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我是如何走上文學之路的（作家如果不能超越自己）

2023-05-27 09:22:33

2022年度文化人物梁曉聲

獲獎理由

他的作品感動過不止一代中國讀者，他的筆，為親眼見證過的世間悲喜和沉默蒼生作傳，絕不迴避所有的苦難與醜惡，但更濃墨重彩地高歌崇高豪邁的旋律。

從1982年在《北方文學》發表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算起，梁曉聲已經寫了整整四十年。雖然這個周年性的時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紀念儀式舉行，但剛剛過去的2022似乎還是於冥冥中有著些許意義。

年初，根據他的長篇作品《人世間》改編的同名劇集播出，創下近8年來CCTV-1黃金檔電視劇的收視新高，總觀眾規模3.71億人。在同年頒發的金鷹獎和華鼎獎上，該劇包攬了諸多獎項，成為最大贏家。迪士尼還買下了其海外發行權，是近年來國產劇集少有的破圈之作。年中，話劇版《人世間》也在北京首演，並於其後半年全國巡演了50餘場。

這一年，梁曉聲還出版了兩部新的長篇，一部是39萬字的《中文桃李》，一部是45萬字的《父父子子》。算上兩年前的《我和我的命》，三年時間裡他為中國當代文學又作出了百萬字的貢獻。這些文字全部是用鉛筆在稿紙上一筆一划手寫而成的，因為常年伏案導致的頸椎病和腰椎病，每次寫作他都要戴著頸託和護腰在一塊定製的寫字板上進行。

早年時，梁曉聲以知青文學斐然，一度憑藉小說及衍生的影視作品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力。如今雖年過古稀，他不僅沒有絲毫衰退的跡象，反而正在顯露出一種老當益壯的勁頭。

然而面對《中國新聞周刊》，梁曉聲卻表示自己也許要徹底放下手中的筆了。「客觀上來說，我幾乎是不可能再寫出那麼厚的一本書了，我已經73歲了，寫作對我來說確實很累。還有一點就是，再寫下去沒有特別的意義。我們之所以繼續寫作，是因為覺得還有一點憾事。（《父父子子》）這本書交稿之後，我就覺得憾事越來越少，沒有自己認為不寫就睡不著覺的那種感覺了。以後確實可能就不寫了。」

梁曉聲說，未來他會最小程度地參加活動，最小程度地拋頭露面，希望自己的名字越來越少地在網絡上出現，最後慢慢淡出公眾視野——「要進入一個更像是安度晚年的老人的狀態。」

一次又一次地叩問自己

本來，寫完《中文桃李》時，封筆的念頭就已經浮現在梁曉聲心頭了。「《人世間》之後，最先出版的是《我和我的命》，然後是《中文桃李》。這兩個作品都是在我頭腦中醞釀時間比較長的，寫起來也相對順手一些，接近水到渠成的一個狀態。《父父子子》是完全突生出來的創作想法，本來是打算休息的。」

想法的突生源自故鄉哈爾濱寄來的一本書——七八百頁厚的編年志《哈爾濱市大事記》，隨意翻看的過程中，1936年前後關於哈爾濱各界抗日的內容一下子吸引住了梁曉聲。儘管作為一部文獻資料，書中的敘述只是簡練的事件梗概，梁曉聲卻依然受到很大衝擊，仿佛穿越回了那個年代。他當即決定，自己應該把歷史的這一頁文學化地呈現一遍。

「作為一個作家，我筆下沒有寫過民族的英雄人物們，哪怕是很短的文字，儘管我已經寫了兩千幾百萬字。」此前的寫作生涯中，梁曉聲一直以現實主義著稱，他的視角始終對準的都是生活在當下的底層人物和日常生活，那是他親身經歷過的時代起伏和親眼見證過的世間悲喜。遙遠的歷史或者非凡的傳奇非他所長，也不盡符合他的文學關懷與理想。但這一次，他無法抑制創作衝動，不是為了挑戰自我，而是基於感動，以及對於歷史的致敬和自身的反思。

「以往一談到中國歷史，更多的是苦難、悲情。但是我覺得不唯有苦難，不唯有悲情，還有那麼多大義大勇的人物在歷史中出現過。」在梁曉聲看來，通常的歷史敘事是不夠全面的，忽略和丟失了珍貴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當這類題材被開發到一定程度後，會陷入抗日神劇和大同小異的諜戰泥沼之中。他想藉由自己的努力，嘗試做出改變。與此同時，他也不打算將精力過多地投放在構築跌宕曲折的情節上，而是著力於對人物的刻畫與挖掘。「這些人物是真實存在的。寫的時候，我儘量地去理解他們。」

創作的過程，不斷進行著調整。初稿完成後，梁曉聲又花了四個月時間從頭到尾進行了一遍刪改，將近1/4的內容被推翻重寫。最終，一個貫穿五十年、跨越四個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如波瀾壯闊的畫卷般展開，在抗戰、內戰、抗美援朝和開墾北大荒等背景之上奏出了一曲悲歡離合的命運之歌。故事發生的空間，除了仍舊是那片熟悉的東北大地，梁曉聲還第一次將筆墨擴展到海外，描繪了紐約唐人街的華僑世界。

梁曉聲說，寫作中自己一直試圖接近人物的人生，這既是他始終秉持的創作態度和理念，更是對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叩問」過程：「假如我生活在那樣的年代，會不會那樣去做？如果不抗爭也能生活下去，還要為了民族和國家出生入死嗎？我自己的回答差不多是我沒有這種能力。這需要犧牲精神，而我給自己的結論是幾乎不具備這種犧牲精神。」

因此，雖然耗費了極大心血，力求完滿，梁曉聲依然覺得自己交出的作品是留有遺憾的：「無論我的筆怎樣寫，其實都和現實中那些人物所付出的犧牲有很大差距。我們的筆力在表現他們的理想擔當的時候，其實是不夠的。」

不甚滿意的另一個原因，還是來自年歲的無可奈何。作為梁曉聲作品序列中時間跨度最大的一部作品，《父父子子》沒有以相匹配的體量來承載，即使成書有557頁，已不算單薄。梁曉聲對此非常清楚，因為這實際上是他有意變通的結果，小說在敘事上採取了不斷切換視角的方式，以便在不破壞流暢和完整的前提下儘可能壓縮篇幅。

「差不多要寫到100萬字左右，我個人覺得才能夠把我願望中的狀態寫好。但是我的身體擔不起這樣的爬格子勞動了。」

文學不是替自己訴苦的

儘管《父父子子》是一次全新的嘗試，但不意味著它與梁曉聲一直以來的書寫岔路而行。從前，他筆下的角色雖然平凡甚至卑微，卻無一例外地擁有著純潔、善良、堅韌和正義的道德追求與精神力量。這也是他在文壇甫一登場，便彰顯出的風格獨特的文學氣質。

1980年代初，剛剛從苦悶和喑默中走出的中國文學，誕生了大量舔舐傷痕和反思悲劇的作品。這當然是一種寶貴的新生，卻也不免顯得有些感傷、頹喪和沉重。梁曉聲的小說則提供了另一種觀照：在勇於批判的同時，通過一個個熱血兒女召喚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他的筆端，絕不迴避所有的苦難與醜惡，但更濃墨重彩地高歌崇高豪邁的旋律。

「文學不是把尋常生活中大家都經受的不中意的狀態，誇大描摹成苦難，那是對苦難兩個字的貶化。」梁曉聲說，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一樣經歷過貧窮與無助，但那不能構成他理解中的苦難。對比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人們，輕言苦難只是一種自我想像，更是一種愚昧。「文學不是替自己訴苦的，要訴苦也是替別人。」

「他們筆下的主人公都是苦人兒，這成了一個寫和讀的默契，而且似乎寫得越苦才越好。」梁曉聲曾將這種狀況總結為一種「好人文化」的缺失症候，認為我們的文學作品缺少那種講述「人在現實中應該是這樣」的作品。某種程度上，他最初的寫作正是對其時文學狀況的背反：「我筆下的人物不僅僅是苦人兒，而是有思想的、有強烈的不被那個時代所左右的自覺。無論寫《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我更在意的，其實都是寫在特殊年代有一些知青——哪怕他們少到極少——身上呈現出來的不被共性表現所裹挾的個性。」

梁曉聲說，他對個性的書寫可以用「頑固」來形容，哪怕這種個性可能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挑戰：「我不會竭力引起絕大多數人的共情感。總有聲音在說，這不可能，我不是那樣的、我周圍的人不是那樣的，因此你筆下的這些個性的青年形象是不存在的。事實上是存在的。我就是這樣的，要知道我從復旦大學畢業時檔案裡都有『和四人幫作過鬥爭』這樣的鑑定。」

即使人到中年，這種個性仍舊在他的身上活躍著。回顧梁曉聲的寫作經歷可以清晰地發現，中間有過十年左右的時間，他很少出產小說，而是更多地投入雜文，讜言不公、直議現實，出版了諸如《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忐忑的中國人》等一系列作品。那些年，小說家梁曉聲仿佛暫時退場了，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形象變成了一個憤怒的知識分子。

說起那一階段的轉向，梁曉聲為《中國新聞周刊》解釋了緣由：「當時是一個各種矛盾複雜交織的時期，你很難通過一篇小說表達出直接感受，而且謀劃一篇小說然後遞出去，最快也得四個月甚至半年之後才能發出來，已經時過境遷了。（所以）面對著那樣的社會現實，要快速、直接表達態度的想法很強烈，像魯迅先生那樣不斷寫雜文成為那一時期我的主要衝動。這種衝動壓過了寫小說的衝動。」

實際上，彼時的梁曉聲生活已趨於穩定，文學帶來的聲譽和收益基本讓他脫離了許多人在時代演進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承受的壓力。他的秉直，源自與生俱來的性格，也源自對身邊人及眾生的同情：「（壓力）會在我的弟弟妹妹們的家庭生活中呈現出來，他們都下崗了」，更源自少年時接受過的文學滋養——他曾在託爾斯泰、雨果、屠格涅夫、普希金、萊蒙託夫、肖洛霍夫、巴爾扎克等等作家的筆下，讀到了超越個體的表達，讀到了胸懷蒼生的博愛與悲憫。他印象最深的是高爾基的《丹科》：一族人迷失在黑夜的森林裡，英俊勇敢的青年丹科自告奮勇給人們帶路，被黑暗絕望所折磨的人們卻因此責怪他。為了拯救他們，丹科取出自己的心，照亮前路，領著人們走到自由之境而倒下，他燃燒的心被毫不在意的族人踩過，落成一地的星星。

「作家不應該是當『我』鬱悶了才來寫《鬱悶的中國人》，當『我』覺得生活不安定了才寫《忐忑的中國人》。作家是你即使是貴族，也應該感受到別人的鬱悶和忐忑。」言談至此，說話始終不疾不徐的梁曉聲，語氣鏗鏘而堅定：「一個作家，在這一點上不能超越自己的話，那也就是一個寫故事的人。」

向文學交出一份答卷

以雜文為抗爭的梁曉聲，效法的是魯迅。而一生以筆為槍的魯迅，最後的句號是一部《故事新編》，在這本戲謔而荒誕的集子中，有他一以貫之的透視與解剖，也多少有些心灰意冷的況味。好在，梁曉聲要幸運得多。

「魯迅一直到死的時候，他的眼裡絲毫沒有看到中國的希望，他對於中國的前途的失望已經到了極點。我所經歷的和魯迅不同，我看到了變化，看到了還有繼續向好的後力。」見證著現實一點點的改變，梁曉聲的心情漸趨平靜。於是，他決定回歸小說，他要向文學交出一份答卷。

「在那座北方省的省會城市，我們就叫它A城吧，20世紀50年代初向居民頒發了正式而統一的城市戶口本以後，它出現了，不，確切地說是產生了一個新的行政管理區——共樂區。」2010 年，梁曉聲開始醞釀一部名為《共樂區的兒女們》的長篇，三年之後，他正式動筆寫下了開頭。

小說講述了一個工人家庭的三個孩子的成長和際遇，以及他們生活過的城市、街區、工廠與山村裡的眾生與變遷。故事開始於1972年，結束於2016年，與梁曉聲的人生完全重合，在人物的經歷和情感中，也有著他和親人們真實的影子。梁曉聲說，他想通過這部作品彌補感情上的缺失，尤其是父親去世後，他總覺得要用文字致敬一下他們那一代工人。並且在他19歲下鄉以後，家庭重擔只靠四弟一力承擔，而像四弟一樣當年留在城市的普通勞動家庭的青年們，在中國的文學、戲劇、影視中幾乎是缺失的，他想為這沉默的一代留下一份記錄。

三易其稿，近萬頁稿紙，五年時間裡梁曉聲完成了三卷本共115萬字。這是他所有創作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寫得最辛苦的一次。他的指甲寫到扭曲，後來呈半脫落狀態，腦袋上「鬼剃頭」一般地掉發，到最後連手也不聽使喚了。責編在手稿中發現，第一卷的字認認真真一絲不苟，第二卷時開始慢慢脹開，到第三卷字裡行間已經拳打腳踢了。

「寫作實際上隨著不同的年齡會有一些追求上的變化。最初的時候誰不是從名利那個階段過來的，中年以後你就要面對文學怎麼回事、文學有什麼意義，寫到老了，短篇獎得過了、中篇獎得過了，這個時候再要為名寫作就變得為名所累，變得非常可笑。」用力如此，梁曉聲依然無意於講述一個取悅的討好的故事，他更在乎的是「影響世道人心」，他想告訴如今的年輕人，他們的父輩是怎樣一路走來的。

根據梁曉聲作品改編的同名劇集《人世間》海報。

2017年12月，小說付梓，在責編的建議下，改名為《人世間》，取自未收入出版的梁曉聲所寫的一篇創作題記。2019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在234部參評作品中，將最高票數投給了這部嘔心瀝血之作。

作品出版時，梁曉聲特意準備了十套書，送給四弟和他的朋友們。2021年，電視劇《人世間》在長春開機，四弟卻也在這一年去世了，沒能看到書裡的文字變成影像。四弟走後，梁曉聲給他的朋友們發過簡訊，說「四弟雖然走了，你們依然是二哥的朋友，依然是梁家的朋友，有什麼困難就來找我」。等到劇集播出，梁曉聲也像一個普通觀眾一樣每天守著更新，看到「光字片六君子」的段落時，不禁想躍入屏幕，跟他們喝點酒，聽他們侃大山。

「生命是短暫的，它原本缺少意義，我們自己賦予了它一些意義。」梁曉聲知道，終有一天他可以再見到四弟，見到父親見到母親，而那時人世間或許還有人記得他，也或許沒有。「到最後，你不過就是一個過客，如此而已，僅此而已。不要想像自己是一個人物，不要想像自己的那些作品有多麼的了不得，我們可以把文學看成一個動態的河流，你就是在一個時期內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記者：徐鵬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