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是誰,【書院 · 聖人】述聖——子思
2023-04-01 17:23:50 2
古代聖人
述聖——子思
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孫、孔子之子孔鯉的兒子。大約生於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歲。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生卒年則不詳。按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受儒教祭祀。
子思——人物考證
《荀子 · 非十二子》稱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論子思、孟軻之學，謂:"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八儒中韓非子將子張列為首位。陶淵明將貧民子思，列為首位，顏氏指孔子死後尊顏回的留在曲阜之徒，也是《論語》的編纂者。可見出走的子張的與原憲的教育方法，知名度超過了老師孔子。所以老儒家只能算是第三位從《韓非》與《莊子天下殘文》，我們足以了解到，戰國末年，子張，子思雖然學術影響巨大，但是已經處於少數派地位。《天下殘文》歌頌其他六儒，按詩書禮樂春秋易，六藝順序對六儒家，進行了褒揚，單獨對子張，子思進行嘲諷。可知一，原來分裂出去的五儒，已經在戰國末年趨於統一，而且承認了魯國的曾子學派的正統地位。論功行賞，不再固執的予以對抗。可知二，唯獨子張之儒，子思之儒抗拒到底，成為亂臣賊子，道家不恥。這與《論語》《漢書藝文志》的出版記錄吻合，又說明漢獨尊曾子後，卻並未不發行仲梁子，樂正子，等反對過曾子的學派著作。可知並未履行當初諾言，故《史記》高度表彰季布之諾，一諾千金，暗譏當時之儒食言
康有為的考證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從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說孔子68歲時子思出生，而這時孔子剛剛由季康子派人帶厚禮從衛國請回魯國欲招其做官。孔子雖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與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拒絕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業上，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作《易傳》，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從時間上來說，子思兒時的啟蒙教育完全有受之於孔子的可能。其次，孔子本人確實也很重視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他曾教導其子伯魚，讓他認真學習詩、禮，並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告誡他。孔子對於孫子子思也同樣寄予厚望。《聖門十六子書》中記載:孔子晚年閒居，有一次喟然嘆息，子思問他是不是擔心子孫不學無術辱沒家門。孔子很驚訝，問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說:"父親劈了柴而兒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繼承父業，所以從現在開始就十分努力地學習絲毫不敢鬆懈。"孔子聽後欣慰地說:"我不用再擔心了。"
《孔叢子》一書中也有與之意思相近的記載。情況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學說。後來，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隨曾子學習受益匪淺。所以《聖門十六子書》中說:"子思從曾子學業，誠明道德子思是誰，有心傳焉，乃述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裡，子思也繼續學習孔子思想的真傳，闡發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書，被收在了《禮記》裡。另外，《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但《聖門十六子書》一書出於清代，此前無類似故事流傳，《孔叢子》一書雖可以為參考，但其成書年代自古便多有質疑，最早也僅能推至秦末漢初，故兩者所載之事，不可輕易當做事實。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是戰國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種觀點認為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出於子思之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注家也多遵從此說。如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唐代的陸德明、孔穎達也同意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裡清楚地指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該書大體上還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的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民權和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而《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依據《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話語，不應該出現在戰國時期。《中庸》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認為這應當言於秦亡之後。
實際上，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也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有《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說"《中庸》的著作。這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至於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句，按李學勤先生的觀點解釋，孔子生於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現實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應解釋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語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所以不能因這段話而懷疑《中庸》的成書年代。
不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說法還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等書中找出了這個學說的痕跡，由此可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經被編輯成《子思子》一書。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學者們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荊門郭店的一座楚墓裡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這不僅可以使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證明了《中庸》一書確實為子思的作品。該墓出土的竹簡已經編成《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之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篇也頗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中庸》一書的確出於子思之手。
在對待傳統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樣很重視禮，也身體力行遵守禮。子思得知父親的前妻去世後，就在孔氏之廟痛哭，他的門人對他說:"庶民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恍然大悟，連連承認是自己的過錯，"遂哭於他室"。子思與其他許多著名儒者一樣也嚮往國家的德治教化，並且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與孔子不同，為了施展抱負，孔子曾仕魯參政，但卻以去魯告終。孔子周遊列國，企圖遊說諸侯，但處處碰壁，甚至在各國受困。子思則不然，魯穆公請他做國相，子思則以推行自己的學說為重婉言謝絕。
子思作為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對後世產生的較大影響，主要還在於他的思想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中，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就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後來，子思作《中庸》一書，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把"中庸"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了世界觀的高度。
子思認為: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洩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洩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麼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顏回做人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個大智的人，善於徵求別人的意見而且對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並且把眾論中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於民眾，這或許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聰明的人過於明白，以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樣去行;有才智的人做過分了，而沒有才智的人卻又做不到。這就像人沒有不飲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麼，應該怎麼做呢?首先，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凡是別人加之於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願意做的，也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其次，君子應在所處的地位去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不應去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患難的地位，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無論處在什麼地位都是自得的。
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自然沒有什麼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歸咎他人。所以君子安於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小人卻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詩經》上說:"穿著彩色的綢衣，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為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所以君子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會漸漸彰露出來。小人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鮮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漸漸地暗淡了。
子思——中庸思想
《孔子世家》又說，子思曾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為《禮記》所收，流傳於世。《孔叢子》記有子思固於宋的細節及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都不一定可信。《中庸》，司馬遷稱其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說"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淺，"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都是秦漢人的口氣，當非出於戰國時人之手。《中庸》作者認為，人的貧富窮通、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有天命來決定。人的本性能對天命作出正確的反應，表現為行為的準則，這就是道。道是不可須臾離的，如能修養得好，可以與天地相參。他在書中舉出幾個標準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結，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子思是誰，富有四海之內，家廟饗之，子孫保之。"這是說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時也離不開"文武之德"，離不開"文王之德之純"。《中庸》作者特別說到孔子，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闢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濤。闢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雖沒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萬物。這可見《中庸》作者對於存養之功的極力推崇，而對孔子的推崇達到神化的程度。這也反映當時以《中庸》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標舉的心情。孔子有這樣大的成就，而這種成就卻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中庸》作者認為，"君子之道，闢如行遠，必自邇;闢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認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問題在於能不能"盡性"。他極力宣揚"盡性"的重大意義，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依這個觀點來說，孔子之為至聖，正是因為他"能盡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不遠人"，即所謂"率性之謂道"，道並不需他求。如果要"為"道，如務為高遠之類，反而離道遠了。在這裡，《中庸》沒有明文說性善，實際是說性善。這是《中庸》的理論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論點。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論的創始人，是孟子性善論的先行者。《中庸》的作者強調素其位而行。
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激幸。"這就是說，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作好自己分內的一切活動，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別人。這是順從天命而率性，盡性的為法，也是作者企圖用以消解矛盾的辦法。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與聞。《中庸》則以言性與天命為重要的內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中庸》則說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對於孔子的繼承來說，《中庸》是對於儒學的唯心主義的放大，其間還塗抹了濃厚的神秘色彩。漢代已有《中庸》的單行本及其解說問世。《漢書·藝文志》著錄《中庸說》二篇。南北朝時有宋戴顒《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見於《隋書·經籍志》。以上這些書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書》取士。自此以後，《四書》之流傳日廣，成為學子必讀之書，而朱注成為人感性的著作。
子思——辯證思維
中和之道
子思的思想有形上學的若干特色，但也有辯證的思維。
中和之道從反對矛盾轉化的立場出發，重視對立間的相互依存，重視(並極端誇大)同一性在矛盾發展中的作用。它所推崇的中，即是哲學上所說的同一性，是辯證法的一個片段。明末哲學家方以智用"交"這個概念表述對立面的同一性，他認為"兩間無不交，無不二而一"，"交者，合二而一"(《東西均·三徵》)。方以智說:"子思闢天荒以千古相傳不可言之中，恐墮滉洋，忽創'喜怒哀樂之未發'一語當之，而又創出中和之節，則明示未發之中即和合於己發之中矣"。(同上)。"合二為一"與中和之道思想的聯繫是十分清楚的。
思辨精神
駁斥中國人缺少思辨精神的觀點
不少人認為中國人是缺少思辨精神的。而我們從《子思》中可以駁斥這個觀點。可惜的是，《子思》在秦代遭到了被禁毀的厄運，使之面目全非，我們只能從零星的著錄中尋求它的光芒。秦王朝統一六國，實行專制統治。為鞏固政治專制，秦始皇採取臣下建議，進行"焚書坑儒"。下令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子思》作為儒家經典，其被焚命運在所難免。在我國現代的"五四"時期，中國的建設者們高揚"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儒家學說再一次被打倒推翻。它的不分青紅皂白再次被扼殺的命運是我們現代人的悲哀。以《子思》為例，書中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與思想依然值得我們借鑑、學習。我們從總體上來把握《子思》，以為它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有科學的光輝，也有民主的光芒。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儒學的大一統，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原理，掌握了天人合一，也就掌握了《子思》的基本精神，也就掌握了中國儒學的精神。
"天人合一"是天道與人道的合一。天道作為人世間的公理，它是由人去把握支配的。人可以並且應該在客觀規律面前充分發揮主動性，做世界的主人。而"天人合一"從美學意義上講，它追求的是一種和諧美。只有人與人和諧、人與物和諧，才能達到乾坤運轉的整體和諧。反之，則是混沌無序，則是人妖顛倒，則是紛爭、動蕩，一團亂麻。社會不進步，人類不得安寧，失去安定和團結，也就失去了發展的機運。除了倒退，別無其他了，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平民百姓所最不願看到的。
主觀努力意義
《子思》極力強調主觀努力的意義，它的名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就是儒學傳統中大量保福避禍方案的哲學概括。我們應當承認，儒、道、法各家的發展觀，對於辯證法各有所見，亦各有所未見。對中庸之道的阻止轉化、固循守回、反對變革的傾向加以否定是完全必要的，這種否定不應當妨礙我們肯定其對矛盾同一性的正確認識，正如肯定法家對矛盾鬥爭性的犀利洞察不應當妨礙否定其抹煞矛盾同一性的觀點一樣。
中庸之道反對"過"與"不及"，主張"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在哲學上，還具有從量去找出與確定矛盾的質的規定性的意義，這個思想也符合辯證思維。
人的道德修養
要追求併力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關鍵還是在人，在人心，在人性。於是這又回到了仁與義、人的本性抑或說人的道德修養上來了。因此，以仁為本，從善如流，德行統一，允執其中，仍然是我們不可悖離的宗旨。應該說，這些就是《子思》給我們最大的啟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