾90%體積的數據是僅限於以送入焚化爐的垃圾量和殘存在灰渣量所作的比較，並不包括不能焚化的物體和焚化設備在停修時不知送到何處去的垃圾，也沒計算垃圾去堆填區前會被壓縮的事實。若是把這些都計入，焚化爐處理只可減少60%到70%的體積，堆填區的使用期僅延長2.5倍到3倍，並不是焚化爐推銷者所說的10倍。而灰渣也並非如宣傳的「無毒」、「安定」和「衛生」。
環顧世界各地，當會發覺只有中國因為資訊閉塞，才會熱烈擁抱全世界先進國家早已放棄的垃圾焚化爐。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30%的家庭垃圾以焚化處理，到了80年代，這百分比下降到10%。至1998年12月，日本已永久或短暫關閉了超過2000座垃圾焚化爐，到2000年7月，全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燒設施被停止使用。
外國寧願浪費巨額投資也把垃圾焚化爐棄而不用，原因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中發覺，垃圾在焚化過程中，會生產大量有「世紀之毒」之稱的二噁英。根據日本於1997年的估計，其二噁英總發生量一年7公斤，其中由垃圾焚化爐發生的數量就超過5公斤。以目前最先進的電漿方式處理，成本十分高昂，但也未能徹底消除二噁英。簡而言之，以垃圾焚化爐處理固體廢物，是將固體汙染體高成本轉化為極毒的氣體汙染體。
97．5%的二噁英系由食物進入人體。空氣中的二噁英沉積於植物表面，再經過草食性動物攝入，使牛肉及乳類製品成為人體最主要的二噁英來源。因為汙染借空氣及食品傳遞，所以可說是無遠弗近。最近有研究顯示，香港婦女哺育嬰兒的母乳，二噁英含量為世界之最。而港人食物來源主要是內地，警鐘已經響起。
二噁英是世界各國一致公認強烈的致癌物質，容易導致孕婦流產或產下畸形兒，而且會損害肝臟與免疫系統。婦女在二、三十年中積聚了大量二噁英於其體內，並通過哺乳把這些汙染傳給其小孩。近年來，更發現二噁英具有「環境激素」的作用，嚴重影響男性的生殖能力，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從經濟角度考慮，裝置異常複雜空汙防治設備的現代垃圾發電廠需要大筆投資，只創造很少的就業機會，而大部分都是在建廠期的臨時性工作。巨額公帑流向跨國工程公司、財務專家、法律和顧問人員的手上。垃圾焚化爐的日常運作成本很高，通過焚化，只能提取廢物本身能量的20%，是低效益的方法。這落伍的技術的經濟可行性純粹依靠將大部分成本外化，轉嫁至公眾頭上。
面對日漸增加的垃圾，第一步就應設法通過教育和稅費等方法去減少它。馬英九當臺北北市長不久，就實行收垃圾費，結果十分良好。除了垃圾大減之外，從中收取的資金，可以分攤處理垃圾的成本。
眾所周知，垃圾是錯配了資源，正確的處理方向是把它儘量運用，而並非把它一燒了之。第一步必要的動作是搞垃圾分類。香港在這方面一向落後，但從去年開始，也陸續展開有關宣傳工作。在試點地區設一組三個垃圾桶，分別裝載紙、塑料和金屬廢物。這計劃目前尚在自願的實驗階段，全面的分類計劃還應包括有機廢物如廚餘餿水和建築材料。
紙張、塑料、金屬和建材廢物可以循環再造，有機廢物可能通過造沼氣、堆肥等方法，生產有機肥料。最後剩下來的必要處理廢物，會大大減少，較容易用掩埋等方法解決。
垃圾分類和再用再造，投資少、運作成本低，卻能提供大量非技術性的就業機會。採用環保基本的「再省、再用、再造」和堆肥模式，美國某些地區可把固體廢物轉換率達到大約40%，歐洲很多國家的目標則是60%或更高的轉換，轉換的產出比焚化更多，且成本更低，提供更多本地就業機會。再制原料的價值比焚化所得到的能源多出3到5倍，只是其隱藏性利益一般無法呈現在任何人的帳目上而已。
總的來說，焚化不屬於可持續發展技術，更與全球爭取零排放的努力背道而馳。我國去年籤署了《關於持久性有機汙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與建垃圾焚化爐事實上是違約的行為。我謹在這裡呼籲，國家正式訂立政策，全面禁止與建造垃圾焚化爐及垃圾焚燒廠。
焚燒尾氣（含二噁英和呋喃）排放問題。廢物焚化產生危害健康的二噁英和呋喃一直是爭論的熱點，目前多國的政府立法機構都出臺了相關法案對於廢物焚化的有害物質（二噁英和呋喃）排放量進行了嚴格的規定（但我國目前尚未出臺完整的法律法規對於焚燒廠汙染物排放的全程監控和管理、以及例外處理進行規範），但對於排放量的制定以及該標準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尚存在質疑和爭議。
焚燒灰渣的處理問題。據廢物焚燒企業稱，焚燒灰渣無毒害，可以直接予以填埋或者進行壓縮處理；但此說法尚未被予以證實，並被第三方質疑。
事實上，由於焚燒灰渣中含有大量重金屬和有毒物質，其填埋往往需要特殊處理，目前灰渣的填埋遭到填埋地民眾的廣泛抵制，相關案例見英國格洛斯特郡事件。
廢物焚燒產生有害粉塵，經過最先進的粉塵過濾技術，仍然有約2‰（燃燒前質量）的粉塵進入大氣。這些有害粉塵在英國被證明回導致新生兒死亡，而且在歐洲廢物焚燒指導書中並未要求對焚燒廠頂端和下風向地區的粉塵情況進行監測[22]。
多個歐洲學術團體（包括物理學、環境化學和毒物化學等多個跨領域的專家團體）代表超過3萬名學者向歐洲各國議會提出申請，要求更大範圍關注焚燒粉塵排放的問題，並要求對於有害微塵和超微塵病理學研究匱乏的現狀予以重視[24]。
廢物焚燒對於地區經濟有明顯的副作用，針對多佛和麻薩諸塞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燒廠附近地區的經濟損失高達10%[25]。
隨著經濟規模的增長，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經濟成為主流，廢物回收利用是上述發展觀的基礎，而廢物焚燒阻斷了材料循環的途徑。
近期英國著名的歐諾彌亞研究諮詢中心（Eunomia Research&Consulting）研究報告表明，廢物焚化是一種低效的技術。相對於一些新的廢物能源化（Energy-from-Waste，EfW）和熱電結合（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技術而已，焚化方法在處理日用混合垃圾時，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且無法回收其中可利用的資源。作者指出，在廢物處理技術的效率排名中，焚化技術僅列19位（共評比了24種技術），其效率比而排名第一的MBT（生物處理技術）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離子汽化―高壓處理技術的低211%。
全國人大代表、自然之友榮譽理事敬一丹呼籲嚴控垃圾焚燒廠建設.
關於嚴格控制生活垃圾焚燒廠建設、大力推進城市垃圾綜合利用處置的建議，（此建議案由全國人大代表、自然之友榮譽理事敬一丹於2009年全國兩會提交）
最近，一些地方尤其是大型城市，正準備建設大型垃圾焚燒廠並冠以「節能減排」等理由。許多城市熱衷於垃圾焚燒，還有些城市準備把垃圾焚燒的份額上升到40%左右。垃圾焚燒廠建設已經引起眾多民眾的擔憂，如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武漢、成都等地多出現不同形式的群體性事件。
一、垃圾焚燒汙染無法被有效控制；在國際上，垃圾焚燒廠被公認為最危險的汙染源，其汙染危害性在於：
（1）垃圾焚燒實質上屬於一種汙染轉移，是各國環保政策所不允許的；
（2）目前公認二英為一級致癌物，具有持久性、生物積累性和放大性；
（3）在日本、西歐等國垃圾焚燒實踐多年，焚燒廠汙染引起癌症高發顯著，環境安全距離大大超過相關環評報告中設計的「300米」；
（4）有毒汙染物並不會因廢氣排放控制技術而消失，廢氣過濾控制，只能使汙染物轉移到焚燒產生的飛灰和爐渣中，仍存在不小的汙染風險；
二、垃圾焚燒嚴重影響資源再利用；
三、垃圾不分類，焚燒更有害；
四、目前我國大多是在垃圾填埋基礎上增建焚燒場，焚燒只是其中一部分垃圾。這樣，會在原來填埋的汙染上更加重汙染。
建議：
（1）慎建並逐步停建垃圾焚燒場。
（2）明確垃圾末端處理的性質：很多環評報告將垃圾焚燒項目錯誤地描述為「環保項目」，這是對公眾的誤導。垃圾一旦產生，如果不能儘快重回自然或經濟的循環鏈條，任何末端處理手段都沒有什麼環保而言，只是把問題暫時留給別人或後人的權宜之計。垃圾焚燒或填埋的準確性質是「環衛項目」，而且一直是汙染控制的重點對象。
（3）嚴格控制生活垃圾焚燒建設項目：很多城市已計劃把焚燒處理垃圾的比率提高到40％以上。這些方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需要重新論證，盲目建設之風必須得到有效遏制。項目的討論和實施必須增加透明度，保證公共參與，特別是獨立第三方專業機構和人員的參與。
（4）大力推進垃圾分類和綜合利用工作。
垃圾焚燒產生致癌物——二噁英
專家告誡中國勿重蹈日本覆轍
北京市政府參事、垃圾處理專家王維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處理費用上的支出絕大部分確實用在了環衛作業或建設新的垃圾處理設施方面，而按照他設想垃圾管理理念，從源頭減少垃圾產生才是垃圾處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處理壓力下，選擇焚燒實屬無奈之舉
德國持久性有機汙染物專家羅蘭·韋伯告訴記者，當計劃建焚燒爐時需要首先考慮，到底有多少廢物是要循環利用，而哪些是不需要（可以焚燒）的，「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是羅蘭·韋伯在垃圾處理問題上給中國的一句忠告
儘管大部分社區都放置了分類垃圾桶，但環境學者李皓認為，分類垃圾筒只是一種形式，而垃圾最終是否能被分類，關鍵在於每一類垃圾要與它後面的運輸和處理掛鈎，這正是目前國內的垃圾分類所缺乏的
垃圾燒出一級致癌物，德專家告誡中國不要重蹈日本焚燒汙染老路。
在前天的節目當中，我們報導國內城市生活垃圾所面臨的困境。面對日漸飽和的垃圾填埋場，很多城市管理者都選擇了焚燒這條路。然而，有不少專家和市民，對垃圾焚燒過程中可能產生「二噁英」等有毒物汙染深表擔心。面對這種兩難選擇，國家環保總局叫停了北京六裡屯垃圾焚燒項目，可是我們無法叫停每天都在增加的垃圾。垃圾處理出路究竟在哪裡？
混合垃圾焚燒的危害
矗立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場西北方的這座銀灰色建築，就是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遠遠望去，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那座高達80多米的大煙囪。陪同採訪的北京市政府參事王維平告訴記者，目前高安屯垃圾發電廠仍處於試運行階段，因而不能滿足我們進廠拍攝的要求。
北京市政府參事、垃圾處理專家王維平：「它試運行以後還要經過工程驗收，就按照你當初的設計圖紙一項一項驗收，還要經過環保驗收，環境還要監測等等，現在它的設備、所有的技術參數都在調試。」
採訪中記者注意到，與焚燒廠車間相連的這條垃圾運輸通道始終都有垃圾車進出，這說明高安屯垃圾焚燒廠此刻正在運行當中。但由於不能進入廠區內部拍攝，記者無法了解到送進焚燒爐的究竟是怎樣的垃圾，不過在不遠處的垃圾填埋場，記者還是找到了答案。
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場記者看到，從密閉的垃圾車上傾倒出來的垃圾可謂「五花八門」，有西瓜皮、菜渣、塑膠袋、廢紙、金屬、玻璃、渣土等等一應俱全。而王維平也向記者證實，送進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的，同樣也是這些原生態的混合垃圾。
王維平：「目前北京市焚燒廠的設計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爐設計的，不是說必須對原料有過多苛刻的要求，不是這樣的。」
對於這樣的說法，長期關注德國、日本等國家垃圾焚燒問題的著名環境學者李皓提出了質疑。
環境學者李皓：「我們國家現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燒項目，我不是完全反對，但是這個前提條件是，必須是含高能源物質才能去燒，你不能夠不能燒的燒全部混在裡邊燒，那就出大問題，那個就是產生二噁英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溫床。」
李皓告訴記者，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二噁英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當中的塑膠袋、泡沫飯盒等含氯塑料製品和含鹽分較多的廚餘垃圾，正是產生二噁英的「罪魁禍首」。因此，如果對混合垃圾直接進行焚燒處理，其後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著的，這麼髒的垃圾燒誰都要反對，我也要反對。」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廚餘垃圾佔69.32%、塑料製品佔9.78%，紙類、金屬、玻璃等其它垃圾佔20.9%。在李皓看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燒的。但北京市政府參事王維平卻不這麼認為，他對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的技術設備充滿了信心。
王維平：「它有比較複雜的煙氣淨化系統，投資昂貴，那麼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卻、水幕，也包括通過控制爐溫，來使得二噁英的排放達到0.1納克，這0.1納克的標準是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
王維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邊居民對垃圾焚燒廠的擔心，因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場的確對周邊環境造成過一定的影響，也正因為這樣，他們對垃圾焚燒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維平：「它要實時地按照標準來運行，實時地向社會公布，在線監測你的數據，要接受監督的，我們也希望公眾來監督，因為這個實時監測的牌子，液晶顯示屏，將來時要放在大門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隨時看到，看到以後就舉報。」
國外為解決垃圾問題開始了其它探索
從剛才的報導裡看到，即使在技術專家中間，主燒派和反燒派的觀點也是針鋒相對。實際上，垃圾焚燒技術確實走過一段曲折的發展過程。它起源於19世紀末的西歐和美國，但首先大規模採用這項技術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在全國極力推廣垃圾焚燒，但由於缺乏監管，對二噁英汙染認識不足，隨後付出了慘痛的環境代價。
日本對垃圾焚燒的依賴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燒廠的數量佔全球的70%，全國有60%的城市固體廢棄物通過焚燒處理，這導致大氣中的二噁英含量嚴重超標。20世紀90年代，日本大氣中測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業國家的10倍。
環境學者李皓：「日本有些學者就認為，日本產生一些汙染問題，包括一個是危害人的身體，甚至可能還危害一些生物領域一些動物發育，就高度懷疑是二噁英的這些引起的。」
在經歷了「垃圾島事件」、「琦玉縣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汙染之後，日本政府開始制訂更為嚴格的垃圾焚燒排放規定。1999年7月，日本頒布了《二噁英特別措施法》，大幅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標準。嚴格的排放標準使垃圾焚燒的成本上升，導致大量的垃圾焚燒廠關閉。據日本環境保護部統計，僅1995年至2005年間，就有500座垃圾焚燒廠被迫關閉。
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化學環境研究領域長柴田康行：「為了能夠達到在環保上的新的要求，我們有一個複雜的方法去消除二惡英從焚燒爐中，所以很多小型的老舊的焚燒爐被銷毀了，我們建造了一些新的大的焚燒爐，所以，現在焚燒爐在數量上是減少了。」
近些年來，國際上時不時爆發二噁英汙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呈現出上升趨勢。1999年比利時的家禽和蛋類中發現了高含量二惡英，還有日本的垃圾島汙染事件等等，這些事件追根溯源絕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燒廠惹的禍，百密難免一疏，再先進的技術也只能是技術，不可能是保票，為此，西方國家為解決垃圾問題開始了其他的探索。
導致日本垃圾焚燒廠關閉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垃圾減量法規的實施。自2000年起，日本先後頒布實施了《家電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包裝法》等與垃圾減量相關的法律，推行「淨菜進城、垃圾計量收費、限制過度包裝」等多項措施，以東京為例，到2008年，全市的垃圾年產量降低到了20年前的50%，這導致東京的25座垃圾焚燒廠中有10座因無垃圾可燒被迫關閉，而日本全國的垃圾焚燒廠也由最高峰時期的6000多座減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美國環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學安全項目總監約瑟夫·迪岡：「有人形容垃圾焚燒爐好像是一個飢餓的怪獸，需要東西吃，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廢物，那使用垃圾焚燒爐就不經濟實惠了，當他們建造了太多的垃圾焚燒爐，後來他們發現他們沒東西可燒了，因為通過再循環等其他方式，他們就沒足夠的廢物了。」
德國持久性有機汙染物專家羅蘭·韋伯：「當你計劃建焚燒爐，你需要首先考慮，到底有多少廢物是要循環利用，而哪些是你們不需要（可以焚燒）的，我認為你們會作出一個到底需要有多少焚燒爐的決定，但是你們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
「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轍」是羅蘭·韋伯在垃圾處理問題上給中國的一句忠告，然而這也正是環境學者李皓所擔心的。根據對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調查，去掉廚餘垃圾、塑料、金屬、玻璃和可回收紙類以外，真正可用於焚燒的垃圾只有10%左右，而按照北京市的規劃，如果到2015年垃圾焚燒比例要達到40%，則意味著焚燒能力可能真的會出現過剩。
環境學者李皓：「我就特別擔心你建了這麼多垃圾焚燒廠沒有這麼多廢物來焚燒的，我個人認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會那麼多，你建上那麼多垃圾焚燒廠的話，你沒有垃圾怎麼辦？」
出路之一——分類減量、綜合利用
看得出來，日本等國在垃圾處理上經歷的波折，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啟示，破解垃圾處理難題，不單單是個技術問題，更是一項龐大的社會工程。只有減少垃圾的產生，同時對垃圾進行分類，才能避免焚燒垃圾帶來的嚴重汙染。這些辦法和措施在國內一些城市也曾經試圖推行過，但是十多年過去，垃圾產量非但沒有降下來，反而還在繼續遞增，這又是為什麼呢？
北京師範大學歐美環境史專業博士生毛達：「所有搞垃圾人其實一直在強調的，就是我們搞垃圾管理他要遵循一個有一個優先次序的原則，就是老生常談就是reduce（減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環），就是應該是首先是在源頭減量。」
毛達，北京師範大學歐美環境史專業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參與北京市垃圾處理工作的調研。在調研中他發現，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類上的專項資金只有2000萬元，可是在一個垃圾焚燒廠的投資就超過8個億。在毛達看來，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毛達：「你既然是認為前端的減量是重要，循環利用重要的話，你就應該把這個更多的資源放到那裡，才能體現出這個原則，而事實上不是這樣子，沒有太多的投入。」
毛達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參事王維平的認同。
北京市政府參事、垃圾處理專家王維平：「比如說挪威和瑞典，還有哥本哈根，這些國家他們垃圾的總費用支出，據他們介紹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處理上，收集運輸處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方面。」
王維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處理費用上的支出，絕大部分確實用在了環衛作業或建設新的垃圾處理設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設想垃圾管理理念，從源頭減少垃圾產生才是垃圾處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處理壓力下，選擇焚燒實屬無奈之舉。
王維平：「我覺得垃圾的減量化合資源化，主要不是技術問題，而主要是管理問題，我對這個垃圾的減量化和資源化推進的速度也不滿意，因為這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類建議並四處奔走的李皓，對今天國內的垃圾分類狀況也非常失望。儘管大部分社區都放置了分類垃圾桶，但李皓認為，分類垃圾筒只是一種形式，而垃圾最終是否能被分類，關鍵在於每一類垃圾要與它後面的運輸和處理掛鈎，這正是目前國內的垃圾分類所缺乏的。
環境學者李皓：「怪來怪去我還是怪就是環衛部門，因為老百姓說，我開始分類投放了以後，你來一輛車把所有的分類的桶裡邊東西混著倒，搞得大家現在，老百姓習慣也給毀了，大家沒把的當成，沒認真做這件事。」
對於李皓的這種指責，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的王維平也有著自己的看法。
王維平：「這裡面就涉及到什麼問題呢，（垃圾分類）分屬若干個部門，比如說淨菜進城由農口管，我們管不了，這個廢品回收由發改委負責，限制包裝這些都是減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裝由商務局負責，而我們又負責垃圾分類和末端的處理。」
不過王維平告訴記者，為了繼續推動垃圾分類減量，北京市剛剛成了一個名為「首都環境建設管理委員會」的機構，專門協調各個相關部門的工作，以前「各自為政」的局面將徹底被打破。
王維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個部門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強綜合協調力，你不管你是商務局你還是發改委，還是農委，總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實上，北京市六裡屯的居民在反對垃圾焚燒廠建設的同時，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問題。在環保公益組織自然之友的幫助下，六裡屯的居民正在進行垃圾分類的試點活動。
環保志願者張伯駒：「我們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員說，垃圾分類可以做，做完了以後又倒到同一個車裡拉走，就是大家總是會覺得這是個最大問題，那麼我們希望在這方面有所突破，最後我們達到的是去填埋場的這樣一個垃圾量要比之前產生這個混雜的垃圾量要達到明顯的減量，我們希望是把鏈條一步一步來補上。」
而被人們看作垃圾焚燒「反對派」代表人物的環境學專家趙章元，也在全國各地奔走調研，為垃圾處理尋找新的出路。
趙章元告訴記者，目前他在國內尋找垃圾綜合處理最優方案的調研工作仍在繼續。
趙章元：「我肯定一直在尋找垃圾循環利用的這種綜合，綜合利用處理方法裡面最佳的企業，因為現在我們全球性的垃圾危機誰都發愁，就是到底哪一種處理方法最好，除了填埋焚燒之外。」
半小時觀察：世界上本沒有垃圾
有句話很多人都聽說過，世界上本沒有垃圾，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但是，這個淺顯的道理，在傳統的城市管理體制面前卻顯得蒼白無力。雖然，垃圾山是大家共同製造的，可是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各個部門都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最後所有的壓力都集中在環衛部門，而面對混雜在一起的堆積如山的垃圾，佔地少、處理效率高的焚燒方式，當然對環衛部門來說，具有很強的誘惑。
越堆越高的垃圾山，現在不管燒還是不燒？都是個艱難的選擇。從節目中所揭示的層層矛盾，我們不難理解，如果不打破政出多門、條塊分割的城市管理體制，不改變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利益格局，建立一套完整統一的垃圾處理綜合體系，這個問題可能永遠都找不到一個完美的答案。
現在，循環經濟、綠色GDP的概念越來越受到追捧，垃圾處理可以說蘊含了巨大的商機，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產業環境，它才能真正從一個希望變成現實，從而解除垃圾圍城的警報。
來源：中國能源信息網、CCTV經濟半小時、央視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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