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一廂情願的（葛劍雄一廂情願的）

2023-05-27 08:11:38

經過秦朝的短期統一和隨後的幾次戰亂，空前規模的西漢帝國終於鞏固下來了。到公元初，帝國的疆域西起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至朝鮮半島北部，北起陰山、遼河，南至今越南中部，並在其中約上百萬平方公裡的領土上設置了一百零三個郡、國（一級政區）和千五百多個縣、道、邑侯國（二級政區），直接統治著六千萬人口。這一範圍比《禹貢》九州要大得多。

九州觀念的延續

漢人的足跡，根據明確的記載，已經達到了中亞、西亞，直至地中海之濱以及日本、東南亞、南亞，貿易交往的範圍就更大了。大一統的藍圖早已成為現實，而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來自西域的葡萄、苜蓿、雜技、音樂，不像珠玉玩好那樣只是皇家的珍秘，異國的使者和商人在長安已不時可見。按照漢朝的兵役制度推測，絕大多數郡國都有人參加徵伐匈奴、大宛的戰爭和在邊境的屯戍，也就是說各地都有人親身經歷「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異域歸來的使臣的詳細報告和管轄西域各國的都護府的文書檔案，使學者和史官能夠留下確切的記載。《史記》、《漢書》中有關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還是比較翔實可靠的。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削弱原來那種以中原為中心、華夏（漢族）為主幹的統一觀，反而還有所加強。因為通過這些活動，人們已經確信，在中國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國更強大、富饒、文明的國家了。其他國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對中國稱臣納貢、接受賞賜，就只能自外於華夏聲教，甘心為夷狄了。

東漢以後，西北以至中亞的民族大量內遷，東北民族也先後進入黃河流域，有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佔優勢的華夏文化面前，這些軍事上的徵服者無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徵服者。這些民族的首領也成了受命於天的「炎黃子孫」，甚至這些民族本身也漸漸融合在華夏（漢族）之中了。

發達的文字和造紙、印刷技術使中原統治者對邊疆地區和外國的一廂情願的記載長期流傳，而被記載的對象不是沒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無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國於某年某月稱臣受封，某國於某年某月進貢來朝，某國於某年某月接受賞賜這類記載，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華帝國聲威所及的象徵。

這就毫不奇怪，為什麼直到18世紀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發現，歐洲列強已在海上稱霸並將東方作為下一個目標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評述利瑪竇的《萬國全圖》時還認為「其說荒渺莫考」，只是由於「其國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總算承認了歐洲的存在。這就是說，要是沒有那麼多西洋人出現在中國的話，即使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上畫得再清楚，史官們也會視而不見的。

這也就毫不奇怪，為什麼直到19世紀後期，明明因敵不過洋人的堅船利炮，不得不籤訂屈辱的條約，以滿足列強的貪慾，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卻還要厚著臉皮寫上：「大清國大皇帝恩準該夷……」；儼然一副作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頭。而精通儒家經典的大臣和學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形勢，因而當務之急還是要明辨「夷」「夏」；但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至死也不知道這麼多的夷人是從哪裡來的，究竟要幹什麼？一位關心時務、憂國憂民的大臣終於找到了對付夷人的絕妙辦法，他上書皇帝，建議大清國的軍隊以長竹竿為武器；因為他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夷人走路時腿腳是直的，顯然沒有關節，所以只要用長竹竿將他們撥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來，置之死地豈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的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經過一系列的談判，雙方終於就他覲見乾隆的禮儀達成協議，乾隆皇帝在熱河避暑山莊萬樹園內召見。如果是乾隆「特頒敕諭」，讓他傳達給英國國王： 諮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若雲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無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這篇奇文在今天看來固然荒唐，但在當時卻是乾隆帝引為自豪的紀錄：「英夷」不遠萬裡來效忠，遣使納貢；儘管不識大體提出不合常規的要求，但經過「嚴加駁斥」，便恭順遵奉了。因此不僅由史官載入國史，還命邊臣將這道敕諭抄錄，以便遵照妥辦。所幸乾隆早死了幾十年，沒有親眼目睹以後英國國王用槍炮表示的「恭順」和愛新覺羅子孫用國土和主權所作的一次次「賞賜」。

要是世界上沒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發生了什麼天災將這些文字記錄的史料全部毀滅了，必定會有一批史學家根據上面這道敕諭和《清實錄》、《東華錄》等大清官方記載，考訂出18世紀末年英國向清朝「稱臣納貢」的事實，作為大清帝國的聲威已經越過歐亞大陸和英吉利海峽的證據。並且還可以進一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英國當時一定已內外交困，國勢衰弱，所以不得不尋求清朝的庇護，才不遠萬裡來歸順輸誠。

這固然是近於兒戲的假設，但如果歷史上與中國的中原王朝發生過關係的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記載，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傳、外國傳以及本紀、列傳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寫了，某些史學學引經據典得出的高論也難免不成為上面這樣的笑話。

長城的價值

傳統的天下觀一方面把世界各國、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在中原王朝疆域的範圍，甚至只限於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區。在這種矛盾認識的支配和影響下，對僅僅作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邊防的長城就作出了異乎尋常的高度評價。

今天的中國人不知道長城的大概絕少，但真正了解長城的卻並不多。

山海關有座孟姜女廟，據說孟姜女尋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築的長城。在北京北面的長城又有不少古蹟同北宋的楊家將掛上了鉤。而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的明長城往往被人糊裡糊塗地加到秦始皇頭上；無數遊客會站在八達嶺上讚嘆這「二千年的奇蹟」。其實這些都是民間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編課本的冬烘先生們開的玩笑。

因為實際上秦長城在山海關以北二三百裡，孟姜女在山海關不僅哭不倒長城，就連長城的影子都不會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軍隊最遠只到達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楊家將這樣的正規軍絕對不可能越過遼國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動在它的北面。山海關至嘉峪關間的長城築於明朝，與秦始皇毫不相干。八達嶺一段長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歷史，也不會找到二千多年前的影子。

近年來，長城的價值又有了最現代化的標準，因為據說它是一位美國太空人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見到的地球上的建築物。最近又有消息說這一報導有誤，事實並非如此。其實，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見得就抬高了長城的身價。因為今天的長城已不是什麼貫通萬裡的建築了，很多地方已成斷垣殘壁，甚至已經杳無蹤影。殘留的長城中相當一部分只剩下黃土堆積，與周圍的荒野並無明顯區別。而地球上比長城的形象明顯很多的建築物並不少，何至於它們卻沒有進入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這樣的事，就只能歸結於一系列偶然因素：如這一段長城上空正好未被雲霧遮蓋，光線正好適宜，太空人正好在觀察，他事先又知道地球上有長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項，恐怕就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了。

如果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長城，而是其他國家的什麼建築，長城的價值是不是就會降低或被取消了呢？看來大可不必擔心。長城就是長城，它的價值客觀存在。

毫無疑問，長城是我國乃至人類建築史上的一項奇蹟。我們的先民在極其貧乏的物質條件下，以最原始、最簡單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顯示了他們的智慧、力量和決心。但是要把長城說成是中華民族共同的象徵，歌頌它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如何大的作用，就違背了歷史事實。

從戰國時的秦國、趙國、燕國開始到明朝末年修築的長城，歷來就是中原農耕民族對付北方遊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說長城沿線埋下了多少屍骨，耗費了多少財產，就是以軍事上的作用而言，長城又何嘗達到了中原統治者當初的目的呢？實際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軍事實力，長城就形同虛設。秦始皇死後匈奴就越過長城佔了河套地區，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長城如入無人之境，真正沿著長城作武力對峙的例子並不多見。

長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遊牧民族對南方的入侵和破壞，但同時也限制了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固定了農牧業的界線。所以歷史上修築長城次數最多、工程量最大、質量最高的明朝，正是對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無作為的王朝。隨著長城的最終完成，明朝的勢力再也沒有越出嘉峪關一步。相反，能夠把農業和牧業民族同時統一起來的政權就不需要、也絕不會修築長城。到了清朝，長城內外歸於一統，殘留的長城開始還作為地區間的關卡，以後就被完全廢棄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

秦朝人、漢朝人、明朝人的愛國主義自然只能以長城為界，因為長城外面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國了，而是另一個政權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愛國主義就絕不會受到長城的限制，因為長城外邊同樣是他們的國。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在長城內外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豈能再用歷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狹隘的民族立場來認識長城？豈能用它來象徵中華民族？

究竟是築起長城、守住長城對中國歷史貢獻大，還是將長城南北統一起來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大，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從漢朝以來把長城作為「天之所以限胡漢」（老天爺用來分隔胡人和漢人）的界線，把「天下」限於長城之內；流風餘韻，是否還存在於某些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深處？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炎黃子孫

據說炎帝和黃帝是我們共同的二位祖先，當然也是臺灣、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華人的共同祖先。近年來，「炎黃子孫」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範圍越來越廣，由文人學者擴大到社會各界並進入了政府要人的談話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華民族」或「中國人民」二詞的勢頭。這不能不引起稍有歷史常識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為止，夏文化遺址雖然已見到發掘的報導，但還有待專家的鑑定和認可。比夏代更早的黃帝炎帝時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證。根據現有的歷史知識分析，黃帝、炎帝只是當時眾多部落首領中的兩位，儘管他們是最強大的首領之一，但活動範圍和影響力還是有限的。一般說來，不可能超過以後的夏和商。即使從文字記載看，我們也只能把他們看作傳說人物。司馬遷寫《史記》時已經無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採用了《春秋》、《國語》的成說。如果沒有新的史料或物證發現，我們大概不可能比司馬遷更高明吧！

根據《史記》的記載，我們這兩位老祖宗原來是一對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實力衰退，統治不了諸侯；而黃帝卻文武並用，軟硬兼施，爭取到了諸侯的擁護。於是黃帝集中兵力，並動用了豺狼虎豹，與炎帝打了三仗，將他擊敗。炎帝倒也很識時務，甘拜下風，作了黃帝的屬臣，兩個部落也聯合了。以黃帝為首的炎黃聯合部落統治了黃河流域，繁衍了無數炎黃子孫。

但是從《史記》的記載看，當時也還有眾多的諸侯，他們顯然只是黃帝和炎帝的屬臣，而不是家族。莫非這些諸侯都絕了後？或者他們都遷出了中國？否則中國今天總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他們的後代，而不是出自炎黃一系。

退一步說，即使早期的華夏族的成員都是炎黃的後代，史書上也還記錄了大量非華夏部族。這些部族有的被華夏族打敗了，被強制吸收了，但並沒有被在肉體上消滅，同樣會生兒育女。考古發掘成果已經證明，全國數千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可以分成多種類型。近年來在長江流域、燕山山脈、東北地區、四川盆地的考古發現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早期文化的多元性。直到春秋時期，中原還有不少非華夏的部族，更不用說在中原以外地區。這些部族只有少數遷出了今天的中國，而大多數都逐漸融合在華夏族之中了。可以說，到秦始皇統一時，華夏族已經是民族大融合的產物了，其中純粹的炎黃子孫恐怕已經是少數了。

華夏族及以後的漢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過程中雖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強制，但卻有一種積極的傳統，那就是並不過於重視血統關係。任何異族只要與漢族認同，接受漢族文化，就可以成為漢族的一員，而並不考慮他們的血統及是否曾與漢族婚配，對於異族的傑出人物，一旦能為漢族政權效勞，統治者同樣會委以重任，與任用漢族臣僚並無二致。所以雖然歷史上漢族同其他民族的衝突和戰爭也相當頻繁，但在漢族內部卻從來沒有發生過清查血統一類的運動。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大多受到歧視和迫害，但來到中國的猶太人卻長期過著和平生活，得到漢人的平等對待，以至他們逐漸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徵的心態，終於在漢族中消失了。這就是個很有力的例證。

從秦漢以來，由北方進入黃河流域的非華夏民族至少有匈奴、烏桓、鮮卑、羌、氐、羯、突厥、高麗、回紇、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維吾爾、回、滿等，其中有的來自遙遠的中亞和西亞。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遷回了原地或遷到中國以外去了，但相當大一部分加入了漢族，有的整個民族都已經消失在漢人之中了。在南方，隨著漢人的南遷，原來人數眾多、種族繁雜的夷、蠻、越、巴、棘、僚、俚等等，有的已經完全消失，有的後裔的居住區已大大縮小，原來他們的聚居區大多已成為漢人聚居區。南方的漢人事實上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他們的子孫。所以，在今天的十億漢人中，地道的炎黃子孫反而是「少數民族」。即使是漢人，如果只認炎帝、黃帝這兩位老祖宗的話，也有點對不起自己的親祖宗了。

何況今天的中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非漢族的五十五個民族中，像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黃二帝拉上血統關係，難道他們也得稱為「炎黃子孫」嗎？在臺灣和東南一些海島的先民中有馬來人的成分，豈能濫用炎黃子孫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絕對純血統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會退化以至消亡。華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並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偉大或血統的優良，而是由於不斷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華。同樣，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來自組成她的各個民族，來自各民族自身的創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的刊物和獨立各省一度使用黃帝紀年。這一方面是反對帝制的表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狹隘的民族情緒。就像革命黨人一度提過的「驅逐韃虜」、「種族革命」一類口號很快為「五族共和」的政綱所代替一樣，黃帝紀年很快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但幾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變化，卻不像改變紀年那樣容易。中華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的形成和鞏固也還需要時間。但如果我們從傳統的天下觀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把漢族的觀念和情感當作中國各民族的共性，在觀察歷史時不囿於傳統的中原王朝的範圍，那末對「炎黃子孫」一類說法就能有科學的理性的認識。

摘自《昔日的天下觀》《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