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入殮師講了幾個故事（入殮師電影有多輕）

2023-06-28 00:50:03 2

10月29日，第六代邦德在中國的大銀幕上謝幕，但同一天，卻有一部電影獲得了「新生」。它就是日本2008年上映的經典佳片《入殮師》，其4k高清修復版於2021年10月29日當天登上了中國大銀幕。

這部13年前的電影在當年一舉打敗豪奪8項大獎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從藉藉無名一躍成為黑馬，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榮譽。並且，在13年後的今天，《入殮師》依然可以在忙碌的塵世中，給予行色匆匆的人們一絲難得的治癒。

電影「輕」

在經歷了《陰陽師》和《秘密》的試煉之後，拍「粉紅電影」出身的瀧田洋二郎再次用鏡頭呈現了生命問題，選擇了直面死亡的「入殮師」作為敘事主體，因為失業而意外進入到神秘且被外界排斥的「入殮師」行業中，經歷了無限的自我懷疑之後熟悉並參透了生命的意義，最終選擇「幹一行，愛一行」，並努力消解外界對於這個行業的偏見。在「事業線」上，《入殮師》的結構非常工整。

但是結構工整的B面就是「平緩」。整部電影如同日記一樣，在線性推進的邏輯上，將一個青年的受挫、成長以及對生命的認知娓娓道來，但註定會缺乏戲劇性，畢竟虛構的劇情電影不是非虛構的紀錄片。

於是，瀧田洋二郎就採取了一種詩意化的手法，用期待視野和久石讓的音樂的過渡成功將電影的敘事「軟化」，使得整部電影的節奏平穩，但是絲毫不悶，同時也能留給觀眾足夠的喘息和回味時間。

正如希區柯克曾言，「讓觀眾知道接下來你想做什麼，但讓他們擔憂你要怎麼才能辦到。」這就是用調度塑造出一種「期待視野」。在《入殮師》中，大量的符號就締造了這種「期待視野」，無論是沉睡多年的石頭，開浴池的勤勞奶奶，大提琴，甚至「入殮師」的職業本身。

觀眾完全可以「猜」到故事的走向，例如男主身邊人對「入殮師」職業的不解，浴池奶奶的去世，男主和父親的「重逢」，石頭的意義，但是觀眾並不知道這種濃烈的情感會在何時迸發。對於電影平緩的節奏來說，角色情緒的起伏本身就已經具有戲劇性。

這也詮釋了導演為何要將小林為跨性別者入殮的片段截取至片頭，一方面，「男兒身」的轉折足矣「吸睛」，另一方面，在這部本世紀初的電影中，性別認知、死亡、家庭倫理，本是就是對於常規價值觀十分具有衝擊力的命題，更容易在「小」的格局中突出「美」和「意義」，在平凡的生活中咂摸出滋味。

生命重

不同於傳統的主題，「入殮師」主題本身就容易引起觀眾的好奇心和窺探欲，並且在瀧田洋二郎的日常敘事眼睛加持下，電影的「後勁」更上一層樓。許多對於《入殮師》念念不忘並打出高分的觀眾，更多的都是在片中看到了自己，正如小林大悟和妻子、社長、也在互相地「看」，並從別人的人生中獲得警示和頓悟一樣。

但是除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之外，《入殮師》作為一個勇敢打破刻板印象的「破局者」，更是用小而美的故事展示出了更多元的人生困境，以此引發觀眾在視聽之外的思考。除了對於傳統養育之恩的「倫理綱常」和親密關係的反思之外，導演尤其注重在經濟危機的時代背景下，在工業發展對傳統生活方式異化之後，人的「存在」價值的定義書寫。

失業、追夢破碎是人生低谷最常見的兩種現實映照，也是更容易反思出「存在價值」的境況。導演藉由小林的眼睛，讓觀眾參與到了這場人生重塑的實驗中。

導演並未將角色視為敘事的棋子，將角色塑造為具有典型性格和強邏輯性行事規律的個人以滿足敘事或戲劇性要求，而是選擇了阿涅斯·瓦爾達在《五點到七點的克萊奧》中展示出的現實書寫與參與式旁觀視角，沒有對角色進行定義，尤其拒絕道德準則的批判，從而挖掘出小林作為「普通人」和「入殮師」的雙視角人生。

這種人生反射的意義可能有悖於尋常的生活經驗，卻有助於受眾反思一切與生存相關的概念的外延，甚至重構被資本追逐所異化的價值觀。正如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那句振聾發聵的感嘆一樣——「死亡並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一場東方文化「掃盲」

時隔半個世紀重新在2008年奪回奧斯卡最佳電影的榮譽，說明《入殮師》除了足夠動人，還憑藉超強的正面文化輸出，使得東方的文化在西方價值體系中得到了認同。

首先，現代性使得《入殮師》的文化環境足夠包容。入殮師們西裝革履地進行最傳統的日式送終儀式，沉鬱的大提琴成為了電影的主基調，而除此之外，電影沒有用歇斯底裡式或者大水漫灌的形式去強行進行文化輸出或糾偏，而是用敘事式的、平和的語調，讓東方對於死亡的敬畏、隱忍，用詩意化的形式在光影之間緩緩流淌。

此外，電影還探究了「歸鄉」情節，並成功將對故鄉、原點這種人類感情上「母體」的回歸，也是人類試圖與生命的本源切近，探求生存哲學的儀式升格為了東西方文化共同認知的詩意。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生活中的人們都是當代的遊牧者，對故鄉、原點這種人類感情上「母體」的回歸，也是人類試圖與生命的本源切近，探求生存哲學的儀式之一。「櫻桃園」的崩塌，夢想的潰散，是旅途開始的由頭，同時「家」與「自我」不再是一個壁壘性質的容器，而是一種流動的情感。

在電影的繪述中，告別與回歸是同時進行的，「家」與終點的概念也是流動的，這種流動的情感，也恰恰是《入殮師》情感描述中的詩意。

在經濟危機導致的生活與價值體系紊亂的背景下，一場對世俗意義的成功與價值的消解和重構尤為重要。《入殮師》則是一部適時的，恰到好處的死亡教育。人們期待著新的生活意義——不在於最後期限、戲劇性的轉折，而在於認識到生命的短暫性後開闢屬於自己的道路，塑造新的、自我認同的身份，使個人也成為自然繁衍生息的一部分。