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郭靜雲（郭靜雲什麼是饕餮）

2023-05-27 18:21:35

【編者按】本文選自郭靜云：《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文中個別符號和插圖因技術原因無法加入，有興趣請直接看原文。

商周禮器有另一類著名的紋飾──饕餮紋，實際上正是由一對夔龍組成的神物。

有些學者認為商代饕餮紋是來自青銅早期石家河及龍山文化的神面紋[1]，也有學者認為是良渚文化的遺產[2]。雖然筆者不否認文化交流互補影響的關係，然而連接到良渚的跨越文化的解釋，在考古學上顯然是有疑問的。饕餮紋起源於江河中原地區的青銅文明中，與良渚的時空範圍有一定的距離。良渚文化在地理範圍屬長江下遊，從地域來看，與江河中原相隔很遠，中間有高山，生活環境也不同；在時代上，良渚與早商有約五百年的差距；社會發展階段以及普遍使用的器物材質，皆不相同。從構圖來看，饕餮紋與良渚神面的結構完全不同，簡單地說，良渚崇拜神的造型為全身的人形，且手提似雙目的圓圈（圖八十：2），而商代饕餮則由雙龍組成。

圖八0 1.石家河、盤龍城文化的神面紋（據臺北故宮收藏的玉圭）；2.良渚玉器上的刻紋。

如果更進一步討論兩商文化脈絡的異同，我們可以發現，早商－－包括盤龍城、二里頭、二裡崗禮器的紋飾中，未見人面神的造型。而到了殷商時期，逐步形成了跨文化區域的文明，農耕平原、狩獵山區、戰爭草原生活方式愈來愈混合，不同文化的形象互補借用，融合了這些不同精神文化的圖樣也就漸漸產生。直至西周中晚期，除了增加各地文化混合的趨勢，另可見信仰觀念人格化的過程，夔龍與人形相結合的造型，在出土文物數量上，逐漸增多（圖六八；六九：4）；不過大部分出現在玉器上，青銅器的紋飾基本上還是保留無人形的神獸。

圖六八 1.西周晚期晉侯M31墓出土的玉璜；2.西周晚期晉侯M113墓出土的玉璜；3.北京故宮收藏西周晚期的玉璜；4.養德堂收藏西周晚期的玉璜。

回到觀察商文明的饕餮紋，其形象未含人形，皆以夔龍神獸形象為基礎。如張光直先生所稱之夔紋，其實是饕餮紋的半段；所以饕餮（或他所稱之「獸頭連身圖」）只是兩條夔龍相對立的構圖；而他所謂「獸頭紋」，也只是簡略化的兩條夔相對立的構圖而已（圖八二）[4]。

圖八二 據張光直先生夔龍圖和獸頭圖的類型。

最近許多學者放棄「饕餮」一詞，而選擇用「獸面」作名稱[5]。對此筆者有兩項反駁意見。其一，「饕餮」一詞是先秦人對商周禮器紋飾的名稱，雖然出現在戰國時期的文獻中，但戰國人與商周的傳承遠比我們接近得多，我們不宜輕視、否定古人的用語。其二，筆者搜集所有的商代銅器資料，確認饕餮紋都是成對的夔龍圖案，且在成對的龍構圖中，饕餮都是二龍對首、交首和共首的結構。雖然殷周時期饕餮構圖的異化相當豐富，其核心還是離不開此結構。

學者們屢屢重新判定饕餮紋的類型，但既然饕餮紋與成對夔龍交首的圖案無異，其構圖也不外乎低首、仰首、回首等相對構圖。

圖八一 史語所收藏禮器上的饕餮紋。

最常見的饕餮紋構圖是兩條夔龍張口低首對立，這也是殷商時期典範的構圖，如現在史語所收藏的羊頭貫鼻壺形器：低頭2（圖八一：R2074）[6]；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上博59鼎鼎（圖八三：1）[7]、戈鼎（圖百十三）[8]、乳釘紋簋（圖八四：1）[9]、圖187字爵：圖187（圖八四：3）[10]、從簋（圖八五，另參圖六三：1－3）；臺北故宮收藏的融尊（圖八三：2）[11]、銅簋（圖七九：4）等等，大多數殷商時期的青銅器上。這些饕餮之半身，即相當於禮器上的夔龍，又相當於殷商玉器常見的夔龍造型（圖八四：2）[12]。扁足北京故宮鼎號鼎以及其它殷商扁足圓鼎饕餮的半身，則相當於夔形的扁足（圖八六）[13]。

圖八三 殷商時期的饕餮紋 1.上海博物館收藏的 鼎；2.臺北故宮收藏的融尊。

圖八四 1.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乳釘紋簋的足紋；2.震旦藝術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玉龍；3.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爵的器紋。

圖八五 上海博物館收藏西周早期的從簋。

圖八六 北京故宮收藏殷商時期的扁足 鼎。

在青銅觚上張口低首的成對夔龍，因器形狹窄，有數種變形的狹窄結構，如龍尾下轉：豎立1，或以嘴豎立的構圖：豎立饕餮，如參侯家莊1400墓銅觚（圖八七：3）[14]；亞醜觚、龍紋觚（圖八七：1、2）[15]等。

圖八七 殷商時期的饕餮紋 1.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亞醜觚；2.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龍紋觚；3.殷墟侯家莊1400墓出土、史語所收藏的銅觚R1034。

另一類則是雙龍張嘴仰首相對，如殷商時期竹斿卣；西周早期夔紋方器、川鼎、網鼎、乳丁夔紋簋的構圖：雙龍（圖六三：4－6）；團龍紋簋[16]等等。上海博物館收藏幾件殷商時期的三層饕餮紋銅簋，足部：雙龍2、腰部為雙夔低首饕餮紋，而口沿部為雙夔仰首饕餮紋（如圖八八；八九：1）[17]。

圖八八 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三層饕餮紋銅簋。

圖八九 1.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三層饕餮紋銅簋；2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鼎。

回頭的雙夔也是饕餮紋的構圖之一（圖六三：7—9）等。~hz1鼎腰紋是典型的兩條夔龍張口低首對立的饕餮紋，而口沿紋是雙夔回頭的饕餮紋（圖八九：2）[18]

筆者從各博物館與考古資料中搜集了數百個相關例子，大部分的器物皆可歸類為這幾種常見的圖案；即使有部分特例，也不離成雙神獸的母題特徵。殷商時期的射女鼎造型則融合了這兩種：它的饕餮紋由兩對相立的雙嘴夔龍構成，雙龍的兩個大頭構成前後正面的雙龍低首饕餮紋，而雙龍的小型尾首則構成側面的雙龍仰首饕餮紋（圖九十）[19]。婦好墓出土中型圓鼎的饕餮結構也相同[20]

圖九0 殷商時期的射女鼎（上海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各藏一件）。

從饕餮的結構來看，如果將其視為獸面紋，無法回答最基本的問題：何以獸面沒有下顎的部分，而以鼻子為最下部？此即由於這不是一隻獸的面像，而是兩條夔龍的側面對立圖，其鼻相對或者合併，而兩個張口的下顎分列在左右。所以饕餮與成對夔紋並無不同，或可用河南博物院學者的定義，稱為「二龍共首紋」。李濟早已指出饕餮為「動物面，自鼻分左右兩對稱的半面，每半面為一側面動物紋視景。」[21]另有許多學者，將饕餮視為雙獸結構[22]。這種看法無疑是準確的。而且由於饕餮紋也是雙嘴龍紋的變形，縱使盤龍城早中期饕餮構圖尚未見於禮器上，然而由以上所探討的從雙嘴龍到雙龍的發展，我們可以推論，饕餮雙龍構圖與盤龍城早商的雙嘴夔龍交纏飾帶確有傳衍關聯。考古學界對二里頭硬陶紋飾所用的「饕餮紋」一詞的分類，是有客觀資料支持的。既然饕餮造型始終離不開成雙夔龍母題，也就不應稱為獸面紋。

饕餮紋的大部分是以兩條夔龍組成的，但有些龍鬣也以小龍表示，如殷商時期上博121父丁鼎（圖九一）[23]以及許多殷商的饕餮紋（圖八一；八二）。或者兩條主龍左右另有兩條豎立的夔龍。也就是說，饕餮是以一對、兩對、三對等神龍所組成的神獸，且固守「成雙」的特點。最形似神面紋的饕餮見於殷周方彝上，但仔細觀察，可見這種「神面」是以四、六、八條夔龍組成的神貌。如殷墟小屯出土的方彝R2067，上層有低首成對夔龍，下層則有以四條夔龍組成的神圖，其中兩條相當於龍鬣，兩條左右豎立，即相於當龍尾的夔首，其嘴部的線條，相當於典型饕餮的雙夔張嘴的形狀，左右的小鉤象徵兩夔的下唇及頦部（圖九二：1）[24]。竹~hz2父戊方彝上層有仰頭首成對夔龍，下層則有被解體的饕餮紋，上面左右兩條小夔作龍鬣，下面左右有簡化的夔爪，嘴巴也是以兩條張嘴蘷龍合併組成（圖九二：2）[25]。由此可見，饕餮紋與其它成對龍紋類型一樣，都揭示「雙」的核心概念。

圖九二 殷商方彝饕餮紋 1.史語所收藏R2067；2.上海博物館收藏的 父戊方彝。

圖九三 1.洛陽博物館收藏的西周方鼎；2.臺北故宮收藏西周早期的銅簋。

在殷周禮器上的饕餮紋中，有較少見的構圖省略了雙龍的身體，不過，此種省略圖案左右均有兩條豎立的夔龍，每一條夔龍的下顎也在合併的鼻子左右。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殷墟時期的息鼎[26]、婦好墓出土的夔足方鼎和亞魚鼎[27]、洛陽博物館收藏的西周方鼎（圖九三：1）[28]、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西周早期銅卣[29]等等。在臺北故宮收藏西周早期的銅簋上，足紋是典型的低首對立的成雙夔龍，而腰紋是龍身簡化的饕餮，左右以兩個夔紋符號象徵夔足和夔尾（圖九三：2）[30]，其他一些禮器亦可見這類「獸面化」的造型（如參圖百四九；百五八至百六一：1—3等），但這卻屬於變形獸面與饕餮互補的造型，而並非饕餮形象的基礎圖案。

圖一四九 1. 方鼎

圖一五九 殷墟1004號大墓的牛方鼎。

此外，從意義上來說，夔龍身體被簡化和象徵化，而頭部的壯大，此一現象代表饕餮崇拜對象的重點就在其張開的口。饕餮紋與其它成對龍紋類型同樣揭示「雙」和「口」兩個核心觀念。換言之，除了雙嘴龍紋或雙夔紋之外，饕餮紋也是成雙夔龍圖案。據發展歷程可知，雙龍是自雙嘴龍演變而成的崇拜對象，故本身並非是兩個神，而僅是一個神。此神既為雙龍，亦可謂「饕餮」，兩者雖名異而實同。

前文分析饕餮紋有幾個必然的特徵：成雙的夔龍結構，頭部特別重要，以致在後人的記憶中只見頭而忽略身體的存在，口一定張開。此外，還在雙頭之間有凸出的鼻形。鼻形的凸出能夠表達什麼意思？

【注釋】

[1]藏於臺北故宮的玉圭刻紋，參鄧淑蘋，《再論神祖面紋玉器》，《東亞玉器》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8年，頁45－60。因山東兩城鎮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了相近的玉圭，兩者被定為山東龍山文化的禮器，但或許更加妥當將者視為石家河大文明的脈絡往山東的傳播影響。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頁19，圖二一。

[2]如林巳奈夫，《所謂饕餮紋表現的是甚麼》，《日本考古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東京：東方書局出版社，1990年，頁162－183；LiXueqin.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Shang dynastyTaotiemotif", in University of London (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Early ChineseRitual Bronzes, pp.56－66.

[3]參史語所收藏的青銅禮器，參李濟、萬家保，《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殷虛出土伍拾參件青銅容器之研究》，頁98－99，插圖三十、三十一。

[4]張光直，《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3年，頁134－153。

[5]例如最近出版的嶽洪彬先生的博士論文強調「獸面」此一定義。參見嶽洪彬，《殷墟青銅禮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6]史語所收藏，參李濟、萬家保，《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殷虛出土伍拾參件青銅容器之研究》，頁76－78；98，插圖三十：1；圖版叄貳；伍伍：5a,b。

[7]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26－127，圖五九。

[8]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16－117，圖五四。

[9]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62－163，圖七七。

[10]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86－187，圖九〇。

[11]臺北故宮收藏，參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頁340－343，器號五五。

[12]震旦藝術博物館收藏，據該館提供的照片。

[13]北京故宮博收藏，參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頁111，圖86。

[14]參李濟，《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本《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李濟總編輯、石璋如、高去尋編輯，《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臺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64年，頁74，插圖二十。

[15]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230－231，圖一一二；242－243，圖一一八。

[16]北京故宮收藏，參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頁137，圖119。

[17]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54－155，圖七三；頁157－158，圖七五。

[18]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98－99，圖四五。

[19]上海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各藏一件，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04－105，圖四八；陳芳妹，《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頁176－179，器號14。

[20]李付強等編，《殷墟》，頁74，圖07。

[21]李濟，《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三本《殷墟出土青銅斝形器之研究》，李濟總編輯、石璋如、高去尋編輯，《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pt.XI.

[22]如參J.Rawson."Late Shang bronze desing: Meaning and purpose" in UniversityofLondon(ed.). TheProblemofMeaninginEarlyChineseRitualBronzes.UniversityofLondon, 1990,pp.67－95; 劉敦願，《論青銅器動物紋飾的對稱法則問題》，《故宮文物月刊》，1995年第145期，頁32－49；E.Childs-Johnson. "The Ghost Head Mask andMetamorphic ShangImagery." EarlyChina, Vol.XX, July 1996; 原來，《商前期青銅鼎器獸面紋之動物屬性論證》等等。

[23]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120－121，圖五六。

[24]參李濟、萬家保，《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五本《殷虛出土伍拾參件青銅容器之研究》，頁63－64；97，插圖二十九：2；圖板壹肆、伍肆：2.

[25]上海博物館收藏，參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頁328－329，圖一五九。

[26]河南省博物館編，《館藏青銅器選》，圖26。

[27]李付強等編，《殷墟》，頁71，圖02；頁84，圖19。

[28]據筆者自攝照片。

[29]陳佩芬，《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頁182－183，圖二七二。

[30]臺北故宮收藏，參陳芳妹，《商周青銅粢盛器特展圖錄》，頁240－241，圖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