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研究生王越（北理工大先生王越）

2023-04-13 08:00:28

來源：中國科學報

作者：溫才妃

王越

王越身上有過太多標籤：大學生、軍人、科學家、校長、兩院院士……放在常人眼中，做好一兩個角色尚且不易，而他卻在每個角色中都能有所作為，且後勁十足。談及成功的原因，王越總結說，做人不能不思進取，要客觀地看待問題，還要有全局觀和總體思維。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金子總會發光，歷史是公正的！

被譽為「資深雷達專家」「北理工（北京理工大學）大先生」的王越，是在世為數不太多的兩院院士之一。

有人把王越所取得的成就歸功為腦子靈活。這固然是一方面，但王越之所以成為科學界的王越，而沒有成為商界或政界的王越，又是受到什麼力量的牽引？在勇攀科學高峰的路上，他又有哪些與眾不同的思路？

有壓迫就要有反抗，有挑戰就必須應戰

王越至今記得兒時的一樁慘案。抗日戰爭時期，因抵制奴化教育，他所在的天津耀華學校校長趙天麟被日本特務暗殺。趙天麟是哈佛大學博士、北洋大學前校長，是典型的知識分子。解放後，他被人民政府追認為烈士。

這樣一位校長的離去，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激起不小的水花。「有壓迫就要有反抗，有挑戰就必須應戰，不應戰就要自取滅亡。這一規律我自小就體會得比較深刻。」

曾經年少，反抗缺乏理性。被日本人拉去修軍用機場，在高中生的帶領下，王越用攪拌三合土的水管往地下機庫裡灌水、在回程的火車上高唱嶽飛的《滿江紅》，被教師勸阻道「不要命了」。

1943年至1944年，日本戰事吃緊，為了防止民眾知曉戰事，日本軍隊將老百姓家中收音機做了手腳，這樣盟軍、國民政府的頻道就無法收到了。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王越父親從朋友家中收聽到前方勝利的好消息。

無線電帶來了打敗日本的消息，也讓彼時已上初中的王越痴迷上這項神奇的技術，並從此尋找到一條理性反抗、理性應戰之路——學習無線電先進技術用以對抗侵略欺侮。

在報考大學時，有21個志願可供選擇，但王越只填報了一個志願——大連大學工學院電訊系，因為它是全國第一個成立電訊系的大學；大連大學工學院電訊系的師資力量雄厚，專業帶頭人畢德顯先生是當時著名的全國三個無線電學科一級教授之一；同時，連大學工學院電訊系還擁有一套全國少有的電子管試驗線，可以自己試製電子管。

1952年，韓戰炮火紛飛。為了國防需要，當時的中央軍委將該系包括畢德顯先生在內的全體教師、電子管試驗線，以及三個班的學生，全部遷到張家口，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訊學院。從此，王越有了第二個身份——軍人。

畢業後，他被分配到786廠工作，786廠主攻軍用火控系統。當時我國對空作戰十分薄弱。在敵軍飛機的炮火下，彭德懷差點被炸死，而毛岸英更是不幸犧牲。

初出茅廬的王越加入了第一代火控系統的研發。當時，打擊的主要對象是美國，靠著毅力和勇氣，中國軍隊創造了諸多擊落美軍飛機的奇蹟，美軍驚呼中國空軍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空軍強國。「對於我們來說，工作是帶有反壓迫性意義的。這對我們來說是挑戰，挑戰的殘酷性表現在，一旦裝備性能不佳，前方戰士就要流血犧牲。」王越說。

受日、美欺凌，讓王越聯想到兒時在上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語。加上四年的軍人價值觀教育，他一心只想努力做好工作、應對挑戰。

「一些項目取得國內第一，並不是我有特殊才能。」王越將成績首先歸功於環境，其次是組織培養。學生時代的王越是一個追著老師問問題的學生，「我對課程的核心機理比較重視，不是聽一聽就算了，而是搞清楚最基礎的原理、概念，這對我日後的學習、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搞軍工要有人文精神

在科學史上，玻爾茲曼曾提出過著名的玻爾茲曼熵公式。可是19世紀，該理論卻被認為是謬論，最後他自殺身亡，死後墓碑上沒有名字，只有熵最著名的公式：S=klnW（注釋：1877年，玻爾茲曼將這一樸素的觀念總結為數學公式：用熵來表示系統的無序程度，用宏觀熱力學狀態所包含的微觀狀態的數目W——現在的統計力學教材中又將其寫作Ω，表示熱力學概率，那麼熵就正比於W的對數。）。

面對著越來越複雜的國防工作、社會變化，王越愈發思考，搞軍工要有較強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尊重人，以人的生存、生活為主的考慮。」在他看來，這是人文最基本的精神。

具有同情心，或多或少與王越的家風有關係。在全面抗日戰爭期間的天津，王越的父親是銀行高級職員。總行命令他裁員，有職員上門求保留工作，父親都會儘量幫那些職員想辦法。因為在那個年代，全家人只能靠一個勞動力支撐，一旦唯一的勞動力失業也就意味著全家人無法生存。

王越坦言：「工作前，我崇拜西方先進技術，工作後我明白，雖然他們的科技先進，卻總是欺侮弱者、挑戰人類和平的底線，這又是一種壓迫、挑戰，從心底又迸發出反抗的意識。」

如何尋求破解之道，他認為，關鍵要有家國民族情懷和科學思維方式、科學知識。培養、錘鍊科學思維，應結合中華文化傑出特色學習、實踐，其中必然關聯到中華優秀哲學文化，這也是世界文化巨匠的共識。

比如，陰陽辯證對立觀、人文精神、重德尚廉、整體思維。老子的哲學中一個較為知名的觀點是「反者道之動」，意即所有的事情都會向著對立面轉化，沒有永久的不變。

毛澤東曾說，決定作戰的根本因素是戰爭性質和人心所向，而不是武器。持久戰把日本侵略者的優勢轉化為劣勢，把我方的劣勢轉化為優勢，對打敗日本侵略者起了不可替代的歷史性作用。這也是毛澤東軍事辯證哲學的偉大貢獻。

此外，還有外國哲學理論，如恩格斯的思維的前提批判原理，對所有的思維必須考證前提是否充分、正確。

在王越看來，這些辯證規律對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搞武器裝備、信息裝備的設計者來說尤為重要。「戰場上生死互搏，你不消滅敵人，敵人就消滅你，武器裝備、信息裝備設計者的人文精神，更大程度體現在全力改進裝備，減少我方人員傷亡上。」

以鏡自照，王越坦言，自己的一些成果在當時評價較高，但在實踐過程的歷史評價中，也曾出現過裝備效果不佳的情況。對於這一點，他從未有過隱藏與不理解，而是採取了不沉溺在過往的成績、榮譽上，不背思想包袱，及時改進，甚至部分推倒重來的態度。

著名科學家、兩院院士錢學森曾提出開放複雜的巨系統理論，其基本概念是，人和社會非常複雜，巨系統中的子系統也可能是開放複雜的。而王越的體會是，就像一個無窮大的量被有限的數除仍是無窮大，「在一個人認識能力、實踐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唯有不斷努力，失敗了不抱怨才能持續進步」。

思維速變背後的對立統一

如果將王越的職業生涯一分為二，那麼，他做了兩件事——科學研究、教書育人。

後至206所擔任所長的王越，在20世紀90年代做了一件人們眼中「不尋常」的事——軍品外貿。

先進軍用裝備因其獨特軍事功能，國際售價奇高，卻仍是各需求國外貿爭取的對象，在國內賣X萬元人民幣，出口的話能賣到X萬美元，利潤多達8倍之高（按當時的匯率估價）。「要真有本事，不應該掙本國納稅人的錢，而是去掙外國人的錢。」王越向原兵器部建議，搞合理的軍品外貿，此舉不僅效益高，對我國形象的提升也有幫助。

恰逢此時，南美某國家有意向得到我國臺灣的金錢援助與其「建交」，同時迫於鄰國的威懾，希望向中國大陸購買3套206所研製的先進信息電子系統。可是獲得國家批准降低高機密性能指標、允許外貿後，206所又遭遇原定生產廠毀約生產合同等困難，無奈之下開始了自主生產之路。

經歷了1年零3個月，在1992年除夕上午，伴隨著陣陣鞭炮聲，3套先進信息電子系統被送上專列，轉海運送至國外。王越長舒了一口氣。更令人頗為欣慰的是，這一事件斷絕了該國「與臺灣『建交』」之事。

擔任科研院所所長開闢軍品外貿生產職能，而花甲之年擔任大學校長的王越，上任後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絕不再專注於新裝備產品設計為主的課題。

他深知，總師身份在研究所調動科技資源相對便利，而高校的重點在於高素質、強創新能力傑出人才的培養，並不具備產品大批生產、兼顧不斷技術創新，並落實在產品上的條件和能力。「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高校要做應用基礎研究，並聯繫解決實際難題工作，比企業做得早、做得深、做得透，才能實現校企雙贏合作。」

「作一個影響自己的重大決策前，思維的前提是辯證。」實際上，王越調任北京理工大學（以下簡稱北理工）之前，組織上給了他3天時間考慮，曾在206所被公認為偏重喜愛人才的他，之所以服從調任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考慮到可直接從事傑出科技人才培養。

結合科研院所的工作經歷，王越認為，靠的正是馬列唯物辯證哲學基礎和全心全意服務人民、全力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決心，同時形成「知己知彼」、科學有效的整體鬥爭策略，我國才能在軍事上戰勝美國的高科技裝備，形成軍事優勢。

中國擊落美國U2高空偵察機，曾經引起不小的轟動，背後的設計其實是出自786廠所屬特殊設計的研究，當時儘管王越的身份因家人的原因，由絕密降為機密，但他還是打從心底裡為786廠特殊設計所作出的克敵制勝的貢獻而自豪。

「第一架U2是正常擊落，後來第二架至第五架的擊落，依靠的是科技化解矛盾。敵方攻擊我方會找我方漏洞，我方反制敵方要找他們的漏洞，從這個角度來說，也是對立統一。」王越說。

進入高校工作後，王越對「人才培養更重要」的體會日漸深刻。在給學生講課時，他常說，考上重點高校、重點專業的學生固然有天賦，但光靠天賦不夠，還要靠學習。很多重點設計靠的不是碰運氣，而是基本功。

「基本功從哪兒來？來自大學教育、本科基礎教育、辯證哲學的實際應用。傳統高等教育涉及人的思維方式和進步改造是很難的，但是絕不能退讓。」王越強調。

如今，87歲高齡的王越仍然奮鬥在本科教學一線上。每周四18點30分，他都會準時出現在教室，為本科生講授「信息系統與安全對抗」課程，旁徵博引，一氣呵成。

曾經有一次出差因飛機晚點，他顧不上旅途勞頓，堅持讓司機從機場直接把車開到教學樓下，到達教室時正好是18點29分。他一口氣上完3節課，吃上晚飯已是21點30分。

有人不理解王越為何上課要這麼拼，王越卻幽默地回答：「有課我可以推掉很多應酬。」

理工結合要重視基礎課

正如錢學森的巨系統理論，王越發現重點高校的改革之路，就像巨系統下的子系統，也十分複雜，「有些事道理想清楚了，但實踐起來並不是那麼回事兒」。

王越入校後的第一件大事，是促成了北理工第一批躋身「211工程」行列，當時兵器部給予的指標只有1個。

更大榮譽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如何使得北理工更上一層樓，王越一直在思考「理工」二字，「理」在前、「工」在後的深意。「理工結合是北理工最大的優勢，光拼理科拼不過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已頗有優勢的重點高校。二者要兼顧，但絕非搞純科學。」

他舉例，教數學基礎課的教師，僅用數學思維給理工科低年級學生授課是不夠的，還必須聯繫理工實踐等方法講數學。數學的要點是，解決社會存在形式和數量的關系科學，本身是矛盾對立統一體，不從這一角度授課，學生就會覺得抽象難懂。而很多數學基本方法得到應用之後，在實踐中有助於學生解決問題。要將此嵌入教學之中，教師首先必須要掌握這一思維，這對教師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

王越曾帶著這一想法，向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樂討教。楊樂認為，他的思維是正確的，堅持做下去必有成果。

雖然尚未大規模實踐，但是在王越的團隊中，已有數學系碩士獲得了工學博士學位，且發展不錯，有的已評上教授、在數學學院擔任副院長。

2018年，北京理工大學將首屆「懋恂終身成就獎」頒給王越，獎金100萬元，獎勵他在教改、教學上的成就。王越當即表示將捐出本次獎金，設立專項獎項用於支持基礎教育，獎勵教基礎課的青年教師。

王越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2018年，對「985工程」高校巡視提出的批評意見很中肯，更著重指出要切實加強黨建和黨的領導作用，糾正重科研輕教學、教學中又輕視本科教學的錯誤傾向和做法。

「我希望儘量引導學生重視通識培養和基礎的探究。」王越解釋，基礎課具有抽象性、概括普適性，作用更深層隱蔽，正是這些特徵形成了課程難學、難懂、難應用與本質性的基礎知識推動創新發展的對立統一。而辯證化解上述矛盾對立，才能取得統一。

他舉例，製造原子彈與氫彈形成爆炸能的原理正好相反。原子彈是核裂變，氫彈是核聚變。而基本原理都是愛因斯坦公式E（能量）=mc2，m為核材料質量，c2為光速平方。已去世的「中國氫彈之父」、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正是基於基礎課的領會，才很好地應用了這一規律，使中國成為由原子彈進而掌握氫彈周期最短國（僅2年零8個月）。

為此，王越提出，基礎課、專業基礎課由教師主導，學生主體，師生共進。這不僅涉及辯證思想在理工科的應用，還涉及功利主義、誠信缺失等精神缺陷到基本功訓練的問題。「高校培養人才，關鍵還在於人生觀和科學思維方式的塑造。」

採訪結束前，記者請王越分享角色切換成功的要訣，他補充了兩點——

一是，不能故步自封，要找主要原因。如看待成果得獎，沒有得獎的成果，實際應用充分要懂得知足；得獎的成果，實際應用不足別埋怨客觀，立足充分認識缺陷，全力改進。

二是，要有全局、總體思維。正如鄭板橋所說「難得糊塗」，把長項丟掉，在新領域重新開闢，有些人並不理解，但有些事情從全局出發，只要不計較、不埋怨、是金子總會發光，歷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