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各省進士人數排名(宋代進士數量的地域分布)
2023-04-16 03:56:32
宋代進士數量的地域分布,一直被學界當作各地差異的證據。一些學者對宋代進士的地理分布情況進行統計,並將進士人數與該地區的教育文化程度、經濟水平掛鈎,認為進士數量的多寡反映了各地區的綜合實力:進士人數多,可證明本地文教興盛、經濟繁榮、人才興旺;反之,則表明當地文教不興、經濟落後。然而,這種將進士的地域分布與地區差異相關聯的方法,未免將複雜的歷史問題做了簡單化處理。
首先,進士籍貫劃分標準不一。第一,本貫與現居住地的區別。張載、張戩祖上為開封府人,但其父張迪卒於任官期間,其後寓居西北。而張載、張戩兄弟在登第之前,大部分時間在西北成長、學習、遊學。而在統計進士籍貫的過程中,張載兄弟祖籍雖在開封,但在考中進士之前,其生活軌跡多在關中而非開封。因此,張載兄弟更多地被視為關中人士。張氏家族的籍貫評判是現居住地而非祖籍。與之相反,亦有現居住地與祖籍不同而歸為祖籍的記載。譬如,李綱的父親李夔墓誌中寫明李氏家族祖上因避唐末戰亂而徙居邵武,而《宋史》中記載李綱自祖父李賡始便遷居無錫,判斷李綱籍貫為福建路邵武軍人的是祖籍而非現居地。清人也曾評價過宋人的籍貫,「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佔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範氏、梓州蘇氏易簡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穎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郟。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仿佛耶?」又如,雍熙二年(985)進士孫冕在《輿地紀勝》中被記載為江南西路臨江軍新淦人,致仕後歸隱於江南東路池州九華山。而孫冕之子孫龍舒的墓志銘中則載,孫龍舒與妻子郎氏合葬歸於杭州,無疑表明孫龍舒已經遷至杭州,其孫治平二年(1065)進士孫路在《宋史》中又被記載為開封人。祖孫三人在不同史料的記載中,籍貫各不相同。可見,即便是宋人也無法對進士個人的籍貫形成一致的劃分標準。
南宋時期的籍貫問題更加複雜。靖康之變後,北方大量士人南渡,相當一部分士人出於對家國的懷念,在科舉考試中仍然以被金人佔領的北方祖籍作為籍貫。以《寶祐四年登科錄》為例,王應鳳本貫開封府祥符縣,寄居於慶元府鄞縣。王公及本貫河南府,寓居順慶府南充縣。也有部分士人本貫與現居地不同,潘希聖本貫為臨安府,現居溫州永嘉縣。
第二,實際居住地與冒籍的區別。北宋時期,由於不同地區的科舉考試錄取人數不同,因而存在大量士人冒籍的現象。以《(寶慶)四明志》方志中所記載的進士為例,這些進士本應屬於四明地區,但是樓鬱、陳誴、項晞、葛良嗣、於銳、馮景、陳伯疆、杜屺、袁灼、馮涇、茹開、姚持等人的籍貫卻在開封。其中,王安石為葛良嗣墓所作的墓志銘明確記載,葛良嗣之父葛源已經徙居明州鄞縣,而葛良嗣卻貫在開封。又如,朱伯虎本為秀州華亭人,其父祖為本地「豪長者」,但朱伯虎考中進士,卻同樣為開封貫。這些進士雖然被其後人和地方志的編撰者視為四明人,但在科舉中的實際籍貫卻是開封人。再如,鹹平元年(998)進士五十人,其中籍貫為開封者便有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顯然是冒籍的結果。這些士人能夠考中進士,得益於冒籍行為,卻又將其籍貫歸於他處,這並不符合邏輯。宋代冒籍的行為不僅較為普遍,而且難度不大,所花費的時間也並不長。虔州士人李潛前往京師赴考,到泗州時,子弟則請求先行到開封,並直言「科場期近,欲先至京,得寄貫開封戶籍」。
學界歸納宋代進士籍貫時並未形成統一的標準,混雜了官方戶籍、現居地、祖籍、郡望四個不同概念。這導致統計進士地域分布的過程本身就較為混亂,遑論將其與地區差異相聯繫。
其次,進士人生經歷與地域的關聯。部分進士在他處求學多年。例如,澶州澶淵人周長孺在外為官時去世,其家人在歸葬途中抵達洛陽時,因貧無法歸鄉。於是,周長孺之子周純明便在洛陽定居,潛心學問並考中進士。周純明雖然祖籍為澶淵,但本人考中進士之前,與其祖籍毫不相關。劉摯祖籍為河北東路永靜軍東光,其父去世之後,由其外氏撫養,自十歲到考中進士,一直在京東西路東平府讀書學習。範仲淹作為蘇州人士,前往應天府求學,隨後考中進士。這更多的是應天府書院教學水平的體現,而非蘇州地區人傑地靈的證據。
部分進士則遠走他鄉、四處遊學。士子章甫籍貫為建州浦城,但從十四歲起,「即辭親求師友,薄遊江、淮間殆十年」,於外地四處遊學十餘年。由於本地「身處遐僻,無良師友,不足以廣聞見,成遠業」,而首都作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是諸多士子遊學的去處。宋神宗「元豐初,太學成,四方之士來集」,更是吸引了眾多士子前往開封讀書學習。黃得禮十四歲時便前往太學,經過十一年寒窗苦讀,直至二十五歲中進士,在開封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故鄉受教育的時間。
除此之外,宋代官員由於在不同地區頻繁更換職位,在外常年奔波。為了督促家中子弟的學業,他們經常令其後輩跟隨左右,由本人親自教導。蔡確、蔡碩兄弟本為泉州晉江人,但其父蔡黃裳致仕後無力返鄉,於是居於京西路陳州「力教二子」。這更多是受家學的影響,而地理因素並無太大影響。
宋代士人為了精進學業、廣博見聞,多年在外地四處求學、遊學的行為十分常見。可見,這些士人的教育經歷與籍貫所在地並無關聯,亦無法體現此地的教育水平。
最後,進士數量與地區綜合實力。宋代進士的地域分布與一路的教育水平並無關聯。第一,路一級管轄的州縣在宋代一直存在變動,故學界所統計的某一路進士數量,實際是按照某時期路的行政區划進行統計的。第二,宋代並無專職負責一路學政的官員,也不存在路級的教育措施。因此,地方教育取決於各自州縣長官的重視程度,而非路級官員。第三,宋代科舉的考試流程是發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其考試地點僅有各州府軍監與開封兩級。而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則是童試、鄉試、會試、殿試,考試地點則有縣府州、省城、京城三級。明清時期存在鄉試這一省級考試,並且其解額按照各省進行分配。宋代卻並不存在路一級的考核,發解試的解額則是根據各州郡分配。故明清時期可以對進士進行省一級的籍貫區分,而在宋代前往京城參加科舉的士人身上,其地方烙印並非路,而是州府軍監。換言之,宋代士人既不存在路一級的科舉考試,也沒有路一級教育上的管理。因此,士人能否考中進士,與本路並無瓜葛,僅與州府軍監存在密切關聯。
進士的地域分布與諸多因素有關,不應僅僅將其影響因素歸結為地方經濟水平。福建路的進士數量在宋代排名靠前,但是福建路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北宋時期並不高,「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非他處比,深山窮谷固有生而未嘗識銀者」,甚至出現棄嬰、溺嬰「不舉子」等現象。「不舉子」無疑是福建路民眾生存艱難的明證。因福建路進士數量多而將其原因歸納為當地經濟水平高,二者無疑自相矛盾。影響本地進士數量的因素有許多。蘇轍便曾談到,眉州進士在宋初之所以數量稀少,是因為「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為政於鄉,皆莫肯仕者」。數十年後,「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眉州士風轉變,從而使得當地進士數量迅速增加。這並非因為眉州的經濟水平發生了質的變化。秦檜當權時,在科舉中大肆錄取溫州進士,「引用州人以為黨助」,成為溫州籍進士數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因此,宋代進士數量的排名更多應該以各州郡而非路作為研究對象。進士籍貫的劃分無法形成統一標準,進士四處遊學的人生經歷、考中進士的影響因素頗為複雜。因此,我們不能僅僅以進士數量作為衡量地區經濟、文教水平的標尺,也無法將進士數量作為地區差異的直接證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招標項目「歷代國家治理的歷史底蘊與當代價值(LSYZD21003)、河南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唐宋時期國家治理研究」(2023-CXTD-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作者:李兵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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