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梓多少歲啦（訪談導演黃梓選擇與離開）
2023-07-16 20:51:22 4
至今日，鮮少有影院放映《小偉》了。
電影《小偉》，原名《慕伶，一鳴，偉明》，於1月22日全國上映。這部電影分為「慕伶」「一鳴」「偉明」三個部分，分別代表著媽媽慕伶，兒子一鳴和父親偉明。電影講述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親偉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變，表面上平靜的家庭被陰霾籠罩。慕伶扛起家，卻得不到父子倆的體諒。一鳴收到美國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但不敢告訴爸媽，他知道母親不易，卻不願表現過多關心。偉明則在迷霧之中暗自做出一個改變家庭命運的選擇。
影片根據導演黃梓自身經歷改編而成，拍攝於2018年年初。這是他在國外留學學習電影專業後，自編自導的首部電影長片，那時導演黃梓29歲。在他30歲期間，影片製作完成。他攜《小偉》參加了2019年西寧First電影展，入圍其主競賽單元，並斬獲「評委會大獎」。影片中「偉明」部分使用了大量超現實的元素展現癌症患者的思緒，吸引著眾多觀眾，認為整部電影「細膩、克制，將死亡和逝去講述得獨有韻味」。在2020年期間，影片還曾分別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一開票就被搶售一空，口碑飄紅，豆瓣評分7.8分，超過70%的觀眾給予了7分以上的好評。
而如此受歡迎的場景，在正式上映期間卻不復現。上映六天，影片總票房不足65萬，影院排片率低至0.1%，很多城市對這部電影「聞所未聞」。
1月26日，32歲的黃梓在微博發文，「像一次考試，結果比預想的還要糟糕……哪怕更多一位觀眾，對我而言都是有意義的」。翌日，北京青年報記者聯繫了導演黃梓，與他對話影片背後，他想傳達的信息。
《小偉》
我沒有當藝術家的才華
北青報：您什麼時候開始創作劇本的？
黃梓：我爸爸是在2014年的時候得了病，所以那時候開始就有在構思，做一些筆記。真正動筆寫劇本的時候是2015年。
北青報：電影製作過程順利嗎？
黃梓：我拿著劇本參加了很多電影節的創投，有一些公司開始和我對接，聊合作意向，不過一直沒有真正地推進拍攝的事情。這個過程中有著種種分歧，既有創作層面的，也有創作以外的事情。
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沒有建立起信任關係。我作為一名新導演，只有這麼一個劇本，從來沒有拍廣告或短片的經歷。所以，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高風險的投入。我當時覺得，既然沒有信任關係，我還不如早點離開，用別的方式把我的電影拍出來。因為我迫切地要和已經不在了的父親對話，跟自己對話。
最終，我的小姨資助了我一筆錢，讓我開始了拍攝。開拍是在2018年年初，拍了33天，在春節前完成了拍攝。
北青報：這次出演一家人的演員是專業的還是素人？
黃梓：他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電影演員,飾演夫妻的演員彭杏英和高瀚文，他們在真實生活中也是夫妻，是香港話劇團演員。飾演孩子一鳴的演員是薛立賢，曾經是童星，不過他後來沒有繼續當演員了。在拍片的時候，薛立賢有一天跟我說他要回香港，我問他回去幹嗎？他說回去考公務員。他現在已經是一名公務員了。
北青報：您怎麼讓他們能更好地進入角色的呢？
黃梓：前期工作還挺重要的。首先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可能花了比較多的功夫，讓演員在看劇本的時候能夠更容易進入吧。
我寫劇本時是用普通話，之後我們一起圍讀劇本時，其實是有一個翻譯的過程的。他們看完劇本，有自己的理解，先按照自己的說話習慣，去講臺詞和對話，我們一起商量如何調整更好。因為我們廣東人有時和香港人的語言，還是有細微的差別。我們的發音基本是一樣的，但有一些講話習慣，有些俚語是有區別的，所以我們一起修改劇本，也讓他們更好地了解人物。
北青報：您前期工作做得很充分，但為什麼發微博又在感慨，在後期製作時，「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沒有當藝術家的才華」呢？
黃梓：我對自己的預期太高了。這部電影本來是源於自己一個內心表達的衝動，劇本探討的是孩子跟父母的關係，包括我的身份認同感的問題。「我想離開，但是又面臨著抉擇」這一內心的表達。
一開始寫劇本，我沒有考慮觀眾觀看時的接受程度或者想引起觀眾多少共情。我本以為我的劇本屬於很生活流或者很無聊的類型，拍出來的電影會是特別悶、非常文藝的電影。但是拍出來之後，我發現所謂的那種「高級」的藝術表達，好像並不存在。製作出來的成品反而還是挺通俗，或者說挺好看的一個故事。
北青報：所以，您從一開始就想要去追求「高級」的文藝片？
黃梓：我也沒有去追求，我只是按照想法來執行。因為我之前確實沒有真正地拍出來過一部電影。所以，在我的想像中，這部電影很可能是悶悶的文藝片，沒有太多顯性的表達。
其實一開始，我有點在模仿楊德昌導演。我到後來覺得，無論我怎麼模仿，都不可能達到楊德昌的感覺。因為每個導演拍出來的東西不一樣，我要跟大師作為對比的話，首先沒有楊德昌觀察社會的敏銳度，其次是我們的生活閱歷也不一樣。所以，如果我一味地想拍一部很像楊德昌《一一》的電影，就會一直迷失，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表達是什麼，只是去模仿而已。於是，我後來又把這些模仿全都拿掉了。
「偉明」
在電影裡完成了父親的小小心願
北青報：電影的最後一部分「偉明」中，父親作為癌症患者，應該可以展現他直面癌症的一面，您卻用超現實主義的表達把這一部分給規避掉了，是出於什麼因素的考慮？
黃梓：戲中人物在遭遇家庭變故的時候，並不是忽然間就改變了生活態度，這與我自己的經歷有關。我父親生病的那段時間，我有時候會察覺他有一種很安靜的狀態，並不是抑鬱或煩惱的情緒，而是他很平靜地坐在一旁。
我父親屬於很愛交談的人，他在生病的時候也是如此。只是他在有時候多了一些瞬間，他的思緒似乎飄到了很遠的地方。所以拍攝這個段落時，我作為導演，試圖「扮演」一個去尋找他的思緒飄到遠方的人。
因此，我找到了一個小島，離廣州很遠。島上也有新的人物出現，就是「偉明」的爸爸媽媽還有大哥。
北青報：為什麼會增加這些人物？
黃梓：小時候，我跟爸媽住在一起，我爺爺奶奶、我大伯是住在我家樓下。我們一家六口一起生活，每天都會一起吃飯和看電視。但是我的爺爺、奶奶、大伯和我爸爸，都是在我生命的不同階段相繼地離開了。有時候想到他們，我會覺得是那麼的不真實，似乎他們只是在很遠的地方，並沒有離去。所以，我用了超現實的表達方式去處理。我的設計是偉明去島上找到爸媽和大哥，這是一個尋找來處問題的過程。
北青報：所以，你也沒有直接拍攝偉明離去的情節，而是用了留白的方式？
黃梓：對。開始動筆寫劇本之前，我就決定不去展現死亡的過程。當然，我完全可以描繪一個人死亡的過程，拍攝他痛苦的狀態或是安詳離去的場景。並不是說這些呈現不好，但是在我自己的電影裡面，我要迴避這樣的表達。
我不希望利用苦難或者說展現偉明經受的病痛，在觀感上煽情，引起觀眾的共鳴。所以，我更傾向於把這部分做一個留白。為了讓觀眾看得輕鬆，我還設計了笑點，避免讓觀眾覺得沉重或濫情，逼得他們掉眼淚。
北青報：電影裡有溫情的時刻，他們離開小島回到廣州時，在火車包廂裡互動，笑得很開心。
黃梓：在這樣的家庭變故中，他們三個人都需要某種意義上的「出走」。去小島給了他們一次機會，幫助他們卸下身上一些不必要的負擔。在他們卸下負擔之後，火車上逼仄的空間給他們提供了氛圍，可以讓他們真正地打開自己的心，不需要再去隱藏自己。
電影裡，兒子想躺在下鋪的床上。父親也擠過去躺在一起，還要求母親也一起躺過來，一家三口躺在一起。但是，火車上的床位小小的，根本不可能躺在一起的。
這段情節是我圓了我爸一個小小的願望。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場戲，在現實中沒有發生過。想到這場戲，是因為我爸生病之後，曾說過很懷念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一起睡的場景。
北青報：這似乎也是少有的一家三口同框最多的時刻。
黃梓：是啊，他們三個人很少在同一個畫面中，就算有也可能是對立的，父親與兒子一側，母親在另一側。可能很多時候，一個人儘管在場，但是他並沒有一種強烈的存在感。
「慕伶」
她面對的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天的不斷累積疊加
北青報：電影裡的母親被「孤立」的時候是最多的，在影片第一段落母親「慕伶」中，是最現實的部分，沒有超現實的情節，為什麼？
黃梓：其實「慕伶」部分也有一點點超現實的處理。在醫院的場景中的長鏡頭，她反覆地走在病房跟走廊之間。這裡是有一個時空的跳躍處理。一開始有親戚來探望偉明，後來就是慕伶送他們出去。等到慕伶走回到病房的時候，偉明已經穿好了衣服準備出院。這裡有一個時間上面的跨越，從前期他們在醫院裡面治療，之後一下子就到了出院的那一天了。
北青報：這樣處理的用意是？
黃梓：對於慕伶來說，偉明生病住院的時期，她每天都得重複一樣的事情。她每天去醫院、上班、再去醫院，最後回家，第二天似乎又是這樣。
她面對的所有事情，都是第一天的不斷累積疊加，但同時生活又有一種不穩定性。她不知道這個事情還會有什麼變化，但是很可能不是往好的方向的變化。
因為偉明得了癌症，這是既定現實，病情又難以好轉。她為了丈夫、為了兒子，一直處在一種很高壓的狀態下面。所以，我把在醫院的階段簡化了。
北青報：她在高壓狀態中，還是撐起了整個家。
黃梓：對。她所面對的是真實的、現實存在的生活困境。她是第一個知道爸爸偉明的病情，並且選擇了隱瞞病情。她必須承受生活帶來的各種壓力，包括經濟層面的、生活層面的等等。家裡面少了一個家庭支柱，那慕伶就要支撐起這個家。
北青報：所以，慕伶的鏡頭用了很多前景遮擋。
黃梓：是的，為了營造一種困境吧，不管她是坐地鐵，還是在和同事吃飯，她總是被包圍著，有種走不出去的感覺。
北青報：電影的最後，母親和兒子達成了一種和解，這也是您內心中的期望嗎？
黃梓：我還沒有設想過。我並不是想要通過這個方式跟我的媽媽有所謂的和解，或是可以達成互相理解的程度。每個人在家裡面的狀態不一樣，兒子可能並不是要跟家人在一起，每天晚上都聊天，去講今天發生了什麼。除了代際關係問題以外，更多的是我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要選擇適應某種環境，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有出國留學的經歷，當我回到了廣州，回歸到家庭生活之後，我也是很不適應。我還是會去考慮父母的感受，我必須得跟以前不一樣，才能去體現我出國留學的這幾年的成長。我會有一些迷失吧，反而我越去想跟父母之間的隔閡，距離感會更強烈了。
「一鳴」
兩代人之間在精神層面上，有一種共鳴
北青報：您當時選擇了出國留學，電影裡的一鳴選擇了留下。一鳴的決定是您內心的另一種選擇嗎？
黃梓：一方面是的。不過，我的情況和電影的劇情有些區別。我是出國留學回來之後，我父親才被查出癌症。當時，我覺得家裡面特別壓抑，有點喘不過氣了，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件事。儘管我剛出國回來不久，但是我又產生了要去其他地方的渴望。另外，我在高中時期，常常和我媽吵架，頻繁地爭吵，我當時堅持要求他們把我送出國，想要離開家。所以，電影是把我生命中特別困惑、特別想逃離的兩個階段結合到了一起。
選擇與離開的主題，一直存在於我的這部電影裡面，也是我的一個人生課題吧。電影裡，不論是鄰居奶奶出走，還是周邊人都在討論出國，但最終留下來的人是一鳴。因為我後來總是在想，如果當初我沒有出國會有什麼不一樣？只不過，我怎麼思考都無法改變既定現實，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所以，一鳴選擇留下來代表著我對另外一種選擇的想像。
北青報：「一鳴」這一部分不同於「慕伶」的壓抑，一鳴看起來開朗許多，總是和同學開玩笑，奔跑和打鬧……為什麼這兩部分反差較大呢？
黃梓：不同的人在遭遇這個事件的時候，他們的反應都不一樣。慕伶得把所有的壓力和生活的困難承受下來，但是一鳴需要一個出口。儘管一鳴的內心依然是壓抑的，但他也沒法跟爸爸去說，也不會去關心媽媽。在學校裡，他找到一個情緒的出口，總會跟朋友、同學一起去做打破規則的一些事情，違反紀律、逃課、抄作業、翻牆出學校等等，他一直在奔跑，在尋求一個生活的方向吧。
北青報：雖然電影中一鳴說奔跑是為了散掉煙味，但其實也是一種情感的宣洩方式吧？
黃梓：是的。人在狂奔的時候，其實是無法思考的。更多的是一心一意地奔跑。在這個時候，人更多的是身體上面與外部世界的連接。跑步時，可以感受風、感受空氣，聽到的聲音與我們靜態時聽到的是不一樣的。那麼，他奔跑的時候，也是一種逃避，他想要更多的空氣，進入不一樣的空間氛圍。
北青報：所以，您也設置了關於奔跑的「阿基裡斯與龜」的物理悖論，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個故事。
黃梓：這個悖論也跟他的青春期狀態有關係。阿基裡斯明明跑得比那隻烏龜快，為什麼他永遠沒辦法觸摸到烏龜？按道理來說，他是可以很快地追上烏龜，但是在某種前提的設定下，他不可以。
我們在青春期開始對事物有更多的認知之後，發現事情和原來的認知會有點不一樣。所以，在這個階段會有很多的不理解和質疑，但是又會迷茫。他在找一個看世界的角度，但是一直都沒有找到這部分。
北青報：在最後，他們整理偉明的遺物時，一鳴留下一件黃襯衣，其他的物品選擇丟棄，這代表著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了嗎？
黃梓：不論是留下遺物還是捨棄它們，都只是一種選擇而已，都代表著一種可以繼續走下去的方向。丟棄了那些物件，不代表選擇遺忘，而是他們想開始新的生活。留下重要的遺物，也不代表念念不忘，或是這件事情不能翻篇。而是選擇了最能代表自己對這個親人的某種念想，寄托在了一個物件裡面。
一鳴選擇了父親那一件黃色的襯衣留下來，而且還自己穿上了這件襯衣。這件襯衣是他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時候，進入了一個超現實的場景。場景中重現了偉明當年離開廣州之前，他媽媽給他在縫紉機上縫製衣服的情節。但是在超現實的情景下，看到的是慕伶給一鳴縫製黃襯衣。
這一段，代表著兩代人之間在精神層面上有一種共鳴吧。
供圖/黃梓
文/北青-北京頭條記者 韓世容
來源：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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