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麗懷特的書（派屈克懷特他的小說讓每個譯者身心衰弱）
2023-06-09 14:53:07
撰文 | 王培根（譯者）
懷特的人生經歷
懷特的曾祖父是1826年由英格蘭來澳大利亞定居的。他的父母在澳大利亞擁有兩個牧羊場。1912年5月懷特出生於倫敦，當時他的父母正在英國旅遊。懷特六個月後，被帶回澳大利亞。他的童年是在新南威爾斯的鄉下和雪梨度過的，並在那裡接受了早期教育。後來，他又赴英國就讀中學。1929年又回到澳大利亞，在新南威爾斯當了牧童。他一方面在兩個牧場裡勞動，同時也學寫些不成熟的作品。
1932到1935年間他再赴英國，到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學習現代語言。此時，他閱讀了大量文學名著，深受歐洲文化的影響。取得學位後，他週遊了歐洲和美國。後來留在英國。二戰期間，他作為英國皇家空軍情報部門的文職官員，先後到中東和希臘服役五年。戰後，他多次訪問澳大利亞，直到1948年定居在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斯，後來遷居雪梨。
1935年懷特在雪梨首先出版了詩集《農夫與其他詩》(The Ploughman and Other Poems)；1939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幸福谷》(Happy Valley)問世；兩年後，他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生者和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這些作品雖沒引起多大震動，但奠定了他走向文學道路的基礎。定居澳大利亞那年，他發表了第三部長篇小說《姨母的故事》 (The Aunts Story)。這部小說在歐美受到很多評論家的高度讚賞。
他的真正的成名之作則是描寫一個拓荒者家庭變遷的長篇小說《人樹》(The Tree of Man，1955)。這是一部最典型的、澳洲的、史詩般的小說，標誌著他已進入了文學創作的巔峰時期。此後，他的主要作品有： 長篇小說《探險家沃斯》(Voss，1957)、《堅固的曼陀羅》 (The Solid Mandala，1966)、《活體解剖者》(The Vivisector， 1970)、《風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1973)、《樹葉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特萊龐的愛情》(The Twyborn Affair， 1979)；短篇小說集《燒傷的人》(The Burnt Ones，1964)、《白鸚鵡》(Cockatoos： Shorter Novels and Stories，1974)；劇本《漢姆的葬禮》(The Ham Funeral，1961)、《大玩具》(Big Toys，1977)；電影劇本《夜遊者》(The Night the Prowler，1978)；自傳《鏡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 1981)；《懷特講演集》(Patrick White Speaks，1989)等。我國已有他的幾部作品譯本先後問世。
懷特的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亞為社會背景，反映澳大利亞人的生活，表達澳大利亞人的心聲，但其寫作風格和藝術手法卻與多數澳大利亞作家所用的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大相逕庭。由於他一方面長期在歐美傳統文化的薰陶之下，另一面又深受喬伊斯、伍爾夫等現代派小說大師的寫作技巧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理論的影響，所以，他終於成為一位獨樹一幟、別具一格的現代派作家。他認為作家應該提高生活，給人以啟迪，不應只記錄人們早已熟知的事物，而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只不過是「沉悶乏味的新聞體現實主義的產物」罷了，其作品遠離藝術，只拘泥於表面的真實，缺乏深度和力度，不足以反映瞬息萬變的大千世界。他主張去探索人的精神世界，通過對現代人內心的刻畫來反映紛繁複雜的客觀現實。因此，他的作品不著重情節的構築，而是將筆觸探入人物的心靈深處，從心理剖析入手，表現人際的關係，揭示人物的靈魂，引發人們對那個社會的思考。他筆下的人物多是性情孤僻，行為乖戾，為社會所拋棄的走投無路的人，用懷特自己的話說都是些「燒傷了的人」，然而，他們卻是有著西方世界觀的現代人的寫照，他們無所依託，不清楚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因而狂熱地追求著自我。
難譯的重點：獨白與意識流敘述
在創作技法上，懷特運用獨特的象徵手法，廣泛使用意識流的手段，通過大量的自由聯想和內心獨白表現主人公的潛意識和複雜的心理活動，夢幻般地反映出人的本能與理想的矛盾。他的作品有著明顯的神秘主義、象徵主義及現代心理學派的虛幻色彩。然而，懷特有別於其他現代派作家的是： 他在「重精神」的同時，所強調的並非一味的虛無主義的內向性和抽象性，有時也有現實主義的外向性和具象性；表現的並非只是現代派作家慣常的充滿悲觀絕望情緒的幻滅色調，有時也表現出積極向上、令人奮發的力量；他不只是暴露，也有頌揚，不只是譏諷，也有激賞。因而他的作品猶如彩色的夢，有時深沉，有時活潑，有時苦澀，有時開朗。
懷特是運用語言的大師。他那「史詩般的敘述藝術」和「引用語言使之達到可以產生細微差別的充分能力」，是有口皆碑的。他用詞十分細膩、準確、含蓄、幽默。象徵、暗示、排比、比喻俯拾即是。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知識面極廣，所用的詞語量極大，而且銳意創新，不受傳統語法的束縛，再加上濃厚的宗教色彩，這給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帶來相當大的難度。有時不免招來語言晦澀、荒誕不經、無法捉摸的非難，當然更多的人則欣賞懷特作品的概念的遠見卓識和無所畏懼的寫作風格。
《乘戰車的人》(Riders in the Chariot)又譯作《戰車士》《四駕車》，是懷特的代表作之一。1961年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作者因而先後榮獲了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1962)及國家基督協會頒發的「兄弟情誼獎」(1963)。
《乘戰車的人》，[澳]派屈克·懷特 著，王培根 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
小說的故事情節大致可分為四部分： 一、 老處女黑爾小姐對女郵政局長講述了她家的興衰史。贊那杜——這座充滿神秘色彩的黑爾小姐的私人宅第已經今非昔比了。值此，交代出小說主要所反映的時間： 二次大戰時，地點： 澳大利亞；二、 黑爾小姐與希梅爾法布不期而遇。後者對前者講述了自己坎坷的身世與經歷。戰爭的殘酷及其給猶太人所帶來的災難一覽無餘；三、 鬥轉星移，他們的交往密切了，了解加深了，逐漸建立起奇特而真摯的友誼。加之樂善好施的勞動婦女戈德博爾德太太、不同凡響的澳洲土著藝術家杜博的出現，他們的境遇、他們的作為、他們的思考與以喬利太太、弗拉克太太以及布盧之流形成反差，致使作者著意所歌頌與諷刺的涇渭分明；四、 上述四人除戈德博爾德太太仍在走著自己的路之外，其他三人皆隨著昔日輝煌的贊那杜的毀滅而消亡。
《乘戰車的人》如同懷特的其他小說一樣不以情節取勝，而是將人物放在一起，任其發展。該書遵循懷特喜歡的模式——強烈的中心概念，通過傳記的方法向前推進，然後是明顯細節的盡情擴展。其形式與其說由外部的框架，不如說由內部的力量所決定，其故事更多地在為人物服務。
《乘戰車的人》小說插圖
黑爾小姐是個性情孤僻、離群索居、裝束奇特、其貌不揚的老處女。她一出場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身材矮小，臉上長著雀斑，她穿的那雙長筒襪可能已經從腿上褪下去了……」她常年戴著一頂編得粗糙的柳條帽，「那使她有時看起來好像一株向日葵，有時候，恰像一個快要散架的破籃子。」她之所以被冠之以「黑爾」之名，不無道理，因為英文中的「黑爾」(Hare)是野兔的意思，她正像野兔一樣行為詭秘，不可思議。很多人稱她是「瘋子」，是「神經病患者」，然而，這位昔日曾是雕欄玉砌、金碧輝煌的私人宅第——贊那杜的主人，卻有著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情。贊那杜極盛時，每年都有親朋好友自國外專程來此做客。一次，在來客中多了一位漂亮小姐，她不禁醋意大發。她對其父的死，總有一種負疚感。因為她當時救助不利，才使他最後淹死在贊那杜的大甕裡。所以，「當她父親的形象在她的記憶中愈見淡薄時，她才乍著膽像狐狸或者笨蟲子似的出來探索一種隱蔽在生活中的真理」；她初遇希梅爾法布時，先是被他的大鼻子迷住了，後來竟用自己那布滿雀斑的、顫抖的手握了那猶太人的手，並開始摩擦起來。這時，她似乎「感覺到作為一個女人是個什麼滋味，那或許是第一次，而且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弗洛伊德強調： 經神病的根源是由於潛意識中性本能受到壓抑而陷入幻想境界。那麼，黑爾小姐之所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脾性與行為習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由於多年來性本能受到壓抑的結果。這樣，當感情的閘門一旦打開時，那滔滔江水，便一瀉千裡，銳不可當。因此，當得知她的朋友希梅爾法布的住處著了火時，她便迫不及待地顯出一種粗糙的恨與愛： 她嗚咽著，奔向前去。「你們燒死了我最親愛的朋友！」她向圍觀者怒吼著，「我要報告警察……我要向法院起訴……」這時，她把所有的恨全都集中在圍觀者身上，認為他們是魔鬼——因為他們眼看著她的朋友讓人迫害，被人活活燒死。可是，當她來到她那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朋友跟前時，她倒像一隻「溫和的、熟知的野獸」，「橫臥在她們母親的床角下啜泣著，咕噥著。她身上還散發著燒灼的氣味」，這「仿佛不是出於痛苦，而是由於她再次成功地封閉了她那幸福的氛圍」。其實，她把滿腔熱忱早已傾注到眼下這位行將就木的人的身上，她甚至用自己的體溫去暖那冰冷的雙腳，她「慢慢垂了下頭；最後，她將臉放到那腳的形狀上，面頰上落著印記」，她已進入自己的性情「從未到達的那種完全融洽的狀態中」。隨著她朋友的離去，她甚至做出決定： 離家出走。從此，便銷聲匿跡了。
黑爾小姐無疑是作者所強調的一個「燒傷的」、扭曲的心靈。她有著自相矛盾的兩重性： 她本人醜得很，但又存在著美的東西，她所表現出人世間的那種原始的、本能的感情就是一種美的體現；她有著自己獨特的愛，但也有著自己切齒的恨；說她是「瘋子」「神經病患者」也可，但有時她對世態炎涼、人間冷暖也有著深深的體會和精闢的論斷。她說的好： 人們可能「會把已經看透他們的人折磨死」，這也可能是因為「天氣」不好，或者「飯後的無聊」，她的話都是「經驗之談」。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黑爾小姐只是千千萬萬被社會所拋棄的小人物中的一個，她的存在與否只不過像「一片樹葉」或「一隻動物」一樣，不會引起社會的波瀾。
如果說黑爾小姐是作者在本書中濃墨重彩的一個人物，那麼希梅爾法布則是作者刻意強調的核心。這位被人綁在模擬十字架上受盡折磨的彌賽亞——猶太人所期望的救世主，部分是根據作者在紐約的一位出版商作為原型寫成的。懷特說： 寫他是依據「人的遺傳精神，而不是人的儀表」。書中的希梅爾法布是一位見多識廣、博學多才、飽經風霜、歷盡坎坷的猶太人。他於十九世紀末出生在德國北部的一個富裕的猶太商人家裡。父親是一位事業有成、慷慨大方的人；母親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自幼受過良好的教育，後來獲英語博士學位，並在牛津大學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戰爭時，他服過役，負過傷。退役後，認識了一排字工的女兒雷哈，兩人隨即共墜愛河並結成眷屬。然而，美好的一切有如過眼煙雲，不復存在了。眼下，作為猶太人，他耳聞目睹並親身遭受其他猶太人所遭受的和沒有遭受的很多凌辱與苦痛： 德國人不顧他那光榮的過去，解除了他的職務；他訪友也吃到了閉門羹；他家如同猶太教堂一樣燃起了熊熊大火，屋內的家什燒得蕩然無存；他的愛妻被人劫走了，從此杳如黃鶴。他目睹過德國法西斯分子用繩索和鋼刀將成批的猶太人逼到毒氣室裡活活毒死的慘景。因為留有他用，他才倖免一死。後來，他顛沛流離，漂泊到異國他鄉——澳大利亞，在一家工廠裡找到一種不起眼的鑽孔的活。這位堂堂的大學教授沉默寡言了，這位曾馳騁疆場的勇士逆來順受了，然而，等待他的仍將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命運。他甚至被人綁到樹上，讓人刺割和踢打： 很多的血從頭上、身上、手上流了出來，「那黑色的血塊和汙跡……乏味得竟連蒼蠅都不理睬」。所以，除了認認真真地勞動，老老實實地做人以外，他將一腔熱忱全部傾注到對上帝的愛、對上帝的祈禱之上。因為他知道自己具有著力量，所以「透過所有的漫罵、蔑視、譏笑和扭曲，他繼續在盼望著」，他感到「一種平靜和清澈，那純潔如水的平靜和清澈，在其中心映現出了他的上帝」。因此，在彌留之際，他變得更加溫和了。
「苦難和贖罪」一直是懷特作品突出的主題，這在《乘戰車的人》中展現得尤為明顯，而在希梅爾法布身上則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經受了種種凌辱和磨難之後，經過贖罪，他達到了孜孜以求的唯一的「人類理想境界」。於是，他感到心境平和了，感到他心中的上帝與他同在。這正像作者在書中開始時，援引布萊克的警句那樣：「無限」「蘊藏於一切事物之中」，而這「無限」就是「上帝的聲音」——「篤實的義憤之聲」。所以，當希梅爾法布被綁在樹上，受盡折磨時，他便聆聽到上帝的聲音，同時也「激起他人對無限的感知」。於是，他成了人們——特別是猶太人心目中的救世主。他是書中幾個主要人物聯繫的紐帶。以他為核心自然形成一個黑白分明的幻象圈： 他飽嘗到充滿那圈內的兄弟般的情誼與關懷；也飽受到充斥於那圈外的無盡的羞辱與欺凌。然而，他畢竟是典型的西方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那混沌蒙昧、紛紜雜沓的世界裡，他以其與眾不同的方式在狂烈地追求著自我。
評論家難以定論的象徵色彩
評論家公認： 《乘戰車的人》是懷特所有作品中宗教色彩最濃的一部。這就給作者提供了一片大展風採的遼落的沃土，使其獨具一格的現代派藝術風格，使象徵主義、神秘主義、虛幻色彩、意識流等藝術手段發揮得酣暢淋漓、灑脫自如。首先，從書名看： 《乘戰車的人》，這裡「戰車」指的是何物?「乘戰車的人」又為何許人?如果說上述四人是資本主義社會裡被歧視、被忽略、被拋棄、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所謂「燒傷的人」，為作者杜撰的夢幻式的「乘戰車的人」，那麼「戰車」一物，既是藝術品，又是作家在虛無縹緲中，產生的一種恍惚迷離的神秘聯想，形成的一種超然存在的意象，一種完美無缺的象徵。
然而，對此，不同的人，由於理解不同，因而形象各異： 它恰若隨風飄來的一層巨雲；一團光芒四射的琥珀色的大火；一輛群馬駕轅的兩輪雲車，在碧海長空中隆隆而過，挑逗著忌妒的蒼穹；抑或停滯在通往阿波羅的小徑上，由四匹木馬拉著的小巧玲瓏的小木車……至於那乘戰車的人的形象，那或許是隱約可見的四個神人，直挺挺地坐在精工細雕的戰車裡；或者是耀武揚威的徵服者，威風凜凜地乘著戰車，騰雲駕霧，駛向那神殿的大門……然而，無論怎樣，這裡的「戰車」，卻是人性的嚮往、美好的化身、光明的使者、贖罪的象徵。「乘戰車的人」在經過磨難和屈辱之後，其心靈藉此得以淨化，以期達到那「人類唯一的理想境界」。故此，杜博欣喜地得知：「那戰車的確存在於先知的視覺和他自己的見解之外」；而戈德博爾德太太每每想到它時，則感到「她的神經中樞仍受著仁愛和慈善的翅膀的觸動」。這種以具體、有形、現實之物，表現抽象、無形、非現實的事物，所謂「寓理於象」的象徵手法，由此可見一斑。此外，黑爾小姐在贊那杜的那伊甸園式的生活，卻被以喬利太太形式出現的「蛇」攪擾了；杜博的繪畫，以紅、藍為主的各種顏色的出現；以雌雄同序植物為代表的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聯合，以及其他方面宗教與信仰的問題等等，其象徵手法都特別醒目。加繆說過：「最難理解的莫過一部象徵作品，一個象徵總是超越它的使用者，並使他實際說出的東西要比他有意表達的東西更多。」象徵主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現了神秘主義。神秘主義學說所給予的不是行為的指導、幸福的規劃和對神秘事物的解釋，而是一種人生的哲理。《乘戰車的人》正是如此創作出來的，因此，具有象徵主義作品的顯著特點： 神秘色彩和朦朧美。
儘管作者在有些篇章裡沿用了傳統的敘事方法，特別是對幾位主人公的具有傳記色彩的記述，可以看到現實主義傳統的影子，但作者所主張的和主要運用的卻是現代派的寫作方法，上述對本書所反映出的象徵主義、神秘主義的創作傾向及虛幻色彩便是例證，而作者對「意識流」手段的運用則更為明顯。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時序的顛倒和融合上。《乘戰車的人》打破了傳統小說以正常時間為順序的結構，在心理變化和意識的流動中，常常把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彼此顛倒、交叉、互相滲透，使人為的視覺、回憶、嚮往三種現象交織、重疊在一起，創造出異常的結構。希梅爾法布用了整整三章(五、六、七章)的篇幅敘述他的身世和家史，其意識活動不是一個條理化的和脈絡清晰的體系，而是回憶伴隨著回憶，理智混雜著感情，清楚的思路交織著混亂紛繁的感受和印象： 如他的妻子雷哈一會兒死了，一會兒活著，反覆出現……這種柏格森所謂的「心理時間和多層次」的敘述風格有時毫無邏輯關係可言。第二，跳躍式的自由聯想和心理分析式的內心獨白的運用。作者以此表現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對主人公的行為和環境不做直接的描繪和說明，只是通過他的意識屏幕上的映象對外在世界進行折光的反映。如一主人公沿河而上時，他所體味的卻是河岸的流動和河水的靜止。這在前面主要人物分析上可以窺豹一斑。第三，語言與文體上的標新立異。《乘戰車的人》具有懷特語言的一切特點。作品洋溢著濃鬱的詩情，通過詩的隱喻性，表現人物內心和現實難以言傳的、極其複雜的融合。書本所用的語言多達十幾種，而且難易程度異常懸殊： 易者一目了然，朗朗上口；難者文辭奧博、哲理深邃。再加上時而出現的不合語法的句子和極濃的宗教色彩，使作品讀來頗難。
懷特作品之難譯，眾所周知。在已知的懷特作品中外譯事中，一人獨立完成者鳳毛麟角。據說，兩位蘇聯譯者在翻譯懷特著作的過程中相繼得了神經衰弱症，垮了下來。國內出版的幾部懷特作品，皆為合譯。獨立完成者，迄今尚屬首次。
本人八年前譯完《乘戰車的人》，後經多次複查、修改，終於告成。遺憾的是： 本人在此期間得上了冠心病。但願值得！
本文為《乘戰車的人》譯後記，由出版社授權刊發。
撰文 | 王培根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 趙琳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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