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真實故事（戰國秦漢流傳的春秋管仲故事）

2023-04-14 05:24:27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涉及到齊桓公與管仲一對君臣。如果說齊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麼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見，管仲確實是春秋史上一個關鍵人物，也正因如此，管仲成了一個胡適所謂的「箭垛式人物」。戰國秦漢學者抒發政治主張時，往往將一些符合自己觀點的傳說，套在知名歷史人物身上。結果就是這些歷史人物像箭垛一樣，被附會的事跡越來越多。

這樣的歷史人物很多，比如上古帝王有伏羲、黃帝、大禹，商周賢臣有伊尹、周公、呂尚。而管仲作為春秋第一位名臣，也就成了大家樂於傳頌的對象。戰國時的齊國有著當時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學宮，稷下學宮的學者甚至專門編寫了一部《管子》，之後這部書直到西漢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說是一部集體創作的託古改製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當精彩，以致被後人耳熟能詳；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軍事史料，被學者廣泛運用研究春秋齊國史。

除了《管子》以外，記錄管仲的史書還有很多。其中比較系統的有《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及新出的清華簡《管仲》，此外，《左傳》《論語》《戰國策》《韓非子》《說苑》《漢書》等也都零碎記錄了管仲的若干言行。其中公認《左傳》是記錄春秋史最可靠翔實的著作，而其他史書在敘述春秋史時，多少存在一些託古改制的成分。所以，我們要考察管仲的歷史，應該對戰國秦漢史料的記載認真辨析，尤其是一些基於大眾性的認知。

一、管仲出身並非貧寒——《史記》不可信

《史記·管晏列傳》中借管仲之口講述他早年的經歷：「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潁上人，曾與鮑叔牙合夥做生意，分錢時每次給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驅逐，還曾多次作戰都逃跑，可以說經歷非常坎坷了。

《戰國策》說「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管仲是住在城外的商人，在南陽一帶窮困潦倒。《管子·小匡》管仲自稱「夷吾嘗為圉人矣」，還做過弼馬溫。《說苑·復恩》中管仲說「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那麼他做生意還多次被羞辱。《說苑·尊賢》說「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原來他還偷過狗。《說苑·善說》說「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原來管子還遊說過齊襄公。

以上關於管仲出身的諸多史料，總結起來無非就是說他出身貧寒，且事事不順。這些記載，其實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一個人，他就是管仲齊國的前輩——姜太公呂尚。

同樣是《戰國策·秦策》，說呂尚是「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同樣是《說苑·尊賢》說「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呂尚被悍婦逐出家門，在朝歌賣肉虧本，被子良氏所廢黜，連在棘津賣身都沒人要，這與管仲的出身是多麼相似！但我們也要注意，《秦策》中說出這些話的策士姚賈，本是一個「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為了遊說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說出這些典故。

那麼姚賈本身不是在敘述歷史，而是在說明道理，特別是戰國這個貴族政治解體的時代，下層遊士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識地將一些歷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賢思想在諸子中非常流行，尤其是墨子居然率先主張禪讓！但是他們講述的這些史料，至少不會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說呂尚是「天下之大老」也說管仲「舉於士」，那麼呂尚原本就是極有聲望的長者，而管仲也是從底層貴族中選拔出來的，並非貧困潦倒、霉氣衝天的小販。

除了與其他記載存在一定矛盾，這類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認為春秋與戰國的社會形態是一致的，而春秋戰國之際恰恰是古代史上最大一次變革。簡單來說，春秋以前的社會主體是氏族，因為鐵犁的普及與牛耕的推廣，戰國以後的個體家庭成為社會主體。只要把握了這一條線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戰國以前的人物，對於其貧賤出身的敘述都缺乏可信度。當時個人與氏族是一個整體，即使處于氏族中的底層家族，依然擁有共同的田產份地。

管仲當出身於齊國大族管氏。齊桓公的兄長齊襄公為大夫連稱、管至父所殺，證明齊國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記索隱》引《世本》說「莊仲山產敬仲夷吾」，管仲的父親諡（莊）、字（仲）、名（山）齊全，明顯也是管氏貴族。春秋時期選官是「世官世祿制」，即管氏族長一方面統領自己一族，另一方面又臣屬於齊君，形成一種「複合君主制」的模式。那麼管仲本身是齊國管氏的族眾，因為學識與能力得以擔任公子糾的師傅。

二、「衡山之謀」源於漢代輕重學說——《管子》不可信

《管子》有一篇《輕重》，講的是管仲在輔佐齊桓公後，用經濟手段打敗其他諸侯，幫助齊國稱霸。不少文章根據《輕重》的內容，歌頌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特別是一些自媒體號，以此對管仲進行無腦吹捧。那麼《管子·輕重篇》究竟講的是什麼故事呢？《輕重篇》一開始，管仲就對齊桓公介紹「輕重之道」。所謂的輕重之道，即削弱大諸侯，扶植小諸侯，來復興天子的王道。

然後齊桓公就問管子，如何對付魯國和梁國呢？管子的建議是，魯、梁兩國百姓以織綈為業，桓公就可以和百官帶頭穿綈衣，這樣一來百姓也會模仿。而且還下令齊國不準織造，必須從魯、梁二國進口。這樣一來，魯、梁二國一見有利可圖，所以就都回去織造，而農業就給荒廢了。桓公採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個月後，突然與兩國斷絕貿易；再過十個月，兩國百姓不斷陷入飢餓，而糧食卻不能很快種植出來。

這樣一來，魯、梁兩國每石糧食價格上千，而齊國才十錢。於是魯、梁百姓逐漸投奔齊國，兩年後有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再過了三年，兩國國君也只能歸順齊國了。打敗了魯、梁兩國後，管仲故技重施，用銅幣換取萊國、莒國的柴薪，然後又以此徵服萊、莒兩國。之後又用黃金購買楚國的鹿，楚王都歸附了齊桓公。更絕的是，之後管仲又高價預定代國的白狐皮，代國人紛紛去山林捉狐狸，結果被離枝攻打，代王只能歸附齊國，這次連一個子兒都沒花。

最後就是對付衡山國。這次管仲派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兵器並轉手，藉此將價格炒高。十個月後，燕、代兩國發現商機，也跟著去買；三個月後，秦國也跟著去買。衡山國君一看天下瘋搶，直接下令價格提高至二十倍！結果就是百姓紛紛去鑄造兵器。這時齊桓公則派人向趙國高價收購糧食，於是各國又紛紛運糧來齊國售。等到衡山國兵器賣光，齊國又斷絕與他來往。這時魯國入侵衡山南部、齊國入侵北部，衡山君無力反抗，只能投降。

以上就是《管子·輕重篇》的大致內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涉及的各諸侯國。其中魯（今山東曲阜）、萊（今山東萊蕪）、莒（今山東莒縣）與齊國（今山東臨淄）鄰近，看上去還算合理；秦（今陝西鳳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雖然較遠，至少還是明確存在的國家。但代、趙明顯是春秋戰國之際才有的國家。最不可信的則是衡山國（今安徽六安），其最早為秦末時項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吳芮，西漢文帝、景帝也都相繼設立過。

《輕重篇》的不可信，古人早就注意過。明人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三國傅玄《傅子》曰：「《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宋人劉恕《資治通鑑外紀》亦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其『輕重』篇尤復鄙俗。」近代學者王國維最早指出《輕重篇》作於漢代文景時期。馬非百作《管子輕重篇新詮》，對《輕重篇》文本研究最透徹，指出許多問題是西漢至新莽時代特有的。

另外，在《輕重篇》描繪的圖景裡，國家權力能夠直接延伸到個人，這也與春秋前期氏族社會不相符合。這樣大規模的貿易戰，如果真實存在，在《左傳》中完全沒有記載，同樣也是說不過去的。那麼真實情況就是，《輕重篇》其實是西漢文景之後的託古之作，而創作者明顯只是為了闡述其經濟思想，對於歷史史實不太關心，甚至都不太了解，所以才會編造出春秋齊國與戰國趙國、西漢衡山國之間的貿易戰。

三、齊桓公伐戎所救為南燕——《韓非子》不可信

齊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經典的一個故事，留下了一個著名成語——老馬識途。根據《韓非子·說林上》：「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齊桓公討伐孤竹返回時迷路，多虧管仲藉助老馬才得以返回，之後找不到水源，又多虧隰朋利用螞蟻才尋到。關於這場膾炙人口的戰爭，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史記·燕召公世家》說「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國語·齊語》說齊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齊桓公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這件事在《春秋左傳》也有記載。《春秋經·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左傳·莊公三十年》：「冬，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傳·莊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左傳·僖公九年》管仲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總體來看，魯莊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冬，齊桓公與魯莊公相會商量救燕，但後來只有齊人獨自前往，並於次年夏天告捷。

齊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實性毫無疑問。但我們也應注意一個問題，即在《左傳》中齊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歸，而在《韓非子》中伐孤竹卻變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獻中多有體現，這表明《韓非子》與《左傳》存在矛盾，那麼「老馬識途」的典故也存在疑問，進而《韓非子》整個記載都可疑。而且我們注意到，《左傳》對於齊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記錄得非常簡略平常，甚至沒有提到令支與孤竹兩個地名。

孤竹，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能印證，在今河北、遼寧、內蒙古三省交界一帶，這個沒有爭議。令支，傳世文獻記載都在孤竹附近。山戎，《史記·匈奴列傳》說在燕國以北。那麼，山戎、孤竹、令支侵犯位於今天北京西南的燕國，自然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儘管《韓非子》的記載不乏添油加醋。但從古至今，學者對於《燕召公世家》的記錄還是很少有人質疑，一般認為齊桓公救的燕國就是《燕召公世家》的傳主、戰國七雄的燕國。

但呂思勉先生在《中國通史》卻講到：「這個燕該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縣。《史記》說它就是戰國時的北燕，在今河北薊縣，怕是弄錯了的，因為春秋時單稱為燕的，都是南燕。」筆者初接觸此說時，覺得呂老腦洞大開，遂只是一笑而過。但後來對《左傳》文本熟悉後，才覺得呂老此論實乃卓識。筆者閱讀不多，目前所見資料只有呂老一人持此觀點，但很可能才反映了真實的歷史情況。

南燕國在後世名氣比北燕國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確實非常活躍。南燕位於今河南延津東北，是黃帝後裔的姞姓國，周祖后稷的配偶也是姞姓女子。這樣來看，南燕反而比姞姓更根正苗紅。因地處戰事頻繁的中原，所以在《左傳》中頻頻露臉。

根據《左傳》，公元前718年，衛宣公令燕國進攻鄭國（今河南新鄭），結果被鄭莊公在鄭國反敗，這就是春秋前期有名的「制北之戰」。公元前699年，鄭厲公聯合紀、魯與齊、宋、衛、燕混戰。公元前694年，周王子克陰謀篡位，失敗後奔燕。公元前675年，周王室的五大夫與蘇國（今河南溫縣）聯合衛國（今河南淇縣）、燕國驅逐了周惠王；次年，鄭厲公在調解無果下囚禁了燕仲父。以上的燕國明顯都是中原一帶南燕，而不是偏居北隅的北燕。

《史記》將驅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並無根據。接下來就是公元前664年的齊桓公救燕，如果我們拋棄對北燕先入為主的觀念，從《左傳》看這個燕就是南燕而不是北燕。儘管有人對「北伐山戎」表示疑問，但實際上從《左傳》也看不出山戎活躍在燕山地區，童書業先生《春秋史》即指出山戎「其居地在春秋時似近太行山脈」。太行山距中原比燕山近，太行山之戎稱「山戎」似並無不妥，從南燕往北到太行山也可稱「北伐山戎」。

之後「燕」在《左傳》消失了百餘年，直到公元前553年才提到齊叔孫還的黨羽奔「燕」。這個「燕」不像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後則一般明確指出「北燕」，且涉及史實基本都與齊國有關：如公元前539年的齊國盧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簡公奔齊國；公元前536年的齊景公進攻北燕；公元前530年的齊國把北燕簡公安置在唐；公元前479年的齊國高無丕出奔北燕。唯獨公元前500年衛國成何奔「燕」，這個「燕」也像北燕，大概南燕早被滅了。

總體來看，《左傳》中公元前664年之前的「燕」都是南燕，而公元前553年之後的「燕」「北燕」則是北燕。到戰國時期南燕、山戎早已被滅亡，所以齊桓公救南燕的傳說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稱呼更遠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黃河下遊以北還活動著「北戎」「長狄」，但在戰國時期中原都是華夏版圖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一個疏漏，是說燕莊公為了酬謝齊桓公，無意卻將齊桓公送出了國境。齊桓公為了幫燕莊公守禮，將燕莊公進入的齊國領土割讓給燕國。實際上，在春秋前期也並無這樣的國界觀念，國與國之間擁有廣袤的野。等到齊燕的疆域連成一片，那已經是戰國時期的事了。

《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最明顯一個表現，是連本國戰國世系都有嚴重錯誤，比如稱燕昭王為燕王噲太子平，但從《趙世家》與出土「郾王職戈」可以判斷，太子平已死於子之之亂，燕昭王當是趙武靈王所立的燕王噲王子職，寫本國史事還不如《趙世家》靠譜。

四、「四民分處」不符合春秋社會形態——《國語》不可信

記錄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觀的當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資料太少太零碎。所以還是要依賴傳世文獻，其中最客觀翔實的就是編年體的《左傳》。其次就是國別體的《國語》，記載的是從西周到春秋的史實，其中不少內容可信度也較高，甚至在古代被稱為《春秋外傳》。但在《國語》中《齊語》僅有一卷，記錄的是齊桓公霸業。與《管子·小匡篇》大同小異，但《史記》卻少引用其要文，顧頡剛先生認為「當系後人見《小匡篇》之齊人記載足補《國語》之不足」。

《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孰先孰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管子》作為戰國秦漢作品，對於春秋歷史多有不實，前文都有提到。如果《齊語》是抄自《管子》，則可靠性當然是更低的。顧頡剛先生已指出這個問題，但在其與童書業先生合著的《春秋史講義》中，卻又採信《國語》等記載，論述管仲治齊的政策；之後童書業將此書修訂為《春秋史》，加了一句「雖然《國語》等書的記載未可盡信，但必保存些當時的真相的影子」。

可見童書業先生對此也是有疑問的，但畢竟《左傳》的管仲治國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將《齊語》的內容敘述下來，但這些內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據《齊語》，當時管仲實行軍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為一邑，十邑為一卒，十卒為一鄉，三鄉為一縣，十縣為一屬，全國共五屬，分由五個大夫統領；國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裡，四裡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為一軍，全國分為三軍，分別由桓公和上卿國氏、高氏統領。

這樣整齊的行政區劃，很明顯是不存在的。《春秋史》同時提到，《齊侯鍾銘》記載春秋中期齊靈公把釐邑三百縣賜給叔夷，一個邑中尚有三百個縣，可見齊縣是非常小的社會組織，類似於村社的形態。《論語》也提到管仲奪伯氏邑三百，這個「邑三百」應當也是縣。那麼《齊語》說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當時尚未出現脫離氏族的個體家庭，所以這種政治理論只能出現在戰國以後，而且這樣切蛋糕一樣的行政區劃，歷朝歷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類似這樣的劃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馬》《度地》《小匡》以及銀雀山漢簡《庫法》《田法》等篇都有記載，內容大同小異。臧知非先生就認為「以上均為齊稷下諸公所為，成篇有先後之別，大抵上都是戰國之物。」「上舉對地方行政述說的不同，正說明了當時還沒有穩定的、統一的地方行政系統，至少說明在春秋時期還是如此，故而才有歧說紛呈而又都託名管仲的事情發生。」可謂揭示了《齊語》的由來，可信度與《管子》並無高下。

據《齊語》，管仲能夠這樣劃分，基礎又來自於「四民分處」，即把士農工商分開居住、各司其職。國都劃分為二十一鄉，其中十五士鄉、六工商鄉，而農民則居住在郊外。這當然也是不合理的。在氏族社會中，士與農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底層成員，如何能夠完全分開居住？《詩經》的《國風》部分多歌詠戰爭和農事，而《國風》主要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可見當時武士並沒有脫離生產，兵、農合一就是春秋軍制的一大鮮明特徵。

「商人」的稱呼現在多認為來自於商人多次遷徙、善於經商，但這樣的說法並無多少依據。「商」在甲骨文中只有地名的意思，沒有商業的意思。比較可靠的來源是，不少商人在周朝受到壓迫，在周王朝中從事工商一類的賤業，所以才被稱為「商人」。當時並不存在私營經濟，他們都是為周人官府服役，而事先要滿足自己的生存，那麼他們也不可能完全脫離農業活動。所以在當時不可能有士、農、工、商這種四民分處的居住形態。

總之，戰國秦漢對於管仲的記載，多來自當時社會思想的反映，用於春秋史則容易鑄成大錯。讀史者不可不察。

參考文獻：

顧頡剛講授、劉起釪筆記：《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

呂思勉：《中國通史》

童書業：《春秋史》

戰化軍：《齊國人物誌》

趙世超：《周代國野制度研究》

王東：《〈管子·輕重篇〉成書年代考辨》

臧知非：《齊國行政制度考源─—兼談〈國語·齊語〉的相關問題》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系今日頭條籤約作者，悟空問答籤約作者，澎湃歷史專欄作者，網易歷史專欄作者，百度ta說合作作者，全歷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實體書三種，作品散見於《國家人文歷史》《北京晚報》《醒獅國學》《百家講壇》《威海晚報》等報刊雜誌及自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