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60年代的回憶（你的地方實錄成市之前）
2023-07-09 01:26:55 3
大都市上海，同樣有悠久的歷史，有先人生活的痕跡，也有歷經數千年沉積發育的三角洲。如今的行政區域中，也包含著嘉定、松江這樣的古城。
我們向前回溯，探尋上海在行號圖之前的故事。這些故事可能圍繞著江與海展開。
無論良渚、馬家浜，還是馬橋、廣富林，都離不開水這個關鍵字。藉由水這條脈絡，可以解釋上海與江南腹地的關係，吳越文化的異同，農耕與城市的相互作用等。而放眼更長的歷史維度，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中，可能隱藏著城市的未來。
在這場活動中，我們不僅追溯「行號圖」時期的上海，還進一步上溯至填河造路時期的上海、開埠時期的上海、建城時期的上海，甚至最早人類活動時期的上海。結合近年來在上海城市內的考古新發現，探討上海的地貌變化和人文環境的變化。以下是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的分享。
申城尋蹤
2016年上海博物館策劃了一場非常有價值的展覽——「申城尋蹤：上海考古大展」——分別由三大板塊組成，分別是「文明之光」、「城鎮之路」和「古塔遺珍」。顯而易見，這一展覽旨在糾正人們長期以來的一些認識誤區：上海從近代開埠以來，並沒有悠久的歷史，最遠只能追溯到元代建立的上海縣。
此次展覽的重中之重，即是第一板塊「文明之光」的設置，它將上海的歷史追溯到了距今六千年前的先民。上海地區早期規模較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追溯到發源於嘉興南湖的馬家浜文化。2004年的崧澤遺址，曾出土一個25-30歲的男性頭骨，是上海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先民，名正言順地被稱作「上海第一人」。這些上海先民種植水稻、馴養家畜，燒制簡單陶器（以沒有底足的釜、盆為主），並已掌握紡織技術。
隨後出現在上海地區的先民，是距今五千多年的崧澤文化人群。這些新人帶來了可供開荒的石犁，可供蒸煮的陶甗、陶鼎，改變了本地的生活形貌。從那些帶有三足的外來器物可以推測，他們很可能來自西部，與中原相連的大別山北部地區。
但不論是馬家浜還是之後出現的崧澤文化（甚至再之後西來的廣富林文化），都不及浙北餘杭的良渚文化的影響深遠。良渚文化以長江下遊三角洲及杭嘉湖平原一帶為中心，「沿長江向西直至長江中遊地區」，頂峰時期與「江淮東部、江蘇北部」聯繫密切（陳杰，《實證上海史——考古學視野下的古代上海》，第10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其在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的近一千年時間裡，都保持了相當的繁榮度。
發源於浙北的良渚文化在上海地區的代表就是位於青浦重固鎮的福泉山遺址，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以來經過多次挖掘，清理出宋、唐、漢、戰國、良渚文化、崧澤文化墓葬共154座，以及良渚文化祭壇和崧澤文化居址等多處重要遺蹟。不但出土了「石犁、石鐮、耘田器、斜柄石刀」等先進農具，還顯示了更豐富的物質生活。相比之前樸素的墓葬規模和隨葬品，福泉山遺址的貴族墓地所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鉞、象牙權杖等象徵身份的禮儀用器」（上海博物館編，《文明之光》，第22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向我們展現了一個超出一般印象的古代東南海濱景象。甚至有人依此提出了一個「福泉山古國」的設想，認為這個古國可以作為良渚文化的一方諸侯而存在。
到福泉山遺址參觀過的觀眾都會對此留下一定印象：福泉山人居住在幹欄式房屋中，主要建材為竹或木，房屋上覆茅草、蘆葦，為通排大屋。飼養豬、狗等牲畜，躬耕於稻田，多食螺、蚌等水產。
在良渚文化走向衰落的四千五百年前，一些來自大別山以北江淮地區的人群再次來到了上海松江的廣富林地區。他們和隨後南來的馬橋文化人群一同，構成了上海最後的史前人類。因為再往後，中國的歷史就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夏商周）階段了。
另一個困境
有關上海史前的考古記錄基本止於此處。雖然廣富林遺址還存在從周代直到漢代的建築遺址，出土了板瓦、地磚等構件，「尤其是地磚同長安未央宮使用的地磚形制相同，表明漢代的廣富林可能存在規格較高的官署性質的建築」（上海博物館編，《城鎮之路》，第14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但是有關上海的明確建制，還要等到公元751年（唐天寶十年），華亭縣（相當於今天嘉興、海鹽和崑山三地）的建立。
因此，修正一個誤區的同時，我們的考古工作者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困境。在6000年前繁榮的良渚文化（包括後起的廣富林和馬橋文化）之後，直到唐代的華亭縣之間，上海的歷史仍然存在一段巨大的空白。
要解開這個困境，需要我們換一個思路來理解上海的歷史。我們今天探索上海的歷史，往往站在今天19世紀開埠以後確立的上海格局來追溯過去。然而，僅從歷史地圖上看，哪怕是今天上海核心的浦西地區，在兩千前的秦代時，都尚未成陸，更別提更東面的浦東地區。我們今日所見的史前上海的歷史遺蹟，全都位於上海行政區域的西部，且儼然有序呈帶狀分布。
我們從相對較晚的遺蹟中同樣可以發現類似的規律。筆者曾經研究過春秋時期，吳、越兩國分野的變化。隨著越國北進，吳國南退，兩國之間的動態邊界上留下一系列地理界碑。當我們把這些界碑有序地串聯起來，就會發現，這一古人類活動頻繁，反覆拉鋸的區域，其實呈現了一種圍繞太湖東南部成弧形展開的分布。
於是，一個全新的視角由此出現。這要求我們將上海還原到一個更大的體系——環太湖流域以東這一整體範圍加以考察。上海發現的所有遺址都分布於今天市區西部，原因就在於，距今7000年前，在長江入海口南岸因泥沙沉澱形成沙咀。「沙咀區域地勢較高，沙咀以內變成海灣。在沙咀東側的海浪波濤衝擊下，將近海泥沙和貝殼殘骸堆積在沙咀上，吳淞江以南地區形成了三道貝殼砂堤，即所謂岡身。」（同上書，第9頁）
這裡提到的岡身，根據北宋紹熙間（1193年）《雲間志》記載：「（古岡身）在縣東七十裡，凡三所。南屬於海，北抵松江，長一百裡，入土數尺皆螺蚌殼，世傳海中湧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種蓺菽麥。」 事實上，這就是一道最早存在的海岸線，其「西界大約北起太倉，南經外岡、馬橋至漕涇（金山東）以東；其東界北起嘉定，中經南翔、莘莊、竹港，南至奉賢、柘林附近。岡身走向略似弓形，東西最寬處達10裡，最窄為4裡。」（仲富蘭，《說岡身》原載2015年11月18日《新民晚報·連載版》）
從地質發展的過程看，這條宋代就已得名的古老貝殼堆積而成的「岡身」，其實就是長江下遊平原最初的海岸線。今天上海市區的主要區域（包括浦東）其實都位於岡身以東，是這一區域逐漸延伸的結果。這些今人眼中居於上海西部的古代遺址，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處於歷史上環太湖平原的最東端。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打破一種以上海為中心的思維定勢，以太湖為新的中心，重新審視這一區域東部的發展歷程，從而解開「上海的歷史存在一段巨大空白」的難題。
打破「上海中心觀」
依據《水經注·漸江注》，「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的記載。長江下遊平原的行政管理並沒有在戰國以後荒疏。從秦代一統江南的會稽郡（郡治在蘇州），到漢代初期已被一划為三，分別是「吳興、吳郡、會稽」，號稱「三吳」。其中吳興為太湖以南錢塘江以北廣大區域，和今天浙江湖州略同。新的會稽郡為錢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區。而吳郡則包括長江下遊平原剩下的部分，其郡治依然在蘇州。
事實上，作為前會稽郡，以及新的吳郡的首府，蘇州始終保持了太湖以東地區最大都會的地位。而在吳郡的屬縣中，其郡治以東設有婁縣，包括了上海當時已經成陸的大部分，縣治在今天崑山東北，大抵東極太倉。至於今天上海已成陸的南方小部，則歸屬於吳郡的海鹽縣、由拳縣，即今天嘉興東北。
從地域遠近親疏而言，長江下遊三角洲的核心位於蘇州，其最東部沿海的部分分屬婁縣和海鹽。這兩縣位置，婁縣屬於吳郡近郊，自有發展契機；而海鹽按照《史記·貨殖列傳》中「（吳郡）東有海鹽之饒……亦江東一都會也」的說法，同是富饒之地。而上海成陸之區可謂是兩縣之間（共管，又共不管）的交界地段。並無異常之處也就並不特令人稱怪了。
其原因在於，正如上海的母親河吳淞江（蘇州河）獨特的構詞方式提示我們的那樣，上海始終作為吳會之都（蘇州）和淞江相連的一部分而存在。蘇州之所以為吳郡首區，在於它坐擁太湖主要出水口吳淞江的上遊，而它的下遊，則分為婁江、東江和松江三條主要河道。［有人考證婁江、東江皆不可考，只有松江，即吳淞江一條（王建革，《從三江口到三江婁江與東江的附會及其影響》，《社會科學研究》，2007年第05期），筆者亦持這一觀點。］而太湖以東作為一片扇形低洼平原，其出水口至海岸線之間，自然形成了一片長期承受湖水泛濫之虞由河道與湖泊組成的低地沼鄉澤國。因此在很長時間裡也就保持了婁縣和海鹽、由拳這南北高地之間的中間地帶。
由此來看，在上海逐漸成陸的早期階段，本地區的發展趨勢是以蘇州（太湖）為中心，沿著蘇州-婁縣，以及蘇州-海鹽、由拳這兩條路線，所組成的一片扇形低地。扇形中間部分是吳淞江下遊時常漫溢且受洪澇威脅的區域。
早期的史前遺址主要分布在這片區域外圍或臨近太湖的高地上，即是這一狀況的結果。而隨著歷史發展，低地開發，則有扇形兩邊向中間收縮的趨勢。在空間上，表現為吳淞江的漫溢區域縮小，河道進一步規範。在人文上，則表現為扇形兩邊（婁縣與海鹽、由拳）人口向中間地帶的遷移、填充。
因此，從區域開發的整體角度看，上海早期發展的中心不在「上海」，而在外圍（今天的周邊縣市），也就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了。
圩田體系的影響
上海得到地方政權的真正重視，或許在三國吳國時期。《三國志·吳志》記載：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東吳孫權封右都督陸遜為華亭侯。華亭為當時由拳縣東境郵亭，在今松江境內。嗣後，東吳政權又選擇在吳淞江下遊的青龍鎮（今天青浦區的白鶴鎮）修建船塢，建造青龍戰艦——該鎮也由此而得名。
不可否認，青龍鎮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代，然而實際記載與考古資料支持其始於唐代（三國至唐的五百年時間都缺乏資料證實）。這與公元751年（唐天寶十年），華亭縣的設立有著天然聯繫。華亭縣治所在今天的松江老城，並且被後來的松江府、縣所延續。而這一區域就位於之前提到的扇形區域中間位置。
經濟的發展帶動人口流入，而人口增長產生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農田的開墾。這一進程在唐代中後期「安史之亂」地方藩鎮力量各自為政之後，變得尤為顯著。每地軍政官員。都以開發本地農桑為要務，以其獲得足夠的經濟支持。唐代宗時，蘇州、嘉興等地就廣開平原沼澤為屯田墾區（《太湖地區水利的建設和治理》，http://www.360doc26.net/wxarticlenew/253961527.html）。按照唐代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記載：「浙西有三屯，嘉禾為之大。……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裡，公畫為封疆屬於海，浚淇畎澮達於川。」自東南太湖至於海邊，都在嘉興屯區的範圍之內。經過屯墾之後，使原來嘉興以北「際海茫茫」的荒蕪之地，變成了旱澇有治，「公田翼翼，私田嶷嶷」之地。
這種新開墾的田地，高度適應了太湖以東扇形低地，多湖泊、多河渠的環境特徵，將灌溉耕種、防洪疏導和水運交通結合在了一起。這種農業模式就是後來範仲淹所稱的：「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裡，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范文正公奏議》（上），《答手詔條陳十事》）
此類圩田，利用地形，或者把湖岸鑿開，引入湖水，變成一塊塊可供種植的水中離島，或者在低洼處引水漫灌，任高起的小丘四周為水環繞，變成人為的小島。開墾者可以在水流匯合的下遊設置水閘，控制水流漲落，使水位高漲時及時放水，不至淹沒農田；也可令水位下降時防止過速，使水道不至乾涸，讓稼穡失水，舟船擱淺。
太湖以東農田的開發，為吳淞江流域的經濟提供動力，也使得青龍鎮的發展在北宋時達到頂峰。「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青龍鎮僅所上交朝廷商稅就達1.5萬餘貫，超過了所屬的華亭縣城1.5倍，位列全國1880多個市鎮的第5位，太湖地區17個市鎮的首位；在全國1200多個縣級城市中排名第22位，300多個府州級城市中排名第94位，12個沿海港口城市的第7位，僅次於泉州城，成為』海商湊集之地』。宋紹興元年（1131年）專門設置了海關性質的市舶務，以管理對外貿易。」（青浦博物館：《海絲名鎮——青龍鎮》，http://museum.shqp.gov.cn/gb/special/node_42227.htm）
從青龍鎮到上海鎮
在北宋時期，青龍鎮商旅雲集，市井頗為繁華。按照當時著名詩人梅堯臣所編鎮志（《青龍雜誌》記載，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橋、三十六坊」，時人有「小杭州」之譽。據考古勘探，青龍鎮核心區域面積達2平方公裡，沿今老通波塘、崧澤塘下遊兩岸分布，為太湖地區最繁華發達的市鎮。書畫家米芾也一度出任監鎮，著名詩人，蘇軾、蘇轍、秦觀等也來此駐足、詠詩唱和。（同上）
但圩田農業與經濟繁榮畢竟成了一組矛盾，經濟增長吸引人口移居，使鄰近市鎮的圩田逐漸被開闢為屋舍。雖然「三十六坊」未必就真的佔據了三十六塊田地，但同樣反映了本地聚落的迅速發展。恰如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故道既湮，變溝為田」。在沒有垃圾清運的古典時代，河流其實就承擔了主要排汙的渠道，在水流通暢的情況下，河流具備一定自淨功能，可一旦人口增長（導致的垃圾生產速度提升）超過了河流本身的自潔能力，那麼河道淤塞、通航能力的下滑將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給市鎮經濟帶來衝擊。
嘉慶《上海縣誌》（卷三）提到，吳淞江在「唐時闊二十裡，宋時闊九裡，後漸減至五裡、三裡、一裡」。公元1061年（北宋嘉祐六年），兩浙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曾取直了流經青龍鎮的白鶴匯。原因在於，吳淞江下遊經過唐代的圩田，以及宋代青龍鎮的繁華之後，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壅塞。
從稍晚一些的《雲間志》可以了解，取直後的「……今所開松江，自白鶴匯之北，直瀉震澤之水，東注於海，略無迂滯處，是以吳中得免水患」。吳淞江近海段，自崇寧二年（1103）開始浚治，從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港入海。然而，流經青龍鎮的吳淞江經過改道之後，水流情況得到改善，但也對市鎮造成了影響。「開成新江後，舊江逐漸淤狹，青龍鎮的地位，就慢慢被新起的上海鎮所代替了。」（《太湖地區水利的建設和治理》，http://www.360doc26.net/wxarticlenew/253961527.html）
據考，上海鎮始建於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仲富蘭，《「上海鎮」的史料佐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52f810102xmyt.html）。同時也沿著吳淞江向東延申了將近25公裡，位置也基本移到了今天上海舊南市區老城廂的方位。據《南市區志》描繪「上海鎮」建鎮的形制：「上海老城廂是上海歷史的發祥地。北宋時期，出現了上海早期的居民聚落和官方機構——上海務。南宋時期形成市鎮。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建立上海縣，從此成為上海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從「上海務」、「上海鎮」到「上海縣」的出現，代表了吳淞江下遊不斷向新出現的海濱延伸的過程，也標誌著華亭縣重鎮從青龍鎮向上海縣的過渡。
雖然港口東移，但吳淞江下遊兩岸的圩田體系至少到元代時仍發揮著作用。2006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址，揭示了元代江南經濟發展與農業水利的重要關係。在吳淞江最後的光輝時刻，這座水閘遺址上留下元代上海本地水利專家兼著名書畫家任仁發的印記。只是這無法阻止吳淞江因開墾而進一步淤塞的事實。
公元1405年（明永樂三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採用上海人葉宗行建議，治水另闢蹊徑，放棄吳淞江下遊故道，疏浚拓寬範家浜（今黃浦江自外白渡橋至復興島東一段），使吳淞江與黃浦江溝通，』史稱江浦合流』。……吳淞江也由此成為黃浦江的支流。」（ 上海博物館編，《城鎮之路》，第1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從此以後，上海告別吳淞江（蘇州河）時代，正式開啟了黃浦江與上海縣的全新格局。
從江南想像上海
今天的太湖主要出水口已不再是歷史上吳江的瓜涇口，下遊也不再是吳淞江一路。而分流北部的劉河，澱泖入江，以及從東太湖分流澄湖、澱山湖入黃浦江。吳淞江（蘇州河）兩岸在上海市區段也早已見不到河道縱橫的景象了。只有普陀區的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址博物館，告訴我們歷史上吳淞江畔的圩田與河道。
回顧歷史上的上海，這是太湖以東河道漫溢的低洼之地。它的發展始終以近湖為核心，向東拓展，圍繞蘇州-崑山，以及蘇州嘉興兩線的高地展開。因此，這就有了過去以吳淞江劃分婁縣（北）與華亭縣（南）這一約定俗成的空間界線。
從這個角度看，史前階段無論是出現在福泉山的良渚文化，還是後來的廣富林文化，都未必是地方聚落的中心，而僅僅是太湖東部文化區域的邊緣。然而，作為一個兩種文化交匯的區域——浙北自寧紹平原北上的人群，與太湖西南自蕪湖、宣城向東（大別山東部越江溝通蕪湖、馬鞍山的路線至今沒有得到充分揭示）的人群在這裡相聚——太湖東部始終保持了對周邊人群的吸引。
上海地區的開發其實與「岡身」以東成陸的過程息息相關。可以這麼說，隨著岡身東部多露出海面一分，太湖東部定居者的空間就多拓展了一分。早期的居民作為太湖以東的拓荒者，他們的活動中心可能集中於這片扇形區域的兩邊，之前那個「史前至唐代之間空白」的問題也就隨之解開：早期太湖東部的中心並非上海本土。在今天上海西部發現的遺址，是周邊文化中心的邊緣產物，對後來中古時期的上海沒有直接影響。那麼，對這一狀況其實有兩個解決的方案：（一）從更大的區域中心角度來重新認識上海西部「岡身」所屬的遺址；（二）坦然承認上海的歷史並沒有如此久遠，從而建立從唐代以後才開始的、明確的上海歷史。
中古以後，沿著吳淞江兩岸，婁縣與海鹽、由拳之間河道縱橫的「荒蕪之地」，終被吳郡的定居者們開發。利用「圩田」這一有效的環境開發模式，古代開發者們戰勝了太湖以東不受約束的河道下遊，使之變成「時闊二十裡」的開闊航道，同時擁有事宜耕植的優渥環境。並在此基礎上，先後建立了華亭縣、青龍鎮、上海鎮等重要邑落。
上文已經總結了持續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影響——當太湖以東的扇形圩田面積日趨縮小，也反襯了此地經濟繁榮景象——人口增多是導致河道壅塞，水流瀦滯的主要因素。我們對此的描述僅從客觀層面而言，由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存所見河網的消失，也證明了吳淞江兩岸迅速成陸的過程。這一方面抬高了陸地，穩定了河道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推動了「黃浦奪淞」的最終發生。
而今，上海市區早已見不到河網縱橫的景象，這與我們心中的江南水鄉也有了距離。不過，也正因為上海主城區在過去數百年中做出的改變，吸引人口、調整環境，使上海周邊從常熟到嘉興仍舊保持了許多世紀前的圩田體系。倘若我們懷著興趣，依然可以前往吳中越地的溼地網絡（比如杭州西溪溼地），展開懷古幽思，暢想在經歷開發之前的上海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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