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毛澤東是怎樣反對和批判綏靖主義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毛澤東是怎樣反對和批判綏靖主義的）

2023-04-12 10:02:22

摘要：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毛澤東多次發表談話、演講、社論等，對英美政府的綏靖主義行徑進行抵制，從批評美國孤立主義者「不應隔岸觀火」、英國政府「推行的妥協政策幫助了法西斯勢力的擴張」，到揭露東方慕尼黑陰謀是完全損人利己的「坐山觀虎鬥」，必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再到揭穿、反對日美策動的東方慕尼黑新陰謀，奉勸美國「絕不應聽信日本的陰謀，與日本訂立任何的妥協」。以上諸多論述體現了毛澤東在維護國家利益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也凸顯了其在安全問題上堅持和平不可分割，反對以鄰為壑的主張。毛澤東反對綏靖主義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營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關鍵詞：毛澤東；東方慕尼黑；孤立主義；綏靖主義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由於英美政府擔心對日制裁會影響同日本的經貿往來，加之英法在遠東均有保全殖民地、阻止布爾什維克主義傳播的意圖，這些國家對日本的侵略擴張均採取了綏靖的政策。同期，美國政府在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對遠東事務採取「不幹預」政策，該政策看似對中日雙方一視同仁，但在結果上卻縱容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擴張，從而成為一種相對隱性的綏靖政策。對於英美等國政府的綏靖主義行徑，毛澤東不僅予以密切關注，而且多次發表談話、演講、社論等進行揭露、批評，並與其引起的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危險作了堅決的鬥爭。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亦有不足之處。首先，已有研究對毛澤東反對綏靖主義的史實梳理不細，尤其對其來龍去脈論證不夠。其次，現有研究往往將毛澤東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與其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混為一談，忽視了鬥爭的階段性與複雜性。鑑於此，本文嘗試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毛澤東反對綏靖主義的相關史實作一詳細考察，以期補充、拓展相關研究。

一、批評英美政府妥協政策

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在與斯諾的談話中就對美英兩國政府在遠東奉行的對日妥協政策提出批評，如提出美國一些政客認為中國存亡與己無關的看法是「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英國一些政治家「過去採取了錯誤的政策」，並警示「繼續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將對英國毫無好處」。1937年5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的談話中再次批評英國的妥協政策，指出「日本統治者與英國保守黨政府正企圖緩和他們間的衝突，進行著妥協談判，以達到他們犧牲中國的目的。中國人民不能聽他人的宰割，中國人民應當嚴密注意此事」。同時他也批評了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指出「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國對中國問題便不應隔岸觀火」。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毛澤東在與造訪的畢森等人的談話中再次論及了英美政府的妥協政策，認為英國試圖通過綏靖日本來維持其在遠東的殖民體系，而「他們(指英國政府——引者注)推行的妥協政策幫助了法西斯勢力的擴張」。對於美國，他表示在帝國主義時代，「如果美國人當中存在著孤立主義情緒，那麼我們需要說明，這是不可能的」。

全面抗戰爆發後，美國尚不願同日本翻臉，而英國則忙於歐洲事務，無暇東顧，其對日政策亦不得不看美國臉色行事。1937年7月21日，英國政府發表聲明，公開宣稱對中日事變採取不介入的態度。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次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肯定羅斯福演說立場，並指出：「日本在中國的行動是與國際關係中應遵守的原則不符，是違反了1922年2月6日九國公約中關於對華事件應遵守的政策及原則的規定及1928年8月27日凱洛格白裡安公約的規定。」然而，在美國國內高漲的孤立主義思潮影響下，羅斯福也迅速從「隔離」演說的立場上後退。總之，英美雖不滿日本侵華，但卻未能拿出實際行動來制止其進一步侵略，更未給中國以實際援助來抵制侵略。

1937年10月，在會見來訪的英國記者貝特蘭時，毛澤東表達了他對英美政府口惠而實不至行為的不滿，指出：「到現在為止，英美雖然說了許多好聽的話，而他們的政策實際上幫助了法西斯侵略者。」不久，上海、太原相繼淪陷。同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當前國際形勢作出闡述，指出：「英、美、法等國政府為它們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國，還限於口頭上的同情，而沒有什麼實力的援助。」1938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美國合眾社記者王公達時表示：「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面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此一表述實則綿裡藏針，流露出其對美國孤立主義政策的不滿。同年5月，毛澤東會見兼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信使」的卡爾遜。談話中，毛澤東對美國以「中立」旗號允許大量戰略物資輸出日本的做法提出批評，指出美國的一些孤立主義政客「往往利令智昏」，「他們的眼裡看不到國家，也看不見自己」。由於知道卡爾遜的信使身份，因此可推斷這是毛澤東在呼籲美國政府改變孤立主義政策，給予中國抗戰以真正的援助。

這一時期，毛澤東對英美政府的批評主要是在和英美人士的談話中表露的。從這些談話的場景、內容可知，這一階段毛澤東對英美政府妥協政策的批評程度比較輕，語言也較為含蓄、委婉，凡提出批評，必總是在擁護國際和平戰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的主旨下給出的。此外，這些批評也主要散見於一些私下場合，看得出他對英美政府妥協政策的批評還是留有餘地的，目的也主要是以批評來求團結、促團結，從而維護、鞏固國際和平陣線。

二、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

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籤訂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割讓蘇臺德領土給德國的協定》，通稱《慕尼黑協定》。這一協定的籤署意味著英國張伯倫政府對德綏靖達到頂峰，也為歐戰的加速爆發埋下禍根。慕尼黑會議剛剛結束，毛澤東便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嚴厲批評了英、法在歐洲不惜出賣捷克斯洛伐克而綏靖德意的政策，稱英國的妥協政策將引導法西斯各國實行更大規模的戰爭，並斷言「『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張伯倫政策的必然結果」。「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是毛澤東對英國妥協、綏靖政策的總結性評價。英法等國原本是毛澤東心目中可以統戰的國家，但兩國卻在歐洲不惜犧牲捷克斯洛伐克以求苟安。殘酷的現實使得毛澤東開始質疑英法究竟是「友」還是「敵」。國際和平陣線與德日意侵略陣線的鬥爭因英法的綏靖變得不再那麼清晰，但毛澤東認為，雖然英國在歐洲的妥協政策可能搬用到東方，但英日之間「根本妥協是困難的，至少暫時有困難，這是日本獨佔政策的結果，東方問題與西方問題在當前具體情況上有某種程度上的區別」。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後，日本政府轉而對國民政府採取了「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改變1月16日聲明中提出的「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提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第二次《近衛聲明》立場的變化意味著日本向國民政府伸出了誘降之手。12月29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致電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響應《近衛聲明》，公開對日投降，要求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緊接著，1939年1月下旬，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寄希望於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來解決中日問題。一時間，主和投降的輿論空氣籠罩在重慶上空，反對東方慕尼黑的輿論被禁止發聲，鼓吹依賴英、美制裁日本的讕言甚囂塵上，妄言太平洋會議不是慕尼黑。

1.拉開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序幕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國民黨五中全會問題的指示，指出國民黨之所以提出反共方針，部分「由於目前戰爭形勢，國際情況及日本情況所促成」。可見，國際上的綏靖及日本的誘降是導致國民黨抗戰方針發生逆轉的重要原因。而反過來，國民黨反動方針的出臺也促使毛澤東重新思考，英美政府之於中國抗戰究竟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同這些國家建立國際和平陣線是否真正可行1939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聽取有關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報告時指出：「現在日本的企圖是在政治上拉攏國民黨，建立傀儡政府，……現在國際上和平陣線尚未形成，民主國家與法西斯謀妥協，這是很大的國際形勢變動。」可以看出，國民黨抗日方針的逆轉使得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判斷發生改變，即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歐洲妥協的同時，在亞洲亦大肆綏靖日本，東方問題與西方問題已無實質區別，這便從根本上動搖了毛澤東有關「兩個陣線」鬥爭的判斷。

1939年5月21日，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指出「現在，當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國內展開破壞活動，汪精衛與日本人進行談判時，最大的危險是國民黨可能投降，可能出現新的慕尼黑」。5月30日，共產國際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險，就是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可能性，這種情況是英美法在遠東極力推行妥協政策，試圖造成新的東方慕尼黑協定的一種必然反映，其中可能包含重大陰謀」。次日，中共中央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就共產國際來電進行討論。會上，張聞天傳達了共產國際電文精神，並提出了相應的應對舉措，指出：「國際指示指出了新的慕尼黑協定及國民黨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險。現在我們要立即準備，首先造成群眾輿論，動員廣大群眾反對妥協投降，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壓迫。」王稼祥在發言中說：「國際指示與過去大不相同，首先便指出妥協的危險。現在我們要解釋，新的慕尼黑協定有可能，國民黨的妥協投降是主要的危險。」毛澤東則指出：「國民黨的藉口很多，我們為了保衛自己的力量不要怕國民黨的藉口，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自衛的原則。」看得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後，已做好了思想上、輿論上揭露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準備。

1939年6月1日，毛澤東為英國援華委員會舉行「中國周」撰寫《中英兩國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一文。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後毛澤東對國際問題的首次發聲。在對英國援華委員會表示感謝之外，他將筆墨基本都落在了呼籲英國人民督促本國政府援助中國抗戰，立即制裁日本侵略，制止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出現。對此，毛澤東寫道：「我們向你們建議，請你們採取具體有效的辦法，加強英國的政策，使英國政府與人民在遏制日本侵略者的願望與行動中得以站在一起。」很明顯，此文貫徹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精神。6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明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險就是國民黨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指示」正式拉開了中國共產黨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序幕。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有關反投降問題的講話中指出：「英、美、法策動的遠東慕尼黑，現在接近了一個緊要時節。他們似正在作這種想法：希望中國再打半年，雙方都更疲憊一點，那時就到了遠東慕尼黑開幕之時了。」6月30日，毛澤東專門撰文批評了陰謀犧牲中國的英美帝國主義者，同時也代表中共就召開太平洋會議的傳聞作出表態，表示「我們堅決地斥責那些認為太平洋會議並非東方慕尼黑的無稽之談。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7月7日，為紀念抗戰兩周年，中共中央發表了經毛澤東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指出：「在帝國主義的反動營壘中卻存在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私利主義者，存在著想以中華民族為犧牲而與侵略者妥協的陰謀家，這些分子隨時準備重演慕尼黑的罪行，……東方慕尼黑即令與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實質亦將毫無二致。」

2.掀起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高潮

1939年7月24日，英日雙方籤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以下簡稱「協定」)，「協定」指出英國承認日本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戰爭時，日軍有權「剷除任何妨礙日軍或有利於敵人之行為和因素」，「英國政府無意贊助有礙於日軍達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為」。「協定」事實上承認日本侵略為合法，這是英國對日綏靖的頂點，也是其醞釀東方慕尼黑的突出事例。在獲悉英日達成協定後，中共中央迅速發出《關於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黨必須用最大力量推動各方共同起來在輿論、行動上，表示：……全國人民對於英國張伯倫妥協派向日投降、犧牲中國利益的嚴重抗議，反對任何形式的東方慕尼黑，揭破張伯倫政策是擁護日本侵略中國、反對中國抗戰的政策。」「指示」的發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達到高潮。

遵照「指示」精神，中國共產黨迅速發起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輿論攻勢。如1939年8月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發表社論《敵政府及漢奸汪精衛的荒謬聲明》，稱「我們應該著重指出：英、美、法等國統治階層內的一些政治陰謀家，也正在企圖犧牲我國，策動東方慕尼黑會議，以與日本妥協」。同期《解放》周刊還特別發表長文《西方慕尼黑會議的嚴重教訓》，專門對慕尼黑會議的教訓展開論述，意在告誡國民政府要警惕東方慕尼黑陰謀，反對投降。與此同時，《新中華報》也接連發表相關社論，如《紀念「八一」，抗議「平江慘案」》(1939年8月1日)、《美國正式宣布廢除美日商約》(1939年8月4日)等。此外，《群眾》周刊也發文批評英國妥協政策。如1939年8月13日出版的《群眾》周刊就發表了相關文章三篇：《莫把枷鎖套在自己頭上》《英日已成立初步協定》《論英日初步協定》。

值得注意的是，英日協定籤訂前，毛澤東認為英美在策動東方慕尼黑陰謀上是不分伯仲的，經常英美並提、並批。協定籤訂後，美國宣布限時廢止1911年籤訂的《美日商約》，並加緊打壓日本。美國此舉並非表明其反對東方慕尼黑，而是英日協定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美國的在華利益。在美國收緊制日韁繩後，英美兩國在毛澤東眼中已非等距，是故中共在反對東方慕尼黑的宣傳中也不再英美並批，而是著重聲討英國張伯倫政府。1939年9月1日，毛澤東在與《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中指出：「國際反動派，首先是英法反動派的這種『不幹涉』政策，乃是『坐山觀虎鬥』的政策，是完全損人利己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張伯倫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將是一切反動政策的發展規律。」相較於對英國的猛批，毛澤東對美國的評價則客氣得多。關於美國，他指出：「美國資產階級暫時還不準備在國內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時的經濟生活，這一點對於世界的和平運動是有利益的。」此外，毛澤東還就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國內影響作了評價，認為「英國的東方政策是遠東慕尼黑，這就極大地加重了中國大部投降和內部分裂的危險」。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不論是日本的引誘和英國的引誘，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拒絕，中國決不能參加東方慕尼黑」。這一談話表明，毛澤東對國際綏靖可能造成的國內聯動效應已有充分認識。

3.落下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帷幕

1939年6月，在與英法談判無果後，蘇聯徹底放棄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並於8月23日同德國籤訂互不侵犯條約。隨著歐戰的爆發，疲於應付德國的英法亦不得不改變自己的遠東政策。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斷定，歐戰的爆發已使英法政府無心且無力再召開遠東慕尼黑會議了。對於這個判斷，他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作了多次表述。

1940年1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指出：「英美法和日本之間的矛盾雖已部分縮小，但並未真正協調，而且英法在東方的地位又被歐戰削弱，因而所謂遠東慕尼黑會議很難召集；蘇聯積極援助中國。這些都是使國民黨不易投降妥協和不易舉行全國反共戰爭的國際條件。」2月10日，他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指出「歐戰產生後，遠東慕尼黑會議無迅速召開之可能，美日間矛盾還很大」。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再次指出：「英法在東方的地位因歐戰削弱，美國則繼續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政策，故東方慕尼黑會議暫時無召集的可能。」

1940年5月，英法聯軍在德軍進攻下迅速崩潰。6月5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面進攻。在德軍閃電攻勢下，英法聯軍倉皇撤出歐洲大陸，不久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英法在歐陸的失敗意味著其再難插手遠東事務，而美國在遠東及太平洋的實力尚不及日本，日本於是趁此時機加緊進攻中國和南洋。6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於目前形勢的估計》的報告，指出中國現階段投降危險的策動源已發生轉移，「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中國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中國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從1939年6月拉開序幕，到是年8月掀起高潮，再到次年6月適時結束，歷經一年後，中國共產黨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宣傳攻勢才告一段落。

法國投降後，國際局勢波詭雲譎。隨著德意日軍事同盟條約的籤訂，英美迅速調整對華政策，停止籌劃犧牲中國的東方慕尼黑陰謀。在維護自身遠東利益的前提下，英美採取重開滇緬公路、借款等辦法力圖拉住蔣介石。鑑於這一情況，1940年9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作時事報告，指出：「英美以華制日，七七決定尚不能說得很具體，現應補充即英美是從帝國主義利益出發，利用和爭取中國參英美之戰，……我們當然也不反對，因為還要利用帝國主義矛盾。」可見，在國際局勢發生深刻變化後，毛澤東也及時調整了國際統戰策略，以組織國際反帝統一戰線之「名」來行「利用帝國主義矛盾」之實，為蘇德戰爭爆發後中共迅速回歸、重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三、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

英法在遠東的失勢刺激日本妄圖建立一個包括中國、朝鮮、緬甸、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在內的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4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託夫在莫斯科籤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蘇日中立條約》的籤訂解除了日本南進的後顧之憂，也為蘇聯全力以赴對付德國的侵略提供了有利條件。蘇日條約的籤訂刺激了日本南進，美國為了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不惜再次犧牲中國以換取同日本的暫時和平。關於美日妥協的可能毛澤東早在《蘇日中立條約》籤訂後就有估計。1941年4月20日，毛澤東在發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英、美總方針是先對德後對日，決不敢對日本取強硬態度，將荷印讓給日本，甚至停止援華，都是可能的。」5月18日，《解放日報》發表由毛澤東撰寫的社論《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文中他再次表示美日有妥協的可能，認為「犧牲中國與荷印，也是放在羅斯福邱吉爾之錦囊裡面的，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決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經過敏之談」。這是他自1940年6月後時隔近一年再次提出要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

1941年5月18日，蘇聯《真理報》披露美日正在進行秘密談判。5月24日，《解放日報》轉發《真理報》新聞，對美日協定的內容進行曝光，並配發評論家文章，指出「某些帝國主義當局也還是兩面政策：一方面給我一些微弱的援助，另方面則繼續進行對日妥協謀我投降的勾當，關於遠東慕尼黑的新陰謀已從紐約交易所洩露到全世界。松崗格魯的會談不為無因」。次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寫的黨內指示中提出：「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毛澤東將美日妥協看作是「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印證了他在《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一文中提出的「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決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經過敏之談」的推斷。

1.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的緣由

1939年至1940年毛澤東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期間，蔣介石確曾考慮以九國公約為基礎，由美國在華盛頓召集太平洋和平會議，對東亞和平問題作一根本解決。1941年5月毛澤東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則與此有一定的區別。因為在美日策動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中，重慶國民政府既不是發起國，也不是當事國，更有學者認為蔣介石在美日談判的4個月後才得知這一消息。因此，不能將毛澤東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與其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混為一談。英日妥協的東方慕尼黑陰謀歷歷在目，皖南事變發生後不久，新的反共宣傳又紛至沓來，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斷定「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自是理所當然。不過，這裡有必要分析毛澤東認定重慶國民政府也參與醞釀東方慕尼黑新陰謀的緣由。翻閱現有材料，筆者推斷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點原因是直接的。重慶國民政府未就美日談判之事及時作出澄清，這使毛澤東猜測其就是談判的參與者之一。關於這點，有三個證據。一是毛澤東在5月25日同朱德等人就目前形勢致八路軍、新四軍負責人的電文中就提到這點。電文寫道：「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險雖因蘇聯的堅強政策暫時被打破，但東方新慕尼黑危險卻日見增漲，日、美、華妥協反共反蘇反德的陰謀正在東京與華盛頓交換意見，國民黨兩星期來對國際局勢一言不發，而只宣傳共產黨如何不配合作戰，可見其正在沉機觀變中。」二是次日毛澤東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提到：「最近日軍對華的進攻是『遊擊戰』，目的在於逼蔣投降，沒有準備進攻洛陽與西安。目前，日本對於中國問題的辦法尚未完全確定，國民黨的態度也還未決定，最近三個星期沒有發表談話。我黨應積極揭破和反對這種陰謀。」三是《解放日報》5月24日發表的《延安評論家對時局之評論》中表示：「最近合眾社海通社及其他通訊社所散布關於遠東『和平』的消息，均未被中美日有關當局所否認，所以時局亟需國人注意，而克服各種可能危險的關鍵，固不在外而在內。」

第二點原因是間接的。國民黨與日本的「默契」宣傳使毛澤東有理由懷疑雙方是在相互配合。日軍在發動中條山戰役時發動了宣傳攻勢，意圖挑撥國共關係，誘降蔣介石。戰役開始後，雖有八路軍的配合作戰，但戰事仍以失敗告終。國民黨藉機誣衊八路軍不願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對此，毛澤東在5月25日的指示中提出：「日本和軍事進攻同時發動了謠言攻勢，例如所謂『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八路軍乘機擴大地盤』，『打通國際路線』，『另立中央政府』等等。這是日本挑撥國共關係以利誘降的詭計。國民黨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其用意所在，甚為可疑。我們也應揭穿它，反對它。」同日，他覆信旅美華僑王履孚、甄玉瑩等，信中提及「所可慮者，美、日妥協誘迫投降之說，近忽甚囂塵上，遠東慕尼黑之陰謀，死灰復燃，親日派之活動，未可忽視」。5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謠言與煙幕》，對日本此次發動的宣傳攻勢作了詳細敘述。文章寫道：「日寇於本月初發動了一個小規模的軍事攻勢，而同時卻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謠言攻勢。……日寇這種軍事攻勢和謠言攻勢的目的是很明顯的，一個字足以盡之，曰：嚇!或者說嚇降!」以上就是令毛澤東判斷重慶國民政府也參與了醞釀東方慕尼黑新陰謀的間接原因。

2.揭破和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

1941年5月27日，羅斯福發表「爐邊閒話」，強調「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但對日美關係，則稱「尚未予以研究」。5月30日，《解放日報》對爐邊談話內容作了解讀，認為「羅氏談話還包藏了一個遠東慕尼黑陰謀」，談話之所以對日美關係「尚未予以研究」，「實包含著日美妥協犧牲中國的極大陰謀在內，深堪注意」。爐邊談話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蘇聯《真理報》的消息，表明美日妥協的可能性極大，而美日妥協極有可能刺激國民黨頑固派掀起新一輪的反共高潮。是故，毛澤東對接下來國共關係的走勢深感憂慮。5月30日，他致電周恩來，對羅斯福爐邊談話內容作了總結，稱：「二十七日羅斯福爐邊談話仍具兩面性，即迫德妥協與準備參戰。對東方仍含日、美妥協陰謀。」次日，又發一電給周恩來，斷言「英、美方針在西方是迫德反蘇，在東方是英、美、日、華妥協反共反蘇，時局之緊張空前未有」。「時局之緊張空前未有」，足見毛澤東對當時國際、國內局勢的擔憂。

根據毛澤東「揭破和反對這種陰謀」的指示，《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立即發動宣傳攻勢，揭破、反對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如《解放日報》刊發了《謹防扒手》(社論，1941年5月23日)、《延安評論家對時局之評論》(評論家評論，1941年5月24日)、《美國的罷工潮》(社論，1941年5月25日)、《美國走向公開參戰》(社論，1941年5月29日)、《延安評論家稱爐邊閒話具有兩面性》(評論家評論，1941年5月30日)、《為遠東慕尼黑質問國民黨》(社論，1941年5月30日)、《評羅斯福爐邊閒話與對記者談話》(社論，1941年5月31日)、《評松岡談話》(社論，1941年6月5日)、《晉南戰役的教訓》(社論，1941年6月9日)、《地中海烽火與太平洋暗雲》(社論，1941年6月11日)、《論目前戰局》(周恩來，代論，1941年6月14日)、《提防零星出賣》(社論，1941年6月15日)、《評最近美國政府的兩項措施》(社論，1941年6月19日)等一系列社論和評論家文章。與此同時，《新華日報》對此也作了諸多評論，如《論目前戰局》(周恩來，代論，1941年5月25日)、《羅斯福的演說和命令》(時評，1941年5月29日)、《論時局中的暗流》(周恩來，代論，1941年6月1日)、《論敵寇兩面政策》(周恩來，代論，1941年6月8日)、《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周恩來，代論，1941年6月15日)、《對美油輸日的感觸!》(短評，1941年6月20日)、《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二)》(周恩來，代論，1941年6月22日)。

綜觀此次中共發起的宣傳攻勢，有兩個顯著的特徵。一是規模大。這點從發文量上即可看出。從5月23日至6月19日，不足一月《解放日報》即發表相關社論13篇，幾乎是兩天一篇的密度。《新華日報》則在同一時期發表相關社論7篇。限於國統區實行的新聞檢查制度，《新華日報》能發出7篇已屬不易。二是級別高。這點從《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家文章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連發5篇代論即可看出中共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1941年7月，國民黨親日派首領何應欽趁蘇德戰爭爆發，通過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連續發動反蘇反共宣傳，誣衊第十八集團軍「近復擅自行動」。7月21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應對國民黨謠言之策。會議指出，國民黨反蘇反共宣傳的用意在於「準備在蘇聯西線戰爭吃緊的時候壓迫我軍撤到黃河以北，美國企圖拉攏日本退出軸心國，醞釀東方慕尼黑陰謀」。會議決定「用事實揭穿這一謠言，……解放社發新聞或社論進行駁斥」。會後，毛澤東一連寫了三篇批判文章，並以新華社電訊的名義在《解放日報》發表。分別是：《何應欽的反共新陰謀》(1941年7月23日)、《何應欽一手主持反蘇反共》(1941年7月24日)、《何應欽認敵為友》(1941年7月26日)。這些文章雖然點的是何應欽的名，但實際上批的是蔣介石。

1941年8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大西洋紐芬蘭海面的美艦上舉行會談並發表聯合宣言。8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大西洋憲章》內容作出分析，認為「這一宣言對德國沒有和平的餘地，但對日本留有妥協的餘地」。會議同意毛澤東的看法，提出應警惕日本進攻蘇聯與國民黨趁機反共的危險。當天，《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羅邱宣言》，指出宣言中「美國對日本的政策，仍未關閉姑息政策之門」。次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最近國際事件的聲明，再次指出「羅丘宣言」「仍在企圖拉攏日本現狀維持派，表示其願與日本妥協的一面」。8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黨內指示，提出近期宣傳工作的要點為關注日本動向，「我們應勸告英美勿對日容忍，勿蹈張伯倫覆轍，而急起制裁日寇」。

3.關注、批評美日談判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日談判是國內外高度關注的大事件。直至珍珠港事變前夕，雙方共斷斷續續地進行了逾50次的秘密談判。蘇德戰爭爆發後，毛澤東迅速放棄建立國際反帝統一戰線，轉而回歸、重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1年7月6日，毛澤東就蘇聯戰局與國內外形勢等問題致電周恩來，指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此來分界限，不會錯的。……對英、美主要是拉，批評可減少。」至此，中國共產黨在公開發表的社論、宣言等中基本不再對美國進行批評，更多地體現為遺憾、勸阻，這與之前批評美國孤立主義者「不應隔岸觀火」、反對美日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中共雖然已不再公開批評美日談判是在搞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不關注談判的進程。相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中國共產黨始終對美日間背著中國所進行的談判保持高度警惕。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其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發表了一系列的社論、代論文章，表達了自身對美日談判的立場。具體文章見表1、表2。

對於美日談判，毛澤東也在嚴密關注著。在談判期間，毛澤東曾與周恩來多次就太平洋局勢相互通電，並徵詢周恩來的看法。如1941年8月30日，他致電周恩來，詢問道：「太平洋局面似還是拖，日本和戰皆難，你的觀察如何?」9月3日，周恩來復電毛澤東有關太平洋局勢的觀察，認為「羅斯福對日本採取哄與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國仍是拖的局面」。電文中所說的「哄與拖的政策」指的正是尚在進行中的美日談判。11月7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關於目前時局的廣播講演，呼籲「美國絕不應聽信日本的陰謀，與日本訂立任何的妥協，美國應和中國及英國一道，以實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顯然的，我們的這種希望是和英國、美國大多數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和國會方面，都還有一部分不明大義的人，阻撓著人民的意志的實現。因此，英、美的人民現在必須努力去戰勝這種時代的障礙，把世界反法西斯的鬥爭推向更高的階段」。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日，美英對日宣戰。次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主持修改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和《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戰力量，並改進中國抗戰狀況。」顯然，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日妥協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

結語

1939年1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英譯本序言中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面對法西斯主義在全球的肆虐，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任何作壁上觀、損人利己、嫁禍於人的綏靖主義行為到頭來只會害了自己。歐戰及太平洋戰爭的相繼爆發均證明了毛澤東「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論斷的遠見卓識。事非經過不知難。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毛澤東從批評美國孤立主義者「不應隔岸觀火」、英國政府「推行的妥協政策幫助了法西斯勢力的擴張」，到揭露東方慕尼黑陰謀是完全損人利己的「坐山觀虎鬥」，必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再到揭穿、反對日美策動的東方慕尼黑新陰謀，奉勸美國「絕不應聽信日本的陰謀，與日本訂立任何的妥協」，以上諸多論述及實踐均體現了毛澤東在維護國家利益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也凸顯了其在安全問題上堅持和平不可分割，反對以鄰為壑的主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綏靖主義的批評和抵制，不僅頂住了投降逆流，使國民黨政府憚於走捷克斯洛伐克的老路，而且加強、壯大了國民黨政府抵制綏靖主義，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底氣及力量，更使英美政府在陰謀犧牲中國利益綏靖日本時不得不權衡輕重、謹慎考慮，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營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